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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人的帮助下创办的一所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它以首创的崭新的革命制度，吸收了来自巴山蜀水、赣江南北、三晋大地、齐鲁阔土、荆州东西、黄河两岸、长江首尾的文才俊秀，培养了大量的军事政治人才而闻名于全世界，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的校长，自然对军校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经深刻地指出：蒋介石“看军队如生命”，“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本点，他是抓得很紧的”。[1]因此，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无论是在军事思想教育方面，还是军事纪律，军事训练方面，他都抓得很紧。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对蒋介石与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做一番探讨。 一 1904年，18岁的蒋介石赴宁波从顾清廉箭金学堂，读周秦诸子，说文解字及曾文正集，孙子兵法。顾清廉曾对蒋介石说：“一个国家想要独立生存，就不可以缺少军事力量，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够担当捍卫国家的任务，就得要学习军事。要懂得兵法，获得新的知识，保卫自己的国家，就应该到国外去留学”。[2]蒋介石深受其影响，从此萌发了当一名军人的思想。1906年，蒋介石考入陆军部陆军全国速成学堂（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1907年，蒋介石入东京振武学校习炮科。1909年冬，蒋介石毕业后，以“士官候补生”身份，分发到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入伍，如愿以偿地配属在野炮兵联队。在此学生期间，蒋介石对日本的军事教育是十分欣赏的。他认为，日本军事教育的秘密就在于其基本精神。他说：“我在二十四岁就派到日本野炮兵联队，入伍了一年。……纪律的拘束和生活的单调，干燥无味，使我当时感觉得太不合理了。但是我今天回忆起来，我生平生活之能够简单工作之能够有恒，四十年如一日，确是由于这一年士兵生活的训练所奠定的基础。”[3]蒋介石的这一段话，虽然含有吹嘘自己的成分，但也说明了这一段生活对他以后的军事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军校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们能领会军事教育的精神，明白为什么要进入这个军校，熟习一般军事学诸原则而施应用，同时养成每位学生恪守党纪及军风纪，并陶冶性行，锻炼体格，领悟士兵生活与任务之根本，为以后立足国民革命军指挥者打基础。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深深地懂得这一点。因此，军校创办之初的蒋介石大有一番励精图治的气概。学生在预备教育期间所接受的第一节军事教育课就是校长训话，蒋介石是经常对学生进行训话的。他认为，首先得有积极向上的精神，才会有统一的行动，才会达到万众一心的目的。学生来到军校学习，就是要训练他们要能在风雨飘摇、千辛万苦的环境中挽救衰败、凋残、横流的局面，拯救国民于水火之中。他从任校长至第一次东征的8个月中，给黄埔师生作了46次演讲。每次讲话，都对学生进行了革命鼓动。从第一期学生入学起，他就不断地向军校进行所谓的“精神教育”，要求官兵要有革命的觉悟，能为实现三民主义献身；为了“成功”领袖的“事业和理想”，“要敢于冒大险，犯大难，乃至杀身成仁”，号召“青年军人须以三民主义为惟一的信仰品”。民国十三年（1924年），蒋介石在对学生演讲时，对孙中山提出“亲爱精诚”的校训要旨做了一番解释。他认为学生来到军校以后就要相亲相爱，和衷共济，如同手足一样，感情要融洽。有了融洽的感情，做事情的时候才能充分发挥互助的精神。同时他还要求学生进入军校后就应该具备军人的精神。在对学生训话时他曾经说过：“全体学生之精神尚感不足，缺乏勇猛威严之动作。嗣后须加意努力，务使学生之精神振作，人人有吞敌之气概。概军队教育不仅注意技艺之精巧，尤重精神之活泼，始能在战场以寡克众。” [4]在战场上如果遇到困难，他要求学生“益当奋发，逢着危险，应该更加勇敢，更加镇静，……要耐劳耐怨，百折不回，静如泰山，动如霹雳。”[5]在面临生死关头，他又是这样要求学生的：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权利，专心救国，像这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6] 从蒋介石的这些言论来看，在军校创办初期，大体上尚能反映孙中山创办军校的意图，但也夹杂了一些封建主义与强权主义的色彩。据季方的回忆，他说：“他在校时必到餐厅与教职员一起就餐，教职员必须等他动箸而后动箸，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概。……在每次开校务会议时，大都由他一个人作训话般的交代，很少听到不同的意见，民主的空气是闻不到的”。