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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在俄罗斯 编者按： （本文译自俄罗斯伊尔库斯克乌利斯出版社的《台湾》一书，第127-143页（Тайван: Научно-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издание.--- Иркуск: Улисс,1994. с.127-143.）。 由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许高渝教授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俄国语文学系工作期间指导该系学生于2007年6月翻译，并由他亲自校订。） 在苏联和国民党时期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的独特经历具有特别的意义。他在青年时期有12年是在苏联度过的， 他在那里接受了严格的教育， 编过报纸，参加了俄共（布）。后来在其父亲去世之后他成为台湾的总统 ，既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 又是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1925年，15岁的蒋经国到莫斯科读书。 他走出这一步无不偶然。 中国社会在这个时期正是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 青年学生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蒋经国的个性好动， 在上海这个反帝斗争主要中心地读书时， 就参加过抵制洋货的活动和游行， 后来被学校开除， 于是他去了北京， 进了ㄧ所外国语学校。但他还是没有游离于政治之外，曾因参加游行而被禁闭在校两个星期 。在北京他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员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通过他又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相识。 正是他们向蒋经国提出赴苏联学习的想法。当时年轻的、人数不多的共产党和党员数量较多而且更有经验的国民党组成了统一战线，开展革命。许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国民党中执委中有三分之ㄧ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十分紧密， 在党的中央机关中也有从莫斯科来的顾问。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曾经写道，帮助指导军队组织的“俄国人是一批具有很大的胆识和宽广知识的人。他们善于制定正确的方法。如果我们想要革命成功，我们就要向他们学习”。孙中山提出的联苏联共的政策被制成标语悬挂在广州黄埔军校里。蒋经国到广州拜访父亲时，他父亲正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国民党中执会主要的政治顾问M.M.鲍罗廷宣布，将在莫斯科建立中国中山劳动大学，并建议派学生去那里学习。接着由一些著名的国民党员组成了一个招生委员会，共挑选出的三百多名幸运者，蒋经国也在其中。 在这时，蒋介石已经是国民党的政要人物，又是军事统帅。有许多证据表明，他个人对苏联是持相当的批评态度的。但他的政治立场依然保持着孙中山所确定的方向，因此记者有时称他为《红色将军》。他放儿子到莫斯科去，这是他的一种政治手腕，强调继续和苏联合作的意愿。此外，蒋介石也可能考虑到那里的要求更为严格，而且危险性也小，所以不反对热情奔放的儿子去那里。在苏联，对蒋经国来说是无情的考验。 1925年10月，蒋经国和其它同组的二十人一起在广州坐船，出发前往海参威。途中，蒋经国曾在上海停留，和亲生母亲有一次短暂的会面，两人在分别时都很难过，泪流满面。 蒋经国还在上海加入了国民党，当然，这还不能证明他的观点已经很成熟。他自己也说过，在参与学生运动的时候，他还没有任何明确的政治态度。 蒋经国的遥远旅程并不舒适，但这对那个艰难时期来说，十分平常。他和伙伴们是乘一艘原本是运送家畜的货船，从上海航行到海参威的。与新朋友相识，激烈的争论以及讨论新书，其中有彷佛是专门为了比较及思考用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所有这些都减轻了日常生活上的种种不便。 在海参威开往莫斯科的火车上非常寒冷，火车上没有餐厅车厢，甚至开水都没有。蒸气火车因为缺煤，只好靠烧木柴来发动，所以火车开的很慢。