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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复明运动 此章所欲论证者较前诸章尤为困难，盖关于河东君之行事自以牧斋之著作为主要资料，但牧斋诗文于此期内多所避忌，故往往缺略，不易稽考。牧斋外集贰伍“题为黄子羽书诗册”（寅恪案：黄子羽名翼圣，太仓人，事迹见有学集叁柒莲蕊居士传。）云：“余自甲申后发誓不作诗文，间有应酬都不削稿。戊子之秋，囚系白门，身为俘虏。闽人林叟茂之偻行相劳苦，执手慰存，继以涕泣。感叹之余，互有赠答。林叟为收拾残弃，楷书成册，题之曰秋槐小稿，盖取王右丞落叶空宫之句也。”斯则牧斋诡托之辞，非其实情也。至若同时诸人之记载，以门户恩怨之故，所言亦未可尽据以定是非。今就能见及之资料，互相参校，求一最可能之真实，然殊不敢自信也。 茲先移录顾云美河东君传关于此期者于下：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寅恪案：塔影园集壹河东君传“沉”作“投”。）其奋身池上也，长洲明经沈明抡馆宗伯寓中见之，而劝宗伯死，则宗伯以语兵科都给事中宝丰王之晋，之晋语余者也。（寅恪案：塔影园集“之晋”上有“给事”二字，似无此二字更佳。）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絜一囊，从刀头剑铓中，牧圉饘槖惟谨。事解，宗伯和苏子瞻御史台寄妻韵，赋诗以美之，（寅恪案：塔影园集“捕宗伯亟”作“宗伯有急征。”“和”作“次”，“妻”作“子由”。）至云：“从行赴难有贤妻”。时封夫人陈氏尚无恙也。（寅恪案：钱曾注本有学集壹秋槐诗集“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之一及牧斋遗事本“从行”皆作“从行”，但涵芬楼本作“徒行”，塔影园集本作“徒步”，俱非。）宗伯选列朝诗，君为勘定闺秀一集。庚寅冬绛云楼不戒于火，延及半野堂，向之图书玩好略尽矣。宗伯失职，眷怀故旧，山川间阻，君则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有鸡鸣风焉。（寅恪案：“闺秀”应作“香奁”。塔影园集“问之”作“报之”，误。）久之，不自得。生一女，既昏。癸卯秋下发入道。（寅恪案：塔影园集无“生一女，既昏。癸卯秋”等七字。）宗伯赋诗云：“一剪金刀绣佛前，裹将红泪洒诸天。三条裁制莲花服，数亩诛锄罢稏田。朝日装铅眉正妩，高楼点黛额犹鲜。（寅恪案：钱曾注有学集壹肆及涵芬楼本有学集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诗”，“黛”作“粉”。是。）横陈嚼蜡君能晓，已过三冬枯木禅。鹦鹉纱窗昼语长，（寅恪案：钱曾注本及涵芬楼本有学集并塔影园集及牧斋遗事本，“纱”均作“疏”。较佳。）又教双燕话雕梁。（寅恪案：钱曾注本有学集“话”亦作“话”，涵芬楼本及牧斋遗事本作“语”，恐非。）雨交澧浦何曾湿，风认巫山别有香。初着染衣身体涩，乍抛稠发顶门凉。（寅恪案：此二句各本均同，惟涵芬楼本异。余详前论。）萦烟飞絮三眠柳，飏尽春来未断肠。”（寅恪案：塔影园集此句下有“时癸卯秋也”五字。）明年五月二十四日（寅恪案：塔影园集无“二十四日”等字。）宗伯薨，族子钱曾等为君求金，（寅恪案：塔影园集“子”作“孙”。其实遵王乃牧斋之族曾孙也。牧斋遗事作“族人”亦通。“为君求金”，牧斋遗事同，塔影园集作“求金于君”，是。）于六月二十八日自经死。（寅恪案：塔影园集无“于”字。牧斋遗事“于”作“以”，可通。“八”作“七”误。）宗伯子曰孙爱及婿赵管为君讼冤，邑中士大夫谋为君治丧葬。（寅恪案：近影得沈阳市博物馆所收罗振玉旧藏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小影并云美河东君传此句“谋”作“课”，盖误。）宗伯门人顾苓曰呜呼！今而后宗伯语王黄门之言，为信而有征也。宗伯讳谦益，字受之，学者称牧斋先生，晚年自号东涧遗老。甲辰七月七日书于真东墓下。（寅恪案：塔影园集“赵管”作“赵某”，“黄门”作“给事”，“甲辰七月七日”作“甲辰闰六月七日”。“申”自是“辰”之误。“七月七日”或取陈鸿长恨歌传意，“闰六月七日”则取牧斋前七夕合欢诗意，皆可通也。“真娘”，塔影园集作“贞娘”。至顾公夑消夏闲记摘抄下“柳如是”条，有“甲辰七月七日东海徐宾为葬于贞娘墓下”等语，见前论河东君崇祯十四年冬留苏州养疴条，茲不赘。） 又虞阳说苑甲编牧斋遗事附载顾云美河东君传，其文与华笑庼本及塔影园本颇有异同，且传后附注云“顾云美河东君传墨迹，文字与此略异”，前已述及。差异之处或是云美原稿，盖此传乃顾氏极意经营之作，必累加修改，故今日流传之本未能一致，亦事理所当然。茲因参考便利，并节录此段文字特异者于后，读者可取相参校也。 其文云：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奋身自沉水中，侍儿持之不得入。（中略。）是秋宗伯北行，寻谢病归。丁亥三月捕宗伯甚急，时君病，力疾挈一囊，从刀铓箭簇中饘槖牧圉，昼夜不舍。事解归，三十设帨，宗伯和坡公御史台寄妻韵以美之，至云“从行赴难有贤妻”。时封夫人陈氏尚无恙也。宗伯撰集列朝诗，君为勘定闺秀一册。戊子夏宗伯复系白门，判年始归。庚寅冬绛云不戒于火，延及半野堂，图书玩好尽为煨烬。宗伯隐居芙蓉庄，抑郁无聊，日怀故旧，山川间阻。君则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久之，不自得，生一女，既婚。癸卯秋发入道。（中略。）明年五月廿四日宗伯薨，族人钱曾等为君求金，要挟蜂涌，以六月廿七日自经死。长子孙爱与所生女暨宗伯门下严熊为君讼冤，邑之士大夫王梦鼎陈式等为君治丧葬。灵岩储和尚闻之曰：善哉！愧宗伯矣。（寅恪案：严熊事迹见光绪修常昭合志稿贰陸严惇传附父熊传，王梦鼎事迹见同书贰伍王梦鼐传附兄梦鼎传，陈式事迹见程嗣立水南先生遗集伍陈式传。灵岩储和尚即理洪储，事迹见小腆纪传伍玖方外门南岳和尚退翁传。）呜呼！宗伯讳谦益，字受之，学者称牧斋先生，亦称虞山先生云。吴郡顾苓撰。 云美此传于弘光元年乙酉之前即崇祯十七年甲申一岁间有关牧斋事皆从阙如，固文章体例使然。但今日考河东君本末者，其主要事迹则不应概从删削也。茲约略论述之于下。 初学集末附“甲申元日”七律云： 又记崇祯十七年，千官万国共朝天。偷儿假息潢池里，倖子魂销槃水前。天策纷纷忧帝醉，（自注云：“贼入长安。”）台阶两两见星联。衰残敢负苍生望，自理东山旧管弦。 寅恪案：初学集本迄于崇祯十六年癸未。既刻成之后，附补此诗于后者，其理由殆有三端，一因此集最后之壹捌、壹玖及贰拾上下共四卷，为东山诗集，遂以七八两句结束之，前已论及；二因第肆句第陸句谓政敌周玉绳已死，代其位者舍我其谁？谢安石东山再起，正是此时，特赋此诗，所以表见意旨所在也；三因集名东山，实取义于河东君半野堂初赠诗“东山葱岭莫辞从”之句。顾云美塔影园集壹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崇祯庚辰辛巳间，延儒再召，疑忌未消，公乃寄情声伎，稍以自污。近陈平之妇人，开马融之绛帐。赵德甫校雠金石，不离易安之堂，苏子瞻不合时宜，独出朝云之口”，夫河东君尝为崇祯初年宰相周道登之妾，以谗谮被逐，几至杀身，乃其一生憾事。牧斋为当时之苏子瞻，不合时宜，未跻相位，虽世人习知，然河东君知之独稔，况又曾自称杨朝，字朝云，尤与东坡妾钱塘王朝云之故事相符合。由是言之，牧斋赋此一诗于初学集东山诗集之末，盖所以慰塞河东君平生欲作裴柔之“兴庆首行千命妇”之愿望，（见才调集伍及元氏长庆集贰贰“初除浙东，妻有沮色，因以四韵晓之”七律。）且借以一快细君胸中恩仇之微意也。 又检顾公夑消夏闲记选存“钱牧斋”条略云： 乙酉王师南下，钱率先投降。满拟入掌纶扉，不意授为礼侍，寻谢病归。诸生郊迎，讥之曰：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老。（原注：“觉”与“阁”同音。）钱黙然。一日谓诸生曰：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或笑曰：可谓两朝领袖矣。 寅恪案：牧斋在明朝不得跻相位，降清复不得为“阁老”，虽称“两朝领袖”，终取笑于人，可哀也已，宽领狭袖之语甚得其实。他记载或有误倒领袖之宽狭者，如牧斋遗事“牧斋游虎丘，衣一小领大袖之服”条之类，盖由记者距离明末清初已远，懵于两朝衣服形式所致耳。顾公夑所记吴音“觉”与“阁”同读，殊有风趣，可参第肆章论“乌个头发，白个肉”节。顾书所记钱柳两事俱保存原语，诚是有价值之史料也。 牧斋于崇祯十七年甲申元日虽附补一诗于初学集之末，以微见其东山再起之可能性，但此后诸诗概从删削，故几无痕迹可寻。 检有学集柒高会堂诗集“赠云间顾观生秀才”（寅恪案：钱曾注本此题“间”误作“开”，“秀”字下脱“才”字）诗并序云： 崇祯甲申皖督贵阳公（寅恪案：钱注本此序“贵阳”均作“桂阳”）抗疏经画东南，请身任大江已北援剿军务，南参赞史公专理陪京兼制上游，特命余开府江浙，控扼海道。三方鼎立，连结策应，画疆分界，（寅恪案：钱注本“界”作“间”。）绰有成算。拜疏及国门，而三月十九之难作矣。（寅恪案：钱注本“十九”下有“日”字。）顾秀才观生实在贵阳幕下，与谋削藁。余游云间，许玠孚为余言，始知之。请与相见。扁舟将发，明灯相对，抚今追昔，慨然有作。读予诗者，当悯予孤生皓首，亦曾阑入局中，备残棋之一着，而贵阳宾主苦心筹国，楸枰已往。局势宛然，亦将为之俯仰太息，无令泯没于斯世也。丙申阳月八日漏下三鼓，书于白龙潭之舟中。 东南建置画封疆，幕府推君借箸长。铃索空教传铁锁，泥丸谁与奠金汤。旌摩寂寞盈头雪，书记萧闲寸管霜。此夕明灯抚空局，朔风残漏两茫茫。 朱绪曾编金陵诗征肆壹“顾在观”条云： 在观字观生，华亭人。居金陵。晚号东篱子。 此条下注云： 观生为杨文总所引，入马士英幕。尝言阮大铖不可用，士英不从。大铖欲起钩党之狱，观生复使士英子銮泣谏，赖以稍止。南都亡，归守二顷，复以逋赋，遂弃产遁。居金陵衡阳寺以终。 寅恪案：今取牧斋此诗并序就涵芬楼有学集本与钱遵王注本相校，注本虽不讹脱，然“贵阳”二字三处皆作“桂阳”，必非传写偶误所致。盖“桂阳”实指马士英，牧斋殆因“桂”“贵”古通，遂改“贵阳”作“桂阳”，以讳饰其与瑶草之关系耶？观有学集叁柒“莲蕊居士传”中“乙酉之乱，桂阳相挟掖廷南奔”及“桂阳亦叹赏”等语，可为旁证。遵王在当日自知其师之微意，故仍用“桂阳”而不改作“贵阳”。金鹤冲撰钱牧斋先生年谱，于崇祯十七年甲申条亦作“桂阳”，固沿用遵王注本原文，但未加说明，恐尚不了解牧斋当日之苦心也。 又顾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 鸣镝铜马，骚动中外，江南士民为桑土计者，欲叩阍援豫楚例，请以公备御东南。上亦于甲申三月十一日赐环召公，而遇十九日之变。 寅恪案：钱曾有学集诗注肆绛云余烬集“哭稼轩留守相公诗一百十韵，用一千一百字”五言排律“甘陵录牒寝，元祐党碑镌”一联，牧斋自注云：“余与君以甲申三月初十日同日赐环，邸报遂失传。”即云美传语之所本。但云美作“十一日”，与牧斋自注相差一日。检国榷壹佰崇祯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一日）己亥有“复罪废诸臣冠帯”之记载，云美“赐环”之语与此有关。寅恪初未解牧斋自注何以与顾谈不合之故，后又检明实录怀宗实录壹柒载，三月亦相差一日，始知牧斋自注乃依明实录所根据之材料计己丑朔（明史贰肆庄烈帝本记载：“三月庚寅朔。”）算也。余可参夏夑明通鉴玖拾“崇祯十七年三月庚寅”条下考异。至云美不著瑶草疏荐本末，岂欲为其师讳，而避免吕步舒之嫌疑耶？鄙意云美宅心忠厚，固极可嘉，殊不知牧斋此次之起废由于瑶草之推荐，实为牧斋一生前后打成两橛之关键所在，若讳言此点，则于当日之情事不可通解矣。 检明史叁佰捌奸臣传马士英传略云： 马士英贵阳人，万历四十四年与怀宁阮大铖同中会试，又三年成进士授南京户部主事，（崇祯）五年擢右佥都御史， 巡抚宣府。坐遣戍，流寓南京。时大铖名挂逆案，失职久废，以避流贼至，与士英相结甚欢。大铖机敏猾贼，有才藻，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觊以边才召。