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吴珍美 上海师范大学法商学院 【正 文】 青年时代的蒋介石有抱负，有志向，想出人头地。他如愿被清政府公派去日本学习军事，这是他走上仕途之路的第一步。然而，他没有选择维护清朝统治的道路，却踏上了追随孙中山艰难险阻的革命之路。这是由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基础决定的。 一 人的思想的形成不仅与长期所受的教育有关，更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环境。蒋介石和孙中山都受过儒学和西方文化的教育，这就为两人的接近提供了共同的思路。蒋介石从5岁开始读《三字经》、《孝经》，直至19岁已较系统地学习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接受了儒家正规教育的严格训练。可以说，儒家思想在他的脑海中已潜移默化地扎下了根，而且对他日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蒋介石十分推崇王阳明、曾国藩的学说，不仅喜读且研究。他曾说：“阳明的《传习录》是我18岁时最喜欢读的书之一，这部书阐明了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行事的根本。”〔1〕1913年因阅读曾国藩全集而使双目成疾；1915年在日本东京“锐志于学，每日朝夕静坐看书习字，皆有常课，尤喜读王阳明、曾文正、胡文忠三集，手未暂释。……军事学即以巴尔克战术书为基础，而政治书则以王阳明与曾文正二集为根底也，至检身之法专从悔字上着力。”〔2〕 王阳明、曾国藩的学说，实质上反映了儒家经世思想。儒家自孔子创立始，便有一种强烈的入世救世精神。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乃至于“治国平天下”，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或干脆简称为“内圣外王”之学。儒家在修身养性的同时，始终不忘自己的社会责任。孔子身处离乱之世，但他并没以遁世的消极方式来对待人生，而以积极的姿态谋求于当世。为行道救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种积极入世精神在近代以来为知识分子所推崇，王阳明、曾国藩都是这种经世思潮的突出代表人物。王阳明针对宋明理学清谈空疏的趋向，提出阳明心学与之对抗。他强调“知行合一”，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积极意义，以求振衰救弊，挽救封建统治危机。曾国藩则以“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自命，决心以刚毅的精神肩负起挽回大局的重任。他对太平军、捻军的镇压，他倡导洋务运动自救图强，都与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有着密切联系。王、曾的经世思想和经世之举对蒋介石影响很大。《蒋介石秘录》中记载道：“这个时期所学的曾国藩的精神，其幼年母亲采玉的教导和在此学到的王阳明的精神，为其以后终生的精神粮食”。影响之大跃然纸上。 儒家对国家的责任感与进取的人生态度刺激着蒋介石追求政治的热情。面对国家落后受欺，蒋介石“痛感国族陵夷，立志革命”〔3〕。他说：“男儿惟以身许国，乃为无忝于所生”〔4〕。蒋介石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始于1908年。这一年，他留学日本振武学校，学习3年。期间，他注意学习和吸取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眼界开阔，思想亦活跃起来。 孙中山从10岁开始熟读《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书，受到封建传统教育。从13岁到26岁，主要接受西方近代教育，他向往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抨击封建专治统治，但不排斥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有鉴别地汲取。在《中国革命史》中，孙中山阐发了自己思想体系的渊源。他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固有文化即传统文化，其核心是儒家学说。无疑，这使蒋介石能在中西文化上与孙中山接近。 蒋介石比孙中山虽然在年龄上小了21岁，但双方生长所处的年代，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王朝统治腐朽衰落，国权愈益沦丧，中国濒临亡国灭种的边缘。凡有识之士都为拯救中国而努力。孙中山因此而“抛弃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5〕走上革命道路。时代也促使蒋介石萌发救国的思想，加上家庭无端受恶吏的欺压，更激起他奋发向上出人头地的勃勃雄心。他常讲：这是“点燃我革命之火的第一颗火花。”〔6〕 蒋介石的成长地浙江，19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有了初步发展，是当时全国先进省区之一。20世纪初，浙江设立了省学务公所，全省各地纷纷成立劝学所、宣讲所及新式学堂。蒋介石17岁时就读的奉化凤麓学堂，就是包括学英语、数学的新式学堂。教育事业的初步发展，培养了一批具有反叛精神和思想倾向进步、渴望了解世界的知识分子。