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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空前“国葬”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情再度恶化。据蒋经国当晚日记记载： “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中忽然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之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再探父病情形，似无变化，惟觉得烦躁。6时许，稍事休息，8时半三探父病，时已开始恶化，在睡眠中心脏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数小时之急救无效。”《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671页。 另据荣民总院蒋介石病情医疗小组报告说：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宋美龄哀痛欲绝，在蒋经国与蒋纬国的搀扶下参加奉厝大典，几个月后她决定离台，远赴美国隐居。 4月5日，蒋介石突感腹部不适，泌尿系统失灵。医生认为蒋的心脏功能欠佳。傍晚8时15分，蒋的病情极度恶化。医生发现蒋的脉搏突然转慢，于是急用电话通知蒋经国。当蒋经国赶到时，蒋的心跳已不规则，血压下降，情形甚危。当即医生施行人工呼吸，乃至运用药物和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跳动，心脏与呼吸恢复正常。但4—5分钟后，心脏再度停止跳动。11时50分，蒋介石双目瞳孔放大，经抢救无效，这位统治中国大陆22年之久、又在台湾偏安26年的大独裁者蒋介石终于撒手西归，享年89岁。 在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与长子蒋经国、次子蒋纬国、孙子蒋孝武、蒋孝勇均服侍在侧。 蒋介石去世之时，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病危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官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由蒋夫人宋美龄签，继之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长”、蒋的长子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其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当晚，蒋经国以长子身份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处的慈湖湖畔（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风景秀美，宛如江南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县的溪口镇。60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时，便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621页。以达成蒋介石“心愿”。 蒋介石病逝后2小时零10分，“行政院”于4月6日晨2时发布经主治医师签字的医疗报告及蒋介石遗嘱。对于蒋的遗嘱，各方褒贬不一，为供读者评判，笔者全文抄录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20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之革命职责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勉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动矢勇，毋怠毋忽。”《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常新》，1976年5月版。 对于蒋介石的遗嘱，留美知识分子刊物《新泽西通讯》与《石溪通讯》合刊载文称： “以‘总统’身份向国民党发表遗嘱，竟然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不明了台湾情况的人，还以为基督教是国民党的‘国教’呢。” 该刊还称： 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已40多岁，直至那时蒋才成为耶稣“信徒”的。蒋、宋结合是“为了金钱而结婚，为结婚而信教”的典型例子。各种蒋介石的传记中都找不到蒋介石早年和基督教发生任何关系的记载。难道蒋介石是40多岁才束发的吗？ 至于“总理信徒”，如果我们把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拿来和孙中山先生所讲的三民主义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蒋介石不但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而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叛徒。 所谓“实践三民主义”，无非是说非有一个以三民主义为理想的政党当权不可，其他思想体系和政治系统的人士若想要和国民党“轮流坐庄”，对不起，办不到。 “光复大陆国土”这句话是宣称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仍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代表大陆各省的“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绝不能取消。