无锡顾杲、吴县杨廷枢、芜湖沈士柱、余姚黄宗羲、鄞县万泰等皆复社中名士，方聚讲南京，恶大铖甚，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郞王锡袞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郞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奉等处军务。 据此瑶草之起废由于圆海，而牧斋之起废又由于瑶草。瑶草既难不与圆海发生关系，牧斋自更不能不直接与瑶草间接与圆海发生联系。世情人事如铁锁连环，密相衔接，惟有恬淡勇敢之人始能冲破解脱，未可以是希望于热中怯懦之牧斋也。苟明乎此，则牧斋既已是袁绍弦上之箭，岂能不作黄祖腹中之语乎？于是遂有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所谓“前此异同，籓棘一旦破除，非得已也”之语。噫！ 小腆纪年附考捌顺治元年甲申十月条（可参国榷壹佰贰崇祯十七年八月丙子贡生朱统诬奏薑曰广、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大略”中“钱谦益请用杨维垣”条及南沙三余氏南明野史上“钱谦益心艳揆席”条等）云： 丁巳（初三日）明钱谦益疏颂马士英功，雪逆案寃。谦益以定策异议自危，遂谄附马阮以自解。士英欲起用蔡奕琛杨维垣，恐物论不容，以谦益人望也，屡荐之。谦益乃阿士英指，疏列四事，曰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其请定庙算也，有云“先臣孙承宗言，以文统武。极是弊端。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专征，鲜不覆败。其绰有成算、克奏肤功者，承宗之后，马士英一人耳。先帝以楚事付左良玉，而旧疆恢复，以闽事付郑芝龙，而岭海无虞，此专任武将之明效也”，其请惜人才也，“一日资干济。今天下非才乏也，分门户，竞爱憎，修恩怨，即其胸中了然，如喑者之不能言，魇者之不能寐，有物以限之也。今人才当摧残剥落之秋，以真心爱惜，以公心搜访，庶可共济时艰。臣所知者，有英颖特达如蔡奕琛、冯元飏及某某者，谋国任事、急病攘夷之选也；有老成典型如唐世济、范凤翼、邹之麟及某某者，端委庙堂、疏秽镇浮之选也；有公望著闻者词臣余煌、道臣陈洪谧之流也；有沦落可惜者科臣陶宗道、杨兆升及某某之流也。二曰雪冤滞。钦定逆案诸臣，未免轩轾有心，上下在手。陛下既以赞导无据，拔阮大铖而用之矣。若虞廷陛，杨维垣、虞大复、吴孔嘉、周昌晋，乞下部详察录用，许其自新，亦涣群破党之一端也”。又云：“蔡奕琛曾以复社抗疏攻臣，臣心知其误，固已释然置之矣。天下多事，将伯助予；中流遇风，吴赵相济。果有嫌隙，固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况臣本无仇于奕琛乎？臣亲见门户诸臣植党营私，断送社稷，断送君父，何忍复师其故智。且他日独不思见先帝于九原乎？逆案之贾继春、阮大铖者，皆慷慨魁垒男子也。”疏数千言，烦猥不尽录，大旨在颂马士英功，雪逆案诸臣冤。而亦琛见中有“魁垒男子”语，则不喜，扬言于朝曰：“我自宜录用，何借某之荐牍诮我？”闻者笑之。臣鼒曰：特书何？罪谦益之无耻也。谦益谬附东林，以为名高，既以患得患失之心，为倒行逆施之举，势利熏心，廉耻道丧，盖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终无如谦益之甚者。纯庙斥毁其书，谓不足齿于人类，盖以为有文无行者戒哉！ 国榷壹佰叁崇祯十七年十月戊午（初四日）记“南京协理詹事府礼部尚书钱谦益上言”条云： 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闻者鄙之。 同书壹佰肆弘光元年正月辛丑条云： 南京吏部左侍郞蔡亦琛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枚卜时，钱谦益阮大铖李潬等各有奥援，而亦琛以诚意侯刘孔昭荐得之。大铖筑堡江上，闻之驰还，怒马士英，无及。 寅恪案：彝舟所引牧斋上疏原文较孺木为详，因全录之。至其痛诋牧斋之言固是事实，但亦因清高宗欲毁灭牧斋文字，不使流传，徐氏著书时禁网已稍疏，然以特录钱氏原疏之故，仍不得不作自解之语，庶免违旨之嫌也。细绎牧斋此疏，措辞巧妙，内容固极可鄙，若就文章论则殊令人欣赏不置。吾人今日读史，应注意其所言马士英左良玉郑芝龙一节，盖此三人乃当时之实力派，牧斋自崇祯晚年至清顺治末岁约二十余年，前后欲依赖利用此三人以作政治活动，虽终无所成，然亦可借是窥见明清间政治军事关键之所在矣。孺木谓“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此数语最能道出牧斋及河东君心事。但河东君仅得为汧国夫人之李娃而终不得作河东郡君之裴淑，其故虽如东涧遗老别传所言“东林以国本为终始，而公与东林为终始”，然尚未穷溯其渊源，遂亦未尽通其本末也。 史惇恸余杂记“东林缘起”条云： 东林之局，始于神庙宠郑贵妃，有母爱子抱之意，而一二贤者杯蛇弓影，形诸章奏，乃神庙不加严谴，望风者遂疑真有其事而竞起，欲因以为名高，且欲结知东宫，以为厚利。 寅恪案：少时读史见所述东林本末颇多，大抵与顾史两氏之言无甚差异，故仅择录一二条，聊见梗概而已，不遑亦不必广征也。近岁偶检明史，始悟昔人所论只从光宗与福王竞争皇位即所谓“国本”开始，殊不足说明后来南都政局之演变，似有更上一层楼之必要，茲节录明史最有关之材料于下。 明史壹壹肆后妃传孝定李太后传略云： 孝定李太后神宗生母也，漷县人，侍穆宗于裕邸，隆庆元年三月封贵妃。（神宗）即位，上尊号曰慈圣皇太后。旧制天子立，尊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称太后者，则加徽号以别之。是时太监冯保欲媚贵妃，因以并尊风大学士张居正下廷臣议，尊皇后（陈氏）曰仁圣皇太后，（寅恪案：陈氏乃穆宗为裕王时之继妃，隆庆元年册为皇后，实神宗之嫡母也。）贵妃曰慈圣皇太后，始无别矣。仁圣居慈庆宫，慈圣居慈宁宫。居正请太后视帝起居，乃徙居乾清宫。太后教帝颇严，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帝尝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内侍歌新声，辞不能，取剑击之。左右劝解，乃戏割其发。翌日太后闻，传语居正具疏切谏，令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长跪数其过。帝涕泣请改乃已。（万历）六年帝大婚，太后将返慈宁宫，敕居正曰：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四十二年二月崩。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光宗之未册立也，给事中薑应麟等疏请，被谪。太后闻之，弗善，一日帝入侍，太后问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群臣请福王之藩行有日矣，郑贵妃欲迟之明年，以祝太后诞为解。太后曰：吾潞王亦可来上寿乎？贵妃乃不敢留福王。 同书同卷孝靖王太后传云： 孝靖王太后光宗生母也。初为慈宁宫宫人。年长矣，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故事宫中承宠，必有赏赉，文书房内侍记年月及所赐以为验。时帝讳之，故左右无言者。一日侍慈圣宴，语及之，帝不应。慈圣命取内起居注示帝，且好语曰：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贵，宁分差等耶？（万历）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为皇长子。既而郑贵妃生皇三子，进封皇贵妃，而恭妃不进封。二十九年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仍不封如故。三十四年元孙生，加慈圣徽号，始进封皇贵妃。四十年病革，光宗请旨得往省，宫门犹闭，抉钥而入。妃目眚，手光宗衣而泣曰：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遂薨。 同书壹贰拾诸王传潞简王翋镠传略云： 潞简王翋镠穆宗第四子，隆庆二年生，生四岁而封，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初翋镠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比之藩，悉以还官，遂以内臣司之，皇店皇庄自此益侈。翋镠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应者。其后福藩遂缘为故事。景王（载圳）就藩时赐予概裁省，楚地旷，多闲田。诏悉予之。景藩除，潞得景故籍田，多至四万顷，部臣无以难。至福王常洵之国，版籍更定，民力益绌，尺寸皆夺之民间，海内骚然。论者推原事始，颇以翋镠为口实云。翋镠好文，四十二年薨。四十六年常淓嗣。后贼躏中州，常淓流寓于杭，顺治二年六月降于我大清。 同书同卷福恭王常洵传略云： 福恭王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王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是为光宗。常洵次之，母郑贵妃最幸。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交章言其事，窜谪相踵，而言者不止，帝深厌苦之。（万历）二十九年始立光宗为太子，而封常洵福王，至四十二年始令就藩。（崇祯）十六年秋七月由崧袭封。明年三月京师失守，由崧与潞王常淓俱避贼至淮安。四月凤阳总督马士英等迎由崧入南京，庚寅称监国，壬寅自立于南京，伪号弘光。由崧性暗弱，湛于酒色声伎，委任士英及士英党阮大铖，二人日以鬻官爵、报私憾为事。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南宁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阮大铖黄得功等帅师御之，而我大请兵以是年五月己丑渡江。辛卯夜由崧走太平，盖趋得功军也。癸巳由崧至芜湖。丙申大兵至南京城北，文武官出降。丙午执由崧至南京，九月甲寅以归京师。 寅恪案：光宗生母王太后乃其祖母——即神宗生母李太后——之宫人，李太后亦是宫人出身。光宗生母与福王常洵生母虽俱非正嫡，但常洵之生母其出身远胜于光宗之生母，光宗所以得立为太子，纯由其祖母李太后之压力使然。李太后享年颇长，故光宗遂能维持其太子之地位而不为福王所替代。潞王翋镠亦李太后所生，与光宗血亲最近。由是言之，东林者，李太后之党也。嗣潞王常淓之亲祖母即李太后，此东林所以必需拥戴之以与福王由崧相抵抗。斯历史背景，恩怨系统，必致之情事也。至若常淓之为人或优于由崧，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其贤不肖外人甚难察知。就昔时继承权论，自当以亲疏为标准，由崧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神宗，常淓之血统与熹宗思宗共出于穆宗，故两者相较，常淓之皇帝继承权较由崧疏远一级。据是言之，马阮之拥立由崧实为合法。东林诸贤往往有认王之明为真太子慈烺者，殆亦知常淓之继承权不及由崧之合法欤？至认童氏为真福王继妃者，盖欲借此转证弘光为假福王，似亦同一用心也。（参旧题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上“两太子”条及“两疑案”条所载：“野史氏曰，余闻大悲初称崇祯帝，又称齐王，继复称神宗子，因宫闱有隙，寄育民间，长而为僧，其言诡诞不足信，然知其决非妖僧也。童氏之为继妃，为司寝，为淮上私奔，亦未可定，然知其决非周王妇，与福王全无瓜葛也。余姚黄宗羲、桐城钱秉镫皆以福王为李伴读，非朱氏子也，而童氏乃真妃。故当时讥刺诗有：隆准几曾生大耳，可哀犹自唱无愁。白门半载迷朱李，青史千年纪马牛。说者又谓东林复社之事，深憾马阮，故造此谤，似矣。然观童氏之哭求一见而不可得，后之人犹不能无疑焉。”）