浙江在当时成为学潮的一个重点地区，如杭州求是书院的“罪辫文”案，杭州养正书塾风潮、杭州惠兰书院的风潮等，蒋介石所在的凤麓学堂也发生要求“改革教育方针”的学潮，蒋介石是带头人。许多以后成为革命志士者就曾经是这些风潮的中心人物。浙江留日学生人数在各省中名列前茅，辛亥革命前夕，已近千人。留日学生到日本后，在强烈的对比下，更感到要使祖国不沦亡，唯有学习外国资本主义的富强之道，因而他们积极呼吁同乡青年到外国学习，还将民族和民主革命思想由日本引向国内，推至城乡，影响大众。浙江又东临国内传播革命思想、酝酿社会新思潮的最重要中心的上海，许多信息由上海传入浙江。20世纪初，浙江城乡不但流行着大量的进步报刊，而且“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7〕蒋介石对国家时事非常关心，董显光回忆说，他每天热切期待着“上海送到报纸”，一旦到手，“热心阅读”，那种关心时事如饥似渴的程度非“普通人可以相比的”〔8〕。蒋介石在宁波读书时，获得邹容的《革命军》一书，爱不释手，熟读到能够背出来。即使留学日本仍随身携带，他被书中内容所感染，乃赋诗一首：“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9〕高涨的民族激情，溢于言表。进步思想的宣传，使一直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蒋介石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他决心走“留学救国”之路。他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清朝末年，青年中的有心人，都提倡‘留学救国’，我在18岁的时候，便希望到日本去留学，志愿是学陆军”〔10〕。1906年春，19岁的蒋介石东渡日本留学，虽未如愿学军事，但却结识了革命志士陈其美，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908年，蒋介石再次留学日本，随后便加入了同盟会，投身于革命活动之中。 二 思想是行为的先兆。如果说接受大体相同教育，所处共同历史背景，面临同样社会问题，只是为两人接近准备了客观基础的话，那么蒋介石跟随孙中山出生入死，其决定性因素是他的思想与孙中山思想在许多方面相符或接近。这些思想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主义思想 学生时代的蒋介石，就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意识。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时，某日本教官讲授卫生学，将四亿中国人喻为四万万微生虫，寄生在泥土中。蒋介石听后，怒不可遏，冒着被校方开除，失去留学日本学军事的危险，给予有力回击说：“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亦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这八分之一之立方寸土中？”〔11〕使日本教官瞠目结舌。表现了一个中国人不甘受辱的民族尊严。面对邻国日本，由弱变强，侵略中国，而中国却日益衰落，任人宰割的处境，蒋介石深感切肤之痛，决心为国家的雪耻自强出力。他说：“日本以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奋发图强，战败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就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12〕为了能去日本留学，他毅然剪去象征被奴役的辫子，以示决心。此举遭来许多非议，但他义无返顾，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和爱国的民族精神。辛亥革命爆发后，还在日本实习的蒋介石，以为报效祖国的时候到了，不顾一切地返回祖国，投身于辛亥革命之中。对此，与蒋介石同归的张群回忆说，为了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我们连毒药也都买好了，这是准备在万一之际，就得自杀，的确有舍生就死的决心。蒋介石还给家里写了诀别信〔13〕，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之概。在光复杭州的战斗中，他率领敢死队，冲锋陷阵，英勇杀敌。 革命实践，使蒋介石报国思想由民族意识发展为民族主义思想。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蒋介石认为，专制腐败的满清政府没有能力保卫中国，抵御外侮，因此必须推翻，建立强大的共和国。但是，辛亥革命的任务不仅仅是推翻满清政府，还在于避免黄帝子孙沦为“碧眼黄髭”的奴隶，若仅以反满种族革命看待，则“尚未窥其真相也”〔14〕。为了唤醒国人，对付外来侵略，他创办《军声杂志》，并除了撰写《军声杂志发刊词》外，还发表了《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强之外交》、《军政统一问题》、《征蒙作战刍议》等文章，就当时中国和世界局势问题，特别是对于俄、英等国掠夺中国边疆的态势进行分析，以警示国人。他指出，英、俄、法、德、日是侵略主义者，俄、日、英对中国边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怀有领土野心，较侵犯沿海地区更具威胁，是中国的“三大敌人”，尤其是日本和俄国对中国更加危险，“鸭绿江渡满长桥告竣之日，即为满洲并吞之日；西伯利亚军用复线筑成之时，即为蒙疆制命之时”〔15〕。