[7]他对学生进行精神教育的同时也向学生提倡盲目服从，灌输了奴隶主义的思想。他宣称：“释氏之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墨氏说：‘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儒家说：‘杀身成仁’，又曰‘舍生取义’。这统统是救国救民的真理，这就是我们革命党员人人所应该尽的责任”。[8]对于三民主义，蒋介石又是这样解释的：“本校是为实施三民主义而创办的。除了按照三民主义的思想去实行外没有别的话说，也不允许有别的主义侵犯到这个学校里来。以后我们对于三民主义，绝对要服从，不准有一毫怀疑，而且不许有批评三民主义的态度。如果有怀疑或批评三民主义就是叛党，那就是我们的敌人。” [9]蒋介石跟随孙中山先生多年，又自称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孙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理所当然地应继承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蒋在表面上也高举着三民主义的旗帜，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简单，他所坚持的三民主义，已经不是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而是由戴季陶解释以后的戴氏主义。从历史的角度看，许多新的统治者，从自身的利益和愿望出发，就没有不折不扣地继承过先前领导者的思想，就是继承也要加以修改。在这种情况下，戴季陶所修改过的三民主义迎合了蒋介石的政治意图。又因为戴季陶一直以来都标榜自己是孙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者，所以，他虽然儒化了三民主义，同时还加进了反共的言论，但蒋介石却凭着这一点有胆量把戴季陶修改过的三民主义作为蒋氏统治的思想基础。这样，蒋氏的统治思想便在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掩护下发挥了作用。这就是蒋介石军阀思想的体现。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蒋介石虽曾一度组织黄埔军校，指挥北伐，但他的军阀思想和投机思想却与他‘参加’革命相随而来”。[10] 蒋介石自策划“中山舰事件”后，已经由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然打击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与苏联顾问。1926年1月12日，为了统一和加强军队的军事和政治教育，军事委员会决定合并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四、五、六各军办的军官学校或讲武学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蒋介石仍然任校长。3月24日，他对军校第四期的学生讲话时，不说明逮捕李之龙的真相。5月27日，蒋介石在军校高级训练班（由被蒋介石排挤出来的第一军的共产党员组成的）开学典礼上对学生说道：“革命是需要统一的，因此只需要一个党，不应该有两个党，只要有一个主义；而不应用两个主义；如期有两个党，革命一定是不能成功的；如期有两个主义也一定要发生冲突而影响于革命的；因此革命只许有一个党。” [11]从蒋介石的这一段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得出蒋介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向学生灌输反共的思想。虽说蒋介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者，但在他的政治行为中却全力实行着封建的专制主义。可见，即使蒋介石标榜自己是三民主义的继承人，但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准备去继承。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传统的文化在动荡的危机中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占据重要地位。然而对人们的影响力是潜在的，是根植于人们的心灵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显示了较强的生命力，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还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蒋介石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下成长的，受其影响，蒋介石本人的社会、政治、人生的思想心态就不可能离开图展抱负、垂成欲霸的欲望。因此，蒋介石也不可能是孙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继承者。北伐开始后，他的军阀主义思想是日益高涨。 