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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On Research on Chiang Kai-shek YANG Shu-biao YANG J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Zhejiang,China) 【作 者】杨树标/杨菁 【作者简介】杨树标(1938- )，男，浙江温州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浙江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28 杨菁(1967- )，女，浙江温州人，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华民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浙江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28 【内容提要】蒋介石是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中心人物。中国大陆对蒋介石的研究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自80年代以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多方面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成果。同时，由于多种原因，在蒋介石研究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与不足。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英文摘要】Chiang Kai-shek was a key figure on the political sta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He was also the focus character in the history of Kuomingtang in China.The research on Chiang Kai-shek in mainland China started in 1960's.Since 1980's the research on Chiang Kai-shek was greatly widened and a lot of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many aspects.Meanwhile because of certain reasons some deviation and deficiency occur in the research area of Chiang Kai-shek. 【关 键 词】蒋介石/国民党/学术史 Chiang Kai-shek/KMT/academic history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8-0027-07 一 缘起 现在谈起蒋介石传或出版蒋介石传是很平常的事，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却是学术界的一大忌，有为阶级敌人树碑立传之疑。打出写《蒋介石传》旗号是在1961年，“陈毅同志提出写一部《蒋介石传》，研究一下中国大资产阶级如何从联共走向反共，这个研究对纳赛尔这样的政治家是有积极作用的”（注：李新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的序中说：要写一本《蒋介石传》，“据说是陈毅同志的提倡。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要通过蒋介石联共、反共的历史，向反殖民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政治代表）说明：要取得民族的独立解放，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必须联合共产党、联合工农。请看：当蒋介石联共的时候，中国革命就蓬勃发展，他也受到人民的拥护；当蒋介石反共的时候，革命固然受到挫折，但终究还是要前进，并最后取得了胜利，而蒋介石自己却因背叛人民而受到人民的唾骂和抛弃。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不是很能引人注意吗？”）[1](P135)。当时，就将这项任务交给了何干之。何干之是我国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共党史学家，据说毛泽东在延安讲新民主主义论的时候，何干之在同台讲中国革命史，可见资格之老。何干之的研究成果可读刘炼编的《何干之文集》三卷本（北京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 笔者之一杨树标有幸参加何干之承担的写《蒋介石传》的研究小组的工作。很遗憾，“在他（指何干之）着手准备《蒋介石传》时，情况又因政治因素发生了变化，在讨论如何写这部书时，所里（指近代史研究所）有人提出：现在刚经过反右倾运动，‘左’风仍未停，而文化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难得幸免，研究所并不是避风港，也不是世外桃源，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写《蒋介石传》，如果有人说你替蒋介石树碑立传，就成了政治问题，干之则认为，应当允许实事求是地写。”