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
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
1929年，就在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大张旗鼓地推行“革命外交”的同时，刚刚实行了东北易帜的张学良，也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以武力向苏联夺回中东路权的重大外交事件。但是，国民政府名为奉行“革命外交”，实则不过力图通过推动外交谈判，争取各国列强同意修订不平等条约而已，而面对苏联，它却全力支持张学良直接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结果是艰难撑持了几个月之后，中方反以军事上损兵折将，和被迫退回到事变前的状态而告收场。 中东路事件实际上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统一政府建立之后，中国民族主义浪潮普遍高涨的一种相当激进的表现形式。它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和国内政治的背景。迄今为止，近现代史学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还较为薄弱。由于篇幅的关系，本文不拟对整个中东路事件的经过和原因做全面系统的分析说明，自然亦不拟具体考察苏联方面应变的经过及其内幕。本文只侧重于对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其事件的主导者蒋介石、张学良等人在整个对苏交涉过程中的态度变动和意见分歧，详加说明，以揭示这一事件发生、拖延，乃至以咄咄逼人的强势开头，却不得不以委曲求全的妥协姿态收场的曲折发展线索。为求叙说的准确起见，本文对现有的当事人的回忆均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一般不做唯一的引证凭据；对已刊印发表之文献，凡文字有差异者，均以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档案、阎锡山档案、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原始史料为准；凡无法找到直接史料者，则参考当时报刊消息和内地史书披露的张学良的相关个人资料和档案文献资料。
中东路事件的由来与蒋介石对苏强硬政策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曾两度发生由政府指派军警武装搜查外国使领馆的严重外交事件。一次发生于1927年4月6日，是张作霖主持北京政府的时期；一次发生于1929年5月27日，是张学良执掌整个东北军政大权的时期。两次行动相同之处在于，搜查的对象都是有共产党背景的苏联的使领馆，理由自然都是基于反对共产宣传和阴谋的需要，且都是东北军所为。而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搜查的是大使馆使用的俄国旧兵营，并非大使馆本身，后者强行进入和搜查的却是享受治外法权保护的领事馆；前者发生于奉系军阀与国民党兵戎相见，互争正统的时期，其所作所为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公开反对；后者却因东北归顺南京国民党政府，其行动反而受到国民党方面的全面肯定与支持。 没有证据显示张学良的这次行动是受蒋介石主使和密令。由于1927年底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人员卷入到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之中，南京国民政府事后公开宣布对苏绝交。因为当时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尚未达到北京和东北地区，因此苏联政府没有撤离那里的驻华使领馆。南京政府占领北平及东北易帜后，亦未再要求苏联使领馆撤离，苏联政府因此甚至试图重新恢复两国的外交关系。就在张学良下令搜查苏联驻哈领馆前不久，李维诺夫即曾对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表示说，中苏交恶只会对帝国主义有利，前次误会应尽快了结，并许诺称：苏联使领馆人员若宣传共产，中国可严厉取缔。“俄人俄官如有参加，照华人一律办理。”蒋介石这时虽然不认为中苏已经可以复交，却也没有表现出强烈反感的态度。他相信双方可以就此继续接洽商谈。在张学良通报搜查苏联驻哈领馆计划前几天，他刚刚批示说：“对俄复交未至其时，至少须待国内政局稳定，秩序恢复方可也。但雨岩（即蒋作宾－引者注）与之接洽则可继续进行，不必拒绝，亦不必中止。”这种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如果不是东北方面有如此主动，蒋介石这时恐怕未必想到要鼓动东北当局去搜查苏联驻哈领馆。就东北这时的形势而言，苏联和日本在东北都占有特殊权益，只是苏联虽依据1924年中俄条约和奉俄条约，据有北满从满洲里到长春一线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的相关设施，并因此派有上千名铁路和商务人员，但它既不像日本那样在东北驻有军队，也不曾像日本那样明目张胆地把东北视为自己的保护地，公开插足和干预东北事务，它对东北安全的威胁远没有日本那样大。与此不同的是，将近一年前，张学良的父亲刚刚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为了避免东北孤悬关外，沦为朝鲜第二，张学良冒着巨大压力，毅然选择了易帜一途，其意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使东北和关内联成一气，以全国之力来抵制日本，且使日本在试图吞并东北时不能不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可见张学良深知日本的威胁远甚于苏联。他甚至相信，以日本之强，一旦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也无把握。”既如此，张学良又何以会选择在易帜后不久就去挑战苏联呢？用张学良晚年自己的话来说，他所以会去挑战苏联，是因为“那时，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要想把东北的地位提高”以他当时年仅29岁，已成一方枭雄，且成就了易帜大业，颇受各方瞩目的情形，其雄心勃勃想要借机再度施展一下，并非不可想象。但说自己当时就是想要和苏联打一仗，而且立志要打胜，开始也打胜了，就离事实有些距离了。其实，张学良当时所以挑战苏联，除了因为相信苏联远不及日本和易帜成功后“很想施展一下子”以外，还有些更复杂的原因。