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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集团在军阀混战中取胜的原因剖析 姜炳锐 (中南林学院社科部,湖南长沙 410004) 摘 要:在北伐大革命狂飙的扫荡之下,北洋军阀的旧体系土崩瓦解,其残存势力揆情度势,不得不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投到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旗帜下,以图苟延残喘。于是,以蒋、冯、阎、桂四大派系为主的国民党新军阀替代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地位。握有中央大权的蒋介石集团以“正统”自居,以“统一”为幌子,以武力做后盾,力主“削藩”,在军阀混战中取得了胜利。 关键词: 蒋介石;军阀混战;胜利 在北伐大革命狂飙的扫荡之下,北洋军阀的旧体系土崩瓦解,其残存势力揆情度势,不得不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投到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旗帜下,以图苟延残喘。于是,以蒋、冯、阎、桂四大派系为主的国民党新军阀替代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地位。“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他们围绕着争夺地盘和政治权利互相争吵,乃至兵戎相见。握有中央大权的蒋介石集团以“正统”自居,以“统一”为幌子,以武力做后盾,力主“削藩”。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为了建立其独裁专制统治,无法容忍拥有重兵的地方实力派的存在。然而,各地军阀视自己的既得地盘和权利为禁脔,不惜用武力来抗衡蒋介石的“削藩”政策。在这种形同水火的态势下,各方都在厉兵秣马,拔剑张弩,准备一决雌雄。一九二九年首先爆发蒋桂战争,以此为嚆矢,在蒋与冯、阎、桂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蒋冯战争,至一九三0年更演成了空前规模的中原大战。但是,这数次混战都以蒋介石集团的获胜而收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国民党新军阀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不揣谫陋,就其荦荦数端做一番粗略剖析,舛误之处,在所难免,惟望同行批评匡正。 一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是残害人民的无义战,混战双方都不可能得到人民的真正支持。他们都打着曾经起过革命作用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以正统自居,殊不知,国民党业已在堕落中死亡,“党不党,在中国人民恐怕没有什么兴趣”。反蒋派企图蕲求于动听但空洞的纲领和口号,以此来蛊惑人心,其结果几等于无。这一点就连陈公博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应该重新检讨一下,绝不能单靠几条空虚的纲领就可以号召天下。”“我们绝不见民众起来,所有农、工和小资产阶级,都袖手旁观,绝不参加一些运动。”当然,广大的人民群众也并没有真正地支持蒋介石集团。然而,蒋介石集团控制着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央政府,他可以凭藉这块金色招牌,以中央的名义签署“讨逆”、“戡乱”宣言和命令对付反蒋派,为自己出师“平叛”披上一层名正言顺的外衣,能够欺骗、麻痹、迷惑一些游离在各大派系之间的军阀、政客和一部分落后的下层人们,或为其效力,或使之恪守“中立”,不至于替反蒋派卖命。阎锡山派驻南京的代表赵戴文,在中原大战爆发之前,倏然持蒋介石的亲笔信由南京赴太原,对阎锡山声色俱厉地说:“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委座率军北伐,业已成功;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赵戴文曾是阎的首席幕僚,仍然视蒋介石为中央、为政府,将阎联合各派反蒋看成是造反,是犯上作乱,必然要自取灭亡。