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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权力机构的困局：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与人事 （1924—1927年） 如从兴中会算起，到1924年，国民党已是一个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但在此之前，国民党从没有召开过全国性的党代表大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开会词中申言：这次大会“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在这三十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大会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①] 国民党为什么在30年间不曾开“大会”，孙中山的解释是“没有机会”。事实上，不是国民党“没有机会”，而是因为全国党代表大会是一个“外来”的新体制，是“以俄为师”的产物。国民党“一大”的形式和规程，完全是仿照俄共代表大会进行的。据俄国政治顾问鲍罗廷记述，当时国民党人对如何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甚是茫然，如不明白为什么议事日程上的每个问题都要作出决议。中文里连“决议”这个词都没有。委员们也不明白“宣言”和“党纲”之间的区别，不知道什么是大会的“主席团”，它有什么作用，因为在中国人的会议上从未设过这种“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亦因委员们不能理解而没有设立[②]。很显然，“代表大会”对孙中山、国民党乃至当时一般中国人而言均是陌生和新鲜的。 当今学界习惯从国共合作的视角考察国民党“一大”召开的意义，对国民党自身组织体制的转折性变化及其对中国政治的后续影响反而关注不够。而李剑农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十分敏锐地注意到，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是中国政治新局面的开始：“因为此后政治中所争的将由‘法’的问题变为‘党’的问题了；从前是约法无上，此后将为党权无上；从前谈法理，此后将谈党纪；从前谈‘护法’，此后将谈‘护党’；从前争‘法统’，此后将争‘党统’了。”[③] 本文试图考察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简称“中政会”），正是这一“政治新局面”的产物。国民党中政会，自1924年7月建立，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其间名称、组织、人事与职能迭有更易。关于国民党中政会，学界虽有过相当的研究，惟大多仅依据法规条文进行静态讨论，对其实际运作情形仍缺乏清晰的认知。[④]本文主要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中政会的工作报告和会议记录为基础，力求对早期中政会的发展演变和实际形态作一较为完整和动态的描述。此前学界较多关注1927年以后的中政会，对1927年以前中政会的组织演变情形，或语焉不详，或存有误解。其次，国内学界习惯以1927年为界标，将之前的广州/武汉国民政府与之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在“革命”与“反革命”或“容共”与“反共”的标签下截然两分，过度凸显其断裂而漠视其传承。其实，在中国国民党历史上，1924年的广州改组，比1927年的南京开府，更具有界标意义。就党治体制而言，南京国民政府基本上是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继承和延续。就中政会而言，早期（1924-1927）的源起与运作，对1927年以后的发展演变具有直接的影响。 （一）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以俄共党章为蓝本，制定新的党章[⑤]。新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全代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简称“中执会”）。以后国民党党章虽历有修改，此一规定基本未变。这意味着国民党中央在法理上有两个并列的“最高机关”。因人数众多的全代会不便常开，早期中执会实际上成为国民党中央常设的“最高机关”。 不仅如此，为了迁就和尊重孙中山在党内崇高地位之事实，国民党“一大”在党章中特别规定“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主席，并对全代会之议决有交复议之权，对中执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意味着“总理”位居全党“最高机关”之上，对全党行使独断之权。这样一来，全代会和中执会实际上也并非真正的“最高机关”。 更令人诧异的是，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半年之后，孙中山又另设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孙中山为什么要在两个“最高机关”之外，还叠床架屋另设一个机构？