这个时候二期北伐结束不久，南京国民政府正在试图消减军队数量，结果是群雄并起，原先并肩北伐的几个集团军，因不满蒋介石利用编遣会议排斥异己，或揭旗反蒋，或蠢蠢欲动。张学良显然相信，只有蒋介石为首南京国民政府才有担当中国中央政府的资格和统一中国的实力，东北易帜后必须仰赖于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政府在外交上的权威性才能避免被日本所欺凌。故此时的张学良，只能选择与南京政府站在一起。而要想在反蒋势力暗中蠢动之时表明自己与南京同一立场，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南京在某些政策方面协调一致。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早已宣布对苏联绝交，这时又屡有情报显示有反蒋倾向的冯玉祥与苏联暗中勾结，而苏联的势力在北满地区又颇为活跃，这种情况无疑极易引起南京方面的猜忌。因此，乘着南京政府推行“革命外交”之际，对苏联发难，就成了向南京表明自身立场的一种极好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国际上较为孤立，以致默认了其父搜查苏联驻北京使馆行为等等，自然也就促成了张“不自量力”和看轻苏联，因而敢于动武的心理。对苏动武的藉口，自然是苏联坚不放手却又纠纷不断的其在东北的特殊权益。由于1924年中俄和奉俄条约签订以来，苏方一直没有严格地遵守条约的规定，而是通过各种办法使本应获得平等权力的中方的管理者几乎处于无权的地位，这种情况虽然早就引起东北当局的不满，虽几经交涉，却毫无结果。但是，东北当局与苏联方面几年来虽然纠纷不断，却并未因此发生过任何冲突。由此可知，东北当局事后宣称，事情缘于北满俄人（即“白俄”分子）中这时有人向东北地方当局通风报信，声称苏联驻哈领事馆内即将秘密举行共产宣传大会，与会者多为中东路沿线苏联管理下各路站、工厂、商船局、煤油局、贸易局等机关或职工会负责人，其实不过是张学良这时为自己的行动所找的一个发难的理由罢了。关于东北当局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形，可以从5月27日负责搜查行动的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景惠的报告中了解到大致情形。密报称：正午12时，第三国际在苏驻哈总领事馆地窖内秘密集会，宣传共产主义，所有中东路沿线各共产党行政管理党员干部均出席了会议。此会显然违反奉俄协定。特警处遂命第3警察署派员于当日下午1时许前往该馆搜查。当场将到会党员一律监视并获宣传文件多种。彼时该馆知秘密已破，即有焚毁文件之举，经将残编余简一并检获，并拟将起获文件迅速译明，俾知真相并摄成影片，以资铁证。除驻沈阳库滋涅佐夫总领事已予释放，驻哈尔滨总领事梅里尼可夫及领馆在职人员42人交该馆负责候讯外，其余39人概行逮捕侦讯。哈事发生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远东司司长29日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夏维崧，口头提出严重抗议。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对此态度强硬。他一面去电东北，要张学良派干员将查获一切文件迅速秘密送至南京外交部，以凭会商办理，一面复电夏维崧要求后者拒绝接受苏方抗议，但夏维崧得电后还没有来得及向苏方远东司转达，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已经正式发出了措辞严厉的抗议函，要求中国政府“从速释放在领馆内被逮之人，发还被搜之公文及掠去之物件钱财。”同时通知中方：“因中国政府之行为已证实不愿并不知介意公认之国际公法，则苏联政府从今起对于驻莫中国代表处及其驻苏联领土上之各领馆，亦不问国际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认其享有国际公法所赋之治外法权。”蒋介石这时在国内政治上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成功地压制住正蠢蠢欲动的各个反蒋派别；一是如何牢牢地抓住像张学良这种封疆大吏，使之为己所用。就前者而言，蒋深信苏联唯恐中国不乱，必会支持共产党并利用反蒋派，对己不利，故反苏防苏是蒋的基本政策之一。就后者而言，蒋深喑以攘外促安内统一，用外争压抑内争的策略，故颇愿看到出现某种举国一致的对外冲突局面，从而不仅使张学良等非依靠南京不可，而且迫使其他异己势力屈服于举国对外的压力之下就范于南京的号令。因此，张学良反苏的举动，蒋不仅高度肯定，而且有意推动其采取更过激进的做法。其去电特别强调苏联、蒙古与冯玉祥的关系已查明属实，“东省与俄蒙毗连，关系极重”，自当“注意防范”。当然，注意到苏联公开威胁不再承认中国驻苏各使领馆享有治外法权，却使南京外交部这时多少有点担心。王正廷4日电告张学良这一情况后，特别提出：“形势紧张，亟应妥善应付”，并询问张：若绝交，吉、黑沿边，以东省兵力能否足资防御，希即妥筹详细电复。显然，张学良这时对此也还不以为意。他随即回电，态度轻松。电称：“服务地方，守土有责，奉安期间，自由集会，中央迭有禁令。兹苏驻哈领事馆，召集共党秘密开会，不但扰乱地方治安，且违背中俄协定，不得已将领事馆搜查。”进入6月初后，苏联方面在其国内找借口拘押华侨华商施以报复的同时，在中苏边境苏联一侧已在频繁调动军队，而中东铁路苏方员工亦先后开始以罢工等形式向东北当局表示抗议。张学良的反应，一是派兵增防边界地区，一是准备夺回中国本应享有的控制在苏联路局局长手中的中东路那一半管理权，不得已时不惜强行撤换局长。张学良所以要紧接着采取这一措施，也是预先就有所策划的。因为，负责中东路权交涉的东省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和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等早就忍无可忍，5月间即曾向张学良表达了他们的愤怒，同时提出了强行夺取管理权的主张。6月6日，张学良明确批准了这一行动。他电告张、吕：“上月两公临行曾议定对东路施行步骤，进行如何，未敢催促。苏领馆事发生后，则我原定办法，自宜同时进行。良意对内两公须将意见交换，谋定后，不分彼此，照一定方针去做，且需机密，非重要僚属，不使参预。……对外则东路仍本协定精神，要求履行，继续以前经过程序，向俄方催促，若再用延宕办法，则我方须利用此时机出以严厉之手段，解散职工会，封闭苏俄所设商号，其余检查电信，限制居民，驱逐不良分子，皆将次第施行，务达我方所希望而后已。”蒋介石这时对东北方面搜查苏领馆的态度也很明确，那就是：“决以强硬对苏俄”。 因此，包括中东路问题，其意也主张强硬解决。以至，当有消息传来，说东北当局有意与苏交涉解决中东路问题时，南京政府还以为东北方面准备与苏联直接交涉，故马上电令张学良：在中央未决定办法前，对苏交涉勿为局部之缔结。实际这不过是张学良计划中的先礼而后兵所步骤而已题。