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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情大义，危难中数次助蒋 张静江（字人杰，1877－1950）虽系病残之身，却是那种一言九鼎，为了哥儿们可以粉身碎骨的硬汉。他一生不仅倾其所有，资助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事业，还多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帮助危难中的蒋介石。蒋介石一生曾多次面临政治危机，尤其在1927年北伐战争之前，历经坎坷，屡战屡败，在他的盟兄陈其美（著名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后任沪军都督）被袁世凯刺杀后，他更需要一个有钱、有义、有实力的人物作后盾，尤其需要一个在孙中山先生身边说得上话的上层人物。这时，他选中了同为浙江人的张静江，与之交换兰谱，结为把兄弟。 蒋介石没有找错人，因为张静江正是那种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血性义士。有了这样一个盟兄为之铺路，蒋介石才渐渐地羽翼丰满，一步步走向人生的峰颠。 张静江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见面，是由于张静江的堂侄张乃骅的引见。张乃骅与蒋介石的相识则是缘于张静江的族侄张秉三的介绍。张秉三与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是同学，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父亲原本是张秉三家在奉化的盐栈的经理，相互之间早就认识。张乃骅时有“四太子”之称，在上海十里洋场名气很大，与蒋介石认识后，觉得蒋是个有抱负的新派青年，就把他介绍给叔叔张静江。后来张静江又把蒋介石介绍给孙中山先生。 蒋介石真正对张静江有了“感觉”，大概是在“二次革命”（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之后领导的讨伐袁世凯的革命）中，蒋介石再次被追杀的时候。 这期间，孙中山先生命陈其美在上海举兵反袁，蒋介石在陈其美手下担任重要任务。他们发表独立宣言，通电全国，并且把进攻的重点，再次放在了倒霉的江南制造局（辛亥革命时江南制造局就是清军在上海的最后一个军事堡垒，被革命军重兵攻打），因为袁世凯的心腹、海军中将、淞沪镇守使郑汝成率领的北洋精锐团，就驻扎在那里。 战事进行得非常艰难。袁军倚仗有利地形，又有黄浦江上的军舰以炮火相助，双方力量悬殊，终于导致讨袁军损失惨重，一个星期后支持不住了，只好潜入地下。郑汝成四处贴出告示，悬赏两千大洋，捉拿要犯蒋介石。这么一来，蒋介石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只好躲到奉化乡下去，乡下也接到了通缉令，只好逃到日本。 第二年初夏，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在上海再次发动讨袁的军事行动。但是还没有等他们开始动手，就被郑汝成侦悉了，巡警夜半袭击了他的司令部，多名革命党人被捕，蒋介石再次成为一个通缉犯。 这一次他先没往乡下跑，而是躲到了张静江家里，昼伏夜出。因为张静江是民国元老，郑汝成的部下不便直接闯入其家抓人。 1916年5月，陈其美惨遭袁世凯的暗杀，这对蒋的政治生涯无疑是个重大的损失。他于无着无落之中，与张静江互换兰谱（两人年龄相差十岁），结为把兄弟，同时结盟的还有许崇智（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军长）。对蒋介石来说，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策略，这使他在后来革命处于低潮的几年中，即他离开部队、混迹上海滩的时候，有了一个抓钱吃饭的地方。他加入了张静江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恒泰记”，作股票生意，就在这段时间。 1926年，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又出现重大危机。那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国民党内部帮派林立、四分五裂、反蒋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与之成了死对头，这时候他在党内能够借重的力量只有他的盟兄张静江了。 在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国民党决定近期挥师北伐。那时虽然蒋介石主持的黄浦军校力量日益壮大，但是周围的环境仍旧对他很不利，一方面他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等矛盾日益加深，对共产党力量的壮大充满了恐惧，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树敌很多，宋庆龄也看不惯他，认为他在党内搞独裁，他的日子更不好过。他担心的是，他的部队一旦北上，弄不好就会后院起火。丢了广东这个国民革命的根据地。环顾左右，想来想去，只有老张靠得住，于是电请张静江火速南下，帮他主持一切。 1926年3月下旬，蒋介石在广东处境日益困难，他再次要张静江前来救场，与共产党进行公开较量。经过事先密议，他们在国民党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抛出了所谓的“整理党务案”，目的是要把共产党清理出国民党。