然而，未来的大学生们利用火车长时间在站上停留的机会举行集会和座谈，宣传有关中国革命理论及孙中山的学说。有一次，在一个车站上，学生们正好碰上了举行庆祝十月革命的集会，他们兴奋地高呼：『中国革命万岁！』、『中俄合作万岁！』等口号，这些情景使蒋经国兴奋异常。 蒋经国原来对苏联有很大的期待，但在西伯利亚却看到一片贫苦的景象，这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在大学每一位中国学生都有俄文名字。蒋经国的俄文名字叫尼古拉．弗拉基米尔维奇．叶利扎罗夫。所有的学生分成若干个小队，尼古拉和其它一起来的21个同学分在同一个小队。他们的所学的科目从名称上看就很说明问题：俄语、历史(这里指的是中国的东方和西方的革命运动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和军事学等。一天要上八小时课。但据当事者回忆，更多的时间是在开会。会议不管要开多长，离开会场都是可耻的。因此，谁从会场上离开去上课，大家就会把那个人称为「个人主义者」、「书呆子」，离开会场去吃饭的人被称为「小资产级份子」、「利已主义者」。在学校里大家十分注意自我批评：学生要定期汇报自已的行为态度和想法，所有这些都会记载在日记里，供领导查阅。看来这种会议式的教育活动并不太影响学习，因为后来很多该大学的学生都成为了杰出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活动家，如邓小平、杨尚昆、乌兰夫(他当时就坐在蒋经国的旁边)等。学生们物质方面的生活是贫乏的。每月助学金为二十五卢布。某些材料上说，「蒋经国到苏联之后，由于很少得到他父亲的资助，他经济上十分困难」。尼古拉‧叶利扎罗夫（蒋经国）化在学习上的时间很多，他学习俄文十分勤奋，所以掌握得很好。当时大学的男女关系比较自由，中国的学生十分迷恋俄国女孩。但是根据同事们的回忆，尼古拉并不这样。他全身投入于社会工作：经常他在会议上发表演讲，为学生刊物撰写文章，甚至在校外群众性讲坛上作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1925年12月在他到达莫斯科的几个星期之后，他提出申请要求加入大学里的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层组织，后来他被接纳为这个组织的成员，不久之后，他又成了支部书记，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只是因为他有地位崇高的父亲的缘故。一批刚刚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如此快的成为年轻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不仅证明他们对政治活动的强烈渴望，而且也说明他们在这一时刻还没明确的政治观点。在大学平静的气氛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进行着辩论，托洛茨基份子和斯大林份子也常常争论，蒋经国这个年经的造反者需要明确自己的政治方向。实际上，他也很快做了选择。他选择了极左的政治力量。 开始时共产党员的生活方式吸引他，使他对他们产生了好感，他们生活简朴，纪律严明，而这些使他们与同班的国民党员有所不同。那些国民党员的同学，没有了家长的监督就自由放任起来：行为不端，惹人反感。后来，在一些教师的影响下，蒋经国接受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大学校长卡尔•拉德克成了他主要的政治导师，他作为教中国史的教师，经常同蒋经国这位有天份的学生讨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的思想，尤其使蒋经国感到亲近。他赞同托洛斯基关于如果不进行全世界范围的革命，在一个国家里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的思想。不过，蒋经国这位年轻的外国人的立场，不是来自苏联内部的因素，而是来自希望由俄国来积极指导推动世界革命。不论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尼古拉．叶利托罗夫（蒋经国）十分相信托洛茨基理论是真理，他不怕公开表示自己的看法(很少人敢这样做）。他还参加了托派秘密组织，成为其领导者之一。他鼓励自己的同志一起出版小册子，举行反斯大林的会议。至少，蒋经国在日记中是这样说的。这完全和学校党组织给他的鉴定材料相符：马克思主义的基础较好，守纪律，积极，但由于年轻比较轻率。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苏联各地广泛庆祝这个事件。报纸上都刊登了有关的消息，到处举行集会。在街上女孩们把中国大学生团团围住，在大学里送鲜花给他们。