对此，东北方面特地派吉林省外交交涉员钟毓携查获苏联驻哈领事馆重要文件和东北当局解决中东路问题办法，于26日到南京后见到王正廷后，双方很快便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钟据此电告张学良称：已晤王部长，原拟办法与部意见并不冲突，会商结果，应分执行与交涉两事。哈当局照原呈办法，不必与苏交涉，而按节强制执行。如不服从，撤换局长亦在所不惜。至全案解决签字应等中央命令。中央将综核全局，把东路改组及蒙古、新疆问题等一并制成大纲，向苏交涉。而与东路有关之事，凡属执行范围者，酌量情形妥为办理即可。但相比较而言，张学良解决中东路问题的办法，仍拟以遵守1924年中苏及奉苏协定为前提。即使强行解除苏方管理局局长职务，也只是以苏方局长违反协定关于中苏双方权限均等的规定为由，并非准备一举整个夺回中东铁路。而蒋介石和王正廷的态度则并非如此。王正廷的想法很简单，中央正在实行“革命外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各项权益，正好可以把中东路问题当与蒙古、新疆等问题一并向苏交涉解决。蒋介石这时虽未提出同时解决蒙古、新疆问题的想法，但他明确认为，应当乘机坚决收回中东路全权，大不了与苏彻底绝交。为了统一认识，张学良于7月6日专程赶赴北平与蒋介石和王正廷会商。抵平次日晚上会见记者时，他还是公开强调：对俄事，凡条约范围内已允我之权利，当强硬主张。言外之意，即使在中东路问题上采取行动，他也还是准备依据条约行事，即必欲要求俄中局长平等行使权力，并不想单方面废弃1924年的中苏条约，整个夺取管理权甚或简单地以武力来整个收回中东路。7月10日，蒋介石、王正廷与张学良具体商谈中东路问题。蒋介石态度很清楚：“收回中东路权，以防止苏俄赤化东省”。他并强调认为，中苏事实上已经断交，故不必怕与苏联绝交，且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亦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由于蒋介石的极力推动，张学良最终同意了收回中东路管理权，驱逐所有俄籍管理人员，之后争取收回整个中东路的方针。张当天即下达命令给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及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要他们强行收回中东路权。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当天，东北政务委员会等接连发出命令，通知中东路苏方职员，以中东路沿线电话线，超越铁路专用规定，实属侵权为由，实行将该电话线完全收回。哈尔滨特警处亦依据长官公署令，以中东铁路各职工会，以及苏联远东贸易局、煤油局、商船联合会等苏驻哈机关宣传赤化为由，一律解散或予以查封。当日傍晚，特警处更进一步宣布将苏驻哈代理领事及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等59名苏方人员驱逐出境。吕荣寰于次日公开发表宣言，指责苏方违约，声称搜查苏驻哈领馆时，苏方重要路员均在现场，皆系宣传赤化分子，故奉政府令遵照协定，从事执行，以便防止赤化宣传，保持奉俄协定精神。中东路管理局局长暂由中东路华方理事范其光暂代。而张学良则一面致电张景惠、吕荣寰予以鼓励，称：此次处置俄事，事前筹备完密，临时措置迅速，深合机宜，殊深嘉慰；一面电告边防司令长官公署，说明：中东路权完全收回，边境防务尤为需要，故要求电饬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于江俄接壤之处，如满洲里一带，增兵5旅，严为防范。中东路事件发生，苏方迅速做出反映。13日，苏联照会国民政府，声明愿意和平谈判解决中东路问题，并提出三项建议（一）立即召集会议处理与中东路有关的一切问题；（二）中国方面应立即取消对中东路的一切断然命令；（三）立即释放一切被拘捕之苏联人员，停止一切针对苏联人民和苏联机关的行动。照会同时警告中国方面，苏联政府将在三日内等候中国政府作出答复，如不能得到满意之答复，苏方将不得不采用其他种方法以保护苏联之合法权利。收到苏联政府的照会后，蒋介石除了电示在北戴河避暑的张学良“本原定方针，妥慎处理，持以镇静”以外，对苏方的威胁并不以为意。其甚至不愿与苏联就此交涉。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称：“外传所谓最后通牒，限三日答复者，今观其辞句强辩而含恫嚇，余不愿与之直接交涉，以非正式答之，力辟其为不正行动与不顾事实耳。南京政府其他要员，如铁道部长孙科、立法院长胡汉民等，亦相继出面发表谈话，声称苏方照会实为恫嚇，不足为虑，强硬表示中央将坚决贯彻对俄策略，绝对不为苏联政府的照会所动。当然，蒋介石最后一刻还是同意外交部覆文做答。中方覆文宣称，此次东省搜查哈尔滨俄领馆，及对于中东路之处置，“本系阻止骚乱治安事件之勃发为目的”。因“苏联东路局长及该路重要职员，对于一九二四年中俄协定及中东路暂行管理协定，自始即未能切实执行。数年来，该局长等种种违法越权事实不可胜指，至使中国人员欲按照协定执行职务而不可得。尤甚者，苏联人员辄借该路机关作险诈违犯中俄协定之宣传。因此种种原因，该省对于东路不得不有此处置，是违背中俄协定及东路管理协定其责不在我方，至为明显。”中俄关系各事件及东路问题，中方当派驻苏公使朱绍阳回莫斯科与苏方商榷，以谋合理合法之解决。哈尔滨领事馆事件尚未解决，张学良继以武力夺取中东铁路，国民政府又拒绝苏方照会，早就准备采取相当办法的苏联政府随即宣布对华断交。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中国驻苏代办夏维崧，宣布：（一）召回苏联在华全体外交官、领事及商务代表；（二）召回苏联政府任命之中东路全体职员；（三）停止中苏间全部铁路交通；（四）命令驻苏中国外交官、领事即时离开苏联国境。同时声明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两协定中所规定之一切权利。接到苏联政府断交照会后，蒋介石当即与胡汉民等密商对策。因苏方的举动在南京当局意料之中，故蒋、胡均不甚在意，且估计苏联不敢用兵，胡汉民公开对记者声称：“俄二次通牒态度早已料到，仍系恫嚇，不致发生战事。”蒋介石亦自忖道：“详察牒文末句，有苏俄政府声明保留一九二四年中俄所订协定之权利一语，是其意在保守，或不敢用兵，即用兵，余必以全力赴之。这一消息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高层更加确信：“俄国绝不轻用兵，绝不至有战事，东北无大顾虑”。受此影响，张学良正在变得紧张起来的心情，也稍得舒解。他电告蒋介石称：“学良忝膺疆寄，自信不畏胁迫，具保国权之精神。”当然，他还是担心会出现万一的局面，届时苏联未必真会进占东北寸土，但始终虎视眈眈的日本人难免不会乘机而入。故其明告蒋称：“苏俄未必遽敢宣战，惟某方处心积虑在坐收渔利，百般煽惑，证据昭然，不幸引起战争牵涉甚大。值此甫告统一，元气未充，但以有避免纷争之术，总以避免为宜。”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担心依旧不以为意。