所谓“政治革新”，谈谈可以，真正实行嘛，不可造次。 “复兴民族文化”，这句话的中心是要说“父业子承”。“坚守民主阵容”的另一说法是紧抱美国人的大腿，大蹄不放。 上述评论虽然尖刻，但也切中要害。 也有舆论称： 所谓“束发”，那是古时对发式的称谓，一般指青年时期。“蒋在清末已是‘文明头’，在上海租界做捞家，到日本走江湖时更非什么‘束发’，入军校剃光头，更无发可‘束’，死亡前后更无发可言，遑论发式？”“束发以后既要‘追随总理革命’，同时又怎么可能‘追随耶稣’？”“或者革命，或则传教。尽管能言善辩者，也无法对这‘两者得兼’能自圆其说”。“更有甚者，‘无时不以耶稣与总理信徒自居’一语，只能说明蒋介石既非耶稣信徒，也非中山信徒，如若有之，他只是‘自居’而已，耶稣或中山，中山或耶稣都不承认的”。“短短两百字的老蒋遗嘱，掀起了国民党人对绝望挣扎的小朝廷无可代替的绝望感觉”。唐人：《草山残梦》第12集第298页，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台湾当局则对蒋介石遗嘱采取了同上述看法截然不同的立场。就在蒋介石病第二天凌晨７时，国民党中常会召开临时会议，会议对蒋介石的遗嘱决议如下： “全党同志，敬谨接受总裁遗嘱，并愿全国军民，共同以反攻复国之决心，团结奋斗，完成总裁遗志，亦即实行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誓达目的，毋怠毋忽，谨此决议”。台湾《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常新》。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又通过了《全党奉行总裁遗嘱决议文》，宣称： “我们誓言，坚决奉行总裁遗嘱——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陈容，以此为全党党员革命的职志与战斗的决心。承担并完成艰苦的革命任务，以上慰总裁在天之灵。”《革命文献》第77辑第322页。 在十一大重新修订的《中国国民党党章》中，蒋介石遗命纳入党章，以使国民党员“遵行”。修订党章云： “总裁遗嘱所示：‘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四大革命任务，为总裁毕生的志事，全党同志自应奉为共同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努力贯彻实现，故本草案拟予纳入总纳第二条，期以相互勉行，并使革命民主政党之涵义更为具体而明显。”《革命文献》第77辑第325页。 国民党当局的上述做法未免过于牵强，依笔者看来，如果接任国民党中央主席职位的不是蒋经国，恐怕对蒋介石的遗嘱未必如此重视。 4月6日的国民党中常会除了对蒋介石遗嘱作出决议外，还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项决定：“副总统”严家淦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宣誓就任“总统”职。严家淦在就职后发表谈话称： “力行总统蒋公遗训，继承未意的志业，竟智尽忠，驰驱效命。”台湾《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常新》。 第二项规定：对蒋经国辞职决议“恳予慰留”。蒋经国于其父病逝第二天便以从政主管官员身份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 “经国不孝，侍奉无状，遂致总裁心疾猝发，遽尔崩殂，五内摧裂，已不复能治理政事，伏恳中央委员会矜念此孤臣孽子之微忠，准予解除行政院一切职务，是所至祷。”《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257页。 国民党中常会对蒋经国的辞呈决议如下： “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同志，以总裁崩殂，恳辞行政院院长职务一节，中央常会咸以国家内遭大变，外毁横逆……革命之事功未竟……至望蒋经国同志深维古人墨经之义，勉承艰大，共竭其效死勿去这忠尽，即所以笃其锡类不匮之孝恩。”《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258页。 蒋经国对国民党中常会“效死勿去”之议，发表谈话称：“敢不衔哀受命，墨经从事，期毋负于全党同志与全国军民之督望。”《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257页。 对于国民党中常会两项决议，作家江南发表评论称： “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须常会多此一举”。“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江南：《蒋经国传》第447页。 阮大仁先生就国民党中央上述决议也提出疑问： “即使党决定予以慰留，其仍须向新任总统提出辞职。党的慰留只是表示党支持其留任，并不表示新任总统亦予慰留。吊然严家淦总统身为中常委，在常会中亦表示希望蒋经国留任，但是严家淦总统与严家淦中常会的身份不同，虽然同是一人，两种身份的法定地位不同，严家淦中常委的在党内的意见不能取代严家淦总统在宪法上应有权力。”阮大仁：《台湾内部的几件大事及台局动向》，香港《明报月刊》第115期。 江南与阮大仁均从法理上指责国民党中常会两项决议不妥，确切中要害。但殊不知国民党的领导体制是“以党领政”、“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国民党中常会的两项决议，也就不难理解了。 蒋介石病逝后，台湾当局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以表示对蒋介石死亡的“隆重哀悼”。从4月6日至17日蒋介石大殓的次日，台湾的报纸将平日红色套版改为一律黑色的版面，几乎全部篇幅都用在有关蒋介石这个主题上。