不久中山大学里开始筹备劳动节，为了参加游行，学生们还准备好了蒋介石的大幅画像。但4月12日突然发生了第一次反共革命的流血事件。 在大学举行的集会上，人们愤怒的谴责这位先前的「红色将军」（不久前，他得到了“大元帅＂的称号）称为革命的叛徒和帝国主义的帮凶。塔斯社后来发布了蒋经国与其父亲断绝关系的声明。蒋经国的一位同班同学曾写道：「在那之后，我们走到任何地方，都会有人问：这里谁是蒋介石的儿子？」 人们对那位作出不寻常行为的青年的兴趣与日俱增，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与父亲断绝关系是违背中国孝顺父母的传统的。可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相似的例子，在紧急关头儿子的感情会服从于国家的或是社会的利益。例如，1922年，蒋介石给儿子的信里就有这样的话：「当汉朝第一个皇帝刘邦的父亲被项羽俘虏后。项羽威胁他，如果刘邦不投降，就要杀死他。可是刘邦没有妥协。这说明他关心国家更胜于自己的家庭。」不过在西方文献中对叶利扎罗夫（蒋经国）的行为有其它的解释：他的行为似乎是被迫的，是受到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国共产党员们的指使。 从那一刻起，蒋经国的形象似乎逐渐两重化。其中一些人认为，他无疑是一个共产主义份子，是世界革命大军中的士兵。他为了伟大的理想会坚定的牺牲亲近的关系，他为命运感到幸福。另一些文件则把他说成是一个牺牲者，是各种有影响政治力量之间的一张牌。他经历了最意外的命运转折后，他处于长期的压力之中。第一类档最典型的是叶利托罗夫（蒋经国）于1935年时加入俄共时填写的表格和撰写的自传。第二类材料中最有意思的是他的回忆录《我在苏联的日子》。这篇回忆录写于1937年。首次问世于1989年，作为克莱恩的书中附录。克莱恩于1958-1963年间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台北分处处长与蒋经国交往密切，蒋经国向他提供了回忆录的手稿，以供出版。我们认为，第二个假设更接近于真相，可是也可能在叶利扎罗夫生活中找到蒋经国生平的两个假设，虽然真实的情况会比任何其中一个都还要丰富而复杂。顺带提一下，在国外的文献里也能见到对于蒋经国在俄国时期的两种不同说法。在4.12事件之后，莫斯科和中国(武汉)政府之间的关系大大恶化。莫斯科的国民党支部被解散，中山大学里的大学生们纷纷离开苏联。蒋经国在回忆录中写道，1927年4月，他和他的一群同学要求返国，可是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阻止了这件事，认为如果他回国，就会加强了蒋介石立场，他们建议他在苏联继续学习。蒋经国的生活一下子改变了，如果不把迟到的中国报纸和杂志算在内，他和亲人的联系可以说中断了，实际上，他从命运的宠儿变成了一个人质。在他的命运中有着不同政治力量利益的对立，这种对立对他而言，绝对不是一直有利的。然而，蒋经国没有失去乐观的心态，亦没有打定投降的念头。由于他从小就对军队有兴趣，他就申请到一所专门的军事学校就读，并被录取为学员。在那里毕业后又被派往列宁格勒托尔马切夫军事政治大学学习。在上述这些就读都同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有关，至少他们是知情的。叶利扎罗夫（蒋经国）在该校学习了两年半，他不仅认真学习了多门军事学科(其中战略课是度哈切夫斯基元帅亲自教授的)，还学习了一些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课程。他学习很好，写过一份有关游击队战略的报告，还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和从前一样，社会工作占用了他生活中的许多时间。他被选为学校共青团委员会的委员，1929年他成为俄共(布)候补党员。在前一年，他已宣布与托洛斯基份子断绝联系。如同他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他之所以采取这些步骤，是为了要稳住自己在异乡国家的地位。因为在那时，他正被怀疑企图用蒋介石的钱来组织南方的同乡会，成立反革命阴谋团体。幸运的是，后来他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这些来自共产国际内的同胞的诽谤。 他于1930年7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军事学校，之后他就向苏联当局请求返回祖国或者加入红军。但这两项请求都未能获准，这同他所想象的一样，又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在插手。而从苏联当局的角度看，也「不应该」完全信任他。学校三年级时对叶利扎罗夫所做的鉴定里就谨慎的提到「他政治成熟，积极参加党的工作。