他向张学良转报了来自德国的消息，称：“中东（路）问题不惟中国力避战端，俄亦无此能力。顷得德电，俄官报载，苏联人民不特不主战，且极力反对战事。又云，中东铁路地位本无保持之可能，云其交通总长宣言，除非中国侵入俄境，决不输送一兵等语。据此可知苏俄之态度矣。”由于相信有可能就此收回中东路，蒋介石坚持以强硬对俄，不屈不挠。故当蒋作宾22日来电再度通报苏联大使的询问，且认为“苏俄正求直接谈判而不可得”后，蒋介石不仅不为所动，且特别告诫王正廷，对此不要理会，称：“时机未到，决以缓复为妥。”再加上当天张学良没有报送苏军在边界继续侵扰的消息，他明显地开始自以为得计，暗自批评道：“国人惟好猜测而慌张，至于镇静与秘密乃外交与军事之要素者，则绝无也。”不料，仅仅过了一天，蒋作宾就送来了一个让蒋介石有些意外的消息。其电称，苏联大使表示，该国政府已经否定了他的建议，坚持“非中东路恢复原状不开谈判”。他给蒋介石的电报并称：“俄人态度转强，似非出于一战不可，俄国动员令尚未公布，惟运动外蒙古与吾国绝交及藉共产党扰乱已证实。望速准备”。对此消息，蒋介石显然不愿相信。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彼之恫嚇惯技也，余惟一笑置之”。当然，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同时更是为了笼络住北方地方实力派领袖阎锡山，他这时力劝阎出任西北边防司令长官，加强对苏联的防范。说明除“黑龙江热河两省西界以东各地作为东北边防区，其司令长官仍由张汉卿兄担任”外，“诚恐俄人利用外蒙扰我西北或侵入新疆，故特筹定西北戒备计划”。以“察哈尔自新疆一带作为西北边防区，其司令长官已由中央任兄担任”。并提议在多伦、张家口、绥远、兰州、迪化集中有力部队，以为相互之策应。由于注意到苏联在东北边境上的军事挑衅行动明显减少，和21日以后对外宣传略见成效，南京政府内部这时对收回中东路仍旧充满着乐观的看法，甚至认定各国论调已为之一变，无有以俄为是者。“俄人之不敢用兵，即此可以断定”。受此情绪影响，南京外交部甚至又开始曲折地否认占领中东路只是出于防共目的的一种“权宜之措施”的说法。伍朝枢24日来电说明，他依据外交部21日电已在华盛顿公开宣布中国在中东路所采取的行动，仅系驱逐共产，并非攫路。但他希望确认：中国占路是否为暂时的，若苏联提出另派职员，中国是否容纳？外交部对此明确复电否认。其电报声称：“报载暂时占领并无此种谈话，至苏联另派职员一切，征诸往事，实决非根本解决之法。”张学良这时的想法明显与南京方面不同。这个时候大多数东北军政要人均对张采取如此行动来解决中东路问题抱强烈怀疑态度，张前此的强硬态度在东北高层当中已颇为孤立。苏联不顾刚刚签订的非战公约的条文约束，以侵扰中国领土领空相要挟，亦清楚说明苏联绝不会听任中方夺回中东铁路。这更加印证了多数怀疑论者的观点。张学良这时已清楚地了解到，以东北之力，绝不足以停止苏军的进攻。如要对抗苏军，必须引入中央国。但若照蒋介石拟定的方案，将中央军引入东北协防，则内部反对必更强烈。且如此一来不仅东北自主之地位将不保，日本关东军也势必会激烈反对，甚至实施干涉行动。因此，张学良此时已开始深信，将中东路事件限制在局部范围内，依据条约解决问题，最为适宜。鉴于外交部21日肯定夺取中东路为“权宜之措施”，且国民政府的宣言也明确提及1924年中俄条约的规定，故力主妥协的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积极推动了与苏联驻哈总领事梅里尼可夫的接触。注意到梅里尼可夫并未拒绝与东北当局进行交涉，张学良也马上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他不仅亲自出面，通过与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谈话，解释东北当局绝无破坏1924年中俄、奉俄协定，单方面收回中东路的想法，此次之事不过俄方利用中东路宣传赤化所引起，而且立即指示蔡运升交涉员与梅领事具体接洽。在张作相和蔡运升等人的坚持下，张学良很快批准发出致苏联代理外交人员委员加拉罕的专函一封，提出四项具体交涉办法：（1）双方各派代表定期会议，解决东路问题；（2）苏政府另派正副局长；（3）东路现在之状态认为临时办法，由俄正局长、华副局长共同签字办事，俟将来会议后，根据中俄奉俄协定规定之；（4）被拘苏方人员可以释放，苏联拘留之华人亦须一律释放。 在采取了上述作法之后，为了征得南京方面同意，张学良特意以他和张作相两人的名义致电蒋介石详加说明。他的理由是：涉及到中东铁路以外的各重要问题，自当仍由中央进行交涉。惟中东铁路问题毕竟为一局部问题，则“不如先由地方径与商洽，即一时未能解决，亦尚有回旋余地。”张学良此举，让蒋介石倍感恼火，坐卧不宁。其在日记中忿忿然称：“苏俄离间我中央与地方之感情，张作相不察，竟提条件，恢复苏俄之权利，而张学良既恐苏俄开衅，又畏日本乘机议和，惟恐不及，毫不知权衡轻重利害，以致摇动中央方针。呜呼！”但是，张学良地位太过特殊，蒋为牵制关内冯玉祥、阎锡山，非与张携手不可，因而投鼠忌器，敢怒不敢言，其复电自然措辞委婉。他先是假意肯定：“对俄先由地方以为接洽回旋余地，此意甚佩”。之后也只是提醒张应注意者：“防俄利用中央与地方之分，彼乃从中挑拨取利”，“使我中央与地方对俄方针分歧，步调不一，致外交失败，反为其所操纵。故凡既经由中央接手之外交，无论如何困难，必须认定中央为交涉对手，以保国家威信。”最后，蒋建议张务必修改给加拉罕的四条件，即保留原条件中之一、四两条，二、三条并为一条，即“东路现在之状态，认为临时办法，俟将来会议后，根据中俄奉俄协定规定之”。言外之意，不能允许苏联继续有权管理中东路，且应为收回中东路留有余地。因事涉外交，张学良不好独断专行。但张深知没有请苏联再派正副局长一节，苏方必不能答应，故其虽依蒋意将四条改为三条，却仍将原有二、三两条作为附件提出，以符苏方之意。其随后电蒋表示：“业将钧电所定三条原文用良个人名义函达喀拉罕（按即加拉罕），并请其电复。惟俄另派正副局长一节，准情酌理。为先发制人计，不得不容纳彼方意见。至会同签字办事一层，实系我方提出，如能办到，于将来会议时亦属有益无损。上述两端仍须于函末附带声明，并未列入正式条文之内。至其他外交问题，自当听候中央处置，绝对不敢为局部交涉，致妨国家威信。” 张学良越权交涉，且坚持依据条约办事，不仅使蒋介石原定暂时不与苏联直接交涉的计划落空，也打乱了南京外交部试图全国一体推进“革命外交”的既定部署。这边蒋介石仍急电张：“原文三条之外，附件不可加入，务请设法注销为盼。”那边王正廷也开始对张学良大发牢骚。其电报就远不如蒋电客气了。王声称：“按我方此次所取之特别处置，将俄局长免职，非所以乘机谋利，乃为保持我国政府之安全，铲除三省心腹之隐患。因该局长等参与密谋以倾覆我政府，其忧不在个人之谁何，实在藉其局长地位利用东路管理之权，不啻为虎附翼，大患实在此一点。目下各国亦均深谅解，国际间我既妥为布置，彼已自见势穷，以九仞功成，待其屈服。若此时未经会议以前先允其另派局长，不惟示人以弱，自认前次处置之不当，……不惟为天下万国所窃笑，亦足生国人全体之杞忧，则此后之东路外交弟再不敢负责矣。且此等弱点，一经暴露，恐东省别国外交更增困难，务恳俯念全局，将该附件撤消，所关甚大，吾兄当能谅察也。”
