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无论在国际政坛，还是在大众媒体中，“空气污染”、“酸雨”、“全球变暖一温室效应”、“臭氧层消耗”、“物种灭绝”、“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森林退化”、“沙漠化”这样一些我们的祖辈们所不熟悉的语汇不绝于耳。而这些话语所编织起来的是人类文明史中较为晚近的一幅“格尔尼卡”①式的画卷。这幅画卷的主题可标为“环境灾害”。画面上虽没有飞机、大炮，却充斥着恐怖、死亡和呐喊。人们从中感受到的，是现代战争对人类和其他物种的生存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威胁。当然，能摧毁这风景如画的“格尔尼卡小镇”的，除了疯狂的战争，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自然的抑或人为的灾害。 自人类诞生以来，灾害与人类共生共存。但传统文明中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涝、风灾、虫灾、瘟疫、火灾等，与现代文明的环境灾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前者造成的影响是短暂的、小范围的，只涉及有限的人群。环境灾害是人类破坏生态环境而酿成的一种人为灾害，表现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等，其影响是长期的、大面积的，甚至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干预改造环境能力的提高，生态环境恶化加剧，环境灾害已成为全球和我国重要的趋向性灾害之一。在同样的灾源作用下，在无人区与人口稠密区或者在农村与城市所造成的损失有天壤之别。与广岛、博帕尔、切尔诺贝利这些人为的大灾难相比，早期狩猎者们点燃树丛以驱赶猎物而给环境留下的小破坏根本不足挂齿。当人类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今天，当世界城市化的脚步走到现在，人们越来越感到大家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精密、越来越渴求协作的世界，某一个环节的协调一旦遭到破坏将会招致更多环节、涉及更多人的大灾难。 显然，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不同于半个世纪之前的世界。人类在经历了世界大战的屠杀后，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现在，“造成更为根本的不稳定的种种发展，包括环境退化、资源枯竭、全球结构性失业、在日益增长的富裕中的愈益严重的饥荒、尤其是核冬天的幽灵……”②在此背景下，人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的这一时代也是物种灭绝的可能性首次成为非想象的可能性的时代?”③这样的发问是深刻的、现实的。而对这类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必须深入导致这种变迁的更长时段、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之中。因此，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来比较和研究现代环境灾难，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格尔尼卡》是西班牙画家毕加索(1881—1973)的一幅大型壁画．以德国法西斯空军于1937年4月26日轰炸西班牙北部重镇格尔尼卡的事件为题材而绘制，表现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 ② [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部新的世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③ 斯塔夫里阿诺斯：《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第9页。 二 中国学术界历来重视对灾害史的研究。由于我国灾害多发，受灾的频率、广度和深度等十分惊人，因此，我们的正史、野史、方志、笔记乃至诗词歌赋，关于灾害的记载可谓汗牛充栋。20世纪初，许多学者已关注中国古代的灾害问题并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邓云特(邓拓)及其《中国救荒史》在后人的灾害史研究中一再被提及和参照。20世纪50年代以后，灾荒史料的辑录工作结出硕果，各时代有关灾害历史的文献得到收集整理，全国性和地方性灾害史料集陆续问世。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有关历史灾害的各个方面，包括成因、后果、特征、性质、发生的规律性、与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关系、历代防灾抗灾措施和荒政制度、救荒思想等，进行了深人具体的研究，专题论文层出不穷，系统研究论著不断涌现。①比较起来，由于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迟滞，相关问题的发生较晚一些，即使今天已相当严重，但大都停留在现实报道和经济影响分析的层面，而未纳入历史研究的领域。因此，在中国史学界有关灾害史研究中，我国西南部的酸雨、北京及工业老区的大气污染、兰州的光化学污染、各地的水体污染等，尚未进入史学工作者的视域。 从当代西方史学界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一门以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即环境史学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诞生。如今，关注和研究环境史的人越来越多。环境的历史已不是一个边缘性的话题，而是当今历史编撰学的一个中心内容。②环境史研究的选题丰富多彩，学科交叉性十分明显，边界比较模糊，现实针对性很强。研究的内容既有宏观层面的思考，又有中观层面的探索，更多的则是微观的具体的研究。以至围绕人类的一切，从脚下的大地、头上的天空、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看不见的灰尘、恼人的苍蝇等，都成了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其中，各种各样的灾害在环境史研究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研究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地区的生态灾难。