但由于年轻，缺乏实践工作经验，加上社会出身的问题，不应立即让其回中国担任负责工作 最好派其到生产岗位一年」。 （需要提醒的是，在二零年代全国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专家」和「阶级异己份子」的运动，出身被认为是从国家机关中除名的最充分的理由。） 后来的结果确实如此， 蒋经国的军校生涯就此为止。他过了两个月无所事事令人折磨的生活之后，被任命为前身是中山大学的列宁大学中国学生访问团的指导员。他带了学生们到乌克兰和外高加索地区参观了解，后来又不幸生了一场大病。1930年10月起他降到了社会层次的更低层，他在狄那摩工厂成了一名车工学徒，完全脱离了他原来所学的专业和职业兴趣。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以前我没有从事过吃力的体力劳动，所以起初觉得工作非常辛苦，经过两天后，双手肿胀、腰酸背痛，我开始深信，磨难能锻炼一个人。但我一个月的工资只有四十五卢布，我要如何靠这些钱渡日呢?特别是那时苏联的食物短缺、物价高涨，面包要根据票卷配给，鱼肉类的供应也相当少，我常常空着肚子去工作。 我应该设法改善生活，因此决定到夜校进修工程技术课程，同时又得到了在工厂内教军事课的机会，让我能额外的增加一些收入。我每天都从早上八点努力到午夜十一点，早上七点起床，从宿舍搭大众运输工具到工厂，因为这段时间我没有钱买书，所以下午五点吃完晚餐后就到公立图书馆看书。晚上八点到十一点到夜校上课，此外每个星期抽出七个小时教授军事课程。 进入夜校后，增长了我许多知识，也让我在工作时能更完善的运用技术。经过五个月后我的月薪增加到一百零五卢布，生活虽然不容易，但我已经感到相当满足。原来，若是没有日复一日的劳动煅炼着我们，就无法感受社会的本质；无从了解民间疾苦和困难背后的价值。我相信种种经验对我将来都是有益的。」 一年后，尼古拉．叶利扎罗夫（蒋经国）又一切从零开始。一九三一年五月，他被调派到位于莫斯科与梁赞之间的一个偏僻乡村（若可夫）从事农业劳动。他接受了这一个新的命运转折。他感到高兴的是，他以身体虚弱为由，说服中央委员会不要派遣他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因为那里的气候相当严酷。起初，叶利扎罗夫被当作外来人看待，但他在生疏的劳动里努力表现，最主要的是他有知识，使他很快的赢得农民们的尊敬。他记得，经过了一星期后，乡民们就不让他参加田间劳动，并请他担任主席，因为原来的主席患重病已经很久了。1932年的10月，叶利扎罗夫（蒋经国）接到回莫斯科的命令。但在1933年，他被派到阿尔泰地区的金矿当工人，那里从事的是强体力劳动，他在金矿渡过了艰辛又沉重的九个月。这有点像是流放。然而他提前回来了，这都是由于他模范的行为及在劳动中取得的成绩。只是在那之后，到了1935年，叶利扎罗夫到斯维尔德诺夫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他的生活才渐渐地开始走上了正轨。叶利扎罗夫在回忆录中明确地解释了这些变故。他之所以一次又一次地被降低社会地位同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对他持敌对的态度有关，而这又同俄共中央委员会有联系。在叶利扎罗夫入党时写的自传里，对这一连串的情况却又有另外的解释。「在离开军事学校之后，共产国际派我作为普通工人到工厂去工作。使得我得到了无产阶级的锻炼，而这是对我今后的教育所必须的。我带着满腔热切的希望来到了工厂。在工厂工作一整年之后，我又写了一份申请书给共产国际，请求派我到集体农庄工作。在集体农庄里，我直接当上了主席，和集体农庄庄员完成田间工作。对我而言，工厂和集体农庄是极为重要的布尔什维克的大学校。我带着极大希望和热情在工厂和集体农庄里工作。我向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们学习，也向党组织的领导人学习。1932年根据共产国际委员会的决定，我被俄共中央派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工厂工作。」我们只能猜测叶利扎罗夫在自传里为何没有写到他在阿尔泰地区时期的生活的原因。在我们掌握的资料里面有一些矛盾的其它事实，其中大多数是同这些数据本身的目的相关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在那个时期这个项目实际上是一个荣誉流放地。斯大林集团有目标地把一些与反对派有关系的人悄悄地从首都下放到这里。对一个处在失宠的处境的人来说,到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工作似乎并不是最差的方案。有一种说法是,叶利扎罗夫要求参加新建工厂建设的想法是高尔基建议的,因高尔基和工厂的党委书记阿维尔巴赫是朋友关系。