字典上一切美好的字眼几乎都用尽了，台湾新闻界使出浑身的解数，尽最大努力对蒋介石的公共形象加以最后的神化、圣化、完美化。蒋介石的死亡被称作“崩殂”，他的坟墓被称为“陵寝”。台报还宣称：在蒋介石病逝时“淡水海外东北角上突然出现一个金红色的巨球，四周围绕着五彩祥云，迤逦划过天空，不旋踵的电光闪闪，巨雷惊蛰，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吴一舟：《蒋总统的一生》。蒋经国在日记中也称蒋介石病逝时“天发雷电，继之以倾盆大雨，正是所谓风云异色，天地同哀”。《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620页。这在实际上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 台湾新闻界除了再次神化蒋介石之外，同时也透露出台湾统治阶层的一种彷徨无主、失望沮丧，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情绪，借一位退伍老兵的口，《中央日报》报道说： “我一直期望着总统蒋公能带我们回去，现在他老人家竟然先走了。” 借钱穆之口，《中央日报》告台湾民众“不要有惊慌之心”，“必须镇定和团结”，并多次重复被人引为笑柄的所谓蒋介石的格言：“处变不惊，庄敬自强”。 借何应钦之口，《中央日报》要台湾民众： “遵奉蒋公的遗志，拥护政府暨严总统、蒋院长，与我们全国同胞团结一致。相信蒋公的精神一定是永远与我们常相左右，我们也将必能在蒋公的精神与我们政府的领导下，实现蒋公的遗志，达成反共复国建国的最后成功。” 蒋介石病逝在岛外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响。 首先来自大陆新华社的消息是：中国共产党仍视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双手沾满了中国革命人民的鲜血”，他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头子、中国人民的公敌”，是死有余辜。 此一讯息说明中共对蒋介石死后有如生前一样的鄙视。 来自外国的消息是：有些国家把蒋介石贬得一文不值，有些国家又把他说成是20世纪的英雄。蒋介石一生中最“忠实”的外交盟友美国，对蒋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总统只拟派农业部长前来吊丧。后经台湾当局要求，才改派副总统洛克菲勒前来。福特对蒋介石病逝只作了礼节性的声明，称： 蒋介石“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后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病逝“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朱养民等：《论蒋介石的生前与死后》，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8年版。。 美国人之所以对蒋介石的死反应冷淡，是因为蒋介石并不是他们在台湾的理想统治工具。国民党退台前后，美国人的做法激怒了蒋介石，致使吴、孙、陈一一被清除。美、蒋失和后，中国积极发展中美两国的关系。蒋介石病逝之时，正值中、美两国建交前夕，从其全球战略考虑，美国人不能不对蒋介石表示遗憾了。 蒋介石另一“外交”伙伴日本，对蒋介石病逝表现出出奇的狂热。4月7日，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新闻报道了蒋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数日本报纸称蒋介石是“近代中国所产生的英雄”。 日本人之所以产生这种看法，是因为日本人自古就同情有如凋落的樱花似的“失败英雄”；也因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的观念里，蒋介石之所以成为中国的“英雄”，其根源全在于蒋到日本留学的缘故；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日本发动战争罪责的“既往不咎”与“以德报怨”，也使一些日本人认为这是“东洋人的信条”。正是在上述观念的支配下，使日本对病逝的蒋介石产生了好感。日本的井出官房长官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一个“非官方式”的谈话，称赞蒋介石，并以示哀悼。其后，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给蒋经国打了一个唁电。同时，自民党决定派前首相佐滕荣作以“自民党总裁代理”的名义前往台北吊丧。由于中国大陆方面的抗议，日方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也不用，佐滕荣作与另一位前首相岸信介以“友人代表”身份出席了蒋介石的葬礼。 来自台湾近邻菲律宾一家报纸的消息是： 蒋介石“梦想返回大陆仍旧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②③朱养民等：《论蒋介石的生前与死后》。 来自欧洲地区的讯息是，瑞典《今日新闻》报编辑奥洛夫山德逊发表文章，称蒋介石的死是： “一个鬼魅死去了”，“逝去的只是一个老顽固，这老顽固在一段长的荒谬的时间里，曾经赢取过他完全不配得到的同情”。② 外国舆论对于蒋介石病逝后台湾政局及前途给予相当重视，外电评论称： “蒋介石的死，意味着统治过战后冷战时代的‘国民政府是中国的正统政府’这种虚构，已名副其实地崩溃了”。“蒋介石之死，已使台湾进入了蒋经国的领导体制。今后的台湾是孕育着风波的”。③ 今后台湾孕育着什么风波呢？外电分析称： “第一，蒋介石在各界都拥有绝对优势的力量，但是，对蒋经国无论在政界或军界内都有不少反对势力。蒋经国近3年半以来事实上能够代行总统的权力，也是由于蒋介石发挥了保护人的作用。这些反对势力许多是在日本战争、国共内战中与蒋介石同生死共命运的所谓嫡系。