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国民党中政会的原型，实脱胎于俄共中央政治局。1919年，俄共鉴于人数众多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运转不灵，乃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局和组织局，分别负责政治和党务工作。这两个机构成立后，隐然取代了中央委员会，而且政治局的权力又逐渐超乎组织局之上，实际成为俄共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⑥] 俄共的这一体制，经鲍罗廷介绍，被孙中山采纳。鲍罗廷向孙中山进言：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多变，而由41人组成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⑦]对一些政治上的重大事件，往往不能及时做出反应，以表明自己的立场和主张，因而难以发挥政治领导作用，有必要组织一个人数更少、更核心的最高权力机构。[⑧]其实，鲍罗廷另有一个更隐秘的考虑，即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中，有一批保守的国民党“老同志”反对“联俄”“容共”政策，对孙中山时加掣肘和影响。另立中央政治委员会，意在将中央执监委员会的权力逐渐转移过来，从而使孙中山摆脱那批“老同志”的影响。[⑨] 1924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成立。孙中山自任主席，指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谭平山（旋辞职，易为瞿秋白）、戴季陶、邵元冲、伍朝枢等7人为委员，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孙中山所指派的委员，都是当时鲍罗廷眼中的“左派”人物，或是中共跨党党员。孙中山显然在中政会人选上参考和采纳了鲍罗廷的意见。[⑩]张继等“老同志”听说鲍罗廷建议设立中政会，而且孙中山要聘鲍氏为中政会的“高等顾问”，曾极力表示反对，但未能如愿。[11] 一般的看法，中政会最初只是孙中山的一个咨询机关，并非有法理职权和明确责任的机关，其权力实际有限。[12]这一说法不尽符事实。在鲍罗廷的设计中，中政会应是一个类似于俄共中央政治局的最高权力机构。[13]孙中山所指派的中政会委员，都是其最信赖的左膀右臂和忠实追随者。而中政会的实际运作，也显示它是一个比中执会更核心的权力机构。中政会从设立到孙中山北上[14]以前的三个多月时间里（1924年7月11日至11月1日），共召开过12次会议。其中孙中山亲自出席并主持会议8次。[15]而在同一时期，孙中山甚少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16]很明显，中政会成立后，孙中山将党的权力重心由中执会逐渐向中政会转移。另外，当时在国民党内具有相当操控力的鲍罗廷以政治顾问的身份竟一次不落地列席中政会。此种迹象亦十分微妙地反映了中政会实际地位的重要性。 一般的看法，孙中山设立政治委员会的目的，是出于军政、党务分工办理的考量。[17]因为在政治委员会成立后，又议决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这样一来，似乎形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党务，中央政治委员会负责政治，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军事之分工格局。[18]不过，在政治委员会成立初期，其职能之分工并不如此清晰。在中政会成立后第三日，胡汉民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3次会议提出政治委员会之权限案，经会议议决：（一）关于党事，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按照性质，由事前报告或事后请求追认；（二）关于政治及外交问题，由总理或大元帅办理。[19]以此观之，中政会不仅处理政治及外交问题，也可以处理党务。党务方面虽要向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而政治与外交则直辖于总理。细察初期12次中政会所讨论和议决的议案，内容涉及内政外交、财政金融、党务宣传、地方自治、军事训练、国共关系、人事任免等各个方面。相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讨论党务，中政会的决策范围明显宽泛得多。其中，政治决策确是中政会的主要职责。该会第10次会议决议案称：“本会为唯一讨论政治之机关，至于实行，则一方面由于政府，一方面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20]此案可以解读为：一、除中政会外，别的机关（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能讨论政治问题；二、中政会是政治决策机关，而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则是其政策执行机关。此点与中执会第43次会议之决议又有所不同。中政会的权力隐然超乎中执会之上。 中政会自1924年7月设立，至11月孙中山北上，因时间不长，总计开会仅12次，其职能和角色不大为外间和后来研究者所关注。实际上，在1924年下半年间，广州革命当局的一些重大决策，多是通过中政会作出的。