阿维尔巴赫过去是有名的共青团活动家,他主编过许多杂志和报纸,是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众所皆知,叶利扎罗夫认识高尔基，在乌拉尔他又和阿维尔巴赫很要好。蒋经国的回忆录里对他当时和高尔基认识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写到，有一次当他住到列宁格勒后,正在街上低着头走路,正好和一个上了年纪正在思考问题的人撞上了。叶利扎罗夫立刻认出了他,他们就站着谈了一会。叶利扎罗夫充满了对高尔基信任,就把他叫到一旁的路灯旁,告诉他有关自己的一些事情。高尔基同情地听完他讲的话后,友好地扶着他的肩,鼓励他振作起来,好好学习,并且预祝他能到中国为革命胜利后的人民谋福利。在乌拉尔重型工厂,叶利扎罗夫起初担任工厂中管理干部的副厂长职务,而从1943年开始他先后担任厂级重工业日报的副总编辑和代主编.他是一位杰出的编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记者M.巴尼科夫曾在他领导之下担任过厂级责任秘书，他后来回忆时说到:「柯里亚（指蒋经国）是有文化修养和艺术气息的领导者,同时也很有能力。编辑部早上的工作通常是从他找责任秘书,询问他哪些版已经准备好开始的,如果在版面上有空角,他会说,没问题,我来补上。印刷厂和编辑部的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都称赞叶利扎罗夫说:在他的领导之下, 我们的报纸再也不会延迟出版,变得越来越好。」 尼古拉（蒋经国）身上又一次焕发出不凡的社会热情,在当时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党委的文件（如党小组活动的调查,宿舍的演讲稿,检查社会主义竞赛合同完成情况等）当中,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同志们提到他时都说:这是个非常积极的人,会不留情面的给予对方批评,他唯一的缺点就是性格过于急躁。 阿维尔巴赫有一段时间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工厂的历史》一书的责任主编。可能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叶利扎罗夫开始撰写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的历史，在他回中国时，已准备出版付印。可惜的是，这些材料目前已无法找到。 在空闲时间里，尼古拉很乐意和同伴们到郊外休息，参加文娱晚会。根据同伴回忆，他在那里玩得非常快乐，他表演用牙齿咬着刀的高加索舞蹈，还唱俄罗斯歌曲。 40年代初期，已经返回中国的他，曾写过一篇真挚的短文---“致远方北国朋友的信”，这证明他对于和他生活多年的人们有着深刻的眷恋。 蒋经国在信中满怀感情的写道：「我亲密的朋友！不少崇高的理想正在生活中实现。许多伟业正在创造，而这是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大家彼此鼓励，拥有共同的理想及共同的情感…。我们彼此已经六年没有书信往来了，我不知道你是在战场上同敌人作战还是在后方铸造武器。祝你快乐！祝你向前！祝你身体健康！」 认识蒋经国的人对他都有着这样的印象：勤劳、有智慧、有毅力、平易近人。此外，他是个有教养的人，所以许多文化水平低的人们都尊敬他，他们是为建设“工厂的工厂”而从四面八方来的，后来又都在他的车间里工作。比如阿尼基耶娃在过去是乌拉尔机械制造厂里铸造车间的统计员，在1990年带着敬仰的口吻对作者说了这样一段话，「蒋经国关于国际情势的演讲真是非常受欢迎，他待人接物真是非常纯朴和蔼可亲。」 蒋经国在工厂工作期间认识了车工瓦赫列娃•法伊娜﹙蒋方良﹚。根据所有认识她的人的回忆，她是一位非常纯朴、聪明的姑娘，所有人对她都很好。她是没有双亲的孤女，毕业于技工学校，和姐姐两人住在一起。蒋经国后来有这样的回忆：「蒋方良最了解我的处境，在我艰困的时刻，她对我表示同情并伸手相助」。1935年，蒋方良和蒋经国结婚，次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即儿子艾里克。 叶利扎罗夫由于受到大家尊敬和爱戴，在1936年11月送交了入党申请书，而一个月后，他成为俄共的党员。但这仅仅是叶利扎罗夫生活的一个侧面，是他周围的人所能看到的那一面。除了这一面，还有另外一面是人们所看不到的，即给他带来非常痛苦的一面。蒋经国在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内政部乌拉尔分局局长把他叫到办公室：「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中国。」「几天后，分局局长又表示，中国大使馆的一位书记想和我谈谈，还叫我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告诉他，稍后我和该书记会面时，发觉另外还有两人，其中一人是中国人，坐在隔壁房间，我当然不敢进房，我想返回中国。」 