在蒋介石和王正廷的再三督促下，张学良最终被迫放弃了自己的意见。但由于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的交涉还在进行中，故蒋、王仍旧十分紧张，三天两头地致电张，要其严令蔡运升“不可强为迁就”，并再派驻苏公使朱绍阳前往主持。在这种情况下，蔡运升与梅里尼可夫的交涉自然搁浅。因为苏方很快发现，蔡运升的态度与几天前已有重要变化。蔡过去明确表示赞同苏联政府另派正副局长，这次却再不提及此事了。而苏方坚持，中东路现状是中方武力侵夺所造成的，不能视为合法，必须恢复原状，接受苏联任命的中东路正副局长为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故朱绍阳虽于8月7日赶到满洲里，结果梅里尼可夫却拒绝见面，“彼无任何全权与蔡交涉员或朱绍阳进行谈判。苏俄政府之意见已叙明于喀拉罕（即加拉罕）致张司令长官之函中”，即除非中方先以书面承认由苏方再派正副局长，恢复中东路原状，否则苏联方面拒绝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南京政府与东北当局这时的分歧，根本上其实就是要不要收回中东路权的问题。张学良坚信暂时无此可能，他的目的是能够依照条约规定，允许苏方另派正副局长，争取实现双方能平等享有管理权即算大功告成了。但王正廷却坚持必欲设法乘机废止该项规定，使苏联不能操纵中东铁路，因为他坚持：“俄方历来利用该项地位隐为图谋，如不予以根本解决，势必贻患将来。”即使从策略上观之，“既经毅然处置于前，则在未开议之先自不能稍有退让，自陷矛盾。且此时纵我勉予允认，得以开议，彼必更将肆意要挟，多方延时宕。与其委曲而不能求全，曷若始终坚持，促彼觉悟。此中利害业经迭电详陈，仍希毅力主持，电饬蔡交涉员勿稍退让，务令就我范围。”至于双方好不容易开始的这一交涉如果不成可能带来的后果，王正廷也力劝张学良不必担心。“万一接洽决裂，窃度彼方虽严整战备，然亦为签字非战公约之国，必不敢以世界为敌，实行宣战。”
蒋介石固持己见与柏林交涉的失败
8月6日，苏联正式组成特别远东军，以布留赫尔（即加仑）为司令，司令部设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随着中苏直接交涉的破裂，苏军对中苏边境中国一侧军事目标的攻击明显地开始升级，大批苏军分成小股，不断地轰击甚至进占中国一侧的村镇、县城及车站口岸等。张学良不得不紧急抽调5个旅的兵力，分往各重要口岸驰援。与此同时，蒋介石所指望的由美国出面组织各国进行裁决，以主持公道，迫使苏联让步的希望，也告落空。因美国国务卿提议组织五国调停委员会加以干预，遭日、德等国反对，已被迫放弃。面对中苏边境军事吃紧的情况，蒋介石显然仍未为所动，甚至开始暗自发狠，必要使事态闹得更大，以此来暴露“社会主义国家之虚伪”与“共产主义国家之侵略”。用他的话来说：“与其不战而亡，以汙我民族光荣之历史，宁愿背城借一，同归于尽，以保我国民革命之光荣。”他一面为张学良打气，说：“以现势判断，俄实外强中干，彼除用利诱威胁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如正式开战，乃正彼所忌。”兄“能多一时之忍耐即增多无穷之国威，且表现吾兄政治之能力，不久在国际地位上将生莫大之影响。”一面暗中电示与张学良私交甚好的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令其为政府代表前往沈阳，“辅佐汉卿主持交涉，使暴俄无所使其技俩。我方对俄终以不主开衅，惟以镇定不屈处之。并与其切商军事准备，以防万一可也。”王正廷对形势估计更为乐观。他电告张学良称：“彼如允为直接商议，则按照方案进行交涉，此为预定之步骤。万一始终拒绝接洽，而并无显著之作战举动，仅于沿边虚张声势，则惟有持以镇静，待其觉悟，俾得就范。”在他看来，“现在路权在我，即令彼方故事迁延，于我并无不利。”正是由于南京方面均如此乐观，故蒋介石与胡汉民、王正廷、戴季陶、古应芬等14日开会决定，仍本预定方针行事，至少对中东路管理权“决谋收回”。而出于外交上的考虑，王正廷随后发表公开谈话时则讲得较为委婉，称：中方力求和平解决中东路问题，但解决办法非经谈判不可，包括局长任用，亦须重新谈判另定办法；如俄人坚持来打，中方亦“决严重抵抗，不能任由赤党侵犯”。对于蒋介石、王正廷基于整个国家“革命外交”的种种考虑，张学良未必完全不能理解，问题在于东北现实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与危险。他为此不惜一天数电，反复申说。称：“中央成竹在胸，非管蠡所能窥测，惟三省一经出兵，费用不赀，财政枯竭力实未逮，并受大雨之影响，路电损坏甚多，修复所费极巨，交通因以停滞，万一竟至决裂，实属万分困难。此即日夜彷徨所窃虑者也。”且“东北与俄接壤，绵亘千里，现防御所及者，仅在东路两端绥芬河及满洲里之一带，而近来俄人率由陆路交界处节节进窥，顾此失彼，极感困难，此防不胜防者一。中日韩俄之共产，分布东北各省，一旦有机会可乘，势必到处爆发，不易遏止，此防不胜防者二。”。再加上日本控制着南满铁路，并可以左右负有日债的四洮铁路，一旦对苏开战，张连运兵都将受制于人。注意到如此复杂的情况，张明确认为：我“多撑持一日，即多一日之损失。且恐发生意外，收拾愈难。”因此，他强烈要求中央速决办法，从速进行，以期早日解决，而免第三者渔利。当然，张学良虽叫苦不迭，身为封疆大吏，事关东北自身安危，他还是不能不竭力应付于万一。15日，张学良下达了作战动员令，组成防俄第一、二两个军，兵力6万，以王树常为第一军军长兼中东路东段总指挥，以胡毓坤为第二军军长兼中东路西段总指挥，分别以满洲里和绥芬河为各自的司令部所在地，并命两部即刻由辽宁开往前线地区。与此同时，他还出于宣传目的，公开宣布称：“我为尊重非战条约，屡次退让，以明开衅责任。俄方如再进逼，是甘为戎首，故已准备一切，当出全力，决一死战。”张学良按照蒋意向中苏边界大规模调兵遣将，非但没有起到阻嚇作用，苏军却开始在札兰诺尔、满洲里、绥芬河、海拉尔、三江口等数处对中国守军大举进攻，这进一步引起了张学良的高度紧张。但注意到苏军此一轮进攻仍是打了就走，并未以消灭守军和攻占中方领土为目的，蒋介石依旧要张保持镇静。其17日即电告张学良称：“暴俄仍为恫嚇，行动不敢深入我境也。”他对张派兵6万驰援满洲里和绥芬河，及发表声明宣示决心极为满意，声称：“如对俄问题，兄与中正能取一致行动，则未有不操胜算也。”他因此也公开发表强硬宣言以为响应，称：“吾人对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苏俄侵略之真相”，故“苏俄侵略真相之暴露，即吾国外交政策之成功”。但中国亦绝不会听任苏俄之侵略，“如苏俄竟敢公然破坏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为世界和平计，为民族利益计，当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牺牲一切，贯彻政府拥护国权之主张也。”就在蒋对俄事宣言公开见报的当天，他从蒋作宾来电中得知，德国外长建议中国政府想一变通办法，表面上满足苏联要求，实际上收回中东路主权。蒋介石认定德外长建议背后实际上是苏联政府想要找到转圜办法，他因此更不相信苏联想要打仗了，暗自曰：“苏俄之虚声恫嚇，谁不知之。”