昔年尝见王船山之书，痛诋曹子建，以为陈思王之诗文皆其门客所代作，殊不解何以发此怪论，后来细思之，朱明一代宗藩固多贤者，其著述亦甚丰富，倘详悉检察稽考，其中当有非宗藩本人自撰而倩门客书佣代为者。薑斋指桑骂槐，殆由于此耶？然则常淓果优于由崧与否犹待证实，东林爱憎之口未必尽可信据。 有学集捌长干塔光集“一年”七律云： 一年天子小朝廷，遗恨虚传覆典刑。岂有庭花歌后阁，也无杯酒劝长星。吹唇沸地狐群力，剺面呼风蜮鬼灵。（寅恪案：“蜮”，钱曾注本作“羯”，是。）奸佞不随京洛尽，尚流余毒螫丹青。 牧斋此诗所言固是偏袒弘光之辞，但亦应取与东林党人之记载以由崧为天下之恶皆归焉者参互比较，求一平允之论也。华笑庼杂笔壹“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一年诗”批云：“金陵一年，久将灭没，存此作诗史可也。”然则梨洲以牧斋此律为诗史，则其意亦不尽以弘光为非，可以窥见矣。 又关于阮大铖王铎二人，就鄙见所及，略述数语。 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寅恪案：张岱石匮书后集肆捌阮大铖传，引罗万象奏言：“大铖实未知兵，恐燕子笺春灯谜未见枕上之阴符而袖中之黄石也。”亦足证当日阮氏两剧本盛行，故万象据以为言。又夏夑明通附记壹附编壹鉴下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十二月辛巳条云：“阮大铖以乌丝阑写己所作燕子笺杂剧进之。岁将暮，兵报迭至。王一日在宫，愀然不乐。中官韩赞周请其故。王曰：梨园殊少佳者。赞周泣曰：奴以陛下或思皇考先帝，乃作此想耶？时宫中楹句有“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旁注：“东阁大学士王铎奉敕书云。”亦可旁证圆海之戏剧、觉斯之书法俱为当时之绝艺也。）其痛陈错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収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之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未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寅恪检明季稗史本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杂志”中“阮圆海之意”条云：“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阿珰，乌能免其反击乎？”存古之论，颇为公允。至“十七年合算一疏”之“十”字应删去，盖写刻者涉上文“十七年田野”之语而衍也。）后来永历延平倾覆亡逝，太冲撰“明夷待访录”，自命为殷箕子，虽不同于嵇延祖，但以清圣祖比周武王，岂不愧对“关中大儒”之李二曲耶？惜哉！ 王觉斯者，明末清初之大艺术家。牧斋为王氏作墓志铭盛称其书法，而有关政治诸事多从省略，不仅为之讳，亦以王氏之所长实在于此故也。（见有学集叁拾“故宫保大学士孟津王公墓志铭。”）当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岌岌不可终日之时，钱王二人同时起用，思宗之意似欲使之治国治军以振危亡之局，诚可叹可笑也。 清史稿肆世祖本纪云： （顺治二年五月）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 夫此文官班首王钱二人俱是当时艺术文学大家，太平之世固为润色鸿业之高才，但危亡之时，则舍迎降敌师外恐别无见长之处。崇祯十七年三月二人之起用可谓任非其材，弘光元年五月二人之迎降则得其所矣。 茲有一事可注意者，即二人在明季俱负盛名，觉斯果位跻宰辅，牧斋终未列揆席，盖亦有特殊理由。 国榷壹佰壹崇祯十七年五月条云： 癸巳南京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薑曰广、前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王铎并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直文渊阁。时同推前礼部右侍郞陈子壮、少詹事黄道周、右庶子徐汧监国，故与铎有旧。 同书同卷崇祯十七年十月乙卯朔条云： 王庸王无党世授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俱大学士王铎子。以舟渡慈銮也。 据此，觉斯之得为宰相由于与由崧有旧，牧斋之不得宰相由于与东林即主立潞王常淓者有关。大悲之狱牧斋亦被牵连（见鹿樵纪闻上福王条下、国榷壹佰叁崇祯十七年甲申十二月丙寅条、小腆纪年附考捌顺治元年甲申十二月己巳“明下狂僧大悲于镇抚司”条及同书玖顺治二年乙酉二月癸未“明僧大悲伏诛”条并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大略”中“妖僧大悲”条等），故知李太后光宗之党与郑贵妃福王之党，其分野恩怨始终不变。牧斋之未跻宰辅，乃佛教“中阴身错投母胎”，如西游记小说之猪八戒，即是其例。龙呆道人（见金氏钱牧斋先生年谱首）往往以老归空门自许，倘亦通解此妙谛耶？ 第叁章引玉台画史载黄媛介画扇题有“甲申夏日写于东山阁”之语，因论皆令作画之际似在崇祯十七年首夏河东君将偕牧斋自常熟往南京翋戴弘光之时。茲更据国榷壹佰壹崇祯十七年四月条略云“甲申（廿七日）史可法迎（福王）于邵伯镇。丙戌（廿九日）福王至燕子矶。丁亥（卅日）福王次龙江关”，五月条略云“庚寅（初三日）福王监国。壬寅（十五日）监国福王即皇帝位于武英殿”，六月条云“壬戌（初六日）钱谦益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同书卷首之三部院上南京礼部尚书栏载“甲申昆山顾锡畴囗囗囗囗进士，五月任，署吏部”，弘光实录钞壹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五月）乙卯召陈子壮为礼部尚书。（六月）辛酉起钱谦益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尚书。（六月）丙子礼部尚书顾锡畴上言，刻期进取”，同书贰崇祯十七年甲申条云“（九月）甲辰起黄道周为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同书叁弘光元年乙酉条云“〔二月〕已巳礼部尚书顾锡畴致仕，以钱谦益代之”，明史贰伍伍黄道周传略云“福王监国，用道周吏部左侍郞。道周不欲出，马士英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趋朝。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继去国，识者知其将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甫竣事，南都亡”，综合推计之，则钱柳二人同由常熟赴南京之时间当在甲申七月廿五日福王催其速赴南京任以后。（见下引卧子“荐举人才疏”批语。）其所以赴任之理由，或与黄道周被迫之情势相同，亦未可知。考当时原任礼部尚书为顾锡畴，顾氏署吏部至弘光元年乙酉二月致仕，牧斋乃补其原任实缺。所以不以石斋补顾氏原缺者，因漳浦求去之志已坚，借故出都，马阮辈知之甚审，遂不以黄而以钱代顾。至牧斋是否在此以前独往南京，然后还家坐待新命，尚俟详检。据明季稗史初编壹肆夏允彝幸存录云：“钱谦益虽家居，往来江上，亦意在潞藩。”然则牧斋似曾至金陵谋立潞王也。余见下所论。 关于钱柳同往南京事，旧籍有涉及此时之记载，茲择引数条，略辨之于下。 鹿樵纪闻上（参赵祖铭国朝文献迈古录贰拾）略云： 先是钱谦益入都，其妾柳如是戎服控马，插裝雉尾，作昭君出塞状。服妖也。 明季稗史初编壹陸夏完淳续幸存录“南都杂志”条（参南明野史上“起钱谦益陈子壮，转黄道周，各礼部尚书”条等）云： 钱谦益家妓为妻者柳隐，冠插雉羽，戎服骑入国门，如明妃出塞状。（寅恪案：昭君出塞之装束，可参一九五七年戏剧报第拾期封面尚小云汉明妃图。） 牧斋遗事云： 弘光僭立，牧翁应召，柳夫人从之。道出丹阳，同车携手，或令柳策蹇驴，而已随其后。私语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图也。”邑中遂传钱令柳扮昭君状，炫煌道路。吁！众口固可畏也。 然则，钱柳自常熟至南京，道出丹阳时得意忘形，偶一作此游戏亦有可能，遂致众口讹传，仇人怨家借为诋诮之资。遗事之言最为近情，其他如吴夏诸书所记殊不足信也。噫！当扬州危急之时，牧斋自请督师，河东君应可随行，然弘光不许牧斋作韩世忠，（见钱曾有学集诗注捌长干塔光集“鸡人”七律“刺闺痛惜飞章罢”句下自注云：“余力请援扬，上深然之。已而抗疏请自出督兵，蒙温旨慰留而罢。”）故河东君虽愿作梁红玉而不能。迨南都倾覆之后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亦可偕行，但终留江南，故河东君虽可作汉明妃而不愿。其未能作梁红玉，诚是遗憾，但不愿为王昭君，殊甚钦服也。 又检林时对荷会丛谈叁“鼎甲不足贵”条云： 吴伟业辛未会元榜眼，薄有才名，诗词佳甚，然与人言如梦语呓语，多不可了。余久知其迷心。鼎革后，投入土抚国宝幕，执贽为门生，受其题荐，复入词林。未有子，多携姬妾以往。满人诇知，以拜谒为名直造内室，恣意宣淫。受辱不堪，告假而归。又以钱粮奏销一案，褫职，惭愤而死。所谓身名交败，非耶？ 寅恪案：林氏之语过偏，未可尽信，然借此亦得窥见当建州入关之初北京汉族士大夫受其凌辱之情况。河东君之独留南中，固由于心怀复楚报汉之志业，但其人聪明绝世，似亦悬知尔翁所述梅村困窘之状欤？ 自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至次年即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此“一年天子小朝廷”之岁月实河东君一生最荣显之时间也。牧斋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八首之二“几曾银浦（“浦”似应作“汉”）共仙槎”句，盖惜河东君得意之时间甚短也。 关于此时间涉及河东君者亦有数事，茲略述之于下。 计六奇明季北略贰肆五朝大事总论中门户大略“韩钱王邹才既相伯仲”条（参南明野史上“起钱谦益陈子壮转黄道周各礼部尚书”条等）云： 钱（谦益）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令柳姬谢阮，且命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嗟乎！相鼠有体，钱胡独不之闻？ 寅恪案：前引谈孺木之言谓“谦益觊相位，日逢马阮意游宴，闻者鄙之”，牧斋与马阮游宴自是当然之事。颇疑钱阮二人游宴尤密，盖两人皆是当日文学天才，气类相近故也。牧斋既与圆海游宴，河东君自多参预，此亦情势所必至。圆海乃当日编曲名手，世所推服，鹿樵纪闻上“马阮始末”条云：“诸公故闻其有春灯谜燕子笺诸剧本，问能自度曲否？即起执板，顿足而唱。诸公多北人，不省吴音，则改唱弋阳腔。诸公于是点头称善曰：阮君真才子。”据此，集之不仅能制曲，且能度曲。河东君之能度曲自不待言，前多论及，不必复赘，观戊寅草中诸词颇有似曲者，如“西河柳”之类即是例证。然则牧斋招宴圆海筵上，柳阮二人必极弹丝吹竹之乐。但歌唱音乐牧斋乃门外汉，白香山新乐府杏为梁篇云“心是主人身是客”一语，真可作南都礼部尚书官署中招宴阮氏多之绮席写照矣。圆海珠冠之赠实为表达赏音知己之意，于情于礼殊应如此，然牧斋此际则不免有向隅之叹也。 夫牧斋虽不善编剧度曲，然最擅长诗什，其与圆海游宴所赋篇章应亦不少，河东君想亦间有酬和阮氏之作。前引牧斋“题为黄子羽书诗册”云：“余自甲申后发誓不作诗文，间有应酬，都不削稿。”所谓“文”者，即甲申十月丁卯日所上“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惜人才”四事疏之类，所谓“诗”者，即与圆海等所赋篇章之类。“间有应酬”一语，其“应酬”固是事实，而“间有”则恐不确耳。牧斋之删弃此时作品虽可掩饰其丑行，但河东君之诗篇流传于天壤间者转因是更减少一部份，殊可惜也。 