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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自同盟会时期起就是一个缺乏党内民主而又党内派系林立的政党，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其党内几乎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派系，而派系间的分歧常常演化成激烈的政争甚至军事冲突。国民党执政后，成为党内的主流派同时意味着取得了对国家的控制权，派系斗争一度愈演愈烈，影响国家政局甚剧。研究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是民国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史学界已有相当的成果。本文试图以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关系为例，从“在野”与“在朝”这一特定角度参与讨论。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谓的“在野”与“在朝”，限定于国民党内的不同的政治人物与政治派别，他们都维护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但在特定的时期内在政治主张、政治目标及权力分配上有分歧。不仅中国共产党不在论列，即使是曾属国民党但最终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目标的政治军事势力，如民革、十九路军等，也不在讨论范围内。 以往论及1932—36年间的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关系，台湾学者或避而不谈，或以“政见不合”概括。 （1）中国大陆的学者多着眼于他们的政治主张、阶级立场，或依毛泽东的论述断定其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狗咬狗”，或强调胡、蒋在政治理想、政治主张的不同。 （2）收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显示了此一时期胡汉民与蒋介石关系的复杂性。本文拟以这批珍贵资料为基本素材资料，从“在朝”与“在野”的角度观察胡汉民政治态度的变化，特别是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微妙关系，希望能对研究国民党内派系斗争有所助益。 限于篇幅，文章只根据新的资料，提供一些史实与思考，就教于方家。 一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胡汉民与蒋介石曾分别掌握着南京政府的党权与军权，共同合作“清共”，镇压党内反对派，有一段合作无间的“蜜月时期”。1931年“约法之争”导致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两人决裂后走上对立之路。胡汉民从权力顶峰跌入低谷，离开南京，从在朝走向在野。 （3） 政治上的对立与个人的恩怨，使胡汉民对蒋介石恨之入骨，还在上海和会期间，他就电令粤方代表坚持蒋介石必须下台，“迫某（指蒋介石—笔者）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打破独裁。”（4）其后，胡汉民便一直在香港领导西南反对蒋介石与南京政府。他的政治主张是“抗日、反对独裁统治、剿共”，其中“独裁统治”即指蒋介石。处于在野地位的胡汉民，政治态度与处理事情的方式都有很大的变化。他为西南制定了“对中央行为均表反对”的基本策略，（5）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与蒋介石对着干，有时甚至是蛮干。“为反对而反对”，这是典型的在野派思维。（6） 从在朝沦为在野，胡汉民的心态行为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从而他的一些重要政治主张也发生了变化。简而言之，胡汉民在南京主政期间，是竭力维护“中央权威”，而在野之后，则是尽可能联合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机会反对“中央权威”。胡汉民在南京时曾强烈主张“统一”，专门对李济深提出的“分治合作”口号进行了批评，（7）支持蒋介石镇压各路抗命的地方实力派。沦为在野派后，他却明确主张“均权”，以“分权”以对抗蒋介石的“集权”，他写了《论均权制度》、《再论均权制度》、《军权与均权》等文章，为依托西南地方实力派，反对南京政府的政治活动提供理论依据。胡汉民主张西南各省联合，“以西南结西南，……既以自保此干净土，亦为来日推进大局地。”