如9月3日第7次会议，议决发表北伐宣言，并决定国民运动大会的宣传宗旨；11月1日第12次会议，议决和北方合作的条件，中山先生决定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等。在此期间，国共关系问题在国民党中央有过多次激烈的论争，最终也是通过中政会加以解决的。事缘于1924年4月，国民党“右派”党员们寻获到一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并以此作为中共在国民党内进行秘密组织活动之证据。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21]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多次开会讨论，均发生激烈争执而未得结果。最后决定请孙中山召集中央全会讨论解决。[22] 8月15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开幕。但全会论争数日，未能达成任何结论。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对此问题拟出两个草案：一是《国民党内共产党派问题》；一是《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联络问题》。21日，汪精卫将两草案提交中央全会。全会表决一致通过。[23]草案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内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负责与共产国际“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据鲍罗廷给莫斯科的报告，孙中山怀疑中共企图通过垄断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来垄断中国革命，乃建议成立一个直属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以后共产国际的所有指示都透过该委员会来传递。这样一来，国民党就能知道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态度，并可切断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直接联系。孙中山将国际联络委员会直属于中政会，使中政会的权力更为集中。只是因共产国际与中共消极抵制，国际联络委员会没有实际运作起来。 孙中山北上以后，广州之中央政治委员会暂时停开。北上不久，孙中山因肝病在北京住院。住院期间，孙中山知自己病势严重，不能躬理政务，而中央政治委员会成员如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邵元冲等没有随行北上，乃于1925年1月26日加委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李大钊、邵元冲、陈友仁为政治委员会委员，使政治委员会得以在北京继续召开。[24]随行北上的鲍罗廷仍为政治委员会顾问。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记载，是孙中山谕令汪精卫和陈友仁将广州的政治委员会“移设”北京。[25]按理，若是“移设”，则北京政治委员会存在期间，广州的政治委员会即应随之而不存在。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此期间，广州之政治委员会虽然一度处于停顿状态，但并非不存在。兹举一例：1925年2月，北京政治委员会讨论决议：“帅座若不讳，广州政府改合议制。”汪精卫将此决议电告广州。广州政治委员会依据汪电，于2月19日开会（是次会议是孙中山北上后广州政治委员会召开的唯一一次会议），决议广州政府应改为合议制。[26]以此观之，广州政治委员会仍然存在，其对北京政治委员会的决议，既似追认，又似接受和执行，折射出两会关系之微妙性。“移设”之说显然不确。相比之下，张国焘的回忆似更可信。张氏忆述，鉴于广州有一常设的政治委员会，北京的政治委员会只是临时性的，没有设主席，也没有设立秘书机构。汪精卫当时是北京政治委员会与孙中山之间的唯一联络人，不仅经常代表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外发言，而且在孙病危之际，是国民党内少数能直接见孙的同志之一。但汪精卫不愿在名义上负起领导这个会议的责任。原因即是广州还有一个常设的政治委员会，由胡汉民代理孙中山任主席。不过，汪虽然名义上不是北京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但北京政治委员会实际以汪为中心。[27]张国焘认为，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很快能在国民党内脱颖而出，成为“革命接班人”，与其主持北京政治委员会的经历大有关系。北京政治委员会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孙中山逝世前夕的一段时间里，代理孙中山处理国民党与北方军政当局之间的关系，发挥了相当重要的决策作用。如国民党对善后会议和段祺瑞政府的态度，以及联络冯玉祥的国民军等重要问题，均经北京政治委员会讨论决定。[28]有时西南与广州政局的处理和应付，亦须由北京之政治委员会加以决策。[29] 既往论者多以为孙中山北上后，由胡汉民代理广州大本营大元帅，是孙中山有意让胡接班，而甚少注意到汪精卫在北京代理孙中山主持政治委员会这一重要事实。在当时一些国民党人心目中，汪精卫不过是随孙中山北上办外交的，无论如何也轮不到他做孙中山的继承人。