鉴于以往的经验，实事求是又往往被认为是保守，蒋介石是十分敏感的人物，史学工作者不能当漫画家，这部书如果只是简单地丑化一般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大家讨论来讨论去，结果还是改题目，改为《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意在既写蒋介石代表的资产阶级联共的历史道路，也写民族资产阶级由中立走向革命的历史道路，检讨中国共产党对各派政治力量的政策得失。大家认为，这样大概可以避开‘左’派的刀锋，当时中国的政治运动，逼得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不得不时时观测政治风向，小心翼翼地求生存，图发展”[1](P135)。何干之写这部书思虑极深，在动笔之前就作了“全面设防”，随时准备抵御来自各方的攻击。可叹的是，即使以《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为名的书亦未能完稿。何干之很感慨地说：“这本书是外交部陈毅同志建议写的，毛主席、周总理一直强调要研究敌我友三方面，我真想把它完成。”笔者在查阅侥幸保存下来的“文革”期间被抄家时的那一大叠《认罪书》材料中发现了《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一书的油印批判稿，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那时何干之已故去多年了。 可喜的是，何干之的夫人刘炼在1980年完成了干老的遗愿，将此书整理出版。这本书的切入点“是以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各派的科学分析为基本线索，每一章前都精选一段毛泽东的论述为导读，在后面再写一节党的政策的检析”[1](P135)。其实从第二章开始，每一节开头都有一段毛泽东论述作为这一节的导读。如第二章的总题目为“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破裂”，下分四节，第一节题为“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用了毛泽东的“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的一段作为导读；第二节题为“国民党左派的反动”，用了毛泽东的“如果有什么一种三民主义，它要反俄、反共、反农工，那就是反动的三民主义，它不但是和共产主义的纲领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而且是共产主义的敌人”的一段话作为导读；第三节题为“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用了毛泽东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的一段话作为导读；第四节题为“帝国主义从革命内部寻找同盟者”，用了毛泽东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的一段话作为导读。四节用了四段毛泽东的论述，一目了然，非常切题。第三章有四节，第四章、第五章也各有四节，三章十二节用了毛泽东的十二段论述文字。无疑地，这使全书充分显示了战斗性、科学性与可靠性。 长期以来，我们读的是陈伯达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再就是《金陵春梦》，流传的说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头——曾剃头（曾国藩）、袁大头（袁世凯）、蒋光头（蒋介石），完全是贬义的、丑化的，几乎只知道蒋介石是“流氓”、“草包”，只会骂“娘希匹”。由于笔者加盟“助手”行列，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第一次读到台湾出版的为纪念蒋介石70岁生日而出版的蒋介石言论集（绸面、烫金字）上下两大本，以后又读了《黄埔训练集》、《东征训话集》、《庐山训练集》、《峨嵋训练集》，才知道蒋介石还有这么多言论，再后来又读了中华书局1965年3月出版的《蒋介石言论集》第一集、第二集、第四集，第三集找不到，蒋介石1912年至1927年的言论基本汇集在这套书中。为什么第三集找不到呢？因为书未公开发行就给“枪毙”了。当时为什么出版此书，为什么又给“枪毙”，都不得而知。作为专业人员，觉得此书是“宝贝”，因为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既是国内（大陆）的产品，又是当代的产品，故是完全可信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陆引进了台湾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40卷，笔者为了随时翻阅，复印了一套（80本）放在案头。到了这个时候，才从理性上、感性上认识到蒋介石并非“草包”、“流氓”，而是一位有“思想言论”的历史人物。 干老的那一套深深地烙在笔者的身上；尤其是陈伯达出事以后，笔者更想应该写出一本新的蒋介石传出来以替代《人民公敌蒋介石》。从70年代后期开始，笔者以教研室为工作室（因家里太小了，四口之家，仅十平方米住房），将要看到、要用的书（大概有几百本）在教研室展开，有建国前出版的旧书，有台湾出版的书，有大陆出版的书（主要是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将这么多书综合起来，按照干老当年的一些构思，写了近百万字讲稿，到80年代后期，有出版希望了，才写成《蒋介石传》。 