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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民党”在海外的活动：1932—1936年 陈红民 1932年，胡汉民、邹鲁等人组建成“新国民党”，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以广东为依托，主要从事反对蒋介石与南京国民党中央的活动。 [①] 关于“新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与基本活动，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②] 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显示，这场1930年代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与斗争不仅限于国内，还延伸到了对海外华侨的争夺。笔者粗略统计，“往来函电稿”中以海外事务为主要议题的函电至少有176件，占相当的份量。 [③] 本文即拟以该部分函电为主体，揭示1932—1936年间胡汉民等人在海外组织“新国民党”，争取海外华侨支持以对抗南京的史实。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用“西南”系历史名词，只是为配合“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机构才使用的。 一、 海外华侨在国民党内斗争中的特殊地位 胡汉民等人1931年后与蒋介石的斗争中，十分注意对海外华侨的争取，这在以往国民党内部斗争中较为少见。 华侨之深切介入国内政争始于清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革命，最早就根植于海外华侨之中，其后在建立民国及民初反对军阀的斗争中，华侨在人力及财力上，曾给予广泛的支持，故孙中山有“华侨为革命之母”的美誉。 [④] 在国民党历史上，兴中会、同盟会及中华革命党均建立于海外，海外党员自然成了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1926年的国民党“二大”上，才正式宣告“党的基础已由国外而移到国内”。[⑤] 即使如此，海外党员仍占着相当的比例。日本学者土田哲夫曾综合各种资料制成了“中国国民党党员数量的变化”表格，据此表格，1926年1月，国民党有海外党员87065名，占其党员总数的33%；1930年有海外党员88166名，占党员总数的12%；1932年12月有海外党员98691名，约占党员总数的9%；1935年9月有海外党员106846名，约占党员总数的7%。 [⑥] 至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海外党员的比例虽不断下降，但其绝对数量仍呈增长趋势，且海外党部与党员在党内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的象征作用。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对海外组织进行整合，工作较上正轨。嗣后国民党内部虽纷争不断，但因多是仓促的军事激战，反对南京的一方无暇无力动员争取海外侨胞的支持，因而此一时期海外华侨基本上是站在南京政府一边。对于国内政争的各派来说，海外侨胞是一种特殊的、稀缺的资源，除了可以提供人力财力的支持外，他们对各派的认同、判断具有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宣传价值与影响力。 胡汉民等人在国内建立了“新国民党”后，将反对蒋介石，同南京在党务方面的争夺扩展到海外，西南执行部内设有由萧佛成领衔的海外党务组，专负此责。 胡汉民及广东当局所以能在海外与南京争夺华侨，是基于几个有利的条件，可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就天时而言，此一时期，广东与南京对立是以地方抗中央，处于劣势自不待言。但无论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执行部，还是广东省政府，都是合法产生，组织机构、成员与施政均较为稳定，因而可以制定与执行较完整的侨务政策；再言地利，广东是国内华侨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粤籍侨胞遍及全球。广东华侨对国内政治，尤其是故乡的政治极为关注，参与积极性极高，粤籍侨胞的财力也为全国之冠，统计表明，1914年至1927年间，广东的侨汇一直稳定在占全国侨汇的80%左右，一省之资远远超过各省之总合。 [⑦] 最后是人和，由于地缘关系，许多在广东任职的官员与海外侨胞有着天然的联系，或有在海外学习生活的经历，或本人即是华侨。如萧佛成是暹罗（今泰国）华侨，曾在南京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专门从事侨务工作；南洋华侨出身的邓泽如，长期负责为革命党与南方政府在南洋筹款，南洋及香港各地的筹款多经其手。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李晓生也是新加坡华侨。[⑧] 他们在华侨界有一定的声望、渊源及丰富的人脉关系，萧、邓在南京时，就是对国民政府制定侨务政策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 这里还需着重说明胡汉民与华侨的渊源及对华侨的重视。在追随孙中山进行反清革命过程中，胡汉民多次赴南洋，担任过同盟会南洋支部、南方支部的支部长，负责对各地华侨宣传革命，与保皇派论战，为武装起义募捐。他对华侨的处境、经济地位、政治立场及对革命的态度有着真切的了解，与一些华侨建立了很深的友谊。1930年9月，他曾在南京新亚细亚学会演讲《南洋与中国革命》，以个人亲历历数辛亥革命前华侨对武装起义的支持，充分肯定华侨的历史功绩，称“南洋是本党革命的策源地，是本党革命的根据地”。 [⑨] 1928年国民党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宣布进入训政时期。胡汉民是训政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也相当关注侨务工作。