实际上，汪精卫主持北京政治委员会的这一段经历，为其日后角逐国民党的领导权，奠定了相当重要的基础。 （二） 对一个政党而言，第一代魅力领袖逝世后的权力继替，往往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由于党的创建者大都是青年人，其换代期势必在时间上拖得很长，加之创业的第一代往往能力超凡，长期在其阴影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很难脱颖而出。第一代领袖一旦逝世，继起者在能力与威望上均遥不可及，党内一时难以产生一个足以慑服各方或维系和笼络各派的强势人物。在无人足以服众的情况下，党内继承权之争亦应运而生。 孙中山在世时，国民党全党愿意接受他的“独裁”。中政会在国民党党章中缺乏法理依据，虽有张继等人对中政会的设立表示反对，但因是孙中山亲自主持，中政会正常运作不辍。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不一，加之中央委员散处各地，中执会很难有效运作，中政会实际成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是时经常出席中政会的委员仅有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伍朝枢以及顾问鲍罗廷等少数几人。随着中政会集权的强化，中执会的权力大受侵蚀，多数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很难参与机要决策。邹鲁、林森、邓泽如等一批受到冷落的“老同志”均心怀不满。国民党内反对中政会的声音亦随之而起。[30] 1925年6月14日，胡汉民在广州大本营召集政治委员会会议。是次会议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会议的序列，被称为第14次会议。这意味着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委员会议没有被纳入到中政会的会议序列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北京政治委员会存在的合法性。二是此次会议规定：“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政治委员会，以指导国民革命之进行”；“关于政治之方针，由政治委员会决定，以政府之名义执行之。”[31]这一规定可以理解为政治委员会为整个国民革命的指导机关，而不止限于政治指导；对于中执会，中政会应对其负责；对于政府，则中政会是指导和决策机关，政府是执行机关。 6月19日，政治委员会召开第16次会议，决议设立中央政府，定名为“国民政府”，以委员若干人组织会议并于委员中推举一人为主席，并确定新政府的组织大纲及成立日期。[32]6月22日，政治委员会开会讨论了国民政府的人选问题。6月28日又开会通过国民政府组织令。6月30日再开会议决“推本会主席为党代表行国民政府成立典礼”。[33]这意味着，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决策，并不是由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做出的，也不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的，而是由一个在党章中没有法理依据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做出的。 国民政府于7月1日在广州宣告成立后，政治委员会于7月5日开会决定：“政治委员会之议决，如须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行之者，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之通过；遇紧急时得先行之，然后请求追认政治委员会之议决；如迳以政治委员会名义行之者，汇报于中央执行委员会。”[34] 但三天以后，政治委员会又开会议决：“党与政府及军事之政策，未经政治委员会讨论以前，无论何项机关都不能决议；如有决议，即认为无效”。[35]这意味着即使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亦不能在政治委员会讨论以前有所决议，实际上确立了中政会之至高无上的地位，否定了此前中政会从属于中执会的规定。 对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中政会要求两会于开会之先，其议事日程须在政治委员会先行讨论。[36]不久又明确规定：“军事委员会不作为政府一部之性质，而为政治委员会之一手足。”[37] 中政会还颁布了《政治委员会处理事务细则》，规定应由该会讨论的事项为：（甲）关系国家全体利害者；（乙）关系政府全部利害之政策者；（丙）关系本党主义或决定者；（丁）有使本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者。细则还规定了包括国民政府各部、监察院、审议院、军事委员会以及广州市政府在内的各高级政府机关，每月以书面形式将施政经过、成绩、计划及困难，报告中政会，接受中政会的审查。[38] 7月15日，政治委员会进一步讨论“集中党务于政治委员会问题”，决定“政治委员列席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时，对于政治委员会之议决案，只能提议修正文句，不能变更意义。”7月27日，政治委员会议决，中央组织部应直接受政治委员会领导，中央组织部长应出席报告全国各地党务。