并认为，俄国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主要煽动者，是中国的“目的敌”，因而要首先对付俄国。为此，他提出中国要加强国防建设，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以对付列强的侵略。这些文章反映了蒋介石早期民族主义思想。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首倡民族主义。他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一蹶不振，落后挨打，主要原因是民族精神的丧失，也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观的丧失。他强调，要推翻专制统治及其帝国主义压迫，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就必须发扬和光大民族主义精神。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在同盟会的盟书和宣言中作了概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覆彼政府，还我主权”。也就是，对内推翻专制卖国的满清统治，对外争取民族独立。 显然，蒋介石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族主义革命，是与他具有爱国民族主义思想分不开的。 2.军事救国思想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推翻满清，振兴中华。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如何抵御侵略，拯救中国？孙中山认为，要救国救民于水火之中，必须采用暴力手段，推倒清朝政府，建立民国。他说：“民族和国家根本上是用什么力造成的。用中国的政治历史来证明，中国人说王道是顺乎自然，换句话说，自然力便是王道。用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武力就是霸道，用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而“自古及今，造成国家没有不是用霸道的”，“由于霸道人为力结合而成的便是国家。”〔16〕他还举英国侵占香港和印度的例子，来说明武力造成的结果。借此唤起人们的民族意识，振兴中华，抵御外来侵略。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从事“医国”事业的一开始，就抱定采取武装革命，推翻恶政府，建立民主共和政府。几十年，他始终没有放弃军事救国。 蒋介石萌发“救国”思想的同时，产生了从军报国的志向。他立志到亚洲最现代化的日本去学习军事。他认为，要改变中国现状，必须具备现代化的军事知识，掌握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因为“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强国对外扩张主要靠军事实力。国际政治是由“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所支配。所以，中国也要用强大的军事实力保卫自己。他说：“我们要以野蛮去打野蛮，如不以野蛮去打野蛮，世界上乱源是不止的，是打不了的。所谓‘以毒攻毒’，‘辟以止辟’即为此意。帝国主义者的陆海空军，都是很厉害的，我们要打倒他们这种帝国主义者，一定要野蛮过于他，才能打倒的。”〔17〕很明显，孙中山和蒋介石都主张军事救国。 3.儒学今用思想 蒋介石对儒家所提倡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颇为欣赏，将其视为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境界。他说：正心诚意是内治的功夫，修身齐家是外修的功夫。“我们中国的学者，把道德范围内的内治功夫叫做‘性命之学’，把智识范围的外修功夫叫做‘经世之学’，而以两者的均衡和统一，即‘合内外之道’为学问的最高标准，也就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最高境界”〔18〕。并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治国、平天下”。进而提出：“革命之学，大学也；革命之道，大学之道也。”只有“实行这个大学之道，才能讲做人，讲革命，讲救中国，救世界！”〔19〕 孙中山认为《大学》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是“中国古时很好的政治哲学”，“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主张“应该保存”〔20〕。孙中山还把它纳入知识范畴，认为“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21〕因为要振兴中国，不但要发扬民族精神，而且要恢复民族智能，将道德知识化。可见，孙中山把儒学八目作了改造，使其既包括道德伦理的内容，又包含科学知识的内容。 蒋介石对明代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推崇备至，特别是他的“知行合一”说。