二 身为校长的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对军校学生的军事精神教育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军校的军事纪律、校风管理方面，他也制定了许多条例、法规，对教职员以及学生的管理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1924年2月，他任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时，就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拟呈了《军官学校考选学生简章》，《简章》中已经明确规定了军校的军事纪律。在学生入学以后，蒋介石规定了更加详细的校规，有礼节令、校风令、考风令、请假令、判逃令等等。对教职员也有管理令、任用条例、晋薪条例等。可以说，对黄埔军校的军事纪律管理，蒋介石慎之又慎。在小小的礼节方面，蒋介石对学生的要求都很严格。在军校的训练科目中就专门开设了“敬礼演习”科目。军校规定学生见了长官要行礼。一次，蒋介石经过要塞司令部排哨之前，有一个学生不行礼，结果这位学生受到严厉处罚，而且连他的队长也记过处分。后来在蒋介石颁布的饬守礼节令、重申敬礼令中都提到这事情，并申明“礼节为军人精神之所寄，如无礼节，则纪律与精神无所表现。本校各官长学生，如不于此竭力整顿，则从此百事废弛，不可收拾。……兹从令到日起，着各部、处、团、队，切实规定”。[12]对于军校学生的请假规定，蒋介石也做了严格的规定：现值戒严时期，事务紧张，各部队团队无论官佐、学生、士兵，宜各夙夜在公，不准私自赴省，亦不能托故请假，以加慎密而重职守。一经查出，官佐撤职，学生士兵究办。[13] 蒋介石对学生严格要求，对教职员也同样严加管理。他曾经多次颁布《饬官长除恶令》、《职员晋薪晋阶条例》、《教职员任用条例》等等，对长官及教职员的管理做了详细的规定。如《饬官长除恶令》规定：闻各连官长，有在外夜宿，为嫖赌者，有晏起迟到，不尽职守者；有懈弛操课，不假外出者，有动作差误，不加矫正者。……要知本校为党军基础，亦为各军观瞻所注集，校中同志更宜振精神，整饬纪律，以为实行我总理三民主义之中心。[14]在他所制定的军纪中，最得力之作为《革命军人连坐法》。连坐法规定，与敌交战时，无论如何危险，不得临阵退却，如果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一排同退则杀排长，……以此类推。蒋介石认为，这个连坐法一实行，就可以达到万众一心，万人齐力的目的。对于他所制定的军纪，他曾用八句短小精悍的话语来概括了他的要求：一要清洁，二要有秩序，三要有条理，四要精密（不论事之巨细，均须精密审慎），五要慎言（戒谎言欺人）六要诚实（戒虚浮），七要亲爱（和衷共济），八要静肃。[15] 在严格的军事纪律规范之下，黄埔学生可谓军服整齐，精神焕然，令人耳目一新，油生敬意。在黄埔军校创作的《爱民歌》里写道：“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田坏田产，莫打民间鸡和鸭。”黄埔军校凡是让民间百姓担任挑夫与向导的，统统由政治部办理，给百姓报酬每十里四厘，从不以赊帐形式买东西，而是全部付现金。每当部队撤走，学生都会将驻地打扫得一干二净，捆好用过的稻草，归还所借物件。 蒋介石规定了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确使黄埔师生精神焕然，呈现出了一支军队的真正面貌。但是，我们从中也不难看出蒋介石的军阀思想。虽然他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军事纪律，但他向学生们解释军纪时却说：“前人所说的三纲五常，一定要长幼有别，上下有序，阶级次第分得明明白白，这就叫做纪纲。”[16]这是蒋介石封建思想的明显表现。蒋介石虽然严格要求教职员和学生，但对于他的幕僚、心腹却是手下留情，从宽处理。军校教导团成立时，蒋介石任命王柏龄为第二团团长。第一次东征时，王柏龄在淡水战役中临阵逃跑。蒋介石为了严肃军纪，免去王柏龄团长的职务，但另外又把他调回军校校本部任参谋。从蒋介石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当中，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并非对于每件事、每个人都用军纪去衡量，他军阀思想中的私人性也暴露出来了。蒋介石要成就他个人的事业，彻底反共反苏，他个人的力量在激烈的争逐中显得微不足道。因此，他必须在军校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寻求实现政治野心的时机。像钱大均、顾祝同等人都是他的幕僚，蒋介石也不可能真正地去排挤他们。 三 黄埔军校建校初期，广东革命政权四面受敌，形势险恶。为了尽快出人才，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效仿苏联红军学校的教育方法，制订了半年的训练计划，采用最新的理论和技术训练学生。第一期学生的军事训练分为学科和术科两大部分。学科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以及战术学、兵器学等军事理论。术科以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以及行军等。在几种训练中，军校最重视、对学生要求最严格的是制式教练。这种形式教育是蒋介石的真传。蒋介石到部队中，首先看到的就是制式动作，如阅兵时的阅兵式，分裂式，主要是看“立正”，“敬礼”，“正步走”。考察骨干、选拔人员，也是看一个立正姿势。