9月2日，政治委员会更明确议决：“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将会议议事日程先期送交本会。”[39] 上述决议，意味着中政会集党政军最高权力于一身，明确规定其权力至高无上，集权的范围和力度均属前所未有，与俄共中央政治局几无二致。这可能是中政会权力最鼎盛的时期。党章规定的“最高机关”之中执会亦受其节制。甚至中执会直接主管的党务，中政会也要加以干预。如政治委员会第73次会议讨论决定广东省省党部委员人选，第75次会议又议决广东省党部于政治委员会在粤期间，直接受政治委员会之指导等。[40] 在孙中山北上以前，中政会召开一般不定期，或一周一次，或二周一次。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中政会每周召开三次（一、三、五召开）。召开频度的增加，与其决策职能的强化大有关系。 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和地位日隆。他以中央政治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运用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广州几乎肩负着实际领导责任。[41] 孙中山在世时，孙是中政会的当然主席。孙不出席时，由胡汉民代行。孙中山北上之际，曾任命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中政会的会议记录上仍署“汉民代”或“汉民代行”。自1925年6月30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前夕）第26次会议起，胡汉民正式署名主席，不见“代”或“代行”字样。在廖仲恺案发生以前，中政会主席均是胡汉民。这意味着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胡汉民一度在国民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几乎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但其时在俄国顾问鲍罗廷和中共眼中，胡汉民是国民党“中派”甚至“右派”，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间，鲍罗廷有意抑胡抬汪。汪精卫亦趁机联络廖仲恺、蒋介石、许崇智、朱培德等重要军政领袖，私下达成政治联盟，共同孤立胡汉民。[42] 1925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在鲍罗廷的支持下，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43]，而胡汉民由代理大元帅沦落为一个毫无实权的外交部长。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尚未为列强所承认，所谓“外交部”其实是一个徒有其名的空头衙门。以往认为胡汉民在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只得了一个空头的外交部长，意味着立即失势。实际上，胡的真正失势，应是在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案发生以后。或者说，自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至廖案发生的一个半月时间里（1925年7月初至8月中旬），广州政坛出现过短暂的“双雄共主”之局：胡汉民为中政会主席，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由于国民政府委员人选在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后径自发表，而未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引起邹鲁、林森、邓泽如、戴季陶等一批国民党老同志不满。胡汉民不甘大权旁落，亦想通过与右派结盟，召集一届四中全会反击汪精卫，未料不久因廖仲恺被刺的偶发事件，导致计划落空，反遭汪精卫算计。汪精卫利用廖案与胡汉民堂弟胡毅生有牵连，趁机将胡汉民派赴苏俄“养病”及考察。与此同时，政治委员会（第52次会议）增补蒋介石、孙科、谭平山为委员。汪精卫亦名正言顺地接替胡汉民为中政会主席。 汪精卫利用廖案逐胡并排挤国民党右派之举，在国民党高层激起波澜。《邵元冲日记》载：广州廖案发生后，在上海的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刘芦隐和邵元冲等人均对汪精卫的做法及其为人甚表愤慨，认为“此次之大狱，实系精卫欲掊去展堂（即胡汉民――引注），故罗织种种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阴贼险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为之大恸，同座相对，俱为唏嘘。”随后几天内，邵元冲又获悉广州方面汪精卫对林森、邹鲁、谢持、许崇智等亦有排挤倾向。邵氏感喟曰：“粤中相煎益急，始作俑者其责任将如何耶！” [44]在林森、邹鲁及一些国民党“老同志”看来，汪精卫操控中央政治委员会有意剪伐异己。他们感到，在汪精卫的背后，定有鲍罗廷暗中支持和指使。 当时聚集在上海的有谢持、叶楚伧、茅祖权、邵元冲、沈定一（原为中共党员，大约于1925年7月公开转变为反共）、戴季陶、覃振、孙科、许崇智等人。这批人之汇聚，除对“容共”政策持有异议外，共同对汪精卫不满，亦是他们结盟的一个重要因素。《邵元冲日记》中所记“西山会议派”最初聚集情形，除了共愤汪氏“剪伐异己”外，未见涉及“容共”问题。