现在有关写蒋介石的书在市场很多了，“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全中国各地（未包括台、港、澳）学术刊物中，每年都有数十篇至百篇有关蒋介石研究的专题论文，其中不乏‘探幽析微’的佳作，更有学者在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作了深入的探讨。（二）全面叙述蒋氏一生的传著，已出版了好几种；还有《蒋介石系列丛书》、《蒋介石政治关系大系丛书》的出版。这些传著和丛书，竟成了热门畅销书。（三）有关研究蒋氏的资料和工具书，也出版了几种，如年谱、大事纪等”[2](P203)。 二 关于《蒋介石传》等论著 1989年，北京团结出版社在获准后出版了笔者之一杨树标著《蒋介石传》。作为一本研究蒋的历史书，这是大陆出版的第一本。[2]这本书的发行情况颇佳，连印了十一次达三十多万册，发行量之多恐怕在这类历史书中是少见的。陈立夫见此书后来信说大陆能出版这样的书“十分不易”，作者能这样写“可敬可佩”。台湾政治大学蒋永敬教授在台发表了《评杨树标著（蒋介石传）》，还专门印成一本小册子。承蒙蒋教授的厚爱与器重，对著作作了全面的剖析，最后一句话是：“以中共党的立场，来作论人评事的标准使得全书（指《蒋介石传》）充满了为政治而服务的色彩。”[3](P28)蒋教授的话切中要害，虽然全书力求忠于史料，用词上力求中性，无奈史料本身就有“为政治而服务”的色彩，加上多年来用词在褒贬上已形成习惯了，虽每每留心，也难保不漏网。 蒋介石是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中心人物。不研究清楚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是搞不清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不研究蒋介石的历史，同样地是搞不清楚中国国民党的历史的。在大陆上中国国民党轰轰烈烈的时候，是蒋介石统治的时候；同样地，中国国民党腐败透顶的时候，也是蒋介石统治的时候。因此，把蒋介石的研究推到民国史研究的舞台中心，可谓是把民国史的研究牵住了牛鼻子。蒋介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被作为反面人物，是“人民公敌”、“国贼”、“草包”、“流氓”，而且还是“拖油瓶”，要真正搞清历史，必须对这些“帽子”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多年来，大陆对蒋介石的研究有哪些值得史学界欣慰的观点呢？ 第一，关于蒋介石的家庭与其本人出身。长期以来，对蒋介石的家庭都是以《人民公敌蒋介石》上说的为蓝本，尽从坏处挑，说蒋介石的父亲是做盐生意的，盐商在旧社会是很坏的；又说其父亲用钱买了功名，做师爷，师爷在旧社会也是很坏的。其实，蒋介石父亲只不过是中国浙江省宁波地区（现改市，且为单列市）奉化县（现改市，为县级市）溪口镇上一个小老板，“在溪口镇上开设玉泰盐铺，经营盐、酒、石灰为主，有薄田三十余亩，是一户中产人家”。[4](P4)若按阶级成分来划，充其量是个小资产者。现在去参观，溪口镇还很像样，那是近几年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在六七十年代仅有靠溪边的一条小街，只有小街的东边有几间小铺，可能在蒋介石出生时（19世纪80年代），这个古镇繁华一些，“既是通往新昌、ｓｈèｎｇ＠①县、余姚、鄞县四个县的交通要道，又是附近八个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四周青山环抱，九曲剡溪绕山而来，顺溪三里长街贯东西”。即使如此，一个古镇上的小老板，又能成什么大气候，只活了五十三岁，就死于时疫。蒋介石的几个弟妹，二妹瑞菊出生后就夭亡，弟弟瑞青二岁殇。可见其家境一般。蒋介石本人是读书出身，从私塾、小学、中学到大学直至出国留学，若按本人出身来填表，应为“学生”。“蒋介石从小读过一些古书，主要是就读私塾。先后从任介眉、蒋谨藩、毛凤美、竺景崧、毛思诚等读一些古籍史学，十岁时考过秀才，未中，十七岁到奉化城里进凤麓学堂，以后又到箭金学堂，十九岁转入龙津中学读书。”“一九○六年蒋介石考入了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学习，在此前曾于这一年四月赴日本学习未能如愿。翌年，蒋介石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 第二，关于蒋介石与孙中山的关系。长期以来，认为蒋介石是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说蒋介石的师父是陈其美，不是孙中山，甚至将陈其美加以丑化和抨击。蒋孙的关系，涉及到蒋介石早年投身辛亥革命与反袁（世凯）斗争。对这一点是应予以肯定的。陈其美在中国近代史上（主要是辛亥革命时期）是一个受到各方面称颂的肯定人物。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和《致各总长各议员请国葬陈君英士书》中，高度评价了陈其美。蔡元培说陈其美是“智仁勇三者具备”。蒋介石先是结识陈其美，那时他们在日本留学；后由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同盟会并“引见”给孙中山。辛亥革命期间，蒋介石在陈其美手下投身这场运动，陈其美先后两次派蒋介石伙同其他革命志士赴浙江策划并指挥武装起义。第一次是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九月（阴历）上旬，陈其美亲自赴浙江杭州“筹划事宜”；待陈回沪不久。“又派黄郛、蒋介石、陈良卿到杭，开会于顾乃斌家，军警界各同志均到会……约定起事期间为九月十三日至十七日之间”。[5](P497)第二次是两湖起义成功后的九月中旬，沪杭举事已经周妥，陈其美派蒋介石等人前往杭州领导起义。