很明显,赵站到蒋介石一边去了。另外,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入关助蒋,与蒋介石的“金色招牌”也不无关系。张学良认为:东北地处边陲,日寇窥伺已久,欲抵御日本,必须国内统一,南京中央政府是全国性的,支持这个政府方能保证国内的统一,因此,他曾向张作相表示:“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可见,蒋介石集团窃据“中央”的名号,使自己在很多方面居于主动和有利的地位。与蒋介石集团相反,反蒋派没有诱人的“中央”招牌,蒋介石就抓住这一点,将“叛逆”的帽子戴在反蒋派的头上,使其反蒋行动染上一层“名不正言不顺”的颜色,失去号召力。譬如,蒋介石在敉平改组派所封的“护党救国军”之后,于一九三0年元旦,大放厥词,咒骂反蒋派“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叛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廉耻道丧”。名正言顺地宣称他是“以顺讨逆”、“制裁反侧”,“戡定内乱”。迫使反蒋派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反蒋派在这方面并不是全无觉察,他们也曾建立过与南京分庭抗礼的“中央”,但由于各反蒋派之间及各派内部矛盾重重,使得他们的“中央”或者仅有其名而无其实,或者因延宕不决,坐失良机,即使成立了“中央”,树起了招牌,也于反蒋军事无补,不可能起到笼络人心、振作士气的作用。在中原大战的酝酿过程中,阎锡山和冯玉祥吸取以往的惨痛教训,联络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期望通过他们筹组中央党部,另树中央政府,以便“师出有名”。但是,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争得面红耳赤,意见无法统一,阎、冯对此心急如焚,要求两派立息内争。迁延至八月七日扩大会议方才正式召开,九月九日阎草草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然而此时战场上的形势业已逆转,反蒋联军处于崩溃瓦解的前夜,阎亮出的“中央”招牌已无法挽回其厄运了。 二 战争不仅是交战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也是双方经济实力的竞赛。从军力和经济力两方面来衡量,蒋介石集团的实力无疑占压倒的优势,各反蒋派无法与之攀比。在北伐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就注意招降纳叛,扩充自己的实力,后来将其改编成一支庞大的“中央军”,包括陆、海、空三军,装备精良,这支强大的军队为其参加军阀混战奠定了雄厚的军事基础。其他三大派系桂、冯、阎虽各拥有二、三十万军队,但是,无论哪一派系单独与蒋介石集团相对抗,均有军力不足之感。到一九三0年遂有三大派系联合倒蒋之举,然三方因不能协调一致,很大部分力量徒损于“内耗”。在中原大战中,反蒋派投入的总兵力达七十万之众,在数量上完全超过了蒋介石集团的兵力,在战场上也曾一度迫使蒋介石集团处于被动地位,但是,战场上的形势不久便发生逆转,反蒋联军随即丧失了主动权,这与其内部无形的“损耗”不无关系。反蒋派与蒋介石集团在经济实力方面相差悬殊。蒋介石集团控制着南京中央政府,操纵着全国的经济命脉,取得了江浙财阀的支持,又有英、美、法、德等帝国主义做靠山,因此其经济势力之雄厚,是反蒋派望尘莫及的。蒋介石集团的南京中央政府盘踞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最发达的江浙地区,全国的经济咽喉掌握在他们的手掌中。同时,实力居全国各财团之冠的江浙财阀愿做其经济后盾,这样,他们为筹措军费,可以有恃无恐地发行公债。1929年南京政府发行国内公债6次,总额达19800万元;1930年达8次之多,总数为20800万元。”“南京政府视发行公债如家常便饭”,将其一部分充当军饷,一部分购置枪械,一部分用于收买军队,一部分填塞私囊。另外,蒋介石集团与帝国主义勾结,攫取了全国绝大部分的海关收入,可以随时投入内战战场。