在此时间内，钱柳二人除与马阮游宴外，尚有招宴当日名士即河东君旧交一事，最堪注意。第叁章论河东君与李待问之关系节，已引王沄虞山柳枝词第陸首及自注并其他有关李氏事迹诸条，读者可取参阅，茲不重述。但存我在明南都时为中书舍人。前所引史料虽已言及之，至其何时离去南都则未能确知。检张岱石匮书后集叁肆江南死义列传李待问传云：“李待问南直华亭人，崇祯癸未进士。甲申北变，以归里不及难。弘光登极，待问之南都，授中书舍人。南都继陷，逃至松江。”是存我之离南都，乃在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前后也。王胜时所述牧斋招宴存我，河东君遣婢送还玉篆一事，究在何时？尚待考证。 又检宋尚木含真堂集陸“元宵同陈实庵太史集钱宗伯斋，张灯陈乐，观鱼龙之戏”云： 疏钟箭漏思冥冥，尽醉芳筵日幕情。葭谷渐回春乍暖，金吾不禁月偏明。星桥匝树连银汉，鹅管吹笙跨玉京。莫道上林夸角觝，大官俱得戏长鲸。 寅恪案：陈实庵太史者，陈忠裕公全集壹柒湘真阁集“酬陈实庵翰林”七律附考证，据绍兴府志疑实庵即陈美发。今检乾隆修绍兴府志叁壹选举志贰进士栏明崇祯元年戊辰科刘若宰榜云：“陈美发， 左赞善，上虞人。”考证所言当即出此。又检光绪修上虞县志玖陈因传云：“子美发，字木生，幼奇颖，善属文。天启丁卯（七年）举人，戊辰（崇祯元年）进士，授翰林院吉士。辛未（四年）升检讨，分校礼闱，称得士，晋东宫日讲官。丁外艰，特恩赐祭。服阙赴都，转翰林谕德。时会推阁臣，廷议以非祖制，事寝。奉敕封籓。归里，卒，年三十九。（康熙志）美发与族父达生、族弟元映，时称陈氏三凤。”但美发是否号实庵，未见明文，且传文所记甚简略，或有所忌讳，尚须详考。若果是实庵者，则与尚木为天启丁卯举人同年也。（参光绪修华亭县志壹贰选举上举人表。） 或疑尚木诗题所谓“陈实庵太史”乃陈于鼎，其名号“鼎”与“实”有相关之意，其官职与太史又相符合，且陈卧子兵垣奏议上“荐举人才疏”有“庶吉士陈于鼎，英姿壮志”之语，故此说殊有可能。由是观之，卧子诗题下壮师洛之考证未必确切。于鼎事迹见小腆纪传陸叁本传，其人即下引林时对荷闸丛谈叁所谓“小王八”者，是也。 尚木诗题中仅言弘光元年元夕与实庵同集牧斋斋中，然此夕既是张灯陈乐观鱼龙之戏，如是盛会，所招之客绝不止陈宋二人。让木不过举实庵以概其余。或者实庵亦有同赋此题之诗，遂语及之耳。让木此时与存我同为中书舍人（见下论），又同为松江籍，更俱是河东君旧友。揆以物以类聚之义，牧斋此夕颇有招宴存我之可能。问郞玉篆之送还恐即在此夕。盖预宴者既甚多，依当日礼俗之限制，河东君若以女主人身份亲出陪客，且持此纪念品面交问郞，在河东君方面虽可不介意，在牧斋方面则难免有所顾忌，故遣双鬟代送耶？俟考。 第叁章论河东君居松江时最密切之友人为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当钱柳南都得意之际，辕文在何许，尚无确证。据陈忠裕公全集贰陸“三子诗选序”略云：“三子者何？李子雯宋子征舆及不佞子龙也。今天子起淮甸，都金陵，东南定主。予入备侍从，请急还里。宋子闲居，则梓三人之诗为一集，大率皆庚辰以后之作也。”并云间三子新诗合稿陸辕文“野哭”题下自注云：“五月初一日始闻三月十九事，越数日，始得南都新诏，臣民哭临，服除而作。”及同书捌“闻吴大将军率关宁兵以东西二虏大破李贼志喜二律”等（参国榷壹佰壹崇祯十七年甲申四月丁丑“吴三桂大破贼于关内”条），可略见辕文此时踪迹，而其详则不得而知。（今峭帆楼丛书重校刻云间三子新诗合稿王培孙植善序，吴以宋征璧所撰陈子龙平露堂集序中“乙丙之际”为顺治二年乙酉，三年丙戌。其实宋序之“乙丙”乃指崇祯八年乙亥，九年丙子也。特附正之于此。）但河东君早与辕文绝交，假使此时在南都，亦必与钱柳不相往来无疑也。存我此际供职南都，河东君既已送还问郞玉篆，则昔日一段因缘亦于此了结。至于卧子则为河东君始终眷恋不忘之人，前述崇祯十七年甲申夏日黄媛介画扇，河东君题有卧子满庭芳词即是其证，故寅恪戏作一绝，中有“一念十年抛未得”之语，实能道出河东君之心事也。今所欲论者，即卧子在南都之时间是否亦曾与李存我宋让木陈实庵辈同被牧斋招宴等问题。茲择录卧子自撰年谱、兵垣奏议、焚余草及让木含真堂集，并参以国榷等，综合考释之于下。 陈忠裕全集年谱中崇祯十七年甲申条略云： 弘光帝监国南都，予补原官（兵科给事中），随奉命巡视京营。予以国家倾覆之后，义不敢申前请（辞兵科给事中），而又决江左事尚可为，决计赴召。……予遂以六月望后入都，而是时贵阳（指马士英）入辅，详符（指史可法）出镇，国事稍变矣。贵阳一至，即荐怀宁（指阮大铖）当大用，众情大哗，攻者四起。贵阳先君同籍也，遇予亦厚，其人倘荡不羁，久历封疆，于门户之学非素所深研也。当困厄时，与怀宁狎邪之交，相欢如父子，浸润其言，且曰：苟富贵，无相忘。及贵阳柄用，而怀宁挟其权智以御之，且责前盟。见攻之者多，则曰：彼党人者，不杀我两人不止。又造作蜚语，以为主上之立非诸君子意，故力攻拥戴定策之人，以孤人主之势。盖怀宁挟贵阳以为援，而贵阳挟主上以自解。予因正告贵阳曰：怀宁之奸，海内莫不闻，而公之功亦天下所共推也。公于人无豪发之隙，奈何代人犯天下之怒乎？且公之冒不韪而保任者，以生平之言不可负也。公以素交而荐之，众以公义而持之，使公既信友又不害法，则众之益公者大矣。而公何怒为？今国家有累卵之危，束手坐视，而争此一人，异日责有所归矣。贵阳曰：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予曰：公既不能负怀宁而独用之，则怀宁又何辞以拒同科之数百人而独登膴仕乎？一小人用，众小人进，必然之势。一逾短垣，虽公亦无如之何矣。且公为宰辅，苟能真心以求天下之才，何患无人？如怀宁者，何足数哉！……予私念时事必不可为，而祖父俱在浅土，甚惧。请急归营窀穸之事，蒙恩允放。予在言路，不过五十日，章无虑三十余上，多触之言。时人见嫉如仇，及予归，而政益异。木瓜盈路，小人成群，海内无智愚，皆知颠覆不远矣。 同书同卷弘光元年乙酉条云： 时群小逾张，诸君子多被弹射。予为此辈深忌，而未有以中。私念大母年益高多病，再出必重祸以为亲忧，陈情侍养，得遂宿志焉。 陈卧子先生兵垣奏议上“荐举人才疏”略云： 已补者如钱谦益黄道周徐汧吴伟业杨廷麟等，皆一时人望，宜速令赴阙。庶吉士陈于鼎英姿壮志见累门阀，既以不阿乡衮浮沉至今，困衡之士，荏苒足惜，当量才录用也。（寅恪案：林时对荷闸丛谈叁“东林依草附木之徒”条云：“江南有老亡八小亡八之谣，老谓谦益嬖柳影，小则陈于鼎溺韵珠云。”尔庵之书语多偏激，未可尽信，但所记江南之谣或是实录。噫！卧子为人中之龙，此时荐举二龟，岂神州陆沉之先兆乎？由今思之，可叹亦可笑也。） 此文后附批语略云： 崇祯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旨：人才宜乘时征用，说得是。钱谦益等速催来京到任。 同书下“请假葬亲疏”批语云： 崇祯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奉旨：陈子龙准给假三个月，即来供职，不得迟延。该部知道。 国榷壹佰贰崇祯十七年八月癸酉（十八日）“南京兵科给事中陈子龙言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条云： 子龙寻省葬。 同书壹佰肆弘光元年二月丙寅（十三日）条云： 许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终养。 同书壹佰贰崇祯十七年六月壬戌（初六日）条云： 钱谦益为南京礼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 寅恪案：卧子以崇祯十七年甲申六月望后至南都，八月十八日准假还里葬亲，其在南都之时间不过五十日。牧斋是否在崇祯十七年七月廿五日以前曾一度独至南都预谋立君之事，今难确考，但牧斋于是年六月初六日已补授礼部尚书，至七月廿五日尚未至都就职，姗姗来迟，颇觉可怪。据国榷壹佰贰崇祯十七年八月廿一日丙子“宗贡生朱统又诬奏薑曰广陈必谦等”条略云：“丙子宗贡生朱统又诬奏薑曰广陈必谦等。初陈必谦北转，邑人钱谦益求复官未遂。今入京首诋之，结欢马士英，同诸勋贵，专言定策，意逐高弘图薑曰广代之，而谦益先入金陵，亦谋迎潞王，又心昧之矣。”夏彝仲幸存录云：“钱谦益虽家居，往来江上，亦意在潞藩。”（此条上已引。）谈迁枣林杂俎仁集逸典类“异议”条云：“钱谦益侍郞触暑步至胶东（指高弘图）第中，汗渴解衣，连沃豆汤三四瓯。问所立，胶东曰：福藩。色不怿，即告别。胶东留之曰：天子毋容抗也。钱悟，乃坐定。遽令仆市乌帽，谓：我虽削籍，尝经赦矣。候驾江关，诸臣指异之。监国初，复官。八月入朝，阴附贵阳（指马士英），日同朱抚宁（国弼）刘诚意（孔昭）赵忻城（之龙）张冢宰捷阮司马大铖联疏讦异议者。胶东解相印，欲卜居虞山，谦益恐忤贵阳，却之，且不祖送。”可为牧斋在福王即位以前已先入南京之一旁证。然则牧斋先至南京预谋拥立潞王之后始还常熟坐待机会耶？ 茲姑不深究其迟滞不前之故，惟有一事可以决言者，即河东君之至南都当与牧斋同行赴任，计其抵都之日至早亦必在七月下旬之末，距卧子准假还家之时仅十余日。陈钱交谊素笃，观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年丁丑条略云：“会吴中奸民张汉儒讦奏钱牧斋瞿稼轩以媚政府，有旨逮治。予与钱瞿素称知己，钱瞿至西郊，朝士未有与通者，予欲往见，仆夫曰：较事者耳目多，请微服往。予曰：亲者无失其为亲，无伤也。冠盖策马而去，周旋竟日乃还。其后狱急，予颇为奔奏。”（寅恪案：蓼斋集肆贰有“上牧斋年伯于狱中”五古一首，然则不独卧子，即舒章亦与牧斋交谊甚笃也。）及陈忠裕全集壹壹湘真阁稿“东皋草堂歌”序云：“东皋草堂者，给谏瞿稼轩先生别墅也。丙子冬奸民奉权贵意，讦钱少宗伯及先生下狱，赖上明圣，越数月而事得大白。我友吴骏公太史作东皋草堂歌以记之。时予方庐居，骏公以前歌见寄，因为属和。辞虽不工，而悲喜之情均矣。”然则钱陈两人之旧日关系既如卧子所自述，牧斋之赴南都就礼部尚书任复经卧子之催促，故钱陈此次两人同在金陵，虽为时甚短，揆以常情，必无不相见之理。 倘卧子造访牧斋，或牧斋招宴卧子，不知河东君是否采取如对待李存我之方式以对待卧子？抑或如元微之莺莺传所载，莺莺适人后，张生求与相见，终不为出，赋诗谢绝？今日俱无从得悉。若河东君采取莺莺对待张生之方式以对待卧子者，则双文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之“眼前人”，即卧子崇祯十四年辛巳所纳之沈氏。但不知此宜男之良家女（见卧子年谱后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能及崇祯六年癸酉秋间白龙潭舟中、八年乙亥春间生生庵南楼中旧时“眼前人”百分之几耶？噫！吾人今日追思崔张杨陈悲欢离合之往事，益信社会制度与个人情感之冲突，诚如卢梭王国维之所言者矣。 寅恪曾寄答朱少滨叟师辙绝句五首，不仅为杨玉环李三郞陈端生范菼道，兼可为河东君陈卧子道。茲附录之于下，以博读者一笑。 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因亦赋答绝句五首。近戏撰“论再生缘”一文，故诗语牵连及之也。 洪死杨生共一辰，美人才士各伤神。白头听曲东华史，（叟自号“东华旧史”。）唱到兴亡便掩巾。 沦落多时忽值钱，霓裳新谱圣湖边。文章声价关天意，搔首呼天欲问天。（用再生缘语。） 艳魄诗魂若可招，曲江波接浙江潮。玉环已远端生近，暝写南词破寂寥。 一抹红墙隔死生，百年悲恨总难平。我今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 丰干饶舌笑从君，不似遵朱颂圣文。愿比麻姑长指爪，倘能搔着杜司勋。 又检陈忠裕全集壹柒七律补遗“乙酉上元满城无灯”云： 江皋夜色遍烽屯，鼓吹声销万户春。幕府但闻严戍火，冶城不动踏歌尘。九枝琼树沉珠箔，半榻香风散锦茵。独有凄涼霜塞月，偏乘画角照杯频。 寅恪案：前论宋尚木弘光乙酉元夕集牧斋斋中“张灯陈乐观鱼龙之戏”诗，谓此夕盛会或有李待问在座之可能。尚木存我卧子三人同为河东君云间旧友，而陈李与河东君之交谊时间尤为长久，倘读者取尚木卧子两人同时异地所赋之诗以相对照，则是夕南宗伯署中（参前引有学集贰拾赠黄皆令序），与松江城内普照寺西之宅内（见王沄云间第宅志“陈工部所闻给谏子龙宅”条），一热一冷之情景，大有脂砚斋主（寅恪案：脂砚斋之别号疑用徐孝穆玉台新咏序“然脂暝写”之典，不知当世红专名家以为然否？）