“王金发、蒋介石、王文清、张伯岐、黄梦蛟、孙贯生、蒋著卿，同率敢死队一百余人，于九月十二日到杭，由庄之盘招待，分寓奉化试馆、仁和火腿栈李汉臣家。”[5](P497)九月十三日夜，上海起义成功，十四日浙江动手，蒋介石具体负责炸弹队，配合步兵攻打省巡抚署，十五日杭州起义成功，建立浙江军政府。辛亥革命后，蒋介石由浙返沪继续追随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斗争，陈其美拟了一副对联“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请孙中山书写以赠蒋介石。 蒋介石得到孙中山的信任，除了与陈其美的推荐有关之外，更主要的是由于蒋介石本人的才能，尤其是军事才能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就当时的客观环境来讲，孙中山的确需要军事人才，特别像蒋介石这样的科班出身的军事人才。从表现上看，1912年12月蒋介石写了《军政统一问题》，1913年2月写了《征蒙作战计划》，1914年7月写了《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此刻孙中山正在筹划武装反袁并对陈其美在江浙两省的军事活动寄予很大的希望，所以蒋介石的这份倒袁计划颇能符合孙中山的意图）。陈其美被害后，1916年5月蒋介石写了《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1917年9月写了《对北军作战计划书》，10月写了《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书》。1918年3月2日，孙中山电召蒋介石由沪赴粤。蒋介石在赴粤途中，于3月10日给孙中山呈上《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书》，深得孙中山赏识，孙中山就安排蒋介石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主任。之后，1918年7月，蒋介石又写了《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书》，分为六部分，即纲领、理由之概要、左翼防御线之选定、第一方略、第二方略、结论，并亲临前线指挥（“余不眠者三昼夜，且亲往火线指挥”）。这一年9月，蒋介石升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1920年9月21日，朱执信被桂军杀害，孙中山深感失去得力助手，万分悲痛，于是更将重任寄托于蒋介石。10月29日，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4](P31)1921年1月10日，蒋介石又给孙中山呈上一份军事意见书，谈了九个方面的意见，即：对时局、对军事准备、对出师北方、对处置四川、对军费、对军制、对外交、对筹备工厂及建筑粤汉路等意见。3月5日，蒋介石以总结“二次革命”和护法斗争失败的教训主要是过分“注意外交”为内容，上书孙中山，指出：“民国二年及五年二度之革命，先生皆借重日本以为我党之助，乃日本反助袁、助岑，以制我党之进行，吾党因以失利。逮乎民国七年，先生率海军南下，声势不可谓不浩大，而又恃美国外交为之援助，宜乎不致失败，不料西南主张纷歧，内部不能统一，吾党又因以失势。英国从中妨碍，而美国反为壁上观，则外交之不足恃，盖可知矣。”[6](P122)进而，蒋介石提出了苏联国内战争的胜利经验可以借鉴。 由于上述蒋介石的一系列表现，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评价非常之高，孙认为他同蒋的关系是“如身之臂，如骖之靳”，孙评价蒋介石是“守经达变”之人。于是，就委任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不久又派蒋率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进而又将开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培训革命军事领导人才的重任交给了蒋介石。 第三，关于北伐战争中的蒋介石。长期以来是完全否定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的作用，基至把南京政府建立后的第二次北伐说成是新旧军阀的混战。这里涉及问题有这么几个：一是东征，二是北伐，三是第二次北伐。对这三个问题，蒋介石在其中的作用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关于东征，无论在第一次东征（1925年2、3月间），还是第二次东征（同年9、10月间），蒋介石都起了显著的作用。第一次东征是蒋介石参与平定广州的商团叛乱后，率领黄浦军校学生军（由两个教导团、军校第二期学生和第三期入伍生第一营组成）作为粤军（右翼军）的先锋队参加作战。1月31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本部下达作战部署的命令。这次东征，不到两个月，就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三万多人，占领了潮州、梅县等地，陈炯明残部退到江西和闽南。“不能否认，当时作为黄埔学生军的统帅蒋介石有他一定的作用。从肃清广九路、淡水之攻克、平山及海陆丰战斗、平定潮汕、棉湖遭遇战和五华兴宁之战斗中，蒋介石都是亲临前线，先后发出命令、手谕、电话、训话、告诫及所作的紧急处置达六十多次。”正当这次东征将告结束时，3月21日传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22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部队中举行望祭。27日，蒋介石在前线兴宁对黄埔军校全体官兵发表了《如何上慰总理在天之灵》的训词。