回忆录所写的那段细节的确是有的，并间接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得到证实，叶利扎罗夫过去办报的同事潘菲洛夫在同本文作者谈话时就有这样的回忆。潘菲洛夫说，那几年编辑部里有过这样一段传闻：「尼古拉的父亲派过一些人来，他们到办公室拜访他，至于他们的聊天内容，尼古拉虽然没有说，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我们很快就知道，他们千方百计劝尼古拉回去，但被他断然拒绝了，尼古拉大声的向他们呛声。他们要求尼古拉写一张书面拒绝，用来证明他们曾经来游说过。他后来不但写了一张，而且似乎还有更激烈的话。」 在空闲时间里，尼古拉很乐意和同伴们到郊外休息，参加文娱晚会。根据同伴回忆，他在那里玩得非常快乐，他表演用牙齿咬着刀的高加索舞蹈，还唱俄罗斯歌曲。 40年代初期，已经返回中国的他，曾写过一篇真挚的短文---“致远方北国朋友的信”，这证明他对于和他生活多年的人们有着深刻的眷恋。 蒋经国在信中满怀感情的写道：「我亲密的朋友！不少崇高的理想正在生活中实现。许多伟业正在创造，而这是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大家彼此鼓励，拥有共同的理想及共同的情感…。我们彼此已经六年没有书信往来了，我不知道你是在战场上同敌人作战还是在后方铸造武器。祝你快乐！祝你向前！祝你身体健康！」 认识蒋经国的人对他都有着这样的印象：勤劳、有智慧、有毅力、平易近人。此外，他是个有教养的人，所以许多文化水平低的人们都尊敬他，他们是为建设“工厂的工厂”而从四面八方来的，后来又都在他的车间里工作。比如阿尼基耶娃在过去是乌拉尔机械制造厂里铸造车间的统计员，在1990年带着敬仰的口吻对作者说了这样一段话，「蒋经国关于国际情势的演讲真是非常受欢迎，他待人接物真是非常纯朴和蔼可亲。」 蒋经国在工厂工作期间认识了车工瓦赫列娃•法伊娜﹙蒋方良﹚。根据所有认识她的人的回忆，她是一位非常纯朴、聪明的姑娘，所有人对她都很好。她是没有双亲的孤女，毕业于技工学校，和姐姐两人住在一起。蒋经国后来有这样的回忆：「蒋方良最了解我的处境，在我艰困的时刻，她对我表示同情并伸手相助」。1935年，蒋方良和蒋经国结婚，次年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即儿子艾里克。 叶利扎罗夫由于受到大家尊敬和爱戴，在1936年11月送交了入党申请书，而一个月后，他成为俄共的党员。但这仅仅是叶利扎罗夫生活的一个侧面，是他周围的人所能看到的那一面。除了这一面，还有另外一面是人们所看不到的，即给他带来非常痛苦的一面。蒋经国在回忆录中写道，1934年，内政部乌拉尔分局局长把他叫到办公室：「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中国。」「几天后，分局局长又表示，中国大使馆的一位书记想和我谈谈，还叫我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告诉他，稍后我和该书记会面时，发觉另外还有两人，其中一人是中国人，坐在隔壁房间，我当然不敢进房，我想返回中国。」 回忆录所写的那段细节的确是有的，并间接在一些回忆文章中得到证实，叶利扎罗夫过去办报的同事潘菲洛夫在同本文作者谈话时就有这样的回忆。潘菲洛夫说，那几年编辑部里有过这样一段传闻：「尼古拉的父亲派过一些人来，他们到办公室拜访他，至于他们的聊天内容，尼古拉虽然没有说，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我们很快就知道，他们千方百计劝尼古拉回去，但被他断然拒绝了，尼古拉大声的向他们呛声。他们要求尼古拉写一张书面拒绝，用来证明他们曾经来游说过。他后来不但写了一张，而且似乎还有更激烈的话。」 1935年一月在「真理报」曾刊登了叶利扎罗夫给母亲的一封长信，信中写到，他在为全人类的斗争中也得到了个人的幸福。他毫不犹豫的走上中国革命之路。他向母亲解释，共产党员是一批非常出色的人，同时再一次强烈批评了父亲的行为，谴责他对妻子粗暴的态度。他把苏联称为他的祖国，并号召为中国的独立，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最后他写道，如果母亲能到外国来，他将会非常期待和母亲在任何一个国家相见。这封信对亲生母亲，一位知识水平不高的妇女，使用一种官僚社论式的语言，结果给人一种奇怪的印象，很难不把它看成是在别人的操纵下出来的。在蒋经国的日记中曾提到，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一直与他周旋，以达到让他在他们所准备好的信稿内容后署名的目的：「第四天，我在他们的压力下屈服。我愿意接受信稿，被迫条件就是我在信末可以加上这样一句话『如果你们想见我就到西欧去吧，我们在那里会面好了。』