评红楼梦“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回中“芳官嚷热”一节之感慨。（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四阅评过本陸叁回。）唯脂砚斋主则人同时异，而颍川明逸（见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二年乙酉八月条后附案语）则时同人异，微有区别而已。至续幸存录于阮大铖有恕辞，论者或据以为几社与复社不同之点在此， 今观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七年甲申”条涉及马士英之语，则知几社领袖如陈氏者，其对阮氏之态度实无异复社，或说之未当不待详辨矣。 抑更有可论者。宋征璧含真堂集陸“予以病请假，戏摘幽兰缄寄大樽”云： 采采缄题寄所思，水晶帘幕弄芳姿。朱弦乍奏幽兰曲，郢客长吟白雪词。君子名香心自赏，美人皋佩意何迟。岩阿寂寂堪招隐，不信东风有别离。 寅恪案：此诗之作成当在弘光元年二月丙寅（即十三日）准卧子终养后不久之时间，盖尚木得知此讯，故赋诗寄卧子，观七八两句及兰花开放季节可以证明。其缄封兰花，与崇祯六年癸酉寒日两人同在北京待会试时卧子卧病因缄封腊梅花一夺以表慰问之意者，正复相似，（见陈忠裕公全集陈李唱和集“寒日卧邸中让木忽缄腊梅花一夺相示”五古及本文第三章所论。）不过前时为卧子卧病旅邸，此时则为尚木以病请假，略为不同。宋氏往往缄封花夺寄慰友人，何其喜作此儿女子之戏？岂当日习俗如是耶？俟考。 以常情论，卧子必有答宋氏之篇什。今检陈氏诗集未发现有类是之作，唯陈忠裕公集贰拾诗余中有念奴娇“春雪咏兰”一阕，虽未能确定其何时所赋，但必是与尚木寄诗时相距不久之作，故疑是因宋氏之诗有所感会而成。此阕甚佳，因移录之于下。 其词云： 问天何意，到春深，千里龙山飞雪。解珮凌波人不见，漫说蕊珠宫阙。楚殿烟微，湘潭月冷，料得都攀折。嫣然幽谷，只愁又听啼鴃。 当日九畹光风，数茎清露，纤手分花叶。曾在多情怀袖里，一缕同心千结。玉腕香销，云鬟雾掩，空赠金跳脱。洛滨江上，寻芳再望佳节。 又含真堂集陸有“柬大樽”七律云： 时同侍从武英，陈曰，所谓君随丞相后，吾住日华东。予答曰，不若婉娈昆山阴。 何期束发便相亲，百尺楼边美卜邻。十载浮沉随木石，一时憔悴识君臣。东风苦雨愁啼鴃，南浦扁舟问采莼。知有昆阴堪婉娈，可容觞咏倦游人。 寅恪案：此诗作成当在弘光元年春暮，或即酬答卧子念奴娇“春雪咏兰”词亦未可知，盖两人诗词中其语意可以互相证发也。检陈忠裕全集贰陸宋尚木诗稿序云：“予与尚木同里闬称无间，相唱酬者几二十年。自予治狱东土，而尚木往来旧都，盖四五祀不数见也。今上定鼎金陵，而两人皆以侍从朝夕立殿上，退则各入省治事。诸公相过从报问，忽忽日在桑榆间矣。予既废笔墨，而尚木亦未见所谓吟咏者。及予请急东归，明年尚木以奉使过里门，则出新诗数卷见示。”及嘉庆修松江府志伍陸宋征璧传云：“宋征璧字尚木，华亭人，懋澄子。初在几社中名存楠。崇祯十六年进士，授中书，充翰林院经筵展书官，奉差督催苏松四府柴薪银两，未复命，以回变归里。”颇疑尚木将往苏松四府督催柴薪银两时先以此诗柬大樽，故第陸句有“南浦扁舟问采莼”之语。“南浦”指松江而言。第捌句“可容觞咏倦游人”之“倦游”，出史记壹壹柒司马相如传“长卿故倦游”。裴骃集解引郭璞曰“厌游宦也。”汉书伍柒司马相如传王先谦补注曰：“倦游谓游宦病免而归耳。言其曾为官也。”葵园即袭用景纯之解，而不著其名。尚木以长卿自比，谓将因奉使归里也。宋氏赋诗之时当在弘光元年暮春，其至松江，以所作诗稿示卧子，嘱为之序，未及复命而南都倾覆矣。尚木此诗所言可与卧子所作“宋尚木诗稿序”所述两人同在南都供职时事相印证。故尚木诗题序所言即崇祯十七年甲申六月望后至八月十一日间陈宋两人之情况，读者不可误会，以为尚木赋此诗时之事也。 尚木诗题序中引卧子之语出杜工部集拾“奉答岑参补阙见赠”五律第壹联，盖是时尚木任中书舍人，卧子任兵科给事中，正与杜岑当日情事符合。详见诸家杜诗注，不须赘述。 尚木答语出文选贰肆陸士衡“赠从兄车骑”五古，其诗云： 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翩翩游宦子，辛苦谁为心。仿佛谷水阳，婉娈昆山阴。营魄怀茲土，精爽若飞沉。寤寐靡安豫，愿言思所钦。感彼归途艰，使我怨慕深。安得忘归草，言树背与衿。斯言岂虚作，思年有悲音。 尚木诗语意全从士衡此篇得来，故不避钞胥之嫌，特移录之，并以见几社名士之熟精选理及玩习盛唐诗什之一斑也。 当南都钱柳得意之际，河东君男性旧友如李存我宋尚木二人确有相与往来之事迹，陈卧子是否亦有一见之机缘，尚待研考。其他男性故交更不易详知矣。至女性朋辈，则据前引牧斋“赠黄皆令序”中“南宗伯署中闲园数亩，老梅盘拏，奈李子花如雪屋。烽烟旁午，诀别苍皇”等语，知皆令自弘光元年正月至五月必在南都留宿礼部尚书署中，为河东君之女伴兼作牧斋之清客。或者钱柳崇祯十七年甲申秋季就南宗伯任时皆令即已随行，若不然者，皆令仿效程孟阳至常熟伴牧斋度岁之成例，亦至南都伴河东君度岁。今以缺乏资料，无从详考。但有可注意之一事，即皆令留居钱柳家中，河东君璧还问郞玉篆之际，能否从青琐中窥见是夕筵上存我及牧斋并诸座客之面部表情如何耳。一笑！ 明南都倾覆，牧斋迎降清兵，随例北迁。关于钱氏此时之记载颇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但其事既绝不涉及河东君，非本文主旨所在，若一一详加考辨，则不免喧宾夺主，故皆从省略。 上引顾芩河东君传云： 乙酉五月之变，君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君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其奋身池上也，长洲明经沈明抡馆宗伯寓中见之，而劝宗伯死，则宗伯以语兵科都给事中宝丰王之晋，之晋语余者也。是秋宗伯北行，君留白下。宗伯寻谢病归。 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捌沈明抡传云： 沈明抡字伯叙，精春秋，得安成闻喜之传，与同里徐汧李模郑敷教友善，从游甚众。崇祯癸酉以恩贡中顺天副榜。乙酉乱后，授徒自给。三十余年卒。 重刻雍正修河南通志伍贰选举贰明天启五年乙丑科余煌榜载： 王之晋，宝丰人，给事中。 寅恪案：云美特记南都倾覆时河东君欲自沉并劝宗伯死一事，备列人证，所以明其非阿私虚构，有类司马温公撰涑水纪闻之体，故吾人今日可以信其为实录也。 复次，顾公夑消夏闲记选存“柳如是”条云： 宗伯暮年不得意，恨曰：要死，要死。君叱曰：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柳君亦女中丈夫也哉！ 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云： 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斋有难色。柳奋身欲沉池中，（原注：瞿本有“牧翁”二字。一本“牧翁”下有“抱”字。）持之不得入。是时长洲沈明抡馆于尚书家，亲见其事，归说如此。后牧斋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斋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原注：一本有“而戏语”三字。）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牧翁有恧容。 寅恪案：消夏闲记及牧斋遗事所记，与河东君及牧斋之性格一诙谐勇敢一迟疑怯懦颇相符合。且秦淮河复在南都，虽略异顾氏所述，颇亦可信。至若蘼芜纪闻引扫轨闲谈云：“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则尚湖西山皆在常熟，当南都倾覆时钱柳二人皆在白下，时间地域实相冲突，此妄人耳食之谈不待详解。 关于牧斋北行，河东君独留白下，此时间发生之事故殊有可言者，茲择录资料略论之于下。 牧斋投笔集遵王笺注上后秋兴之三“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八首之五云： 水击风抟山外山，前期语尽一杯间。五更噩梦飞金镜，千叠愁心锁玉关。人以苍蝇污白璧，天将市虎试朱颜。衣朱曳绮留都女，（寅恪案：有学集拾红豆二集“衣朱”作“衣珠”，非是。盖传写者误以此诗第陸句有“朱”字，故改作“珠”，不知昔人作今体诗不嫌重字，观钱柳诸作即可证知也。）羞杀当年翟茀班。 寅恪案：牧斋此首乃总述其南都倾覆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白下时所发生之变故，并为之洗涤，且加以温慰也。遵王注牧斋此题第壹首第捌句“乐储偏能赋稿碪”引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下云：“稿碪今何在，稿碪砆也。问夫何处也。山上复有山，重山为出字，言夫不在也。何当大刀头，刀头有环，问夫何时还也。破镜飞上天，言月半当还也。”其实牧斋喜用此典不限于第壹首，即此首第壹句“山外山”、第叁句“飞金镜”皆同一出处也。第贰句“前期”遵王注云：“谢玄晖别范安成诗，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检谢脁集中无此诗，此诗乃沈约之作（见汉魏百三名家集沈隐侯集及丁福保全梁诗沈约诗），遵王偶误记，以沈为谢耳。休文此诗全部语意与牧斋此句有关，遵王仅引两句，未能尽牧斋之所欲言，如牧斋之“语尽一杯”即休文之“勿言一樽”，非引沈氏全诗则不得其解。茲移录之于下，以见注诗之难也。 沈约“别范安成”诗云：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牧斋诗第叁句即古乐府“破镜飞上天”之典并寓乐昌公主破镜待重圆之意，遵王注引李白答高山人诗“太微廓金镜，端拱清遐裔”为释，“金镜”用字虽同，所指则非也。第肆句合用东坡集壹柒“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王晋卿画”七古“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句及全唐诗第叁函李白伍子夜吴歌中“秋歌”云“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盖当钱柳分别正值秋季。（见顾苓河东君传“是秋宗伯北行”之语。又有学集壹秋槐集第壹题“咏同心兰四绝句”其四云：“花发秋心赛合欢，秋兰心好胜春兰。花前倒挂红鹦鹉，恰比西方共命看。”此题乃牧斋乙酉秋间北行时别河东君于南京时之作，可为旁证也。）“玉关”即李之“玉关情”，且与李之“平胡虏”有关。遵王注太泛，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也。第贰联言河东君本无“昵好于南中”之事，即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并王逸注及洪兴祖补注之意。河东君精通楚辞文选，又曾在周道登家为念西群妾所谮，几至杀身，今观牧斋诗句，宽广温慰之情深切如此，其受感动应非常人之比，抑更可知也。第柒句“留都女”指河东君。第捌句“翟茀班”指王觉斯辈之眷属，谓当日诸降臣之妻皆随夫北行，河东君独不肯偕牧斋至燕都。即此一端，足以愧杀诸命妇矣。 至于孙爱告杀河东君有关之郑某或陈某事，如徐树丕识小录肆“再记钱事”条云： 柳姬者与郑生奸，其子杀之。钱与子书云：“柳非郑不活，杀郑是杀柳也。父非柳不活，杀柳是杀父也。汝此举是杀父耳。”云云，真正犬豕犹然视息于天地间。再被囗囗，再以贿免，其家亦几破矣。己丑春自白门归，遂携柳复归拂水焉，且许以畜面首少年为乐，盖“柳非郑不活”一语已明许之矣。 王沄辋川诗钞肆虞山柳枝词十四首之十三云： 芙蓉庄上柳如绵，秋水盈盈隐画船。夜静秃鹙啼露冷，文鸳常逐野鸥眠。 荷闸丛谈叁“东林中依草附木之徒”条云： 当谦益往北，柳氏与人通奸。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 牧斋遗事柳姬小传（此传上文于第叁章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已引）云： 间有远骋，以娱其志，旋殪诸狴犴不惜也。 