蒋介石很动情地说：“我们自黄埔出发，到了兴宁，走了千余里的路，打了很多的仗，激战非常勇敢，非常耐苦，这为何等精神，还要知道我们保护人民，就是实行主义。假使总理在此看见这样情景，一定是非常欣喜。但是现在总理虽死，他的灵魂在上，也是可以非常欢慰的，他的灵魂一定会来保护我们的，只要我们能努力奋斗，总可以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6](P48)接着，蒋介石又率部回师广州，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夺回革命根据地。1925年9、10月间，蒋介石作为东征军总指挥（兼任第一军军长），率部举行第二次东征。“在第二次东征的具体战斗过程中，蒋介石亲临前线指挥，有关作战的命令和文电来往频繁。” 关于北伐，“在两广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巩固的基础上，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迅速出师北伐案，并特任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部司令，统率各军出师北伐”。北伐军出师不到十个月，就消灭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席卷了南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北伐战争之所以能迅速地取得这么大的胜利，“也不能否认作为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作用。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蒋介石威信很高。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个人给胡适的信中说：‘胡先生，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命运的栋梁！’” 关于第二次北伐，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了集中革命力量，限期完成北伐大业。“一九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蒋介石率部渡江北伐，函致后方战士及同志说：‘中正受党国委托，统率国民革命军，继续总理遗教，完成北伐大业，我第一、二、三各集团军刻已整军前方，待命进攻，中国统一之期已近，国民革命成功不远’……一九二八年四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发起总攻……在各路大军齐头并进的过程中，蒋介石给四个集团军分头发了许多作战电令。仅据《自反录》上所载，《渡江北伐令第一集团军诸将领电》（一九二八年二月至十二月）有七十三件，《渡江北代与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电》（一九二八年四月至十一月）有三十一件，《渡江北伐与第三集团总司令阎锡山电》（一九二八年五月至一九二九年三月）有八件。这些电令，主要是紧密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具体部署部队北进，同时调节各集团军之间的协同作战，也有牵及反共和地方治安、善后安排等”。关于北伐中的蒋介石这一问题，大陆学者开始利用台湾1967年以国防部史政局名义出版的《北伐战史》五卷本（150万字）。 在这里还涉及到关于蒋介石的“统一大业”怎么评价？大陆学者认为：“蒋介石始终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两湖有唐生智、两广有陈济棠李宗仁、四川有刘湘、云南有龙云、贵州有王家烈、青海有马家、新疆有盛世才等），但在形式上，他确实完成了用青天白日统一中国。从第二次北伐一直到东北易帜，此后北洋军阀统治的历史告一段落。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接着他又在政治上搞倒了各个反对派，把他们统一于自己之下。不管怎么样，即使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也还是应该肯定。” 第四，关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侵华态度的变化。长期以来，把蒋介石的态度始终按在对日妥协、投降的定位上，这样就说不清历史，说不清楚为什么出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把蒋介石说成是下令东北采取“不抵抗主义”，现在大陆学者认为这个结论根据不足。蒋的态度“归纳起来是三条：第一，他幻想和平解决。第二，他迷信于国联来解决。第三，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是前进了一步。“当时蒋介石派嫡系部队八十八师、八十七师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率领，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打得十分勇敢。八十八师阵亡将士一千几百名，纪念碑坊就在杭州松木场旁边。长城抗战，蒋介石又前进了一步，他派嫡系十七军的三个师，由徐定瑶率领去守长城的五口，主要在喜峰口，打得异常激烈。”“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蒋介石有个转化过程……蒋介石对抗战应该说是有准备的，一九三五年蒋介石搞了个国防计划，在京沪杭一带，搞了三百多个当时最先进的碉堡和机枪群，并且都有计划地按期完成……西安事变所以很快的和平解决与整个形势发展有关系，与蒋的态度的转化也有关系。”