当然邵氏日记未记载，并不表明他们对“容共”问题没有看法，但当时在上海的这批“老同志”似乎更关注汪精卫的所作所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对汪氏不满的“老同志”，并非因汪氏如何“左倾”，而更多地是“从友道信义上立论”。如戴季陶致粤中各人通电中，大谈“友道信义”，认为汪精卫“不应苛遇展堂”，谴责汪氏为人“狡刻”。[45]许崇智之被逐离粤，本是受蒋介石的排挤，但许崇智在责备蒋介石的同时，对汪精卫似乎更不能原谅，认为“介石有时或受人挑拨，盛气难回，然精卫不为之谅解，而反投井下石，殊非对友朋之道。”[46]由此观之，“西山会议派”的形成，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共同对“容共”政策不满；二是共同对汪精卫不满；三是共同对中政会不满。 由于中政会过度集权，中执会的权力大受侵蚀，导致部分中央执监委员很难参与机要。而中政会委员中，新增补的蒋介石、孙科、许崇智、伍朝枢等人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从而出现部分中委“边缘化”，而部分非中委进入权力核心之怪局。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批心怀不满的国民党中委“老同志”在北京西山集会，与广州的党中央相颉颃，组成“西山会议派”。由于“西山会议派”以反共分共相号召，故以往学术界对“西山会议派”的认知，多专注其分共反共的面相。其实，从党内权力斗争的角度看，“西山会议派”的形成，更有意识形态以外的因素存在。长期以来，国共两党以及海峡两岸学者均过份强调“西山会议派”“反共”的一面，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和遮蔽了国民党内权力斗争的面相。[47] “西山会议派”的主张亦可应证这一点。除主张取消共产派在国民党之党籍外，“西山会议派”还要求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弹劾汪精卫。其中指责鲍罗廷与汪精卫的主要“罪状”，即是他们“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48]认为鲍罗廷在政治委员会内大权独揽，汪精卫则遇事听命于鲍，以致“不见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见了国民政府，只见鲍罗廷所包揽的政治委员会。”[49] “西山会议派”指责中政会违法越权，认为政治委员会本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下级机关，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指挥，但政治委员会逾越权限，导致“中央执行委员会几如其收发机关，而政治上之事，自国民政府以及市政府，事无大小必须开列议事日程，经其核准，方得置议”；其次，政治委员会只应讨论党中关于政治的事件，不能过问党事，但实际上，政治委员会“关于党部之事亦擅自决议”。[50] 除中共外，鲍、汪操控的政治委员会实际上成了“西山会议派”攻击的主要目标。针对“西山会议派”的指控，汪精卫辩称：“政治委员会是总理决定的，鲍顾问先生在里面真是尽职，总理在不在都是如此。鲍先生没有一次不为我们详细计划，不过表决时候他必完全处顾问地位，没有表决的。现在西山会议攻击鲍罗廷先生，说鲍先生操纵政治委员会。但政治委员会是各机关都有人在内的，有什么事情大家都在政治委员会内充分讨论，讨论之后，或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执行，或交国民政府执行。政治委员会止是一建议机关，还不是执行机关。”[51]汪的这一说法，与其说是替鲍罗廷“洗刷”和“开脱”，不如说恰恰道出了鲍罗廷在幕后操纵政治委员会以及政治委员会侵夺中执会权力的事实。政治委员会讨论之后，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去执行，即意味着政治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凌驾于中执会之上的决策机关，而决非汪氏所言“止是一建议机关”。 （三） 1926年1月，在汪精卫主持下，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国民党历史上，广州“二大”是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最为激进的一次。作为广州中央的领袖人物，此时汪精卫的左倾化程度也达到了鼎盛。作为政治委员会顾问的鲍罗廷实际上是整个大会的幕后指挥。 广州“二大”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时，增列“中央执行委员会遇必要时，得设立特种委员会（如政治委员会等）”一条[52]，从而使中政会的设立在党统党规上具有合法性。随后举行的二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之政治指导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政治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任之；政治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可在某地方组织分会；政治委员会设委员和候补委员若干人，并聘任顾问，候补委员和顾问只有发言权；政治委员会由委员互选一人为主席，并设办事机关。