王阳明阐释“知行合一”谓：“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的始，行是知之成”〔22〕，即把知行视为一体。蒋介石对“知行合一”的认识是知与行并行不悖，知是行的过程，又惟有力行才可得真知。他说：“所谓‘思维’和‘言论’只是‘行’的过程，原是包括在‘行’的范围以内，而并不是列于‘行’之外的。”〔23〕“不行不能知”，“要解决‘知难’的问题，也惟有从力行中去求”〔24〕。蒋介石所说的“知”，包括天赋之知和科学知识之知两方面内容，天赋之知是与生俱来之知，科学知识之知是“要由学问思辨工夫才能得来”，“不是每个人皆能有的”〔25〕。因而他强调“行’。他认为：“中国民族性现在仍站在静的方面，无论伦理政治，自秦汉以来的哲学思想，直到现在为止，尽是讲究静的，所以民族精神，就如此其积弱不振了”〔26〕。孙中山认为，儒家传统的“知易行难”说，是将人们引向“知而不行”的歧途，使人们把极难知的事，看得太容易，不去深求，把极容易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实行。他担心这祥下去，中国会更加衰落，所以他把“知易行难”说，看作“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27〕因而，他提出“知难行易”，行先知后，知源于行，以唤起人们为振兴中国而奋斗。 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儒家八目的认识和知行观同孙中山的认识虽然有某些差异，但关键性的是他们包含着共同之处。而且由于这些共同之处，使蒋介石能在更深层面上理解孙中山的学说。蒋介石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就是源于儒家思想。他说：“总理的主义学说，除形式上富有时代的色彩外，其本质、方法、作用，完全与大学之道相符合的。所以可以说‘三民主义’就是‘明德’、‘亲民’的道理。要信仰‘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就是‘在止于至善’的道理”〔28〕。而三民主义“在伦理和政治方面讲，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做基础；在方法实行上讲，就是‘知难行易’的革命哲学”〔29〕。蒋介石同时认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学说是相辅而行的，“实有相得益彰之效”。他说：“‘致’就是‘行’，致良知就是证明‘行易’，就是要实实在在去做。这就是大学的道理，也就是总理‘知难行易’的道理。”〔30〕因此，“我相信中国人若是拿几千年遗留下来固有的民族道德，以阳明‘知行合一’动的精神，再加上总理‘知难行易’行的哲学来阐明，融汇贯通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可以保障我们国家、民族，不会给人家侵略！”〔31〕基于这种认识，蒋介石在推崇王阳明学说的同时崇尚孙中山思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综上分析，蒋介石当时追随孙中山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并非心血来潮，更不是投机，而是那个时代主张暴力革命拯救中国的爱国青年选择的必然之路。 注释： 〔1〕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2册，第108页。 〔2〕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册第5编，第11页。 〔3〕陈布雷：《蒋介石先生年表》，第4页。 〔4〕蒋介石：《报国与思亲——五十生日有感》。 〔5〕《国父全集》（台湾出版）第2册，第515页。 〔6〕[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7〕《陶成章集》，第342页。 〔8〕〔13〕转引自《蒋介石秘录》上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1、57页。 〔9〕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册第3编，第13～14页。 〔10〕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 〔11〕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册第2编，第9～10页。 〔12〕蒋介石：《对从军学生训话》。 〔14〕《军事杂志发刊词》，《自反录》第1集第5卷，第415～416页。 〔15〕蒋介石：《革命战后之军政经营》。 〔16〕《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6～187页。 〔17〕蒋介石：《军事教育之要旨与军纪之根源》。 〔18〕蒋介石：《为何汉奸必亡，侵略必败》。 〔19〕〔28〕〔29〕蒋介石：《革命哲学的重要》。 〔20〕〔21〕《孙中山选集》（下），第653页。 〔22〕王阳明：《传习录》下。 〔23〕〔26〕蒋介石：《行的道理》。 〔24〕蒋介石：《中国之命运》。 〔25〕蒋介石：《总理〈知难行易〉学说与阳明知行合一哲学之综合研究》。 〔27〕《孙中山全集》（六），第158页。 〔30〕蒋介石：《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 〔31〕蒋介石：《中国的立国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