（8）除切实联络西南各省的地方实力派如李宗仁、白崇禧、龙云、刘湘、刘文辉、何键、王家烈等外，还与冯玉祥、阎锡山、韩复榘、石友三、宋哲元、杨虎城等一大批北方的非蒋系地方实力派保持着往来，试图策动南北联合反蒋的行动。 胡汉民曾竭力倡导“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在全国范围内不许国民党之外的政党存在，在国民党内不许派系出现，这是他“清党”的重要理论基础。但1932年后他提出“必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使党成为真的革命组织”，（9）以“反蒋最坚决的人”为核心，建立了新的秘密组织。胡汉民自视为国民党的正统，新组织仍称“中国国民党”，他人多以“新国民党”称之。“新国民党”以胡汉民自任主席，邹鲁为书记长，除两广外，“新国民党”在上海、天津等地建立了地方组织，北美华侨中也有“新国民党”组织。 （10） 建立“新国民党”有悖于胡汉民的一贯主张，所以他尽力否认。1933年底，北平法文政闻报记者当面问：“常见报载先生有新国民党之组织，内情如何？”胡断然否认：“绝无其事。余感觉以往老党员多能牺牲，富有革命精神，皆抱义务思想，故余惟恐国民党员之不旧，更希望新党员皆有老党员之精神，由此可见新字绝非余之主张也。” （11） 这是目前所见胡就“新国民党”唯一的公开讲话。他利用提问的限制，巧妙地以“新党员”“老党员”之别，回避了有新的组织这一实质。无论别人怎样看，在胡的心目中，他的组织就是最正宗的“国民党”。 二 对待张学良和杜月笙态度的转变，也颇能说明胡汉民作为在野势力的思维与处事方式。胡汉民一直认为张学良是无德无才的纨绔子弟，由于蒋介石出于私心百般偏袒才在国民党内有重要地位。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对张学良封官许愿，拉入自己阵营。胡汉民竭力阻止蒋介石委张以重任，为此两人激烈争执，蒋因急需张学良的军事支持，无计可施之际，竟以辞职相威胁。 （12） 九一八事变后，胡更要求惩办丧地辱国、“不抵抗”的张学良。 （13）1931年底，蒋介石被迫下野后，胡汉民便把清除张学良当成另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1932年1月3日，胡汉民自香港指示在上海的刘庐隐等人联络行政院长孙科：“起冯去张，同时分拆蒋、张势力。” （14）13日，胡汉民直接致电孙科： 弟屡电兄言，欲打开目前僵局，首当从东北革新，故起冯去张，实今日要著。且去张抗日，最得国民同情，务望当机立断，即与焕章、德邻两兄密商进行，庶阴谋可破，新政府之基础得以巩固。 （15） 冯、焕章，均指冯；张，即张学良；德邻，李宗仁。当时，胡汉民等视张为仇寇，为驱逐他制定了实现目标的具体步骤，并专拨巨款。 然而，1933年初张学良因榆关热河失守被迫去职，也成为在野派。胡汉民随着时局的演变，试着把对张学良的政策由“去张反蒋”改为“联张反蒋”，将其变为政治盟友。他先后数次派人带亲笔信去北方联络张学良，以图构成反蒋联合阵线，其中7月4日托陈中孚交给张的信谓： 自榆关陷落，即得陈言同志来电，谓兄已决心抵抗，顾荏苒经月，未见有实际之表现。……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虽云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于国人？纵不为个人计，独不为数万万人民之身家性命计耶？西南同志持抗日剿共之旨，戮力经年，限于地域效命无所，然所以期望于兄者至极殷厚，切盼毅然决然，先求华北将领步调一致，振奋一心与日抗战，使中国不至自此而亡，则绵薄所及，必当力为应援也。 （16） 陈言为张学良秘书。信中针对张学良的实际情况，积极争取其加入西南阵营。此信的语气与内容，与该时期胡汉民致韩复榘、杨虎城、孙殿英等非蒋系的地方实力派的信如出一辙，可见已将张视为北方可联络的盟友。张学良也积极回应，他在复信中希望胡汉民能不时指示，“于精神物质两方面并予惠赐鼎助，俾得循率兼利进行”。 （17） 而陈中孚给胡的秘密报告则更乐观：“汉卿现派米、宁二人在沪，与中密商今后反蒋工作，俟汉病痊，商定切实步趋，即派人南来。” （18）汉、汉卿是张学良；中是陈中孚自称。 年底，张学良从国外归来途经香港，胡汉民派女儿胡木兰及秘书到码头到迎接。两人相见时，胡汉民对张学良在北方的活动期望甚高，并介绍张的秘书直接与广东的实力人物陈济棠讨论合作细节。 此后，胡张之间不断有人员与书信往来，张学良向透过人向胡表示决心，“为将来北方之主动，目前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其计划须与两广互为呼应”。 （19）可见张学良已认同了胡汉民的反蒋主张。 仅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尚不能断定胡汉民的争取工作对张学良日后的行动，如西安事变等（燕京图书馆所藏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表明，胡汉民与杨虎城也有密切的联系），产生了多少直接的影响，这也不是本文的兴趣所在。