他当天即再告张称：“观此俄人甚望转圜说话，而彼必无作战决心可知，刻已电令雨岩设法与之接洽。而我方态度愈一致愈强硬，则接洽必愈易也。”蒋介石坚持强硬对苏，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非如此无法达到最终迫使苏联放弃中东路的目的。接受苏联方面的先决条件，哪怕只是同意其改派局长，都等于继续认可中东路原有的状态。纵使照张学良的意见，加上双方局长会签的规定，使双方在管理上实现权利均等，亦离收回中东路管理权乃至全部收回中东路的初衷相距甚远。德国外长的建议，终于让蒋介石看到了达成目的的一线曙光。因此，一直认为对苏交涉尚不到时机的蒋介石，接电后当即通知王正廷：“准由德人居间调停”。这时，鉴于苏军大举侵扰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南京外交部已经开始准备提案，并通知驻美、德、法三公使参加即将召开的国际联盟大会，以期在会上正式提起控诉。同时，外交部也准备好了正式的说文，拟提交非战公约组织，请各国主持公道。但因改请德人居间调停计划出台，为避免刺激苏联，此两项方案均暂时搁置。 经数日磋商，蒋作宾与德国外长于22日初步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内容四点：（一）苏联政府推举新局长、副局长，理事会委派，苏联政府训令俄藉中东路职员，严格遵守中俄协约第六条规定。（二）双方立将5月1日后因此次纠纷被捕之人释放。（三）双方原按照中俄协定解决一切问题，尤须按照该协定第九条第二款，即中国有权赎回该路之规定，根本解决中东路问题，且双方须立即派遣全权代表开议。（四）双方承认自纠纷发生以来之中东路现状应照中俄奉俄协定变更之，但此种变更须先由其两国代表会商决定。 恰在此前一两天，驻日公使汪荣宝接连报告日本币原外相和法国驻日大使对解决中东路问题的提议，二人均明确提出，1924年中苏协定两国政府均未宣告无效，因此苏方提出由其另派正副局长实属依照协定办理，中方不应拒绝。对此，外交部的看法是：“自中俄协定成立政府始终极愿遵行，惟以俄方一再延宕遂至一切问题迄今毫无解决。该协定早已名存实亡。即如此次事件系在取缔宣传赤化为该协定第六条我方应有之权利，俄方正副局长既不遵守协定，又复参加宣传，因而去职。”“此次坚持不能由彼先派局长并非单独人选问题，要在欲求协定第六条之切实保障。此不仅我国治安问题，实于东亚大局具有莫大关系。俄方毫无欲求根本解决之诚意，乃避重就轻，故相责难，此则中国政府所万难迁就者也。”十分明显，强调中苏协定早已名存实亡，坚持中东路问题必须根本解决，这是南京政府这时对苏交涉的基本策略。因此，蒋作宾与德国外相拟就的解决办法自然也无法通过。外交部23日复电指出：办法第一条苏方推举新局长或可勉为迁就，但此一让步在“中方仅不过顾全俄方体面”而已，中方可以让步的关键在于第三条，即双方应照中苏协定第九条第二款立即谈判由中国赎回中东路的问题。因此项谈判告成，第一条即等于不存在。基于此，办法第四条当应修改，因“我方允派局长，系完全为顾俄方体面，决难于会议未竣前任其到任，而一方（面）又须我方得以实行收回东路，在此范围内规定解决方式”，故承认依照中俄奉俄协定恢复中东路原状，势不可能。对南京政府必欲乘机收回中东路的作法，此时在北方担当重任的阎锡山、张学良和何成浚等都颇表怀疑。阎锡山始终强调：“我国当民力疲敝之余，而又有第三者日思乘机渔利，对交涉上似不宜以勇往直前之态度处之。”何成浚更是明确认为：“东路收回自管，在势恐不可能。即俄能，相信日本以种种关系决不任我独有。且俄对我确无必战决心，为今计，似宜外示坚强，内则速由外交方面秘密进行，以求得一相当解决为妥。”张学良也明确怀疑外交部的作法。在接到外交部声称只能在实际收回主权的前提下与苏联交涉的电报之后，张学良当即复电王正廷，尖锐指出：“尊意拟就蒋使报告乘机将东路问题彻底解决，收回主权，如能迅速办到自属甚善。惟是东路应照协定办理为中央与地方始终一致之主张，迭次声明，世人皆悉，今若超过协定范围而作进一步之希冀，不惟后先歧异易起群疑，且必治丝益棼，绝非短时间所能结束。尊电云客拉罕（即加拉罕）主张二条件无论如何不能改变，其态度坚强可见一斑，倘进而讨论主权问题，彼更乌能轻于让步？”“近得梯云、亮畴、衮公诸兄来电所述各国意见，均以为俄如要求另任局长，按诸协定中国似难予以拒绝。足见东北最初主张，非良个人之私见，亦非因希图了事而云。”与此同时，张学良亦把这种不满电告了阎锡山。电称：“查我国对外宣言中央地方一致以协定为根据，俄派正副局长为其协定上固有之权，所争者只在开议时之先后而已。至中俄宣言所云，亦抱定协定以立言，虽尚有应加考虑者，然相差似并不太甚。乃忽抛去协定，进一步作收回主权之讨论，理想愈远，双方之主张自必相差愈甚。如此办法直将使东路问题永不解决而已。”面对国内外越来越多人质疑和异议，南京政府内部的意见也不能不开始有所分歧了。强硬派如铁道部部长孙科在2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依旧公开扬言：中东路管理，俄方既违反协定，我即不遵守义务，“中央外交方针，最低限度必须收回该路管理权。”外交部在解释中国政府对中苏交涉的原则时，则注意不直接提及收回管理权或主权问题，只着重强调不能接受苏方提出的先决条件。称：“若承认另派局长而后开议，是直让步而无所谓坚持。故必如我方所主张一切问题均于会议中解决，始有何者应让步，何者应坚持之可言。且我方仅重在获得切实之保障，彼方避重就轻乃以局长问题故相责难，若我勉为迁就，则得步进步。”而在8月24日蒋作宾来电提出解释原办法后，蒋介石的态度也多少有了松动。蒋作宾的解释是：南京对原提解决办法顾虑的关键其实在第四条中“现状”二字之解释，只要指明此“现状”是指纠纷发生后而言，若双方开议后俄不允赎路，我即可据此解释否认变更现状，结果自然可以继续管理该路。此点确定，则其他各条当不成问题。蒋显然对来电的解释表示满意，因此除指示王正廷复电蒋作宾照此办理外，当即分电张学良、阎锡山等，声称：“对俄外交渐有转机，前之示强者以示弱无益而彼且置之不理也。今彼既向德政府请求转圜，故不能不略示宽大。昨得彼复电既允开议，且愿商赎回东路办法，则我方亦允其根据协定调换局长以全其体面。”“此间已设法与俄转圜，不久当能发表，惟东省态度须格外强硬，增兵吉黑亦须实行，则交涉必易办理也。”眼见中苏接洽成功在望，注意到“各界人士对主座极信仰，绝无异议，惟对儒堂之外交政策则完全不谅解，并暴露极不信仰之意”，蒋介石这时还刻意造成自己过去对外交不甚知情的样子，以便使各方能够放心。其电称：“从前外交由儒堂一人主持，故多不接头”。“儒堂主张不免高调”，“今决移由政治会议外交组合议，而弟亦负责参加，当不致贻误。”27日，外交部正式通知张学良、阎锡山等有关各地政要：中俄交涉自地方接洽停顿后，现已经过德人从中斡旋，商定四项办法。即（一）双方愿按照中俄协定解决一切问题，尤须按照该协定第九条第二款解决中东路问题，且双方须立即派遣全权代表开议；（二）双方承认自纠纷发生以来之中东路现状，应照中俄奉俄协定变更之，但此种变更须先由其两代表会议决定；（三）苏联政府推举新局长副局长由理事会委派，苏联政府训令中东路俄籍职员严格遵守中俄协定第六条规定；（四）双方立将为此次纠纷被捕之人释放。