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长期以来只讲中共的作用，张学良、杨虎城的作用，现在大陆学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应该肯定在这个事件中，宋美龄以她特殊的身份，发挥不可缺少的一个事物两面的另一面的作用，归纳为三条：一是稳住南京政局，二是沟通宁陕对话，三是亲赴西安救蒋。“用宋美龄自己的话来讲：‘我认为西安事变的形势是，端纳先生已打好了地基，子文盖起了墙壁，只有等我去铺房顶了’。宋美龄是起一个‘铺房顶’的作用。”[7](P86) 第五，关于抗日战争与蒋介石。长期以来，对抗战中的蒋介石是用“片面抗战”、“消极抗战”、“妥协投降”来否定他。现在承认蒋介石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在抗战的第一期，“蒋介石比较努力的作战”，列举了“八一三”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与武汉会战；在抗战第二期，“蒋介石指挥有限度的攻势”，列举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中条山战役）与第二次长沙会战；蒋介石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后，对日正式宣战，又指挥了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与桂缅会战。在抗战期间，“蒋介石开了一系列军事会议，具体研究了各次战役，也反映了蒋介石的抗战军事思想”。[8](P131)重大的军事会议有：22次统帅部会议（1937年7月至8月）、4次南岳会议（1938年11月、1939年10月、1941年10月和1944年2月）、柳州会议（1940年2月）、参谋长会议（1940年3月）、西安会议（1942年9月）、恩施会议（1943年7月）和黄山会议（1944年7月）。在对抗战史的研究过程中应充分重视与采用台湾出版的书刊，如应对秦孝仪主编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对《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40卷中蒋介石在抗战期间的400多次演讲加以认真地研读。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评价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第六，关于蒋介石与列强。长期以来，把蒋介石定位在“国贼”、列强的“走狗”上，以此来完全否定他。这样就把南京国民政府与列强的关系简单化了，也说不清抗战时期中美、中英新约的意义。通过对资料的挖掘、分析，大陆学者认为蒋介石与美、英、日主要列强之间是一种既勾结又矛盾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列强对蒋介石政权有着不同的态度与政策，二是蒋介石对列强的态度有阶段性变化，三是蒋介石在依赖列强的同时，也有争“主权”之行动。以第三个方面为例，南京政权建立后，蒋介石在采取“亲帝反苏”之外交政策的同时，也发起了“改订新约”的运动；抗战时期，当英美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及迫于各方的压力，主动提出废除治外法权时，蒋介石立即电示当时的外交部长宋子文：“领事裁判权以外，尚有其他同样之特权，如租界及驻兵与内河航行、关税协定等权，应务望同时取消，才得名实相符也。”“关于废除治外法权事，应静待美政府提出其所谓简短之草约后，我方再行表示意见，此时不必作任何交涉。惟我方不妨间接表示，甚望其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整个撤消，重订平等合作之新约也。”[9](P156)蒋介石的指示指明了中国在此事上外交努力的方向，即有意将新约扩大为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 第七，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蒋介石。长期以来，把蒋介石贬为没有文化的人。现在学术界将蒋介石同中国传统文化挂起钩来加以研究。“蒋氏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颂扬，在他的论著、演讲、书信、谈话等文稿中随处可见，可谓崇尚有加，其中《科学和学庸》是蒋氏对《大学》、《中庸》的解读，最能代表蒋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蒋氏思想无论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莫不以中国道统哲学为根源，这在他的思想基础‘力行哲学’中最能体现。”[10](P9) 第八，蒋介石与台湾。这是一个新题目，过去把台湾说成是“人间地狱”，对在台湾的蒋，是贬的。现在学术界出版了有关蒋介石在台湾的书或国民党在台湾的书，有许多中性的或肯定性的叙述。如蒋介石到台湾后认真总结了在大陆上失败的经验教训，这在阳明山办的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许多讲话中有反映；进而蒋介石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在对大陆政策方面，从“反攻复国”到“革新保台”到“本土化”，再到“全面革新”，有一个适时的转化。同样地，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也在进一步变化，从武力“解放台湾”到必须“归回”到“两党对等谈判”，再到“进行海峡两岸和平统一谈判”。