前述过程，已足以说明胡对张前后不同的态度基本上是以在野派实用主义的立场为转移的。 对杜月笙等帮会人物的态度也是如此。学术界较为通行的看法是，杜月笙与蒋介石有深厚的私人情谊，上海的帮会曾是蒋介石政权翦除异已的工具。另一方面，胡汉民则是较为清白的政客，与黑社会应该无涉。“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却对此一看法提出了挑战，它显示至少在1931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后，胡与杜月笙、张啸林等人走得很近。1931年底，胡汉民失势离宁经沪南返，一般人惧于蒋介石的淫威多避而远之，杜月笙则亲往迎送，“以示上海是他的地盘”。 （20） 胡汉民也礼尚往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有他为杜月笙、张啸林等祝寿应酬的内容，陈群是胡与杜之间的联络人。胡甚至曾企图借助杜的帮会力量在上海抗衡蒋介石。1932年初，已下野的蒋介石策动杨虎在上海酝酿罢工罢市，以压迫胡汉民支持的孙科内阁。胡汉民一面为孙科打气，一面托陈群转请杜月笙等利用其在上海的特殊影响，“将此种酝酿竭力设法消弥，……俾新政府真能负荷其任务也。” （21） “新国民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就设在法租界内，按月向巡捕房交纳1500元的“电台保护费”。 （22） 由此可见，胡汉民为扩大反蒋阵营，广泛结交同盟军，利用一切社会力量。而杜月笙等也是深谋远虑，千方百计与政界各派联络，左右逢源。 还可以找出许多例子，说明胡汉民在野后对待他人态度的明显变化。笔者在通读“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过程中，有一个较强烈的感觉，胡汉民晚年所联合的力量，在军人方面是西北军旧部或地方军阀，在党政方面则是一些失意于蒋介石的政客。胡从前特别强调“以主义结合同志”，对这类人也基本不宵一顾。时任胡汉民秘书的王养冲教授同意如下看法，胡明知不是同路人，还要联合拉拢这些人，是迁就环境，“是没有办法的事”。 （23） 三 抗日是胡汉民与西南的旗帜，他们在各种场合都高举这一旗帜，并将“不抗日”与“对日妥协”当成蒋介石与南京政府最大的罪恶，不遗余力地公开抨击，宣称要推倒“不抗日”的蒋介石。胡汉民固守“抗日”立场，一方面是其民族主义思想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抗日”口号是当时中国鼓动民心，动员民众最有力而简捷的工具，几乎所有的在野政治势力都借用，尽管他们的政治目标很不一致。日本的局部侵华，对中国原有的政治格局有很大影响。各种政治势力必须审时度势，确定其是否抗日与何时全面抗日等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在野政治势力很容易高举起“抗日”大旗，因为他们可在全面抗战中付出较少的成本而获得较多的收益。当政的蒋介石与南京政府虽受日本侵华损害最大，但因为中日两国实力的悬殊，他们在决心全面抗战前必须权衡再三。顾维钧曾分析蒋介石等当政者的思路：他们不愿冒险加紧抗日，“是因为他们不能事先获得国际上给予支持来应付可能出现的后果的保证。他们害怕一旦日本正式对我宣战，封锁我港口等等，而国际上都袖手旁观。他们还害怕在刚刚对江西共产党的威胁做好应付准备之时，被迫外内两面作战，以致腹背受敌。” （24）同时，他们又不敢公开申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害怕激起公愤，推翻政府”。 （25）这种尴尬境地，正为国内的各种反对者所利用。 胡汉民和西南要抗日反蒋，蒋介石对西南的威胁时时存在，而日本势力远在东北华北，对西南暂无威胁，且出于分化中国的目的，还不断拉拢西南。因而胡汉民等就有了利用蒋介石与日本矛盾，“联日制蒋”的可能。1934年1月25日，萧佛成写信给胡汉民，讨论“联日制蒋”的利弊： 门因数月来屐儿不断之压迫，而水云又挟寇自重以撄取一切，故颇倾向于欧美派，而联碧眼辈以拒屐。……屐方深知此意，故屡示口惠于西南，力怂反门。夫门之欲联碧眼辈以拒屐儿，固然为其本人利害计，但屐儿之反门何常（注：尝？）非为其自国计？盖屐儿之传统对华政策，为造成中国之内乱，使无力对外，得便予取予求。故在今日之中国，无论何人执中央政权，且对伊国如何恭顺，如前此之张胡子，今日之汪、蒋诸贼，皆卒在必排之列。而中孚乃谓屐之怨门尤甚于怨袁，未免皮相之论。但在今日之西南，以区区之两省之力，抵抗全国之兵，于外交内毫无凭藉，则对于屐儿自不能不表示接受其善意，冀得济眼前急需，即不然亦可和缓一时，不致自多树敌。所虑者恐交成之后，支节更多，为患更钜耳。 （26） 这里，门指蒋介石，水云指汪精卫，屐方、屐儿指日本，碧眼辈指英美，中孚指陈中孚，张胡子指张作霖，袁指袁世凯。萧佛成体会到“以区区之两省之力，抵抗全国之兵”的困难，提出接受日本的亲善表示以“济眼前急需”的建议，但同时顾虑与日本联合后，不能控制，“支节更多，为患更钜耳”。体现了西南在此问题上的复杂心情。 