王正廷解释说：惟若开议后俄不允我赎路，我方可反对变更现状，“使理事会不能成立，局长亦不能委派，而现状一日不变更，我方即可继续管理”。然而，苏联方面并没有像南京方面希望的那样轻易就范。30日晚，王正廷始得到蒋作宾转来苏联方面8月29日的正式答复。对此，蒋介石几天来早已是望眼欲穿。蒋、王都没有想到的是，苏联政府不仅坚持任命局长必须与中苏开始谈判的宣言一并发表生效，且要求苏方如须任命新局长，中方亦必须同时撤换中东路理事会的中方理事长，否则须去掉局长前面的“新”字，一切恢复原状。苏方的态度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9月1日，蒋见到苏联的正式答复后，当即批示：“彼接受余所提之条件，而改易数点以争体面，亦有关实权者，余决不迁就。令王外长力争之。”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随后亦正式通过决议，支持蒋介石的决定，要求蒋作宾继续接洽，力争苏联接受原案。王正廷因此声明：“国民政府不能发见何种理由撤换现任东路理事长。”据此，外交部一面答复德国调人，新字可去，惟任命生效须待谈判之后；一面不得不再度致电正在日内瓦出席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将此事经过曲折及我方愿望设法向在会首要各国代表以口头非正式表示，以为将来正式提出之预备。”延至9月6日，有外电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正式发表声明，宣称：中苏交涉办法不照苏方意思修改不能再开谈判，苏方的让步条件是：中方撤换理事长，苏方允换局长。对此，南京政府外交部也从侧面做出反应称：外电所传恐有错误，实际上前此交涉中，经德国方面转述苏联方面的要求中，并无此项要求。而对苏联政府针对中德商定的办法所提修改意见，亦与德方此前所转述的意见不符。故中方怀疑苏方是否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就在中苏之间再度展开口水战的几乎同时，苏军重又开始大举骚扰中国边境地区了。一连数天，苏机每日必结队轰炸绥芬河和满洲里等处。不仅如此，苏方还先声夺人地致函驻苏德使，抗议中国军队与白俄军队相勾结，对苏方边境连续进行袭击达19次以上，声称苏军不得不采取自卫行动。由于蒋介石和王正廷都未及时向张学良通报在柏林的中苏交涉遭遇挫折的情况，张学良等对苏军再施武力大惑不解，因而反复电询中苏交涉是否中止，原因何在？究竟是因为蒋作宾赴日内瓦参加国联会议导致接洽停顿，还是苏联方面别有图谋。他们担心：“若我方仍以交涉为希望，彼乃不顾一切战而不宣，目前吃亏甚巨，将来补救无从。”因而力主南京务必设法早了，以免弄成不了之局。9月19日，蒋作宾报来苏方答复意见称，苏方强调，苏联政府对中方提议解决办法之修改意见，乃绝对必要之最小限度的修正，且此修改均系依照中国政府所承认的北京、奉天协定。故此修正案之实行为两国开议前之必要条件，亦是俄国政府始终所主张者。中方坚持否认苏方委派局长得立即实行一节，使苏方委派局长形同虚设，苏方断难接受。若因此导致中苏间冲突如扩大，中国政府应负全责。苏方这时的态度很明确：“苏联政府自始即主张恢复原状，而同意最低限度以中国委任中东路新理事长为委任俄籍新正、副局长之交换条件。倘令中国拒绝此最低限度之条件，即中国无和平解决冲突之意。” 鉴于苏联方面坚不让步，国联大会一周后又将闭幕，外交部13日起已反复提醒国出席国联大会代表：俄如再无确实表示，“迫不得已，我方当胪列事实，提请国联办理。”但苏联并非国联成员，蒋作宾深觉此举之无益，因而反对。他致电外交部称：“至提出国联，宾固不敢决定，惟宾觉利害相权，害多而利少。（一）阻直接交涉之路。（二）灰调人暗中调停之心。（三）引列强参入干涉之机，且此时俄人并未积极进攻，而铁路仍为我有，其提出理由不甚充足。其结果可想而知。”实际上，苏联在边境武装示威两个月，列强各国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再三要求中方遵守条约，接受苏方条件，再加上这时国内反蒋势力大有蜂涌而起之势，蒋急需张学良率部入关支持，故其对向国联控诉这时也不抱热情了。9月24日，蒋电告何成浚：“对俄外交决计让步结束矣。”言外之意，蒋介石已决心放弃夺回中东路的计划了。注意到柏林交涉因德人居中转达，致使自己的判断发生误解，因此他甚至一改过去坚决反对东北直接交涉的态度，在要求蒋作宾准备作出让步的同时，更试图再通过东北方面去与苏联接洽。为此，蒋要求外交部派亚洲司司长周光龙前往沈阳，授权东北直接向苏联寻求和平解决，不必拘泥于中央交涉。问题是，时至于此，张学良也是束手无策。其因此复电蒋称：“至俄事由东北直接交涉一节，由于边境战祸发生以来，交通阻绝，不但对方原任谈判之人早已遄返，无由接洽，即使函电传达，亦苦无法可通。所以实无术再事转圜。此事当初既由中央完全担任，已数月之久，彼外交当局对本案应付计划，自必筹之已熟，今虽有小波折，亦应别图良策，以善其后。此种情形，谅邀彻瞩，尚乞俯鉴愚衷，转催设法速决。”至此，中苏交涉再度陷入困境。尽管，王正廷极力否认有所谓苏联政府通知各国驻莫斯科大使，经德国调停之交涉已告中止之说，但事实上，苏联方面确已不再通过柏林与中方进行接洽了。
苏军大举进攻与张、蒋妥协经过
自9月下旬柏林交涉中止，苏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边境的军事示威行动。10月初哈尔滨特区高等法院开审苏联领事馆案，更使苏方把过去单纯的示威行动，变成了相当规模的武装入侵。10月12日，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同江战役。苏军凌晨出动飞机25架、军舰10艘、机关炮车40余辆，后又增派骑兵约800余名、步兵3000余，向同江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方海军江防舰队顽强抵抗后几近全军覆没，江平、江安、江泰、利捷、东乙等5舰被击沉，利绥舰受重伤逃回富锦。同时团以下军官17人被打死，士兵伤亡约700余。战至午后3时，苏军夺取了同江县城，中方守军被迫退守富锦。这边东北军备受苏军打击，损兵折将，那边蒋介石除了推动国民政府拨款200万元外，几乎帮不了张学良的忙，而其自身因受到张发奎、俞作伯、李明瑞、唐生智，乃至冯玉祥等部联合反蒋的巨大压力，还不得不向张学良索要重炮营以为奥援，这种情况连蒋介石自己也觉良心不安了。他在给张学良的电报中再三解释说：“暴俄知我国内乱，故对我提议与德国斡旋之计，均置之不理，且声言概不承认与德国有所接洽云。如此情状，我方求速而敌方反益延缓，使我前方将士与东北同志困难倍增，此心歉然，莫可名状。”然“以意度之，西北问题不了，则俄事亦连带延长，不能速了。”此不能不请张帮助之原因所在。但事实上，蒋这时虽仍催促外交部抓紧设法，王正廷也已无计可施。他在21日电告张学良：德国出任调停一层已被俄绝，中央亦无法可想，东北应设法自了。随即，外交部致电驻外各公使，通告了中俄交涉破裂的情况，希望各国能够提供帮助和意见。同时，外交部还发表了对俄宣言，陈说整个交涉经过，指责“苏联政府绝无诚意以谋本问题之解决”。对此，张学良异常恼火，虽明知阎锡山这时已经有加入反蒋阵营的意向，他还是不能不去电求援。