应该看到，由封闭到开放，实际上在逐步实行由间接“三通”到直接“三通”，这无疑是一个大的前进。这是历史的要求，中华民族的要求，也是现实生活的要求。总的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概括：隔绝——半隔绝——公开和间接往来。尤其在经济建设方面，从土地制度的改革、十大建设与后来蒋经国手里的十二大建设均获相当的成功。“台湾的今天同蒋介石的治理是一脉相传，不可分割。”“现在台湾出现一股全盘否定蒋介石的势头，甚至比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从深层次看，这种对蒋介石的全盘否定，实质上是‘台独’思想在另一角度的反映：台湾的今天与蒋家无关，全是台湾人自己搞起来的。言下之意，台湾同大陆无关，台湾应该‘独立’”。“我们也应该看到他（指蒋介石）身上那股倔强的民族主义精神。尽管，今天的台湾已向民主政治迈进。不过，在某种程度上，号称民主的李总统实在还远远比不上坚持专制的蒋总裁。因为，专制的‘蒋总裁’在民族主义的支配下仍会有明智之举，而一个民主的‘总统’因为数典忘祖也会做出出卖灵魂的勾当。” 三 出现的偏差与不足 真理往前多走了一步会变成谬误，目前在对蒋介石的研究中可能出于抢图书市场，可能出于标新立异，也可能出于缺乏真正的研究（没有读多少资料）等等原因，于是在研究蒋介石这个领域里出现了一些偏差与不足。 第一，对已出版的文献资料缺乏认真的研读。《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是台湾出版的，有一千五百多万字，把蒋的专著、演讲、书告、别录、谈话、书面致词汇集一起，这是研究蒋介石的基本资料。从目前出版的书刊来看，有关蒋介石的史事均有出入，显然是没有读这套书，甚至连翻都没有翻过。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百多卷，那是一套珍贵的资料（听说有的韩国留学生一人就购买了几套），但从一些人写的文稿来看，显然也没有读过、查过这套书，更谈不上仔细读一读。若有可能应该对一百多本全国文史资料选辑读一读，可以对照一些史事。总而言之，研究蒋介石，不安心坐下来先认真地研读一下有关不可缺少的第一手史料是不行的。 第二，对蒋介石的基本定位发生游离。虽然不用“人民公敌”、“独夫”、“民贼”来称呼蒋介石，但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建立后，蒋介石日渐成为第一把手，他的心思不放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上，没有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而是放在反共上，放在“攘外必先安内”上。即使日本侵华扩大、中华民族危亡，他也没有全力以赴进行抗日战争，尤其是抗战一胜利，他马上发动新的一场内战。所以说，给蒋介石的历史定位是：“从总体上讲，他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蒋介石是一位逆历史而动人物，末了被历史前进的潮流所冲垮。”而有的人在定位问题上离谱了：在文字上，在说要“冲破一切禁区”、“超离政治学”下，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新内战说成是“蒋毛开战”，还说蒋介石如何注重礼仪，如何体察民间疾苦，如何使人畅所欲言，如何节俭简朴，甚至说他在台湾是实行“民主政治”和“清官政治”，“对台湾的经济建设做出突出的贡献”；在言论中，甚至说蒋介石既然把台湾治理得不错，那么把他赶出大陆是赶错了，言下之意是我们革他的命也革错了。 第三，在研究课题上有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倾向，尤其是看市场、搞猎奇，而审查机关则是有关系的均批准，而无关系的则卡住，即使好作品也卡住，于是在市场上出现不少观点明显可商榷的乃至不上品位的有关蒋氏的书。 要珍惜今天出现的在蒋介石研究领域的学术氛围，千万别随心所欲。我们认为在史学领域总有个立场、观点、方法问题，不得不承认蒋永敬教授评论杨树标著《蒋介石传》“充满了为政治而服务的色彩”。 【收稿日期】2002-03-15 【参考文献】 [1] 刘炼.风雨伴君行[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 [2] 蒋永敬.大陆学界重评蒋公中正（介石）历史地位[J].（台）近代中国，2001,(142). [3] 蒋永敬.杨树标著《蒋介石传》[M].台湾：国史馆，1994. [4] 杨树标.蒋介石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1989. [5] 顾乃斌.浙江革命纪[A].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Z]. [6] 蒋介石言论集：第一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5. [7] 杨树标.宋美龄传[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 [8] 杨树标，杨菁.蒋介石与抗战期间的几次军事会议[A].抗日战争史新论[C].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 [9] 杨菁.宋子文传[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10] 秦英君.蒋介石读史批判[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山加乘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 【原刊期号】2002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