同年8月，萧佛成与日本方面有所接触后，在给胡汉民的信中再次提到“吾人在此环境之无从发展，不妨暂假其（指日本----笔者）力量以倒门。”但与日本合作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且不说这意味着将与英美等国为敌，“必归失败”，就是合作过程中也难免为日本借劲图利。如日本愿借款助西南组新银行，以纾其困，可银行成立，日方“必设一监视用途之机关，及推扩其在华南之商务，皆为题中必有之文章。”萧佛成担心，“苟若是，则门未倒，而吾人已为天下之矢矣。” （27） 尽管如此，西南与日本的联合仍有相当程度的进展。1935年初，日本关东军开会决定秘密支持西南反对蒋介石的运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专程南下，与胡汉民、陈济棠等见面，商谈合作事宜。胡汉民等在指责日本侵华政策的同时，也同意双方进行“经济合作”。根据“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透露的信息，日本人和知、铃木、宇都宫等多次到广州，双方的实际合作包括日方借款帮助西南建立“华侨银行”、提供军事装备等，而西南方面，则允诺撤消当地取缔日货的机关等。 与日本联合，毕竟与胡汉民等人坚定的“抗日”立场相去太远，他们唯恐事情败露将无以立足而成“天下之矢”，所以一切都是秘密进行。土肥原一行抵广州前，西南政务委员会曾专门决议“密饬新闻检查机关，自今日起至日本少将土肥原抵粤之日，凡新闻纸有对于土肥原有任何批评者，一律禁止登载。” （28）而在撤消取缔日货机关时，也特别强调“必善为处置，务使在表面上不得与吾人向所主张者太过相反耳。” （29） 由于西南与胡汉民等人尽力保密，所以无论是当时还是此后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这段西南与日本勾结的秘密。他们的“抗日”名声得以保全。在公开的议论中，胡汉民与西南高喊“抗日”，私下里他们却秘密争取日本的军事援助，以抵御南京方面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前种政治主张的前后抵触，公开与背后的矛盾，正是研究身处在野地位胡汉民时需特别注意的。 四 有时，虚拟的极端状况的出现对于观察历史很有帮助。1934年底，胡汉民忽然得到其在上海的部下传来蒋介石病危将死的秘密情报： 蒋之待卫武官宣某密告汝为，蒋病不治，牙床溃烂，骨瘦如柴，昨吐血多，晕厥两小时，急电请德医救治。刘峙亦飞往视疾。据医表示不过时日问题，难度立春。汝、沧两先生均以蒋部下文如二陈，武如何、刘、顾，迭有表示，盼公北来主持一切。蒋最近主张和平，亦彼等主动。蒋已危殆，但如何收拾其部下？如何安定大局？均非公先来沪统筹不可。此实关党国前途至重且钜，迟则恐生其他变化。 （30） 汝为，指许崇智；二陈，指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何、刘、顾，分别是指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胡汉民等恨蒋之入骨，曾公开表示蒋介石祸国殃民，“应先自杀以谢国人”，咒蒋早死。（31）现在，蒋介石“死期”就在眼前，南京将出现权力真空，胡汉民又有机会重返权力核心，他会如何反映呢？ 胡汉民认为一旦此事确实，则“时局紧急”，他复电上海，要他们积极与南京联络，“对二陈、何、刘、顾等请其在军事上注重剿共，同时即为安定部队之方。政治上则弟所提出治标三事等等能于此时宣布实行，不但弟之行动不为苟且，而为蒋补牢晚，盖收既去之人心，复一生之令誉，后此大局乃有办法。” （32）胡汉民一开始就表示，他本人不会“轻率前往”南京，最多在必要时派两员大将刘庐隐到上海，邹鲁到南京。胡汉民曾计划派女儿胡木兰经上海到奉化，以“晚辈”身份探视蒋介石，了解其病情虚实。待一切明朗后“再定进止”。 （33） 胡汉民对此“突发事件”，不急于表态，而是用在政坛闯荡多年的经验，先含糊地答复，静待事态明朗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当事实证明“情报不实时”，胡的声誉未受任何损失。甚至胡曾向他人表示了担忧：蒋介石果然病重不起，则“收拾大局亦成问题”。 （34）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胡虽反蒋，却不得不承认蒋主持南京政府多年，地位较稳固，并非可能轻易取代的。 五 1932年后，蒋介石对胡汉民等人的态度又如何呢？ 蒋介石以军事起家，对权利孜孜以求，常常以强力（甚至是武力）弹压党内对手，其“强人”与“独裁者”的形象十分突出。但在本课题研究时限的1932—36年之内，他的权力基础已较为稳固，蒋介石也开始注意策略，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1935年长江淮河流域大水成灾，蒋介石将他人所捐赠建“蒋氏纪念堂“的钱，如数改捐给水灾的难民，并将此事在报纸公开。 （35）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观察到了蒋介石处事与思维方面的变化，胡适1935年著文指出，蒋介石“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平和了”，已经“能相当的容纳异已者的要求，尊重异已者的看法”。胡适由此断定蒋氏之“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个事实问题，因为全国没有一个别人能和他竞争这个领袖的地位。” （36）在国民党内也有类似的看法。滇军将领朱培德，曾较长时间与蒋介石共事，1925年在广东的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蒋任第一军军长，朱为第三军军长。朱与蒋在资历上系同辈，后出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在蒋手下做事，朱对蒋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他1936年代表蒋南下处理“两广事变”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观感：“蒋（介石）先生之心理及修养已非昔比，宽厚为其本性，近更力主和平，惜才用才，力弃宿怨。” （37） “已非昔比”四个字，一方面说明朱对蒋看法已变为由衷感佩，另方面也正是蒋介石在朝多时悟出的进步。 以上各点可说明，蒋已经不完全强弓硬拉般地用武，他有时甚至会迁就党内反对派的某些主张，做出让步以换取政治上的主动。如因胡汉民与西南的不断反对，蒋介石便将 “五全大会”的开会时间一再延期。这其实也显示了蒋介石一定程度的自信与处理党内矛盾手法的变化。 具体到对胡汉民与西南，蒋介石虽如鲠在喉，急于解决，不断施加压力，甚至陈兵湖南威胁广东，却能隐忍而不发，胡汉民在世之日终未兴兵讨伐。 （38）反过来，蒋介石不断向胡汉民示好，1932年至1936年间，蒋至少有三次派要员到粤、港等地，与胡沟通，邀其入京，以求“统一”。1933年12月，“福建事变”发生。蒋介石惧怕两广与福建结盟，胡汉民去福州，便派张继等带亲笔信到香港见胡汉民，邀胡北上。胡汉民虽痛责蒋介石，并迁怒于张继，却也未与福建联合，蒋介石还是达到了目的。 1934年底，蒋介石委托与胡关系素睦的王宠惠等南下，商谈合作事宜。王宠惠“持有（蒋）介石亲笔书及中常会委联名书”，郑重求胡“谅解”， （39）请其到宁、沪“共商一切”。王宠惠北返时，胡汉民的亲信李晓生随行，伺机与南京直接谈判。他们不断向胡汉民报告，称已与蒋晤谈数次，将胡要求转达，蒋“极愿容纳公所主张”。（40）不久，蒋又写信给胡，以“故人情殷”相感召：“党国危机，四顾茫茫，甚盼后方同志无间彼此，日臻团结以挽垂危之局。……晓生同志转述厚意，故人情殷，敢不心领，亦望先生为国珍重是盼”。 （41）这次沟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双方的对立情绪，其后，胡汉民赴欧洲疗病，停止了对南京与蒋介石的直接批评。 1935年11月，延宕多时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在中央常会的选举中，尚在法国的胡汉民被推为中常会的主席，蒋介石出任副主席，给胡相当尊崇的地位。会议结束，立即由国民党中央将消息告诉胡汉民，促其归国。财政部长孔祥熙给胡寄去4万元，并称“此系介公（蒋介石）特汇旅费，已嘱原行再送，万祈勿却。” （42）胡回国之际，蒋先是派魏道明为私人代表，持亲笔函远赴新加坡迎接。接着又派司法院长居正及许崇智、叶楚伧等到香港，准备直接迎胡北上，南京上海等地还掀起了一个小小的迎胡高潮。 蒋介石这一系列动作，原因较复杂，其中确实有对胡忍让与迁就的因素。胡汉民虽然最终未能再北上南京与蒋介石合作，但此后对南京政府与蒋介石的态度大为缓和。 六 国民党内的在野派与在朝派的分歧固然大，但他们又有着共同的利益，即维护国民党对国家的绝对统治。如他们都主张消灭共产党，胡汉民把“剿共”成效甚微作为蒋介石的重要“罪状”之一。更典型的事例是他们对待十九路军和“福建事变”的态度。 为了扩大反蒋力量，加强西南势力，胡汉民在其政治主张受阻于广东实力人物陈济棠之时，曾十分热衷于联络驻福建的十九路军共同“反蒋抗日”，并促成福建与广东广西达成了“抗日、反蒋、实现三民主义的建设”的盟约。 （43） 1933年底十九路军以“抗日反蒋”为目标发动“福建事变”，并计划“实行粤桂闽大联合，共同倒蒋，推胡汉民出面组织独立政府。” （44）举事前一天，陈铭枢、李济深等致电胡汉民等称，“嬴秦无道，陈涉发难于先；定国安邦，沛公继起于后”，期望能获得支持。 （45）胡汉民获知详情后，却立即指示西南执行部：“闽变真象已明，背叛主义，结纳匪党，以组织农工政府相号召，请迅以西南党的立场及不能苟场同态度，电示海内外党部，以正观听为要。” （46）接着，他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对福建与南京都进行批评，表现出“超然”的第三者立场：“余对宁闽抱绝对反对之政策，如宁方不能放弃其独裁卖国之政策，闽方不能痛改其叛党联共之谬举，则无言宁闽，不仅为本党之叛徒，亦为国人之公敌。”