我的想法是，如果家人真的写信来叫我去欧洲，我就可以以此为借口离开苏联。」 但同家人在欧洲的会面并没有成行。1936~1937年间，整个苏联社会都充满着敌对互相猜疑的气氛，这种气氛在当时达到了最高点。很少人能感觉到自己是安全的。1936年6月，在一次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代表会议上，蒋经国对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劳动者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后接着提到：「在我们当中还有一些人不以真正的面目出现，更不要说有什么个人的人格和尊严了。这就是一些好散布流言的人，他们有着长舌、大胡子和空荡荡的脑袋，这是一些既欺骗自己又欺骗别人的人。」这些词句，不消说，既是对党高层的赞许，但又是公开表现出对嚣张告密行为的不满，虽然这仅仅是轻微的不满。但是后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生了好几起事件，把一些原来与蒋经国有好感的人也卷了进来。他的朋友蔡特林主管技术服务部门，而原先还是共青团区委中央委员会主席，布哈林的战友之一，他成为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开展运动的主要目标。阿维尔巴赫当时已经是区委书记，也遭了殃。被列为「那些只会为作出冗长决定和决议，空喊保持警戒心，而党的敌人就在眼前却没有察觉，让他们做着肮脏勾当」的领导人之一。正是在他们的掩护下，「党和人民的敌人蔡特林才能盗用区委的信任，窃取机密文件。」 阿维尔巴赫的罪名还有：他执行了取消党会议的政治思想意义的方针。（稍后，蔡特林和阿维尔巴赫就被处决，到60年代才恢复名誉）阿维尔巴赫不只是叶利扎罗夫的革命同志，同时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我发现的一些材料中谈到，《重工业日报》「对蔡特林反革命叛徒的工作方法，没有给于应有的揭露」，还看到1937年1月5日区委会通过决议，「解除报纸临时执行主编叶利扎罗夫担任的职务」。而在2月召开的区的党代表会议上，有些发言谈到了有关叶利扎罗夫和托洛茨基份子有联系的问题。有人还向党组织告发，有日本间碟深藏在工厂厂报内部。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有一些人是保护叶利扎罗夫的。市党委书记M.B.库兹涅佐夫说：「他在我们这里学习，他是我们党的一位年轻同志，我们要派他到一个组织里去，那里他会处在党的市委的领导之下。在市委的领导下，他一定会重新站起来。」库兹涅佐夫说的这个组织就是市苏维埃，在那里尼古拉‧叶利扎罗夫担任组织科副科长。但有一点是明白无疑的，就是叶利扎罗夫的处境仍然极不安全。为了离开苏联，他需要竭尽全力，不能等到乌云密布雷声作响时才行动。他在日记写道，他为了回国曾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信。叶利扎罗夫幸运的是，这时在远东的国际关系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于日本侵略的威胁，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再次合作，苏联政府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叶利扎罗夫的请求和蒋介石希望儿子返回祖国的努力产生了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社会活动家张国焘的回忆，周恩来1936年和蒋介石因西安事变谈判时多次向他许诺，一定会「让父子重新团圆」。据前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绂的回忆，『1936年我去莫斯科前夕，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跟我说，委员长非常希望他的大儿子返回祖国。在我第一次和苏联外交部副委员长会面时我提出「如果能查到委员长的儿子身在何处，我将会相当感激。」他回答说，「恐怕很困难，但保证设法查查。」 1937年的一天深夜，有人告诉我说某个人已取得与我会面的机会，但他不希望公开自己的名字。当他突然一出现在我面前时，就说他就是蒋经国。我十分高兴。他问我：「您怎么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去吗？」我回答说：「对啊！当然！」他又说：「但是我既没有护照，也没有钱。」我答道：「别担心，我一切都会安排好的。」他说已经娶了俄国姑娘，还有了小孩。我让他确信，这不会改变委员长的决心。他跟我商量礼物的事，而我帮他挑选了乌拉尔出产的黑色大理石制成的桌上装饰品送给委员长，而送给他夫人的是卡拉库尔羔羊皮大衣。 