[53]这是国民党中央第一次对中政会的组织、性质、人事及职能做出正式规定。该规定明确了中政会与中执会的隶属关系：中政会为中执会所特设，并对中执会负责，其委员亦由中执会推任。其次是将中政会的职权限定在“政治指导”方面。这一条例似有适度纠正此前中政会凌驾于中执会并过度集权之意向，亦可能有回应“西山会议派”攻击之考量。检阅此后半年（北伐前）之中政会记录，其议决事项基本上恪守了“政治指导”之原则。以往学界认为自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一直到1927年宁汉合流以前，中政会始终是国民党的“党政最高机关”，其地位基本上没发生过变化。[54]这一看法显然不确。 广州“二大”选举产生新一届国民党中委80人，其中中央执行委员36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4名，中央监察委员12名，候补中央监察委员8名。在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时期，虽有常务委员，却无常务委员会之组织；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鉴于人数增加，召开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并非易事，乃正式设立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9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接着，又推定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等9人为政治委员会委员，陈公博、甘乃光、林祖涵、邵力子4人为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 中常会与中政会均为9名委员，其中有5人兼任两会委员。按规定，中常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代行中执会的职权。既如此，中政会亦应对中常会负责。但在实际运作时，中常会主管党务，中政会主管政治。两会似各独立，不相上下。[55] “二大”后，汪精卫仍被推选为中政会主席。自廖案以后至中山舰事件以前（1925年8月至1926年3月），中政会主席均为汪精卫。[56]这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权力之巅峰时期。 国民党“一大”时，蒋介石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二大”上，蒋介石首次当选为中委，随后又相继兼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总监。“一大”之际，蒋介石因未获党中高位而倍感失落，而“二大”之后，蒋又因“高处不胜寒”而自我危惧。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以其校长座舰“中山舰”出现“异动”迹象，误断为有一个汪精卫、苏俄顾问季山嘉与中共联手的倒蒋阴谋，于是宣布紧急戒严，是为有名的“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汪精卫负气出走海外。广州政局从此为蒋介石所掌控。 汪精卫走后，中政会主席一职，初由谭延闿代理。[57]4月16日，谭延闿正式被推选为政治委员会主席[58]。“二大”当选的9名政治委员中，因胡汉民与汪精卫流亡海外，经常出席者只有谭延闿、孙科、伍朝枢、宋子文、朱培德等人，其次则为甘乃光、陈公博、林祖涵等候补委员。[59] 令人诧异的是，身为实权派的蒋介石，却甚少出席这个时期的中常会和中政会。[60]蒋似乎更习惯于幕后操纵，而让张静江、谭延闿等人在前台替他打理。这无形减削了中常会与中政会的实际决策职能。1926年7月北伐出师前夕，蒋介石甚至试图取消中政会，或将中政会归并于中常会。[61]蒋的这一想法，表明他对中政会的存在，心存疑虑。最后与张静江、谭延闿等人商议的结果，决定将政治委员会停开，改为中政会与中常会合开一“政治会议”，并指定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胡汉民、甘乃光、陈公博、邵力子、林祖涵、伍朝枢、孙科、朱培德、谭平山、张静江、于树德、丁惟汾、王法勤、吴稚晖、陈友仁、何香凝、顾孟余、宋子文等21人为政治会议人员。[62] 这意味着组织精干、权力集中的政治委员会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人数众多的政治会议。有学者认为，此次中政会改组，“其意义在将中央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并为一”，因而权力更大，甚至超过中常会。[63]实际上，两会并非完全合并为一，中常会仍然独立存在。而中政会改组为政治会议后，意味着中央常务委员均可参加政治会议，而政治委员却不能参加常务委员会议。而且人数增多以后，政治决策的机密性与运作的灵敏性均将受到影响。 改组后的政治会议没有常设主席[64]，其会议次数不再赓续以前的中政会。1926年7月9日第163次会议是中政会的最后一次会议。7月15日，政治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统计第1—52次政治会议（1926年7月15日至12月9日）的出席情况，26名[65]政治会议人员中，实际经常出席者只有一半左右。蒋介石仅出席过2次。[66]这个时期蒋之甚少出席，显系北伐出征的缘故，但出席者不踊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解读为该时期政治会议地位下降的表征。