（47） 以胡汉民与十九路军的关系及对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渴望，他反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人民政府”的态度颇出一般人意料。其实，他所反对的是十九路军提出的打倒国民党、“改国号”、“废国旗”等措施和联合共产党的政策。他固执地认为，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是好的，有罪的只是蒋介石个人。“党好似一座祠堂，守祠堂若不尽职，驱之可也，断不能放火将祠堂烧毁。” （48）胡汉民的理由与蒋介石镇压十九路军的理由大体相似。胡汉民对宁闽“各打五十大板”，不仅不支持，反而指责十九路军，在客观上配合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军事镇压行动，导致了“福建人民政府”的迅速垮台。 蒋介石与胡汉民对待“福建事变”的着眼点不同，两人的处境更相差甚远， （49）但在维护国民党与中华民国这个基本点上却相当一致。这是国民党内在朝派与在野派之间的共同点。 根据前述史实，似乎可以从此一时期的胡、蒋关系的演化中引伸出国民党党内派系斗争的几个特点：一、作为斗争策略，在野的政治人物或势力往往以激进的政治主张相号召，指责在朝者施政的“保守”与“妥协”，以争取主动，吸引支持者。在朝派总是比较被动。实际上，在野派即使在其控制的范围内也未必就实行这些政治主张。对在野派公开的言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差异须详加辨析；二、斗争中占优势的在朝派或因实力有限，或出于其他考虑，常常为失利者在野派留有生路，不赶尽杀绝。 在野派仍有相当多可供利用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源，甚至可能有一块割据的地盘和一支军队，一有机会就能兴风作浪。这是国民党内斗争延绵不绝的原因之一；三、在野派在不计后果，不择手段地准备推翻在朝派的同时，有时会利用形势，试图用妥协方式达成在朝派合流，共享权力的目标。与此同时，在朝派在动用强力镇压的基础上，也会通过一定的让步来消弥化解在野势力。正因为他们之间有共同点，加上内外形势的变化，政治人物之间又有着藕断丝联的历史瓜葛，就使得在一定条件下在野与在朝派间可以重新组合，形成角色转换。胡汉民1936年初回国后的言行，已表现出愿与蒋介石合作，准备从在野走向在朝的某种趋向。 注释： （1）参见蒋永敬：《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 （2）参见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3）关于“约法之争”及胡汉民1932年之后的一般情况，参见前引《胡汉民》。 （4）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16件。 （5）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二——1208。 （6）如为了与南京对抗，胡汉民不顾一切地反对南京召开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至他身边的人都觉得“没有道理”。见《秘书眼中的胡汉民——王养冲教授访谈录》，《档案与历史》1999年第3期，第48页。 （7）《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第416页。 （8）《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广州先导社1934年，第675页。 （9）胡汉民：《党权与军权之消长及今后之补救》，《三民主义月刊》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第23页。 （10）关于“新国民党”拟另文专论。对其在各地的活动，可参见拙文《从档案看三十年代“新国民党”在上海的活动》，载《档案与历史》1999年第2期。 （11）“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1册第39件。 （12）胡汉民：《革命过程中之几件史实》，《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第107页。 （13）胡汉民：《论中日直接交涉》，《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5期（1933年11月），第22页。 （14）“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7册第76件。 （15）“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7册第55件。 （16）“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册第40件。 （17）“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9册第1件。 （18）“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0册第5件。 （19）“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12册第9件。 （20）1998年12月20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访问胡汉民秘书王养冲教授记录。 （21）“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7册第56件。 （22）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173；目录号：1；案卷号：171—1。 （23）《秘书眼中的胡汉民——王养冲教授访谈录》，《档案与历史》1999年第3期，第51页。 （24）、（25）《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92页、第201页。 （26）“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41册第16件。 （27）“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41册第31件。 （28）“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39册第8件。 （29）“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41册第18件。 （30）“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0册第28件。 （31）“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1册第29件。 （32）“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0册第29件。 （33）、（34）“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0册第26件。 （35）《大公报》，1935年9月8日，第3版。 （36）胡适：《政制改革的大道》，《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出版）。 （37）《陆军上将朱公益之事略》，遗墨。 （38）当时有人认为，由于胡汉民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蒋介石不敢对广东动武。“胡先生在，相当于十万精兵，主要是他的影响大。”《秘书眼中的胡汉民——王养冲教授访谈录》，《档案与历史》1999年第3期，第50页。 （39）“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0册第20件。 （40）“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20册第7件。 （41）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173；目录号：1；案卷号：171。 （42）国民政府财政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43）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5页。 （44）王顺生、杨大伟：《福建事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7页。） （45）《胡汉民先生政论选编》，广州先导社编，1934年9月，第698页。 （46）“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第13册第37件。 （47）、（48）胡汉民：《对时局宣言》，《三民主义月刊》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第6页。 （49）胡汉民对“福建事变”的态度相当复杂，他曾反对南京方面对福建动用武力和取消十九路军番号等举措，且一直与李济深、蔡廷锴等人联络甚密。 作者：陈红民 联络地址：中国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大学历史系 邮政编码： 210093 电话： 025—4524811 E-mail: njhmchen@jlonline.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