他们认为蒋经国是战后派……，因此，当主张蒋经国应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的意见抬头时，他们说：‘天下为公，不应靠父子之情而让之’，一直表示反对。蒋经国要在短期内清除反对势力，其力量在目前尚不足。” “第二，占居民85%的台湾人认为蒋经国体制归根结底还是外省人的强权统治”。蒋介石病逝后，“台独”之声甚嚣尘上。②朱养民等：《论蒋介石的生前与死后》。 外电上述评论确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按照历史定律，任何一位主席当政者病逝后，围绕着权力继承问题，必然有一番争论与争斗。这种状况在蒋介石病逝后也依然存在。老的一代因蒋介石在世不好发作，蒋一死，已无人再能约束他们，他们不会买蒋经国的账。对于老一代此时此刻的心境，蒋经国最明白不过了。经过几十年老蒋的培养，蒋经国长进甚大，羽毛日渐丰满。他出任“阁揆”后的种种动作愈益显示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蒋介石病逝时，尽管严家淦依“宪法”就任“总统”职，但国民党统治体制是“以党统政”，党权高于一切。严家淦继“统”，并未解决权力继承问题。蒋经国为顺利继承父位，接连抛出了几个杀手锏。 首先采取以退为进策略。此一策略就是蒋经国在其父病逝后第二天凌晨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的“辞呈”。江南称蒋经国此举纯系“荒唐”，并藐视新“总统”。 其次借父丧压先朝老臣。在蒋介石病逝后，蒋经国利用其父的偶像地位，做出“至孝感人”的样子，一方面“悲哀跪哭，昏迷不省”；一方面抱病夜宿灵堂。报刊登出他“长跪致哀”的照片，又登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阿谀之言，并推论说： “由于蒋院长的恪尽孝道，我们更感到国家信托得人，他所领导的政府，必然是一个大有为的政府”。② 可怜的严家淦，大约是因为没有一个可以令他“恪尽孝道”的父亲，刚刚当上“总统”，“政府”就已经由别人领导了。蒋经国深感自己地位还不够固若金汤，故要报纸刊登他的旧作《我的父亲》，还拿出蒋介石给他写的一些字幅交给报纸发表。凡此种种，无非是想借他父亲的声威压服先朝的“元老”。同时，他又为争取民心，每天早晨去中山纪念馆向瞻吊其父的老百姓致谢。 再次，策动军界对他宣誓效忠。“国防部长”高魁元、“参谋总长”宋长志均系蒋经国的亲信，在蒋介石病逝后，高、宋二人明确对蒋经国效忠。同时与情治机构协同，严密注视社会动态，使蒋介石病逝后台湾初呈的混乱局面与不安定情绪得以稳定下来。蒋经国对军事将领互调，更显现出他统御的艺术。其中政工系的首领王升，追随蒋经国多年，此际将他升为“总政治部”主任，原主任罗友伦也属蒋经国的嫡系，调任为“联勤总司令”。擅离职守的台湾“警备总司令”尹俊被撤职，换上了蒋系人马汪敬煦。尹俊被撤职纯系他个人所为。1975年初，蒋经国曾亲自召见他，让他在蒋卧病期间忠于职守，以防发生不测事件。然他辜负蒋经国厚望，当蒋介石病逝之际，士林官邸与“行政院长”办公室有关人士遍找不到尹氏的踪影，连尹的夫人也不知道他去向何方，以致被蒋赶下台。 经过蒋经国多方努力，终于如愿以偿。关于蒋经国继承父位情况，后面将作详说。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多小时后便继任“总统”，时间之快为历史罕见。严继任“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蒋介石遗体灵榇置于“国父纪念馆”。 特派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张群、何应钦、陈立夫、王云五、于斌、徐庆钟、郑彦菜、黄少谷、谷正纲、薛岳、张宝树、陈启天、孙亚夫、林金生、沈昌焕、高魁元、赖名汤等21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 与此同时，“行政院”宣布三件事： 1）自4月6日起，历时一月为“国丧”期，“国丧”期间停止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后改为4月6日至17日）； （2）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带2?5寸宽的黑纱。 （3）蒋介石遗体停放国父纪念馆5天，供民众瞻吊。 4月6日凌晨2时，蒋介石遗体由士林官邸移至“荣民总院”。翌日，允许民众瞻仰蒋介石遗容。在蒋介石灵堂四周播了88根白蜡烛，正中供奉着蒋介石的巨幅遗像及遗嘱。灵前有5个用素菊缀成的十字架，正中一个为宋美龄的，上款书：“介兄夫君”，下款书“美龄敬挽”。 4月9日，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移灵前，蒋经国亲自为其父穿衣服，按照乡例，给其父穿了7条裤子、7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遗体贴身包着丝绵、黑裤、黑皮鞋。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带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读的《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四部书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料理就绪之后，才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由于蒋经国在蒋介石遗体前一次又一次地“长跪致哀”，并把照片登在报纸上，于是，他手下的一批人也就纷纷上行下效，率领他们自己的手下人在灵堂或路边跪祭蒋介石。为了证明蒋介石得到台籍民众的拥护，《中央日报》刊登了“省政府主席”谢东闵率各县市长长跪蒋介石灵前泣悼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场面，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从4月9日起，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在国父纪念馆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同时继续奉行贯彻蒋介石对大陆同胞的一切“保证”。