中共中央看到，北伐出师告捷后，蒋介石顿时声势煊赫：“党权、政权、军权皆集中于总司令一身，蒋所在地，就是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国民政府所在地；蒋就是国民党，蒋就是国民政府，威福之甚，过于中山为大元帅时。” [67]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会议有可能沦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橡皮图章。 （四） 随着北伐军事的节节推进，南方革命队伍的分裂之象日趋显露。矛盾主要在国共两党之间展开，同时也牵涉到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迎汪复职运动、迁都之争、提高党权运动等，均是国共之间和国民党内不同派系之间激烈冲突的反映，而矛盾的焦点则集中于蒋介石一身。在军事方面，势力日涨的唐生智对蒋介石的总司令地位构成挑战和威胁。在政治方面，蒋介石极度忧虑鲍罗廷、中共和国民党左翼亲汪势力对其权位的颠覆。 大体言之，在北伐出师初期，苏俄和中共力图使国民党内的权力格局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局面，争取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重新联合执政。[68]为此，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发动了迎汪（精卫）回国复职运动，意在抬汪抑蒋。 1926年9月6、7日，国民革命军相继克复汉阳、汉口，武昌也指日可下。革命势力正向长江流域推进。武汉因其地理位置重要，有望继广州之后成为新的革命中心。蒋介石担心这一中心可能沦入唐生智之手，故而主张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以就近监控唐生智。但中共有意将广东建设成为一个左派革命中心，趁蒋介石不在广州而对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施加一些影响，如政府北迁，则有可能失去这一基地，因而反对迁都。11月7日，北伐军攻克南昌。9日，蒋介石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移设南昌。在这种情况下，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率先改变了对国民政府北迁的看法，同意蒋介石先前的主张，理由是：江西战事结束，孙传芳已失败，国民政府将向全国发展，要以武汉为中心进行第二期北伐，巩固广东省的基础已不是当前主要的工作。 11月16日，国民政府派外交、司法、交通、财政4部部长和顾问鲍罗廷北上，前赴武汉作政府迁移准备。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作出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北迁武汉的决议。 国民政府4部部长及鲍罗廷等一行于12月10日抵达武汉。13日，在鲍罗廷的提议下，在武汉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并正式对外宣告：“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以前，执行最高职权。”[69]1927年1月1日，临时联席会议宣布，国民政府在武汉办公，财政、外交、交通、司法4部开始行使职权。 蒋介石对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的设置可能带来怎样严重的权力变局，最初并未十分警觉，虽有所不满，却未公开表示反对。经过几天短暂的思量后，他越来越觉得由以左派为中心的武汉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有可能在鲍罗廷操纵下架空自己的权力。鉴此，蒋于1927年1月3日乘张静江、谭延闿等中央委员路过南昌之机，宣布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会议，劝说与会者同意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于他所直接掌控下的南昌，迁都问题以后再议。[70] 鲍罗廷本来设想利用蒋介石与唐生智的矛盾，削弱蒋的权力，将党权和政权转移到国民党左派之手。他乘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之机迅速成立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即含有此意。未料蒋介石将中央政治会议留驻南昌，挟天子以令诸侯，与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形成对峙抗衡的局面。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成立后，鲍罗廷俨然成为武汉方面的领军人物。武汉与南昌之间的对峙迅速升级。南方国民党政权实际形成两个中心：武汉一方坚持以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南昌一方坚持以中央政治会议行使最高权力。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也一分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