其电称：“昨接外部电告，德国出任调停一层经苏俄谢绝，中央亦为束手，嘱东北设法自了。俄人早经返国，无从接洽，实已无法进行，言之深为痛心。我公有何高计，仍请指教。”对于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困境，各国政府的态度依然如故，相信中苏两国可以在原有协定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争端。其中日本外相币原的说法最为明白。他强调：据他了解，“俄政府对于此项交涉最初本竭力主张非将东路恢复至事件发生以前之原状断无开始谈判之余地，嗣经再三退让已不复坚持将中国方面自由罢免之局长重行复职，仅要求另派相当俄人为局长。此为俄政府最大让步。至禁止俄人在中国地方宣传赤化一节，俄政府亦允照办，惟要求中国政府严饬地方官对于在中国境内活动之白系俄人亦施以同一取缔。此更为当然办法。中国政府上述两点均不肯承诺，以致问题至今未能解决等语。”“日政府意见，取缔白俄一节为题中应有之义，想中国政府断不拒绝，至局长问题若俄国坚持须将埃姆谢诺夫等复职，自于中国体面有碍。今既放弃此说，仅止要求另派俄人为局长，则实际上已非绝对主张回复原状，不可谓非中国方面之胜利。至任命俄员为局长既系协定明文所有，则迟早总须实现。先派后派不过手续问题，于原则上并无关系。从第三国眼光观之，此等争点极属微细，似无坚持之必要。此不独日政府意见，如此美国务卿所见亦完全相同。此外在东京外交团谈及此事者，皆抱同一观察。现闻中俄谈判中止，边境形势恶化，彼此牺牲多数性命之事日有所闻，为两国大局计，实觉为小失大。”10月25日，张学良电告南京方面，苏方原驻大乌里八十六号小站及阿穆该图之第七号军队业陆续撤退，易之以第五号模范军炮骑兵，共约5万左右，显将大举来攻。次日，因哈尔滨地方当局再度派员搜查苏联驻哈领事馆，加拉罕致电张学良提出强烈抗议。鉴于外交破裂，军事无力抵御的严酷现实，张学良28日被迫亲电加拉罕委婉解释。由于张这时怀疑苏军将以占领哈尔滨为目标，故其此举显然希望双方能够就此实现直接交涉。张同时将此意电告了蒋介石，希望外交部暂时不要向国联和非战公约组织提起控诉，以争取直接交涉可能。蒋介石对此亦未表示反对。其电称：“外部对联盟及非战约国声明书已于宥日提出，不及收回，兄致俄外部电如已发出则亦无妨，倘未发出，则暂缓数日更好。盖自中回京后，俄方已间接来电表示让步之意，而观俄外部致兄之电，更料其不敢占领中东路。此次大举内犯，其目的亦不在占领哈埠，以其果占哈埠则于其外交必陷于难境也。若兄既提出，则待其复电再定办法。惟弟必负责不敢有所推诿也。”30日，已后撤的苏军再度进占了同江县城，并派海陆空军侵入富锦江岸，于当晚夺占了富锦县城。对此，南京方面依旧不相信苏军有大举进攻哈尔滨或占领整个中东路的可能，外交部且根据外电消息，断言苏军后方缺粮，短时间内不可能有大规模的进攻计划。然而，张学良的情报却全然相反。他电告南京称：“伯力附近铁路沿线，堆积粮秣如山，确有第三国由海参崴运输供给，如云俄方缺粮，实不足信。”据东北政务委员会判断，苏军“用兵计划，俟封冻后，一部由萝北进攻阳原，然后直捣哈埠；一部用骑兵直攻黑河，然后直攻江省省城。”不论张学良等人关于苏军将会进攻哈尔滨和中东路的判断准确与否，从11月17日开始，苏军真的开始发动了大举进攻。苏军进攻分东西两路，西路主攻满洲里和札兰诺尔，东路分别指向绥芬河和密山县，并轰炸了牡丹江。据张学良19日报告：17日“晨敌飞机二十七架，唐克车二十余辆，步骑炮兵三万余，进攻满洲里、札伦诺尔我军阵地。我军以少数之众决死拒守，团长营长以下死伤甚多。现正在激战中，满站十八里处铁路被截，票车被炸，乘客伤亡甚众。满站无线电台滨卢县署营房煤矿等均被毁，札伦诺尔阵地被坏尤烈，同时东路有飞机一队由下城子进至牡丹江，炸击我飞机厂。现札伦诺尔恐不能守，满站后路已断，守军亦复告急。祈转陈主座，余俟得续报。”两天后，张学良吃惊地得知，满洲里和札兰诺尔均告失陷，黑龙江省第十五、十七两个旅几近覆灭。鉴于蒋仍要其不屈不挠，忍辱负重，深知东北军无力阻止苏军推进的张学良不能不复电蒋介石，痛陈再不能如此轻率地牺牲东北军人的道理。其电称：“札兰诺尔韩旅死伤过半，遂至不守，满洲里梁旅因后路已断，绕道撤回，能否脱险尚不可知。敌军武器新锐远过我军，徒以血肉之躯奋与相搏，宁复有幸。钧电谕以忍辱负重，敢不勉遵。惟以一隅之力，当强敌倾国之师，值此河封冻之时，既无设险拒守之策，欲守我不犯人之信，更无作战之计划，甫言事事落于被动地位，牺牲袍泽于无益之地，言之实深痛心。所冀者，外交得有进展，广解我东省之倒悬，若长此听其自然，则良等诚不知所措。良等固不足惜，如国家何？”苏军此次大举进攻，仅几天时间，东路就深入百余里，打下了密山县，并进至佳木斯以北牡丹江以东地区；西路更是由满洲里、札兰诺尔，经嵯冈一气攻陷了海拉尔。黑龙江守军韩光弟旅全军覆灭，旅长及团长均告阵亡；梁忠甲旅则因突围不成被迫投降。仅西路两旅守军被俘者，就已上万，其他人员和财产损失更是难以计其数。此役震动之大，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东北边防和东北人心。东北西线守军由满洲里、漠河一线，被迫退守海拉尔以东及兴安岭、博克图一线。张学良甚至要求漠河方向各卡官兵保护商民退至嫩江，以就食粮。对此，南京政府除要求驻外各公使向列强各国通报苏联侵略情形，并向国联和非战公约组织提出控诉，要求各国共同制裁苏联外，也只剩下转托德国政府照会苏联，要求苏方顾念非战公约规定，接受中方建议，各自从边界后退军队30英里之一着可想了。当然，张学良对南京方面的努力已不抱希望。还在海拉尔沦陷前，张学良就已经命令蔡运升立即设法与苏方人员进行接触，谋求东北地方与苏联方面直接交涉。20日，蔡经过苏联驻哈副领事阔阔林向苏联当局递交了一封正式文件，声称希望立即开始就中苏冲突问题进行谈判。当日，阔阔林前往海参崴，得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复函于25日返回哈尔滨。苏联政府条件依旧：（一）中方承认根据俄中协定恢复东省冲突以前之状态。（二）对于苏联方面根据协定所推荐之正副局长，即行恢复其职权。（三）因纠纷逮捕苏联人民即行悉数释放。苏联方面并声明，中方对8月29日由德国转达之先决条件未履行前，不能开始谈判。据张学良27日电告阎锡山和何成浚称：得此复函后，“良即召集寅僚从长讨论，佥以认外部交涉数月毫无结果，东省人死万余，财产损失约数万万，不能不设法了结。良查蒋主席暨外部从前均有电来指定三策，令由地方自了，遂于宥日致电俄外部，对前项三条件大体同意。”据此，张学良还直接去电蒋介石，要求同意“先由地方接洽，缓提国联”，以免节外生枝。27日，蒋介石得到张学良的电报，“骇异久之，曰：‘如此大事，中央与地方政出两歧，惹笑中外！’又曰：‘详汉卿电俄措词尚含混，似未完全屈服，然其无经验与胆识，不能坚持到底，至四月辛苦，付诸东流，令人痛惜！’”28日，莫斯科公布了张学良同意接受苏方先决条件以开谈判与苏方的来往信件。消息传出，让正在按照外交部的要求推动国际制裁的中国外交官们一个个瞠目结舌，纷纷致电表示惊诧不已。对此，外交部只能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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