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8时5分仪式开始。8时8分45秒，蒋介石灵柩的棺盖放在7尺铜棺之上。之后，由张群、何应钦、陈立夫、薛岳、谷正纲、黄少谷、黄杰、谢东闵等8位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将一面青天白日旗覆盖在灵柩之上。接着，严家淦与“五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于斌等在灵柩上覆盖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然后，严家淦恭读祭文。 礼毕后，台湾当局还怕蒋介石不能升“天堂”，又在蒋介石的大殓日，以基督教仪式行之。牧师周联华为蒋介石主持了追思礼拜与安灵礼。周在证道中引述了蒋介石的所谓“嘉言”： “忍受试练越深，赞美的歌声越高。属灵的奥秘祝福即在试练之中。丰盛的生命必须经过在狂风暴雨之中生长的。以信为本的人必定有1000次顶大的试练等在前面。”台湾《中央日报》社编：《领袖精神万古常新》。 其后，周联华领导读经文、诗篇第23篇，读启应文。追思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21响。接着，蒋介石的灵柩在执绋人员的护送下，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前身用20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一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由99辆宪兵队开道车领前，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军、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蒋介石的大型黄菊十字架，家属随其后。2000多执绋人员缓缓驶向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据台湾报载：在蒋介石灵柩驶往慈湖的路上，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跪地“迎灵”。绝大多数行业停止营业，鲜艳的建筑上一律奉命改漆素色，不合丧悼气氛的广告，也一律从改。交通路口则搭牌楼，各家要挂挽额，平常失修的马路和未铺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路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赶工，满肚子的怨言无处申诉。当日，治丧委员会的大员们还想出了“路祭”这个名堂，沿路分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们抬头正视。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之时，在原地悼念3分钟。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是以漆黑光亮的花岗石建造的，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灵堂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基层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是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和一个白色的碗。书桌南侧有一架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与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画作。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能屈能伸”。台湾当局设计这一情节想要告诉人们什么呢？《蒋总统秘录》作者古屋奎二对此解释说： “顺应环境，当忍则忍，应屈则屈，以待未来伸展之意。”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4辑。 蒋介石死在海外孤岛，灵柩暂厝慈湖，可谓“屈尊”。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表示答谢说： “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唯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与厚望。”《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626页。 至此，蒋介石的丧礼才算完结。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古今中外所少有。 丧事处理已毕，国民党中央于1975年4月28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 （1）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 （2）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哀敬”与“永恒之纪念。” （3）中央委员会设主席1人，推选蒋经国担任。当讨论第三项决定时，作为元老派首领的何应钦发言称： “国家与本党不幸，总裁逝世，中枢与本党中央顿失领导，在当前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亚洲赤祸弥漫的时期，必须有迅速妥善的决定，以巩固国家与党的领导中心。