过不久后，蒋经国先生与他的太太来到大使馆与我共进晚餐。他的妻子是个金发美女，外貌朴实。』 乌拉尔重型机器厂的老工人М.С.阿尼基耶娃说：，『1937年初，蒋经国从莫斯科回来，他说中央委员会叫他去。他先前也常常到那里去，给我们带一些小礼品回来。这次他回来后说：「让我们再见吧！中央委员会派我们去中国执行任务：把父亲拉向我们这边。」后来，他就带着一家人离开了。之后，他又来了电报，我们根据这封电报在车站迎接叶利扎罗夫一家人，这是他要回中国前同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有证据证明，蒋经国不是白白地被从苏联放回国的：他们用他来交换一名假名叫雅科夫的间谍，他是上海间谍小组的领导人，当时正在汉口一座条件艰苦的牢狱里受苦。 就这样，1937年3月蒋经国与全家人一同离开苏联。 后来蒋经国把他去苏联度过的这些年代称为「一生中最艰苦的日子」。可能这是真的。但很难同意台湾一些著述的作者说法，即蒋经国在那里除了找到妻子和了解到共产主义的丑陋真相之外，似乎什么奖赏都没有得到。 的确，蒋经国没有获得什么勋章，虽然工厂曾经奖励他一只表作为他在工厂的一个最大的车间里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所做的大量工作的奖赏。另外叶利扎罗夫的名字还列入了工厂突击手的荣誉册之中，这是因为他组织第一支共产主义突击队的缘故。但他的收获远不止这一些，蒋经国在苏联受到了扎实的政治和军事教育，掌握了一系列专业知识，获得了领导经验以至于认识共产主义的真相，这一点也不能用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自相矛盾，而且一些回忆录也都有主观性，所以无法能加以简单的判断，他对共产党的思想失望的程度有多深，同样也无法判断1927年的那一段时间里，他在苏联是符合他的愿望，还是违背他的愿望。在对社会主义的无疑忠诚和对社会主义的完全否定之间，是有许多不一样的中间认识的。现实的各个层面可以看做为暂时的、偶然的层面，也可以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偏离共产主义的美好的无可争辩的理想。俄国知识分子积累了在形成某观点层面不少的经验，很可能最后才会确定某种类似的想法。要完全抛弃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对一个曾经每天在报纸上宣传这些基本观点的人来说，未必是可能的，因为这样的矛盾性通常会引起人格心里的崩溃。如果他所经受的体验以及他在近距离所观察到的负面现象使他的青年浪漫狂热有所冷却并使他产生了批判性的思考以致后来促使他逐渐转变到了反共产主义的层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蒋经国成为国民党的社会活动家后，不止一次地说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是「外来」的现象。但同时在他从苏联带回来的意识形态里又有一些原理，经由适当的调整就同国民党的思想宣传原则十分接近。这主要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私人利益，革命是民族的最高任务(现在我们说的不是有关革命本身的概念内容)，党是革命无条件的首领，为了大众福利需要有自我牺牲的劳动，要少讲个人需求，必需要有乐观主义精神等等思想。上面所说的原则方针的相同性使蒋经国能在中国运用一些在苏联时期形成的某些重要的价值观以及职业上的技能。事实上，蒋经国在四十、五十年代的中国所写成的一系列文章和报告（至少是文章中的一些片断），不须要特别的修改就能刊登在苏联的报纸上。比如，党是革命的灵魂，革命友谊是伟大的力量，为群众服务是我们的义务，在斗争中不怕牺牲，一定要实现三年计划等。有一个细节是很有代表性的，蒋经国不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都很乐意在演讲中引用斯大林的名言---干部决定一切。在他的演说中不但重复了这个口号，而且有所发展。他列举了干部中最典型的缺点—吹牛、摆样子、不真诚、自私自利。接着他提议为了改正这些缺点的方法及检验的手段，如严格纪律，公开批评及自我批评等。俄国的读者很容易在上面所说的内容识别苏联过去和最近几十年所熟知的那些词语。从蒋经国在苏联工作期间所牢固树立的思想中不难看到大力进行宣传工作以及教育的重要性这一根本思想。 在中国蒋经国不只一次提到这些根本思想，甚至在一九八四年的就职演说里也提到。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演讲和宣传才能也是在苏联培养出来的。他在苏联期间，还到养成许多优秀的品格，如热爱劳动、坚忍不拔、坚定乐观、勇敢精神和亲民的作风，正是这些品格使他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