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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蒋介石的密嘱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 邵力子及时向《大公报》记者传达了蒋介石的密嘱。1936年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该报驻西安记者按蒋介石密嘱发给报社的专电，四行标题：《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大公报》用大号字“蒋鼎文负责剿共”做主题，点明了蒋介石密嘱的主旨。 西安事变前的张学良和杨虎城 蒋介石惯用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大员职务的消息，在舆论上造成既成事实。 蒋介石和《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有特殊关系，张季鸾被称为蒋介石的“布衣宰相”。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南京政府一批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12月5日，《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到华清池访蒋，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气氛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标志。蒋说：“我来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东北军、西北军的分歧论调。”从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高级将领，而张、杨并未在座，致使张学良、杨虎城产生疑惧。 张学良、杨虎城与张季鸾及《大公报》驻西安记者也有密切联系，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后，遂紧急密商，决定12日晨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部队在临潼华清池捉蒋的同时，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在下榻的西京招待所为杨虎城部拘禁。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也被软禁于杨虎城卫士队队长室。蒋介石的密嘱就是当时在邵力子办公室查获的。 12月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行辕召见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谈话约一个半小时。而当晚张学良在官邸部署第二天早晨在临潼华清池捉蒋计划的时候，对黎天才说：此次行动并不准备危害他的生命，而是请他搬进城里和他讲道理，为什么不发动抗战？为什么还要继续更残酷的内战？蒋鼎文非正式地对我流露，劝我交出兵权，这一定是蒋指使他说的。我不能出卖我的部下，我要抢先一步来回答他。 蒋介石曾对张、杨宣称：“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处置。”蒋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张、杨决心不再打内战，除了抗日决不离开西北，两军坚决不分开。 周恩来说：“蒋介石对张学良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陈诚来了，蒋鼎文出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说：“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打敌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12月16日，张学良在西北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上讲：“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变本加厉了。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蒋委员长这样专制，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办法只有和平劝导和(拿出)使学生，也可以说使一般民众(能够)满意的事实来答复。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和书面的劝谏，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双十二事件。” 西安事变为什么在12月12日突然爆发？蒋介石的密嘱，正是引发“西安事变”的直接导火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