至北兵南下，民于金陵归款，姬蹀躞其间，聆觱篥之雄风，沐貔貅之壮烈，其于意气多所发抒云。不再闰而民以缘事北行，姬昵好于南中，子孝廉公恧甚，谋瘗诸狱。民归而姬不自讳，丧以丧夫之礼。民为之服浣自理牏濡沫，重以厥子为弗克负荷矣。民虽里居，平日顾金钱，招权利，大为姬欢。微吟响答，不啻咽三台之瑞露，咀九畹之灵芝，公诸杀青，以扬厉其事，而姬亦兴益豪，情益荡，挥霍飙忽，泉涌云流。面首之乐，获所愿焉。 李清三垣笔记中云： 若钱宗伯谦益所纳妓柳隐，则一狎邪耳。闻谦益从上降北，隐留南都，与一私夫乱。谦益子鸣其私夫于官，杖杀之。谦益怒，屏其子不见，语人曰：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闻者莫不掩口而笑。 虞阳说苑乙编虞山赵某撰庑亭杂记（参牧斋遗事附赵水部杂记四则之四）云： 钱受之谦益生一孙。生之夕，梦赤脚尼解空至其家。解空乃谦益妻陈氏平日所供养者。孙生八岁，甚聪慧，忽感时疫，云有许多无头无足人在此，又历历言人姓名，又云不是我所作之孽。谦益云：皆我之事也。于中一件为伊父孙爱南京所杀柳氏奸夫陈姓者，余事秘不得闻。其孙七日死，果报之不诬如是。 寅恪案：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引柳姬小传，谓河东君轻鄙钱氏宗族姻戚，故告杀郑某或陈某虽用孙爱之名义，然主持其事者当是陈夫人党遵王之流。至若孙爱，性本怯懦，又为瞿稼轩孙婿，其平日与河东君感情不恶，后来河东君与其女遗嘱有“我死之后，汝事兄嫂如事父母”之语可证。牧斋痛骂孙爱，亦明知其子不过为傀儡，骂傀儡，即所以骂陈夫人党也。牧斋骂孙爱之原书今不可见，依活埋庵道人所引，则深合希腊之逻辑。蒙叟精于内典，必通佛教因明之学，但于此不立圣言量，尤堪钦服。依明州野史尔翁所述，则一扫南宋以来贞节仅限于妇女一方面之谬说，自刘宋山阴公主后无此合情合理之论。林氏乃极诋牧斋之人，然独许蒙叟此言为平恕，亦可见钱氏之论实梨然有当于人心也。 关于牧斋顺治三年丙戌自燕京南还，有无名子虎邱石上题诗，涉及陈卧子及河东君一事，茲先移录原诗并庄师洛考证，复略取其他资料参校，存此一重公案，留待后贤抉择。谫陋如寅恪，固未敢多所妄言也。 陈忠裕全集壹柒七律补遗“题虎邱石上”（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嘲钱牧斋”条云：“或题虎邱生公石上寄赠大宗伯钱牧斋盛京荣归之作。”共载诗两首。前一首见下，后一首云：“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寅恪案：此首或非七绝，而是七律之上半，其下半为传者所遗忘耶？俟考。）云： 入洛纷纷兴太浓，（谈书“兴太”作“意正”。董含莼乡赘笔壹“诗讽”条及钮琇觚剩壹吴觚上“虎邱题诗”条，“纷纷”俱作“纷纭”。）莼鲈此日又相逢。（诸本皆同。）黑头早已羞江总，（钮书同。“早已”谈书作“已自”，董书作“已是。”）青史何曾用蔡邕。（谈书董书俱同。钮书“用”作“借”。）昔去幸宽沉白马，（谈书董书俱同。钮书“幸”作“尚”。）今归应愧卖卢龙。（“归”董书同，谈书钮书俱作“来”。陈集“愧”下注云：“一作悔。”谈书董书钮书俱作“悔”。）最怜攀折章台柳，（董书同。钮书“最”作“可”，“攀”作“折”，“折”作“尽”。谈书“章台”作“庭边”。）憔悴西风问阿侬。（“憔悴西”谈书作“撩乱春”，董书作“撩乱秋”，钮书作“日暮东”。“问”谈书董书俱同，钮书作“怨”。） 陈集此诗后附考证云： （董含）莼乡赘笔壹诗讽条：海虞钱蒙叟为一代文人，然其大节或多可议，本朝罢官归，有无名氏题诗虎邱以诮之云云。钱见之，不怿者数日。（寅恪案：董含三冈识略壹“诗讽”条内容全同。其实二者乃一书而异名耳。） 又附案语云： 此诗徐云将（世祯）钮玉樵（琇）俱云是黄门作，但细玩诗意，语涉轻薄，绝不类黄门手笔。姑存之，以俟博雅审定。 寅恪案：此诗融会古典今典，辞语工切，意旨深长，殊非通常文士所能为。茲先证释其辞语，然后考辨其作者，但辞语之关于古典者仅标其出处，不复详引原文，关于今典者则略征旧籍涉及诗中所指者，以证实之。此诗既绾纽柳钱陈三人之离合，而此三人乃本文之中心人物，故依前论释卧子满庭芳词之例，校勘诸本文字异同附注句下，以便抉择。若读者讥为过于烦琐，亦不敢逃罪也。 虎丘诗第壹句，其古典出文选贰陸陆士衡赴洛诗二首及赴洛道中作二首并晋书伍肆陆机传及玖贰张翰传等，今典则明南都倾覆，弘光朝士如王觉斯钱牧斋之流皆随例北迁。“兴太浓”三字指他人或可，加之牧斋恐未必切当，观牧斋后来留燕京甚短即托病南归，可以推知也。 虎丘诗第贰句，其古典亦出晋书张翰传，世所习知。今典则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钱谦益传云：“顺治二年五月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寻至京候用。三年正月命以礼部侍郞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六月以疾乞假，得旨，驰驿回籍，令巡抚视其疾痊具奏。”（可参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廿九日中央时事周报第陸卷第贰拾期黄秋岳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论太后下嫁条。寅恪案：清初入关，只认崇祯为正统，而以福王为偏藩，故汉人官衔皆以崇祯时为标准。黄氏所引证虽多，似未达此点。）又东华录贰云：“顺治三年六月甲辰秘书院学士钱谦益乞回籍养病，许之，仍赐驰驿。”牧斋此次南归清廷颇加优礼，既令巡抚视其疾痊具奏，则还家时必经苏州见当日之巡抚，此时江宁巡抚为土国宝。牧斋留滞吴门，或偶游虎丘，亦极可能。 检牧斋外集壹载“赠土开府诞日”七律三首，诗颇不佳，或是门客代作，其第壹首第陸句“爱日催开雪后梅”，第贰首第柒句“为报悬弧春正永”，可知国宝生日在春初。第叁首第壹句“两年节钺惠吾吴”，据清史稿贰佰柒疆臣年表伍各省巡抚江宁栏云：“顺治二年乙酉，土国宝七月乙卯巡抚江宁。三年丙戌，土国宝。四年丁亥，土国宝二月丁酉降，三月己未周伯达巡抚江宁，刘今尹署。五年戊子，周伯达闰四月甲寅卒，五月壬午土国宝巡抚江宁。六年己丑，土国宝。七年庚寅，土国宝。八年辛卯，土国宝十月丙辰罢，十二月丁巳自缢，丁卯周国佐巡抚江宁。”乾隆修江南通志贰佰伍职官志文职门云：“张文衡，通省按察使司，开平卫人，廩生，顺治四年任。土国宝，通省按察使司，大同人，顺治四年任。夏一鹗，通省按察使司，正蓝旗人，生员，顺治五年任。”牧斋诗既作于春初，其“两年”之语若从顺治二年算起则有两可能：一为自二年七月至三年春初，二为自二年七月至四年春初。前者之时期应是牧斋尚留北京寄赠此诗，后者之时期即牧斋乞病还家不久所作。或牧斋过苏时赠诗预祝生日，亦有可能。观此诗题，既曰“赠”，又曰“诞日”，岂此诗具有贽见及上寿之两用欤？无论如何，牧斋此际必与土氏相往来，可以推知也。 虎丘诗第叁句，其古典出杜工部集拾“晚行口号”诗“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并陈书贰柒及南史叁陸江总传。今典则略须考释。盖牧斋由北京还家，除应会试丁父忧不计外，前后共有四次：第壹次在天启五年乙丑，以忤阉党还家，时年四十四；第贰次在崇祯二年已巳，以阁松终结归里，时年四十八；第叁次在崇祯十一年戊寅，因张汉儒诬告案昭雪，被释放还，时年五十七；（寅恪案：潘景郑君辑绛云楼题跋引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所载“祝枝山书格古论卷”一则，其文有“岁戊寅，漫游广陵”及“时三月既望，漏下二刻，剪烛为之记”等语。殊不知牧斋此时尚在北京刑部狱中，何能具分身法忽游扬州耶？其为伪撰，不待详辨也。）第肆次在顺治三年丙戌，降清北迁后乞病回籍，时年六十五，即虎丘题诗之岁也。（可参葛万里金鹤冲所撰牧斋两年谱。）由是言之，虎丘诗此句所指，若释为第壹次或第贰次，则牧斋年未及五十，“黑头”句欠妥；若释为第叁次或第肆次，则“早已”二字亦不切。殆此诗作者未详知牧斋四次还家之年龄所致耶？倘从董氏书所载作“已是”，固无语病，但以诗论，似不及作“早已”较有意趣，斯亦不必拘泥过甚也。 虎丘诗第肆句，其古典出后汉书列传伍拾下蔡邕传。伯喈博学好辞章，正定六经文字，为一代儒宗，以忤阉宦谪戍亡命，后为董卓识拔，以伤痛卓死之故为王允收付廷尉治罪，请免死续成汉史，终不见许，死于狱中。此与牧斋之“学贯天下”，为“当代文章伯”，早年已成太祖实录辨证五卷，以见恶于魏忠贤党罢官，后由马士英之推荐起用，前后情事约略相似，殊非泛用典故也。其今典则国榷壹佰肆载：“弘光元年乙酉二月壬申南京礼部尚书钱谦益求退居修国史，即家开局。不许。”（可参李清三垣笔记下“钱宗伯谦益博览群书”条及上引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辞”等。）及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钱谦益传载：“顺治三年正月命以礼部侍郞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总裁。”此为牧斋于明末清初两次欲修史而未能成就之事实也。关于牧斋有志修史之材料颇多，如有学集壹肆“启祯野乘序”引黄石斋临死之言“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可参同书肆柒题程穆倩卷“漳海毕命日，犹语所知，虞山不死，国史未死也”之语），可见牧斋自负之一斑。其他不烦广征。 虎丘诗第伍句，其古典出新唐书壹肆拾裴遵传附枢传。其今典则牧斋为明末清流，但幸免于上所论首三次之祸也。 虎丘诗第陸句，其古典出三国志魏志壹壹田畴传，其今典则指此次牧斋南还过苏州之事也。鄙意此句钮书“归”作“来”，疑较近真，盖前引东山酬和集河东君“我闻室呈牧翁”诗有“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一联，河东君为几社女社员，其早岁赋诗多受松江派之影响，此虎丘诗是否出自大樽虽待考实，然观其辞句，如“昔去”“今来”一联，必为云间几社流辈之作品，似无可疑也。 虎丘诗第柒第捌两句，其古典俱出太平广记肆捌伍许尧佐柳氏传及孟棨本事诗情感类“韩翃少负才名”条，其文云：“（韩翃）以良金置练囊中寄之，题诗曰：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亦应攀折他人手。柳复书答诗曰：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第柒句用君平诗，第捌句用柳氏诗。但钮书作“日暮东风怨阿侬”，则竟认其出处为杜牧之“金谷园”诗（见全唐诗第捌函杜牧陸），此诗云：“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不独此时牧斋无季伦被收之祸，河东君无绿珠坠楼之事，且樊川诗中“春”及“东风”更与“题虎丘石上”诗之季节不合。况虎丘诗第贰句用张翰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羮鲈鱼脍”之语，又相违反耶？ 七八两句之今典，即前述牧斋随例北迁，河东君独留南都时，其仇人怨家以孙爱名义鸣其私夫郑某或陈某于官而杖杀之之事。此事当时必已遍传，故林茧庵谓江南有老王八之谣，作虎丘诗者因得举以相嘲也。 解释虎丘诗之辞语既竟，请略考其作者。王昶庄师洛编辑陈忠裕公全集，于此诗作者为何人不敢决定，盖以其“语涉轻薄，绝不类黄门手笔”之故，似颇有理。茲就牧斋及卧子两人之行踪，即顺治三年丙戌秋间两人是否俱在苏州一点推之，然后可以解释王庄两氏之疑问。 前据清史列传牧斋传及东华录顺治三年六月甲辰条，知牧斋顺治三年由北京返常熟，必经过苏州，稍有滞留。又综合钱曾有学集诗注壹秋槐集“丙戌七夕有怀”云：“阁道垣墙总罢休，天街无路限旄头。（寅恪案：康熙甲辰本“限旄头”作“接清秋”，康熙乙丑本作“望楼头”，俱非牧斋原文。盖此诗第壹第贰两句实用史记天官书，遵王已详注之矣。）生憎银汉偏如旧，（寅恪案：“银汉”甲辰乙丑两本俱作“银漏”，是。若作“银汉”，则与下句“天河”二字语意重复，不可通。盖“银漏”二字出王勃乾元殿颂“银漏与三辰合运”之典， 见蒋清翋王子安集注壹肆。