与蒋介石集团相反,反蒋派的经济基础显得十分薄弱,他们主要依靠封建地主经济和一少部分工商业,难以长久地支撑大规模的战争。在中原大战中,善于打经济算盘的阎锡山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伤透脑筋,尽管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收效微乎其微,有时甚至产生反作用,事与愿违。比如,阎锡山派人强行接收天津海关,由于英国从中作梗,他仅得到一个半瘫痪的天津海关,所获无几。再如,阎为了筹措军费,曾发行了六百万元的军用券。由于南京政府宣布它为非法证券,结果只能在晋军所辖的狭小地区内使用,反而导致了物价猛涨,引起经济混乱。总之,无论是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蒋介石集团都处于优势地位,反蒋派只能瞠乎其后。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态势之下,又无人民支持的反蒋派在倒蒋战争中屡屡败北,并非是偶然的。 三 各反蒋派内部不统一,矛盾重重,离心离德,以至于危机四伏,无法凝聚成一股坚强的力量,这种状况为蒋介石的拉拢收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蒋桂战争之前,桂系所处的态势是广西、湖北、平津三点长蛇阵,拥兵二十余万,貌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除其老巢广西一隅外,湖北、平津之桂军已经出现不稳朕兆。留驻在平津一带的十万桂军,基本上是由唐生智的旧部改编过来的,他们不愿长驻北方,渴望早日回湖南;同时,他们觉得被桂系改编很不光彩,企望他们的老上司唐生智能够东山再起,重返部队指挥他们。蒋介石为了瓦解平津白崇禧部,于是就拉唐生智出山,以“第五路军总指挥”相许,让唐携巨款北上。唐到塘沽登高一呼,其旧部就闻风景从,脱离桂系,重归唐节制。白崇禧见势不妙,化装潜逃。被桂系视为中腹的武汉,是李宗仁第四集团军的大本营,驻军十万,乍一看来,似乎固若金汤,其实不然。桂系在获得两湖地盘之后,李宗仁为了笼络人心,巩固阵地,采取“鄂人治鄂”的方针,让桂系的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把持湖北省的权柄,以取悦于湖北人。但是,桂籍将领夏威等对此议论纷纷,愤愤不平,激化了鄂籍军人与桂籍军人之间的矛盾,其分裂的端倪已露。另外,曾为桂系军事集团的形成屡建奇功的将领俞作柏,由于受李宗仁、黄绍竑的猜忌而离开桂系避居香港,俞对李、黄极为不满。蒋介石获悉这些情况后,乃决定对武汉方面施行挖心战术,分化瓦解桂系的中坚力量,使其丧失战斗力,以便达到不攻自破的目的。蒋介石为此派专人赴香港与俞接洽,双方一拍即合,俞随即首途北上,晋见蒋介石,蒋委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总参议,并许诺,事成之后让俞做广西省主席。接着俞携蒋所赠巨款潜往武汉,策动李明瑞、杨腾辉准备伺机倒戈。后来,在大军压境之际,李、杨把部队拉到黄陂、花园一带,脱离战斗,桂系军队顿呈冰消瓦解之状,蒋介石“兵不血刃而定武汉”。然而,蒋介石并不以此为满足,他决心对桂系采取釜底抽薪的根本铲除方针,利用俞作柏率军直捣桂系的老巢广西。貌似强大的桂系罹此大难,元气丧失殆尽。至于冯玉祥的西北军,也相当复杂,并非象铁桶子一样坚固。西北军是在冯玉祥的惨淡经营下,由一个混成旅逐渐膨胀而成的庞大的封建军事集团。在这个集团中,冯既是上司,又是严厉的家长,他贯于个人专制,缺乏民主作风,依靠封建家长制度来维系这个团体,树立个人的权威。他对自己一手提拔的高级官员,不管是军长、总指挥,还是省主席,不肯给予应有的尊重和礼貌,这些人在他面前连吸支香烟的自由都没有,稍有疏忽或冒犯就得罚跪和打军棍,这不免使他们感到太受拘束。因此,一些高级将领虽然表面上对冯忠心耿耿,但内心早已萌发了不满情绪,有的甚至企图另谋出路。冯玉祥的封建家长制治兵政策,“桎梏人的性灵太厉害,部属只有作伪应之,相率而为伪,迟早必召崩溃。”加上西北军的地盘多属贫瘠之区,官兵的待遇较低,特别是高级军官的物质欲望得不到满足。这样,无论在精神心理方面,还是在物质生活方面,在某些高级将领与冯玉祥之间已经潜伏着可怕的矛盾,一旦有人从中加以挑拨,这种矛盾就会表面化,导致西北军的分化。当蒋介石踌躇满志进入武汉后,他就电召韩复榘来武汉晤面。