③《环境与历史》杂志最新一期则是“关于自然灾害及其认识”专号，刊登的5篇论文涉及了地震、洪水、传染病和饥荒等内容。④同样，与近现代工业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受到了环境史研究者的青睐，有关成果不胜枚举。 可以说，环境史学是年鉴学派所倡导的“整体史观”的较为成功的实践。它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史料的运用以及与其他学科的结合等方面，无不比传统史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今天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仅如此，环境史学受现代环保运动的推动，而诞生于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之中；环境史学家所思考和研究的，是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一切。所以，在他们眼里，战争危害的不仅仅是格尔尼卡镇那1654条人命，还有由大气所包裹的格尔尼卡镇——人类的生存环境本身。⑤这无疑是一种洞见，且更能体现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啻是那盏照射着血腥的黑暗场面的光明之灯。 三 历史学以过往的人类社会为自己的认识对象，但历史研究者却生活在现实之中，无论如何也离不开他所处时代的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制约性决定了历史学家总是带着当代社会的烙印去历史中求索，说明或解释当代的问题，以获得历史的启迪。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详见卜风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 ② 参见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唐纳德·沃斯特：《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④ 《环境与历史》(Environment and History，Vol．9 No．2，May 2003)。 ⑤ 关于战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参见贾珺、梅雪芹：《从历史的视角看现代高技术战争的生态环境灾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119—127页。 我国的世界史学科自诞生伊始，就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密切相连，在研究题目的选取上注意把握时代精神和需要。在一代代先师的辛勤耕耘之下，我国世界史学科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我们今天的学术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的来说，因时代的要求和认识的偏重，以往在我们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中，对诸如阶级斗争、种族斗争和国际矛盾等人类社会范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此关联的政治冲突或战争关注较多，而对于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以及这种后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关注较少。因此，当我们学习1848年欧洲革命的历史时，对于人们予以浓墨重彩的法国二月革命、六月起义和德国三月革命等耳熟能详，而对于被轻描淡写的1846年波兰农民起义(因1844—1845年的农业歉收和洪水泛滥酿成的饥荒所导致)以及1847年德国的“马铃薯战争”(1847年4月21和22日的饥民暴动)则知之甚少。同样，当我们学习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历史时，我们熟知“庚子之变”，却不了解“秦晋大旱”。在新世纪、新时代，我国世界史学科为求得新的发展，必须开阔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准。为此，我们需要广泛学习和吸收国际史学界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加强与中国史学界同仁的联系与交流。当务之急，乃是在继承前辈们优秀的思想和研究传统，运用新方法和范式继续研究老课题的同时，拓宽和探讨新领域。 从研究领域的拓宽来说，现代环境灾害是需要予以深层次研究和理论总结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生态环境问题伴随人类文明的进程，反映出人类社会与自然间的张力，但由于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变迁进展缓慢，非一朝一夕的变化，因而长时间内不为人们所注重。而今天，环境问题已突破地区和国别的范围，向更大区域乃至全球演变，环境灾害日益严重和突出。诸如全球性气候变化这样的现代环境问题，其灾难风险将不分民族和国别，不分富人和穷人，而落到全人类的头上。我们世界史工作者既要有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也要有对人类的责任心。这种责任心驱使我们加强对灾害史的研究，不仅要研究传统的自然灾害，而且要研究现代的环境灾害。 这一研究，从方法上说，不应是简单的过程描述和现象罗列，不能停留和满足于浅层次的灾情考察，而应充分发挥历史学自身的优势，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以及自然科学的力量，开展对有关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从观察的视角上说，应将灾害置于现代文明进程之中，从制度、理念、发展模式等方面予以全面而系统的反思。而研究的目的，简言之，不是为了说明“原来如此”，而是要尽可能地回答或解释“为何如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