现在总统职位。已经由严总统依法继任，本党最高的领导人，也自应依照事实的需要，迅速推定，以巩固本党的领导中心，此一领导人的职称，本会赞同严常务委员等，以及中央委员刘季洪等的意见，应该定为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总裁职称保留于党章之内，作为对总裁的永久崇敬与纪念”。 “关于本党领导人的人选问题……必须本党有全党倾服、内外归心的强有力的领导者”。“本席拥护……推举蒋经国同志担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因为蒋同志具备了坚忍强毅的领导能力，和充沛的革命精神，尤其是他这两年担任行政院长卓越的政绩，获得海内外全国同胞，以及国际友人的一致支持和赞佩，由蒋经国同志领导本党，必能使党的力量坚实强大，反共复国的使命得以早日完成。”《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第1410页。 何应钦的说法与严家淦、刘季洪的提案相符，故为会议所接受。会议作出决定： “今总裁不幸逝世，全党中央之领导，亟须力谋强固，以适应瞬息万变之国际局势与共产匪党之奸谋诡计，爰特根据党章之精神与本党中央之往例，决议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并为常务委员会之主席，综揽全盘党务，以适应现阶段革命形势之要求，应属迫切之需要”。《革命文献》第77辑第346页。 会议对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决议是： “蒋经国同志有恢弘之革命志节，卓越之领导才能，自就任行政院长以来，适应国际危机，则处变不惊；推进国家建设，则规模宏达；其坚决反共之决心，为常会所全力支持；其亲民爱民之作风，更为民众所拥戴；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反共阵容，摇撼不安，本党为奉行总裁遗嘱，掌握革命机势，亟须坚强领导，精诚团结，方能发挥革命民主政党之最大功能，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蒋经国同志实为最适当之人选，亦为全党同志一致之公意，决议：一致通过。”《革命文献》第77辑第347页。 1976年11月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主席。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职称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生活奠定了基础。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许多官员和老百姓向蒋介石行跪拜之礼。 当蒋经国抓到党权之后，另一只眼睛总是盯着“总统”的宝座。对此，“总统”严家淦非常知趣，主动让“贤”。蒋经国既要当“总统”，还要唱高调，他让“党国”大老们劝严家淦继续留任。但严氏坚决放弃竞选，蒋经国在盛赞严家淦在位时“德政”之际，于1978年5月当选为“行宪”以来第六任“总统”。 由于蒋经国当了“总统”，在称呼上与其父发生矛盾，无论称“总统蒋公”，还是称“蒋总统”，都会发生对上下两代“总统”不明确的问题。后来不知是哪一位“叔孙通”想通了，通知所有机关、团体、学校、部队，规定在公文书公开场合的称谓：称蒋介石为“先总统蒋公”，形成文字时，在蒋字前面空一格，以示对蒋的“崇敬”之意。称蒋经国为“蒋总统经国先生”，形成文字时，蒋字前面不空格，以体现蒋经国崇尚民主之意。再后来，由于大家为求简化和方便，称蒋经国为“蒋总统”或“经国先生”，对蒋介石也渐以“蒋公”二字代表了。 蒋介石病逝了，遗体作了防腐处理，他的灵柩一直停放慈湖“行宫”，不断有人前去参观。台湾当局为了永久纪念蒋介石，并把他奉为反共的精神领袖，决定筹建“中正纪念堂”。在蒋介石病逝2个月后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成员有俞国华、林金生、蒋彦士、高魁元、赵聚钰、费骅、赖名汤、谢东闵、蔡鸿文、周宏涛、秦孝仪、张丰绪、林挺生、辜振甫、徐有庠、王永庆等16人。翌年10月又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指导委员会，成员主要有何应钦、张群、陈立夫等25人。经筹建小组广泛与慎重的考虑，择定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东、爱国东路以北、信义路以南之间地段为建堂基地。其后，筹建小组又公开征求海内外建筑师提供建筑设计构想，前后收到43件，后采用杨卓成建筑师的设计方案。1976年10月31日蒋介石9秩诞辰之际，“中正纪念堂”举行破土典礼，蒋经国、蒋纬国、何应钦、谷正纲等人出席典礼仪式。经过日夜赶工，终于在1980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5周年之际完工。台湾当局举行了“中正纪念堂”落成典礼，蒋经国主持典礼仪式，出席典礼仪式的有4000余人，蔡培火等32名亲国民党人士向蒋经国呈献“中正纪念堂”模型。蒋经国发表了《回顾苦难而又充满希望的5年》的讲话，宣称： “在此1800多个日子里，我们国家遭受的冲击，所面临的苦难，自然远比任何国家沉痛严重！可是在先总统蒋公‘庄敬自强’、‘慎谋能断’的遗训启导之下，尽管世人纷纭自扰，我们仍能‘处变不惊’；也不管世人如何混乱迷失，我们一样‘慎固安重’，所以当中南半岛土崩渔烂的时候，中华民国不但砥柱中流，而且还消除了邻近国家的惶惑不安；当世界经济接连爆发危机的时候，由于我们一齐致力于国家基本建设，不但阻止了不景气的趋势，还保持着经济的继续成长；当美国背信毁约……的时候，大家固然耻痛切心，但一样无畏无惧，团结奋起”。蒋还宣称这5年是“苦难而又充满着希望的5年”。《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3辑第519—52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