蒋不惜时机,对韩大施笼络手段,设盛宴由蒋和宋美龄亲自款待韩氏夫妇,席间对韩推崇备至,呼向方兄而不名,并说:“现在北伐成功,正宜努力建设,不应再有内战;今后如再有称兵叛乱之事,中央还要借重向方兄出兵戡乱。”韩受宠若惊,表示:“今后愿躬率所部,以效驰驱。”临别之时,蒋又赠以巨金。这促发了韩冯矛盾的加深,到一九二九年五月,正当蒋冯即将开战之际,韩通电表示拥蒋,使冯玉祥骤然失去不下十万人,给冯以极大的打击。这为以后西北军投蒋开创了先例,到中原大战后期西北军将领纷起效法,倒向蒋介石,西北军最后陷入瓦解的泥淖之中。晋军是一支战斗力不强的军队,其总司令阎锡山是个器度狭窄的人,“象何健的‘非澧勿视,非澧勿用’(何是澧陵人)一样,阎的心腹大将,十九是五台人。五台以外的,爬到一定程度,就要被剥夺兵权,或投置闲散。”这就酿成了阎与非五台人将领之间的矛盾。阎深恐其将领商震扩充军队,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曾扣留商从东北兵工厂购买的武器。商对此大为不满,一怒之下便与蒋介石暗拉关系。在整个中原大战期间,商震在太原经常将阎的活动情况以密电向南京报告,“特别重要的情报,商即将密函派人经送南京,以防泄露,因此蒋对阎的许多活动情况知道得很清楚。”阎的另一高级将领傅作义尽管与阎沾一点亲戚关系,但也因为不是五台人,又功高震主,深受阎的疑忌。在中原大战中,正当傅在津浦路指挥作战进展顺利,攻克济南之际,阎忽然接到张荫梧发来的告密电,乃派张赴津浦路对傅进行监视。傅、张二人素来水火,结果大闹意见,互相攻讦,傅不免泄气,致使津浦路战事迟滞不前,引起整个大战形势的逆转。晋军中颇有见识的将领徐永昌同样因为不是五台人,得不到重用,中原大战后,他乖乖地跑到南京做军令部长去了,从此就与阎丝连而藕断。各派内部矛盾如此复杂错综,如何能洎始迄终立于不败之地呢? 四 各反蒋派(当然也包括反蒋的政治派别)唯利是图,都将为本集团谋眼前利益奉为至上圭臬,他们之间芥蒂丛生,不肯联合起来共同倒蒋,当一派与蒋介石集团准备厮杀或鏖战正酣之际,其他各派则以鼠目之光来衡量利害,确定行动方针,或坐观局势的演变,待机而动;或直接与蒋介石集团勾结,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以图私利。当蒋桂矛盾激化的时候,不甘寂寞、处心积虑想挤进中枢机构的改组派的头面人物汪精卫、陈公博向蒋介石献“灭桂策”,为分化瓦解桂系军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当蒋介石对桂系发布讨伐令后,阎锡山马上通电表示响应。冯玉祥起初采取两边应付的办法,当形势明朗之后,冯即令韩复榘、石友三直驱武汉,讨伐桂系。桂系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迅速溃散。蒋桂战争一结束,蒋冯战争开始酝酿。此时的阎锡山认为,“自己正好从中取利,乃派兵沿黄河北岸布防,待机以蹑冯军之后。”冯得报,不得不下令山东、河南驻军西撤,但是,韩复榘、石友三反对西撤,叛变投蒋。这时,蒋遂下令讨伐冯,阎于是趁火打劫,劝冯出洋。其后,阎又将冯诱至太原,软禁起来,把冯当作可居之奇货,借以向蒋讨价还价,“你看,老虎已被我关在笼子里了。你要不满足我的要求,我就把老虎放出来。”阎因此而大收渔人之利。不久,阎又改变主意,决计讨蒋,请求冯令宋哲元先行发动,他随后举兵响应。但是,当宋哲元等兵出潼关,揭开第二次蒋冯战争之后,阎始终无反蒋表示,更没有出一兵一卒支援,致使西北军以寡敌众,不得不退回陕西。由于各反蒋派没有联合起来,蒋介石采取的各个击破策略正在逐渐获得成功。这时,老奸巨猾的阎锡山为自身利益计,不得不出来领衔联络各派共同倒蒋,遂有一九三0年的中原大战。以阎锡山为首的反蒋联合阵线,内部情况极端复杂,根本不能谐调统一。阎揭橥容各方人才,联合了不少人,“很象摆下一个诸仙大阵。”然而,各派系各怀拳经,见利则争,见害则避,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到底的决心。 在军事方面虽然成立了总司令部,但依然不能统一指挥,不能相互配合,常常坐失良机,影响战争全局。例如,在平汉线上,当冯军转入反攻后,蒋军猝不及防,准备弃武胜关南逃。此时南方的桂、张军前锋业已逼近湖北。倘若冯军乘胜穷追不舍,与挥师北上的桂、张军北南对进,那么,已成惊弓之鸟的蒋军很可能溃不成军或倒戈反蒋,会师武汉的战略计划就不难实现了。但是,冯却下令停止追击,将主力东移,结果桂、张军陷进了孤军深入的困境,不得不折回广西,平汉两湖战场的形势为之陡变。在陇海、津浦线上,冯军与阎军也因不能相互配合,屡次丧失戎机。