牧斋诗意谓己身此时尚留北京朝参也。）横放天河隔女牛。（寅恪案：范锴华笑庼杂笔壹黄梨洲先生批钱诗残本条云：“牧翁丙戌七夕有怀，意中不过怀柳氏，而首二句寄意甚远。”今推梨洲之意，所以深赏此诗者，盖太冲夙精天算之学，而此诗首二句用星宿之典以指南都倾覆、建州入关之事，甚为切合之故。黄钱二人关系密切，所言自较金鹤冲附会之说为可信也。详见金氏钱牧斋先生年谱丙戌隆武二年条。）及此题后即接以“丙戌初秋燕市别惠（世扬）房（可壮）二老”（甲辰乙丑两本无“丙戌初秋”四字）七律两诗推之，可知牧斋于顺治三年夏以病乞归，其离北京之时间至早亦在是年七月初旬以后，到达苏州时当在八月间，若少有滞留，则九月间尚在吴门。此牧斋踪迹之可考见者也。 据陈忠裕公全集王胜时补撰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附录中载，王沄宋辕文选唐五言古诗跋略云：“丙戌秋师游虎丘，遇吴门朱云子论诗。师归（富林）语予。”（寅恪案：云子名隗，长洲人。事迹见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捌本传。东山酬和集贰选录其次韵牧斋前七夕诗四首，颇为不少。鄙意诸诗不甚佳，故第肆章未论述之。）此卧子踪迹之可考见者也。然则钱陈二人确有于顺治三年丙戌秋间同在苏州之事，而卧子又于此时会游虎丘，故“题虎丘石上”诗其作者之为卧子实有可能。复玩诗中辞语乃属于几社一派，几社高才如李舒章是时正在北京，宋辕文方干进新朝，其非李宋所作不待多论。由是言之，虎丘诗纵非卧子本身所作，恐亦是王胜时辈所为，而经卧子修改，遂成如此之佳什欤？（寅恪案：王沄辋川诗钞陸“虞山柳枝词”十四首之九云：“梦到华胥异昔时，觉来犹幸夕阳迟。虎邱石上无名氏，便是虞山有道碑。”自注云：“丙戌钱罢官南归，有无名氏题诗虎邱石上，载诗话中。”可供参证。）鄙陋之见，未敢自信。今日博识君子当有胜解更出王庄之上者，尚希有以赐教也。 又顾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略云： （弘光元年）五月初十辛卯夜，上出狩。北军挟之去。（寅恪案：“之”字指牧斋。）以前资浮沉数月，自免归。送公归者起兵山东，被获，因得公手书，并逮公。锒铛三匝，至北乃解归。 寅恪案：送牧斋归者之姓名顾氏未明言，近邓之诚先生清诗纪事初编叁“钱谦益”条云：“（顺治）三年正月授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郞，明史副总裁。六月以疾归。是时法令严，朝官无敢谒假者，谦益竟驰驿回籍。归遂牵连淄川谢升案，锒铛北上。传言行贿三十万金，得幸免。贿虽无征，后来谦益与人书屡言匮乏，贫富先后顿异，未为无因矣。”今检清史列传柒玖谢升传（参清史稿贰肆肆金之俊传附谢升传）云：“（顺治）二年正月升以疾剧，乞假。命太医诊视。二月卒。”据此，谢升病逝时牧斋尚在南京任弘光帝之礼部尚书，顺治三年牧斋归家后被逮北行，非由谢升所牵累明矣。 又检国朝耆献类征初编肆陸叁载田雯撰谢陛墓志銘略云： 公姓谢氏，讳陛，字紫宸，号丹枫，系出江西赣县。明洪武间，十世祖官小旗戍籍德州右卫。甲申李自成陷京师，置贼党，防御使阎杰、州牧吴徽文来德。公流涕曰：主亡天下乱，仇可复也。与州人李嗣晟谋诛之。李云：当告诸荐绅先生。公曰：荐绅先生虽言之，彼虑事熟，凶万全也，狐疑败矣。公仗剑往，众踊其后，遇卢御史世傕云：于思曷维其来？公弗顾。征文坐听事堂，遥望于思，走逾半垣，拔角脱距，遂磔裂之。并执杰诛焉。众目眩良久，欲散归。公曰：贼踞京师，散将安往？遂帅众而北，所在收兵，与江表连和，杀贼雪耻。会世祖章皇帝入关，乃上所收印绶。当国者欲官之，不受，归。公自此隐矣。知州某，征文甥也，诛征文时匿僧舍免，后成进士，来知州事，思得公而甘心焉，诬以私藏兵器。卒无以害。公优游里闬垂十年，与年七十以上者十人结为稀社。\r 小腆纪传肆陸义师壹凌駉传（参小腆纪年附考伍顺治元年四月“明贡生马元騄、生员谢陛”及“明兵部职方司主事凌駉”等条）略云： 凌駉字龙翰，歙县人，崇祯癸未进士。以主事赞画督师李建泰军。建泰降贼，駉复临清济宁，传檄山东，远近响应。于是土寨来归者甚众，与德州谢陛遥相应。 又附马元騄谢陛传略云： 马元騄，德州贡生。谢陛，诸生也。奉（宗室）帅鍁权称济王，移告远近，杀伪官。令青登莱诸州皆坚壁自守。陛即南中讹传以为故相谢升者也。 道光修济南府志伍贰人物捌卢世傕传略云： 卢世傕字德水，天启乙丑进士，授户部主事。乞侍养归。服阕，补礼部改御史。移疾趣归。甲申之变，世傕与其乡人擒斩伪牧，倡义讨贼。大清兵下山左，以原官征，病不行。 碑传集壹叁陸田雯撰卢先生世傕传略云： 卢世傕字德水，一字紫房，晚称南村病叟。涞水人，明初徙德州左卫。（天启五年乙丑）登进士第，除户部主事。未几省母归，复强起，补礼部，改监察御史。竟移疾去。甲申已后，每抠衣循发，歌注无聊。扫除墓地，有沉渊荷锸之意。本朝拜原官，征诣京师，以病废辞。癸巳卒于家，年六十六。 牧斋初学集壹佰陸读小笺上略云： 今年夏，（寅恪案：“今年”指崇祯六年癸酉。）德州卢户部德水刻杜诗胥钞，嘱陈司业无盟寄予，俾为其叙。 同书壹壹桑林诗集（原注：“起崇祯十年丁丑三月，尽闰四月。”）小序略云： 丁丑春尽，赴急征。渡淮而北。 同书同卷复载有“将抵德州遣问卢德水”、“德水送芍药”、“东壁楼怀德水”、“次韵酬德水见赠”等题，并附卢世傕“上牧斋先生”诗。 寅恪案：徐鼒谓凌駉“传檄山东，与德州谢陛遥相应”，又谓“陛即南中讹传以为故相谢升”，可知邓之诚先生谓牧斋“牵连淄川谢升案”之“谢升”，乃谢陛之误。德州府志谓“世傕与其乡人擒斩伪牧，倡义讨贼”之“乡人”，当即指谢陛马元騄等，盖与谢陛墓志铭所言同为一事。惟田雯撰卢先生世傕传（见碑传集壹叁陸文学上之上）恐有所避讳，不明言之耳。复据上引资料，谢陛卢世傕二人又皆不受清廷之官职者，自与抗清复明之运动有关也。又牧斋于崇祯十年丁丑因张汉儒之讦控被逮北上，道经山东，与卢德水频繁赋诗唱和。以没口居士与南村病叟如是交谊，则其于顺治三年丙戌辞官南下，再经山东，亦应有酬和之篇什及来往之书札。由此推之，牧斋于顺治三年丙戌七夕后自北京归家，被逮北行，必为谢陛卢世傕等之牵累，更无疑义。谢氏既被诬以私藏兵器，但不久事白，则牧斋之得免祸亦事理所当然，而顾云美所谓“送公归者”乃指卢氏，抑又可知矣。 吾国文学作品中往往有三生之说，钱柳之因缘，其合于在生之说，自无待论。但鄙意钱柳之因缘更别有三死之说焉。所谓三死者，第一死为明南都倾覆，河东君劝牧斋死，而牧斋不能死。第二死为牧斋遭黄毓祺案，几濒于死，而河东君使之脱死。第三死为牧斋既病死，而河东君不久即从之而死是也。此三死中，第一死前已论述之，茲仅言第二死。 寅恪草此稿有两困难问题。一为惠香公案，第肆章曾考辨之矣。一为黄毓祺之狱，即所谓第二死。今稍详述此案发生年月之问题，并略陈牧斋所以得脱第二死之假设，以俟读者之教正。 顾苓河东君传云： 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君挈一囊，从刀头剑铓中，牧圉饘槖惟谨。事解，宗伯和苏子瞻御史台寄妻韵，赋诗美之，至云：从行赴难有贤妻。时封夫人陈氏尚无恙也。（此节前已引。） 寅恪案：牧斋为黄毓祺案所牵涉，被逮至金陵，其年月问题，依云美此传之记载，与牧斋所自言者符合。实则顾氏即据牧斋原诗之序，非别有独立不同之资料，故此传此节亦可视为牧斋本人自述之复写，其价值不大也。今就所见官私两方资料，初不易定其是非，辨其真伪。后详检此案文件，终获得一最有力之证据，始恍然知清代官书未必尽可信赖。但因述及此案诸书中颇多与官书相合，故亦择录数条，以便与牧斋己身及其友朋并他人之记载互相参校也。 淸世祖章皇帝实录捌叁略云： 顺治五年戊子夏四月丙寅朔。辛卯凤阳巡抚陈之龙奏：自金逆（声桓）之叛，沿海一帯，与舟山之寇止隔一水，故密差中军各将稽察奸细，擒到伪总督黄毓祺并家人袁五，搜获铜铸伪关防一颗，反诗一本，供出江北窝党薛继周等，江南王觉生钱谦益许念先等，现在密咨拿缉。疏入，得旨：黄毓祺着正法，其江北窝贼薛继周等，江南逆贼王觉生钱谦益许念先等，着马国柱严饬该管官访拿。袁五着一并究拟。 蒋良骐撰东华录陸云： （顺治五年四月）凤阳巡抚陈之龙疏奏擒伪总督黄毓祺并家人袁五，搜获铜印一颗，反诗一本。供出江北窝党薛继周等，江南王觉生钱谦益许见元等，现在密咨拿缉。得旨：黄毓祺着即正法，其薛继周王觉生等着严饬该管地方官访拿。袁五一并究拟具奏。 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乙陈之龙传云： （顺治）五年奏擒奸人黄毓祺于通州法宝寺，获伪印及悖逆诗词。原任礼部侍郞钱谦益曾留毓祺宿，且许助资招兵。诏马国柱严鞫。毓祺死于狱。谦益辨明得释。时江西镇将金声桓叛，攻陷无为州巢县等处。巡抚潘朝选劾之龙不能御寇，纵兵淫掠。得旨降二级调用。 同书捌拾逆臣传金声桓传略云： （顺治）五年正月声桓与（王得仁）合谋，纠众据南昌叛，诡云明唐王未死，分牒授职，书隆武四年。遣人四出约期举兵。广东提督李成栋叛应之。 同书同卷李成栋传略云： （顺治）五年正月江西叛镇金声桓遗书招成栋，成栋遂拥众反，纳款由榔，迎之入广东。于是广东郡邑皆从叛。 清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壹壹玖附明桂王二略云： 顺治五年春正月总兵金声桓叛，以江西附于桂王由榔。是月二十五日闭城门，部勒全营，围（巡按御史董）学成官署，杀之，并及副使成大业。执巡抚章于天于江中，迎故明在籍大学士薑曰广入城，以资号召。遣人奉表由榔。由榔封声桓昌国公，得仁新喻侯。得仁统兵陷九江，扬言将窥江宁。 同书同卷略云： （顺治五年）夏四月提督李成栋叛，以广东附于桂王由榔。是月十一日黎明成栋令其兵集教场，声言索饷，欲为变。成栋请（总督佟）养甲出城抚辑。养甲至，众兵呼噪，劫之以叛。遂传檄各属，遣使附于由榔。 清史稿肆世祖本纪壹略云： 顺治五年二月二日甲戌金声桓王得仁以南昌叛。 清史列传柒玖贰臣传乙钱谦益传云： （顺治）五年四月凤阳巡抚陈之龙擒江阴黄毓祺于通州法宝寺，搜出伪总督印及悖逆诗词，以谦益曾留黄毓祺宿其家，且许助资招兵入奏。（寅恪案：小腆纪传肆陸黄毓祺传云“毓祺将起义，遣江阴徐摩致书钱谦益，提银五千，用巡抚印钤之。谦益知其事必败，却之，持空函返。摩之友人徽州江纯一，谓摩返必挟重资，发之可得厚利，诣营告变”等语，可供参考。）诏总督马国柱逮讯。谦益至江宁诉辨：前此供职内院，邀沐恩荣，图报不遑，况年已七十，奄奄余息，动履藉人扶掖，岂有他念？哀吁问官乞开脱。会首告谦益从逆之盛名儒逃匿不赴质，毓祺死狱中， 乃以谦益与毓祺素不相识定谳。马国柱因疏言：“谦益以内院大臣归老山林，子侄三人新列科目，必不丧心负恩。”于是得释归。（寅恪案：王元钟编国朝虞阳科名录壹进士门顺治四年丁亥科略云：“钱祖寿二甲第五名。字福先，号三峰。时俊孙。唐朝鼎二甲第十四名。字禹九，号黍谷。本姓钱。钱裔僖三甲第九十四名。字嗣希，時俊子。”同书贰举人门顺治三年丙戌科略云：“钱裔僖见进士。钱召西翰，庠名祖彭。裔肃子。钱孙爱孺贻，改名上安。谦益子。”国柱所谓“子侄三人”，子自是孙爱，侄则当指裔僖祖寿。其实裔僖乃侄孙，祖寿祖彭乃侄曾孙。唐朝鼎即与迫死河东君案有关之“族贵”钱朝鼎，此时尚未复姓，更应不列于此也。又清史列传玖黄梧传载梧条列剿灭郑氏五策，其四曰：“锄五商，以绝接济。成功于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为之行财射利。梧在海上素所熟识，近且潜住郡城，为其子弟营谋乡举邑庠，为护身之符。其实阴通禁货，漏泄虚实，贻害莫大。应奏请敕下督抚严提正罪，庶内究清而接济之根可拔矣。”黄氏所言之情况，虽时间较晚，但亦可供参证。） 同书同卷土国宝传略云： （顺治）二年随豫亲王多铎定江宁。王令同待郞李率泰招抚苏州松江诸郡，遂奏授江宁巡抚。（以）擅杀苏州诸生王伯时及文震孟之子文乘下所司察议，坐降调。四年八月命以布政衔管江南按察司事。五年五月仍授江宁巡抚。八年十月巡按御史秦世祯疏劾国宝（贪赃）。疏上，命革国宝等职，下总督马国柱同世祯讯鞫。国宝将就逮，畏罪自经死。鞫证皆实，追赃入官。 清史稿肆世祖本纪壹略云： 顺治四年七月戊午改马国柱为江南江西河南总督。 同书壹贰贰职官志叁外官门略云： 顺治元年置江南巡抚，驻苏州，辖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五府。十八年江南分省，更名苏州巡抚。顺治十八年江南分省右布政使徙苏州，左仍驻江宁。顺治三年增置江宁按察使一人。康熙八年江苏按察使徙苏州。