蒋介石还对“立正”的基本功发表训词说：“立正时，要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猛虎袭于后而心不惊，做到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然后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了。”[17] 因此，对于学生的基本操练，如立正、稍息、敬礼、集合、正步等训练，蒋介石都相当严格，连最基本的“立正”，他都会亲自检查。每逢学生的演习操练、毕业训话，他都会亲临指导。军校的各科都有详细的科目表，授课进度表, 循序渐进，严格训练。其目的就是“使各学生熟悉军事学之一切原则，以坚定其识力，正确其理解，施之于实用而有余。”[18]蒋介石认为“军事学校的训练一定要严格，而本校是党团与军队二重的训练加在一起，是更不能不严肃果决了。”[19]为了使军事训练更有成效，鼓舞广大学生联系实际展开军事研究，蒋介石和廖仲恺商定在黄埔军校设立“革命军事研究会”，对军事问题做广泛深入研究。他们联系时代背景结合军事情况，拟出研究情报、时事、编制、调查、教育、兵器、培材、建设八大问题，帮助学生从更深层次探讨军事政治问题，其目的就在于补助训练和建设党军，以完全革命的威力工作。当时军校的军事训练也得到了苏联人的大力援助，蒋介石在1924年6月29日对第一期学生训话时，曾称赞俄国共产党员活动的方法及成效。从中山舰事件始，蒋介石公然反对苏联顾问。他以“北伐”为理由，把苏联顾问季山嘉赶走。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对苏联顾问的一些行动也进行了限制，苏联顾问塔尔哈诺夫当时指出：“在三月事件后，蒋从来不让任何一个俄国人参与组织方面的工作，参与调动和任命事项。有关战斗和训练的事情请去干吧，可仅此而已。” [20] 军校不仅注重军事训练，而且也很注重政治教育，实行了军事和政治并重的方针，打破了以往军事学校仅仅以训练军事人才为宗旨的习惯，教会了学生怎么做个军人，尤其是革命军人，懂得了保国为民的意义。因此，军校培养的学生在平定商团叛乱、二次东征、北伐及抗日战争中都取得了显赫的战绩。 但是，蒋介石的军阀思想也逐步暴露出来了。在军事训练上他任人为亲“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练，他所任用的就是奴才，对有骨气不愿意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 [21]民国史专家李新认为：军阀的特征“首先是它有一支私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由一个首领通过家族、亲属、同乡、师生等封建关系的网络统率着。”[22]蒋介石所能任用的人跟他都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来看看军校的教导团。由于当时军事环境严峻，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决定在军校建立两个团的联军，将部分学生实行战斗编组。1924年9月3日，蒋介石、廖仲恺派何应钦筹备教导团。9月到12月，两个教导团相继成立。教导团的士兵大多数来自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青年工人和农民，由军校的教官和第一期的毕业生充任各级军官。教导团是军校的附属部队，直接受军校领导。蒋介石对教导团抓得很紧，在选择和任命带兵的军官时，连以上的军职大多安置了他的亲信。除何应钦、王柏龄分任团长外，营的军官如钱大钧、刘峙、顾祝同、沈应时、蒋鼎文，副职和连职如陈诚、郭俊、宋元章都是他的亲信。他采用多种手段笼络重用他们，以后这些人都成为了蒋介石集团的中坚。这些都是蒋介石军阀思想中私人性的明显表现。 黄埔军校由于严谨的学风，严格的军事政治教育培养了大批直接影响着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风云人物。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他在军校的军事教育方面早期是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的。他制定了一整套校风、校纪，施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使黄埔师生呈现出了新的精神面貌。但蒋介石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对军校中的共产党人是早就提防、限制的，这就决定了蒋介石在军校的教育当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日后他能成为真正的实权铁碗人物打基础。由于蒋介石治军思想的两重性，后来，他为防止共产党人的活动，终于抛开了革命的面具，于1926年6月27日发起组织了一个“黄埔同学会”，由于没有达到目的，在1927年“四•一二”后，他又立即派人改组了“黄埔同学会”。蒋介石在“黄埔同学会改选委员会训词”中宣布：“我们同学会的任务，就是要防止CP分子在我们党里，学校里出来活动”，是“监察CP、防止CP在我们党里活动的一个机关。”[23]从此，革命的黄埔军校逐渐变成在蒋介石控制下的一个反共机构。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是有贡献的，但最终也是他改变了黄埔军校的性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