当初,阎曾对冯表示过:以后西北军与晋军“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因此,在战争初始阶段,阎对西北军的补给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越到后来,不但数量少,而且不及时。尤其是械弹和战斗器械的补充,渐渐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郑大章的骑兵集团连一架无线电台都领不到。晋军士兵发有罐头食品,而冯军士兵有时连咸菜也没有吃。两军待遇如此不同,怎能协同作战呢?阎锡山的晋军相当腐败,缺乏攻击力。一次,当鹿钟麟要求晋军积极配合西北军进攻时,徐永昌说:“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么,叫他们守在一个地方,倒是有些办法;要是叫他们一往直前地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军相比了。”一方面是晋军无力配合攻击,另一方面则是阎不愿意配合,阎锡山胸无全局,处处着眼于保存自己的实力。例如,冯为了挽回颓势,发动“八月攻势”,苦战七昼夜,蒋军几乎不支,但因晋军不予配合,加上天公不作美,连日大雨滂沱,冯军战于泥泞之中,不得不停止进攻,蒋军又一次获得喘息的机会。“八月攻势”后,冯再也不说阎与他合作是精诚的了,反而不无感叹地说:“阎百川这个葫芦里不知究竟装的是什么药。”象泥鳅一样圆滑的阎锡山,在中原大战中把大本营设在石家庄,而他本人则经常住在山西老巢的大门口———娘子关的正太路总站,窥测形势的变化,以防万一。九月中旬,当他获悉张学良决定入关助蒋时,不事先通知冯玉祥,抢先密令晋军向石家庄撤退。九月十八日阎倒填日期发表寒电(十四日)称:“蒋军使用毒瓦斯,愿退避三舍。”晋军即刻撤退。冯玉祥被弄得莫测端的,结果西北军陷入绝境,很快瓦解。反蒋联合阵线中各派系如此离心离德,焉有不败理! 五 蒋介石是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阴谋家,马基雅维里主义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是其恪守不渝的信条。为了配合其武力“削藩”政策,他充分利用自己掌握中央大权,控制全国经济命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采取官钱双管齐下、酒色相伴而行的卑劣手段,极尽收买拉拢、分化瓦解之能事。这是蒋介石集团在军阀混战中能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不可小视的原因。蒋介石收容和蓄养着一批如方本仁、杨永泰、蒋伯诚之流的军人政客,并委任黄埔学生四十余人为侍从副官,“准备随时派到异己集团担任策动收买工作,以分化、瓦解敌人。”他们善于钻营,很会寻觅、制造、利用反蒋派内部的矛盾,用官钱酒色进行拉拢收买,分化瓦解反蒋派。如前文所述,蒋介石利用唐生智、俞作柏、李明瑞搞垮桂系;收买韩复榘、石友三背叛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蒋又拉住张钫,委任张为讨逆军第二十路总指挥,在张的游说之下,许多杂牌部队被收编,西北军不少将领纷纷倒戈投蒋。因此,蒋介石集团称颂张钫在“全战役中,以一身冒万险,出入敌垒,游说百端。并命使四出,招致逆军将领,涣散逆军之心,使其内溃。而国军乃得因利乘便,乘虚直入焉。”另外,蒋介石挖空心思,针对西北军的特点,在陇海线上开办一些流动酒店,从上海雇来大批舞女和妓女充当招待员,引诱西北军官兵,消磨其斗志,减杀其战斗力。由此可见,蒋介石用心之良苦。在中原大战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势的,是那徘徊关外的张汉卿。南京固然对他极其奉承,北平对他也曲意巴结。蒋先生的代表张岳军和吴铁城,阎先生的代表贾毓儒和薛子良,大家齐集沈阳,各逞苏张之舌,一劝其合纵,而一劝其连横。”然而,蒋介石毕竟技高一筹,张学良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之后,终于决定入关助蒋,于是,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很快接受尾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