并且在3月19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选举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又由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立刻挥师北伐。这样一来，他们一个管党务，一个抓枪杆子，国民党的天下就基本掌握在他们哥儿俩手里了。 张静江一坐镇广州，形势果真发生了变化。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他性情率真，敢说敢干，看不顺眼时，把鲍罗廷也叫到家里来教训一通。他积极扶植他的盟兄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让他当组织部长，先后把要害部门的领导权，统统抓到国民党手中，逐步排挤掉那些“跨党分子”（即加入国民党又加入共产党），此所谓“整顿党务”。张静江一生主要是抓经济，为国民党搞钞票，但在这一段时间（即北伐战争期间）还是干了不少党务。对此，陈果夫有一篇《民国十五、六年间一段党史》，详叙了其中种种曲折，可知当时张静江在对付共产党方面，与蒋介石是完全一致的。 这期间他父亲去世，他也忙得没能回去奔丧。 当蒋介石率领北伐军打下南昌，军事大局看好的情况下，蒋介石又着手作长远打算了。他知道眼下虽然还没打到长江边，但迟早要打到江浙和上海去的，那时，他需要大量的钞票对付军饷这个老难题，这就势必要与江浙财阀打交道。而打通江浙财阀的大门，又非张静江不可，因为他有很多亲戚朋友掌管着那些银行的大权…… 于是，在北伐军还没打到武汉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经议决，设立浙江临时政治局会议，任命张静江为主席。经过张静江的一系列活动，才有了后来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银行、金城银行、盐业银行、东莱银行等等的“来归”和“报效”，也才有了成千上万的军需债券的认购！ 总之张静江对蒋介石的帮忙可谓帮到了家。在所有老蒋需要张静江的时候，张静江都以病残之身，恰如其分地到场了，该发挥的作用也都尽其所能地发挥到位了，甚至在北伐之前，蒋介石在上海最为穷愁潦倒的时候，还是靠老张在经济上拉了他一把呢！ 上海证券交易所“恒泰记”、“利源记”的哥儿们 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北伐战争之前，蒋介石有一段很搞笑的证券交易所生涯，他从一个职业军人摇身一变，成了十里洋场上的一个投机者，这个角色的转换，也与张静江有着极大的关系。 1920年11月，上海成立了股票交易所（全称是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张静江的弟弟张淡如参加了这个交易所的创办，最初经纪人只有55人。张静江觉得这是个动脑筋赚钞票的好机会，因为国外早就风行股票交易，外国人在上海也早就有类似的商业活动，只要对行情摸得准、抓得住，善于经营，就能赚钱，甚至能做无本生意，于是联络了亲朋好友组立了“恒泰记”经纪人字号，加入了这个交易所，目的还是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筹集资金。“恒泰记”的经纪人就是张静江的本家侄子张秉三。 关于“恒泰记”的具体情况，近几年上海档案馆编印的《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一书刊出了一些原始文件。 根据这些档案，在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刚成立时，张静江、张淡如、蒋介石、张弁群、陈果夫等人就参与其中了，其中张淡如担任了首届理事。当时认股最多的是虞洽卿、李云书，认了一千股，而张淡如稍逊其后，认了八百股。张静江兄弟和蒋介石等不仅仅在1920年就经营了“恒泰号经纪人营业所”，在1921年还合资经营了“利源号经纪人营业所”，在1923年，张静江还委托严益斋经理了“恒顺号经纪人营业所”。到1931年，张家大房（即南号）的东南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也加入了证券公司的业务系统。 1923年3月11日，张静江本人还委托他人帮他另组一个证券经纪人号，叫作“恒慎号”，这份契约只有三个人签字盖章，一是张静江，二是严益斋，三是见议人沈仲毅。标明投资人是张静江，经理人是严益斋。张投资现银规元三千两，另有价值一万元的代用品，仍旧是经营买卖证券和棉纱事业。 这些证券交易字号开始的生意还算不错，赚了不少钱，运气让这些哥儿们高兴了好几年。这当中，张静江自然少不了往在广州的孙中山先生处汇款。但是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钞票赚得多了就会招来妒忌，就会有人出来捣乱。那时的上海毕竟是流氓的天下。 几年之后，恒泰记、利源记、恒慎记就都不灵光了，而且吃倒帐吃得一塌糊涂。据现年70岁的张秉三先生的儿子张毓奇说，他听他家的老保姆说，吃倒帐的那一年，他家在上海都不敢过年了，家里的东西卖卖当当，连老太爷的皮袍子都卖了，躲到乡下去过的年。从当铺里拿来的钱堆在一张八仙桌子上，满满一桌子。他们逃到南浔乡下，就住在张石铭的适园里，住了很长时间才回到上海。 张秉三的日子如此狼狈，想必张静江不致如此，张静江毕竟家大业大。而蒋介石就不对了，他原本就是无本生意，每次都是靠张静江替他买单，这下没有办法了，只好耍流氓手段，一脚溜之，跑到广州找孙中山先生去了，美其名曰：“投奔革命”。 蒋介石与他的第三位夫人陈洁如的婚事，也是多亏盟兄老张帮的忙。开头夫妻关系还不错，后来也喇叭腔了，至今还为张家人所不齿。张静江后来与蒋介石闹翻，与此事也有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