（原注：“江宁隶此。） 同书贰佰叁疆臣年表壹顺治四年丁亥江南江西河南栏云： 马国柱七月戊午总督江南江西河南。 同书同表顺治四年丁亥宣大山西栏云： 马国柱七月戊午调。（寅恪案：叶绍袁启祯记闻录柒芸窗杂录云：“旧巡抚土公左迁按察使。丁亥十二月中已履任。江宁洪内院亦奉旨回京，代之者马公名国柱。洪系明朝甲科，马固一白丁也。”可供参考。）申朝纪总督宣大山西。 同书同表顺治十一年甲午江南江西栏云： 马国柱九月丁未休。十月马鸣佩总督江南江西。 黄宗羲海外恸哭记监国鲁三年戊子闰三月（即顺治五年戊子四月）江西虏帅金声桓反正条（可参梨洲行朝录肆“鲁王监国”及同书伍“永历纪年”有关各条）云： 金声桓者，故楚帅左良玉之部将也。良玉死，良玉之子梦庚降虏，虏俾声桓仍统其军。大学士黄道周督郑鸿逵郑彩二军出杉关，声桓故曾役于道周，乃阳为送款，而使别将张天录袭之，道周被执。由是得镇江西。上取闽，虏调各省之兵复陷其地，声桓之力居多。虏抚以声桓降将，故轻之。从之取贿不得，声桓私居尝改旧服，于是虏抚上变，言声桓谋反。声桓使人窜之中途，得其书。乃置酒召虏抚，以书示之，虏抚失色。遂斩之。奉永历帝正朔，受爵豫国公，江西郡县皆定。当是时南都震动，以为声桓旦夕且下，虏官豫拟降附。而虏之守赣州者不从声桓。声桓欲攻之，守赣州者曰：吾不动以待汝，汝得南都，则吾以赣下。乃为声桓之谋者，以宁庶人（宸濠）之败，急于顺流，故使新建伯（王阳明）得制其后，今门庭之寇未除，而勤远略，是追庶人之偾车者也。声桓遂急攻赣。赣守愈坚，各省之援虏大集，围声桓困之，数月食尽。部曲斩声桓，降于虏。 査继佐鲁春秋监国纪略云： （永历二年）戊子（监国三年）监国跸鹭门。北总镇金声桓回向，为明守南昌。北总镇李成栋回向，为明守广东。声桓与养子王得功北反自称辅明将军，桂王封豫国公。封成栋惠国公。（永历三年）己丑（监国四年）春正月监国由鹭门诣沙埕。南昌败，豫国公金声桓、建武侯王得仁、大学士尚书薑曰广死之。诸郡县咸不守。金豫国回向，曰广欲捷取九江，扼安庆，窥南都。声桓不听。至是败，间投井死。惠国成栋以桂命提东粤师应声桓，协攻赣，适声桓解赣围两日矣。势单，败走信丰，溺水死。 祝芸堂纯嘏编孤忠后录略云： 顺治四年丁亥黄毓祺起兵海上，谋复常州。正月毓祺纠合师徒，自舟山进发。常熟钱谦益命其妻艳妓柳如是至海上犒师，适飓风大作，海艘多飘没。毓祺溺于海，赖勇士石政负之，始得登岸。约常郡五县同日起兵恢复事既不就，而志不少衰。逃名潜窜。至淮，索居僧舍。一日僧应薛从周家礼忏，周闻知祺，延而馆之。祺有部曲张纯一张士俊二人，向所亲信。二人从武弁战名儒（寅恪案：清史列传贰臣传钱谦益传之“盛名儒”，疑即此人。）转输实无所措，谋于名儒，将以祺为奇货。名儒故与薛有隙，得此为一网打尽计。于是首者首，捕者捕，祸起仓卒矣。（寅恪案：续甬上诗捌拾谢三宾小传云：“牧斋以黄介祉事上变，而反遭囚系。”紫德赓君已辨其非。甚是。见辅仁学志第壹贰卷第壹第贰合期“鲒埼亭集谢三宾考”。）顺治五年戊子下黄毓祺于海陵狱，是年春执毓祺见廉使夏一鹗，四月下海陵狱。一鹗为常州府时治徐趋之狱，尝垂涎于祺而欲未遂。后心艳武进杨廷鉴之富，欲借此为株连，祺不应，索笔供云“身犹旧国孤臣，彼实新朝佐命，（寅恪案：“彼”指钱牧斋。）各为一事，马牛其风”。一鹗大怒，酷肆拷掠，诘以若欲何为？曰：求一死耳。七日遂囚于广陵狱。六年己丑黄毓祺死于金陵狱。三月移金陵狱，将刑，门人告之期。祺作绝命诗，被衲衣，趺坐而逝。 钱肃润辑南忠记“贡士黄公”条云： 黄毓祺字介子，江阴人。倡义城守。城破，决围出，潜匿村落间。俟满兵稍去，复行召募。于丙戌冬十一月集兵，期一夕袭取江阴武进无锡三城，不克。毓祺往扬州，设绛帐于诸富商家。戊子被执于泰州，置犴狴，咏歌不辍。人共钦之。己丑三月十八日，忽见范蠡曹参吴汉李世勣四人召之去，含笑而逝。有绝命词云：“人闻忠孝本寻常，墙壁为心铁石肠。拟向虚空擎日月，曾于梦幻历冰霜。檐头百里青音吼，狮子千寻白乳长。示幻不妨为厉鬼，云期风马画飞扬。”毓祺死，亲知无有见者。赖常熟门人邓大临起西为之蠲金埋葬于狱中。旨下，命戮其尸。 寅恪案：综合清代官书之记载，牧斋因黄毓祺案被逮至南京应在顺治五年戊子四月，（寅恪案：此年明历三月大，闰三月小，四月大，五月小。清历三月大，四月小，闰四月大，五月小。故清历四月即明历闰三月。见陈氏二十史朔闰表及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决无疑义，此点与牧斋本身之记载谓在顺治四年丁亥三月者显相沖突。茲先一检清代官书所记是否合理。 依陈之龙疏，谓自金声桓叛清后，遣将稽査沿海一帯，遂擒获黄毓祺，然则黄之被擒在金之叛清以后，牧斋之被逮又在黄被擒之后。今清代官书记金氏之叛至早在顺治五年戊子正月，清廷命马国柱严饬该管官访拿黄氏党羽，遂逮牧斋至南京。清代官书复载马国柱于顺治四年丁亥七月由宣大山西总督调任江南江西河南总督，故黄案发生必在马氏调任之后方有可能。牧斋自述其被逮在顺治四年丁亥三月，此际马氏尚未到新任所，清廷谕旨岂得有“该管”之语？足证清代官书所记事实，其年月衔接吻合，无可非议也。又明自南都倾覆后，其借以抗清之根据地有二：一为西南腹地奧区，一为东南滨海边隅。金声桓叛清，声言将取南都，李成栋复以广东归明，当时江浙闽粤大陆岛屿皆受影响，观上引黄梨洲之海外恸哭记及行朝录并査东山之鲁春秋等，可见一斑。故黄査两氏所述年月，实可间接证明清代官书记载之合理。至祝芸堂之书乃专述黄介子事迹者，其所载年月皆与起清代官书符会，惟言牧斋命河东君至海上犒黄毓祺师一事未知有何依据，俟考。钱础日特记黄半城之死日，（毓祺此号见赵曦明江上孤忠录注。）较他书为详，且祝赵两氏皆黄氏乡人，其书记述清兵残暴明士忠节之事，故应与余姚海宁之著述视同一例也。 夫清代官书年月之记载无可非议，已如上述，似应视为定论，但鄙意实录之编纂累经改易，编者综合资料，排比先后，表面观之虽如天衣之无縫，然未必实与当时事件发生之次序一一吻合。昔年检编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残本，曾见实录原稿，往往多所增删变换，遂知实录之年月先后亦间有问题。茲见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洪文襄公（承畴）顺治四年丁亥七月初十日呈报吴胜兆叛案揭帖”内引苏松常镇四府提督吴胜兆状招云：“顺治四年三月内有戴之俊前向胜兆吓称苏州拿了钱谦益，说他谋反，随后就有十二个人来拿提督。你今官已没了，拿到京里有甚好处？我今替你开个后门，莫如通了海外，教他一面进兵，这里收拾人马，万一有人来拿，你已有准备。胜兆又不合回称我今力单，怎么出海？戴之俊回云：有一原任兵科陈子龙，他与海贼黄斌卿极厚，央他写书一封，内大意云，胜兆在敝府做官极好，今有事相通，难形纸笔，可将胜兆先封为伯，后俟功成再加升赏。其余不便尽言，来将尽吐其详等语。”亨九此揭乃当时原文，最有价值，足证牧斋实于顺治四年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逮。清代编辑世祖实录何以不用洪氏原文，而移置此案于次年？岂因马国柱顺治四年三月尚未到南京任所之故耶？抑或未曾见及洪氏奏揭原文所致耶？今虽未能断定其错误之由，然就牧斋在常熟被逮之年月一点论之，自应依牧斋己身之记载，而不当据清代实录也。 关于牧斋本身及其友人之记载，则牧斋因黄毓祺案被逮，谓在顺治四年丁亥三月。明清之历固有不同，但以干支记年，如“丁亥”“戊子”两者必不致差误。牧斋于此案发生之年月其集中诗文屡言之，不须广征。茲仅择数端于下，至其所以能免死之故，则暂不涉及也。 有学集壹秋槐诗集“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序云： 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慷慨首途，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狱中遏纸笔，临风暗诵，饮泣而已。生还之后，寻绎遗忘，尚存六章，值君三十设帨之辰，长筵初启，引满放歌，以博如皋之一笑，并以传示同声，求属和焉。 同书壹叁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十六云： 缧绁重围四浃旬，仆僮并命付灰尘。三人缠索同三木，六足钩牵有六身。伏鼠盘头遗宿溺，饥蝇攒口嘬余津。频年风雨鸡鸣候，循省颠毛荷鬼神。（自注：“记丁亥羁囚事。”） 同书贰伍“梁母吴太夫人寿序”略云： 母吴太夫人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少保真定梁公（乾吉梦龙）之子妇，今备兵使者慎可（维枢）之母，而少宰（葵石清远）司马（玉立清标）之祖母从祖母也。丁亥之岁，余坐饮章急征，妇河东氏匍匐从行。狱急，寄孥于梁氏。太夫人命慎可卜雕陵庄以居。慎可杜夫人酒脯粔籹，劳问络绎。太夫人戒车出飨，先期使姆致命，请以姑姊妹之礼见。宾三辞，不得命。翼日太夫人盛服将事，正席执爵再拜，杜夫人以下皆拜。宾答拜践席。杜夫人以下以次拜太夫人，介妇以降复以次拜，乃就位。凡进食进肴，太夫人亲馈，宾执食，兴辞，然后坐。沃洗卒觯礼如初。太夫人八十高矣，自初筵逮执烛，强力无怠容。少宰诸夫人踧相杜夫人执事，无谗言，无偕立，贯鱼舒雁，肃拜而后退。余闻妇言，奉手拱立，惜未得身为煇胞，于是乎观礼焉。 又十年丁酉太夫人寿九十，设帨之辰，铺几筵，考钟鼓，庭实玉帛仪物，当应古太飨。然其献酬酳酢，三终百拜，礼成乐备于往者之宾筵，固可概见也。 谢象三三宾一笑堂集叁“丁亥冬被诬在狱，时钱座师亦自刑部回，以四饰寄示，率尔和之”四首云： 阴风飒飒雨凄凄，谁道天高听果低。渔猎难堪官似虎，桁杨易缚肋如鸡。已无收骨文山子，尚有崩城杞子妻。所仗平生忠信在，任教巧辞易东西。 犴狴城深白日凄，肯从狱吏放头低。任渠市上言成虎，已付■中命若鸡。辨谤虽存张子舌，赂官难鬻老莱妻。不知孤寡今何在，定是分飞东与西。 岁行尽矣气方凄，衰齿无多日已低。嘹呖梦中闻过雁，悲凉旧事听荒鸡。囹圄不入惭萧傅，缧绁无辜愧冶妻。久矣吾生欠一死，不须题墓作征西。 贪夫威福过霜凄，素可为苍高作低。已苦笼人如缚虎，仍闻席卷不留鸡。网罗并及伤兄弟，颠沛无端累妾妻。知有上天无待诉，种松也有向东西。 寅恪案：牧斋自谓因黄案被逮在丁亥岁，若疑其年老健忘，则和东坡诗第肆首自注云：“余与二仆共梏拲者四十日。”序言：“生还之后，值君三十悬帨之辰。”盖牧斋逮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然后出狱，尚被管制，即所谓“颂系”，亦即谢象三所谓“自刑部回”者是也。考河东君与牧斋于茸城结褵，时年二十四，此年为崇祯十四年辛巳，故顺治四年丁亥适为三十岁。又梁维枢母寿序中有“丁亥之岁，余坐饮章急征。又十年丁酉，太夫人寿九十”之语，至其垂死时赋“病榻消寒杂咏”更有“记丁亥羁囚事”一首，与“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一首，乃一生最苦最乐之两事，始终不能忘怀者。査伊璜鲁春秋监国元年丙戌二月载：“晋谢三宾东阁大学士。”象三降清后被逮下狱当与此事有关，然得一宰相之虚衔，聊胜其老座师屡次干求而不得者多矣。据其诗题，可证牧斋实以丁亥岁下南京狱。象三于崇祯十五年壬午年五十，牧斋为作寿序（见初学集叁陸），则丁亥岁年五十五，而牧斋年六十六。老座师纵因老而健忘，老门生少于其师十一岁，必不应误记也。象三之诗虽远不逮牧斋，但以曾有争娶河东君之事，故和“妻”字韵句颇可令人发笑，因全录四首原文以资谈助。 又顾云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 戊子五（三？）月为人牵引，有江宁之逮。颂系逾年，复解。 考牧斋自云以丁亥三月晦被急征至南京下狱，历四十日始出狱，仍被管制，至己丑春始得释还常熟，故云美之误自不待言。此点与其所撰河东君传云“庚辰冬，扁舟过访，同为西湖之游”及“癸卯秋，下发入道”同为误载，岂因师事牧斋稍晚，于其师之经历未甚详确所致耶？至其所撰河东君传云“丁亥三月捕宗伯亟”，则显与东涧遗老钱公别传冲突，当是所撰河东君传乃依据牧斋和东坡诗序，遂有此语，而不悟其钱柳两传自相抵触。甚矣！著书记事之难如此。 总而言之，今既得洪承畴之原揭，可以断定清代所撰官书终不如牧斋本身及其友人记述之为信史。由是推论，清初此数年间之记载恐尚有问题，但以本文范围之限制，不能一一详究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