1929年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胡汉民提出，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与国民党在海外的党务密切相关，为统一指挥起见，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中央侨务委员会”，取代原隶属于行政院的“侨务委员会”。中央侨务委员会的工作包括华侨教育、华侨工商业及保护华侨权益等。在“以党治国”的理念之下，这样的变动提高了侨务委员会的地位。1931年“约法之争”，胡汉民被蒋介石所扣，最先公开表示不满的，是国民党的海外党部与华侨团体。[⑩] 胡汉民政治生涯中与华侨密不可分的关系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以致有学者提出“胡汉民依靠华侨资产阶级”的看法。 [11] 在与南京的对立中，胡汉民与广东当局处于劣势，可利用的资源相对有限，故利用与华侨的联系成为自然的选择。广东省政府尽其所能给华侨以方便，1935年5月核准的《广东侨务委员会组织章程》章程规定，侨务委员会直隶省政府，其职权“包括人民出入国、侨民实业、游历、教育、文化、救济、保护，及防范不法招工、勒索事项，并宣传政府设施等。另有顾问、咨议、参议等，必要时，得派侨务专员或视察员。” [12] 有学者通过对比研究指出，广东侨务机构所掌管的业务前所未有的广泛，“无论是北京政府时代或是国民政府时代，任何侨务组织的章程都不及这份章程来得详尽。” 因而，广东方面“对于华侨事务的了解和见识却是独步当时。” [13] 胡汉民等人组建“新国民党”后，就将在海外拓展党务放在重要的位置。他们海外工作的基本目标，或许可从其对所派往各地代表的指令中梳理出来。1934年1月，胡汉民致函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要求省政府资助胡利锋赴英国留学。胡利锋不是一个单纯的留学生，他还担负着在欧洲开展“新国民党”党务的使命。行前，胡汉民亲笔指示胡利锋在欧洲的基本任务如下： 关于在欧工作，此时实以从事联络并沟通意志为先急。同志到英后，似当先行体察实际之情形，并以组织留欧同学会等为入手办法，物色同志为党的组织之基本。大致党务之运用其道不一，纯视当地之环境及需要而定，故当办理之初，不必一定先设立所谓分部也（且分部制度现已取消）。弟意此时当致力者为： （一）宣达此间救党救国之主张及我人应付时局之方针，正确在欧同志之认识，并引起其同情与维护；（二）调查在欧同志现况及反动组织之内容，随时报告于中央；（三）推销《三民主义月刊》（确定通讯地点及需要数目，当函月刊社照寄）及其他重要宣传品；（四）随时于暗中联络并物色有革命性之同志，准备革命之力量，分清革命与反革命之界线。 以上四项较为切要，能依此实行即为党做一步（部）份之工作。 [14] 同年11月，胡汉民任命林青山为南洋英属通讯专员，指示其具体办理下列各事： （一） 关于一部份同志之团结组织事项：1、协助驻南洋英属总支部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务事宜；2、联络十七（1928）年未登记之老同志，使继续与党发生密切之关系；3、物色有能力之青年同志，贯输主义，逐渐造成党的青年干部。 （二） 关于英属华侨间之联络及运用事项：1、对于各项报社之运用，谋扩大宣传方面之力量；2、对于各界侨民之联络，逐渐贯输本党之主义及本党对时局之主张。 （三） 关于英属方面之情报事项：1、情报范围包括党务、当地之政治社会经济情况、侨胞及舆论界之态度与趋向等；2、情报每月至少二次；…… （四） 关于本党刊物之推销事项：1、推销刊物包括月刊、日报及临时刊物；2、推销办法：（甲）定（订）阅月刊、日报者，月刊社及报社方面祗收邮费，定（订）刊费用归推销人收入，为日常通讯费用；（乙）各种临时刊物系随时散布，概不收费。 [15] 以上两人分赴欧洲与南洋，胡汉民对其的指令用词各异，但仔细对比之下，就能发现对他们在党务方面工作有共同的要求：一、扩大队伍，建立一定的组织，拓展海外“新国民党”；二、联络老党员，发展新党员；三、宣传“新国民党”的各种主张；四、与南京方面展开斗争，广泛联络侨胞。 为扩大海外“新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壮大其力量，胡汉民与广东当局采取了许多实际的举措，以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首先，积极吸引华侨回国投资，建设地方，以解决财政困难，增强与南京对抗的实力。如1933年广东省建设厅提出了《招致华侨回国投资及保障实业办法大纲》，其中对于鼓励华侨回国投资，保障其投资环境，降低税率，提供教育与经费方面的支持等方面，均有较详细的规划。其次，以实际措施保护华侨在故乡的财产、企业与学校。如1934年3月，加拿大华侨翁秀民写信给胡汉民，要求西南方面设立侨务局，“切实保护华侨”。胡汉民立即将该信转西南政务委员会，并于5月复信表示“侨局机关纵不能即时成立，然对来书所言两点当即设法维护，以慰远侨之望也。” [16] 对保护侨胞利益极为重视。有些华侨骤然归国，经济困窘，生活无着落，常以求资助、求职、求学等问题求助于胡汉民。面对此类情况，胡汉民等总是尽力而为，设法为助。再次，派人出访，慰问侨胞，联络感情。所知的包括胡汉民派程天固往美国加拿大地区，派吕渭生赴菲律宾等地，派陈肇琪去新加坡等地。此外，福建事变失败后蔡廷锴等飘流海外，足迹遍及欧洲、澳洲及美洲，虽未受胡汉民所派，但所到各地，处处宣传两广的反蒋主张，奉胡汉民为领袖，且不断以书信向胡报告情况。而胡汉民本人1935年出国归国，在所经之地（东南亚与欧洲地区）也与侨胞广泛接触。 对有些特别情况的处理，也显出胡汉民对海外工作的重视与细心。1933年3月，“新国民党”在加拿大的负责人之一伍若泉病故他乡，“加属同志决定以党礼成殓”，“ 然后运回原籍”。胡汉民闻讯后，立即致函西南执行部，要求“先行去电唁慰，并予旌恤”。 [17] 他亲自给伍在当地亲友去信，称“伍同志努力党务，忠勇奋发，闻逝世至为痛悼。弟除特电吊唁外，经函执行部予以旌恤。闻兄等努力经纪其身后诸事，有友如此，伍同志当安心于地下矣。” [18] 追悼逝者，激励他人。 二、 “新国民党” 海外党务的三种模式 “往来函电稿”的内容显示，与“新国民党”在国内的形式基本相同，海外的“新国民党”也是利用原有的国民党各级组织从事活动，各地组织直接归在广东的“中央”与胡汉民本人领导。其活动模式依据胡汉民等人对当地党务的控制程度大致可分为三种：加拿大模式，南洋模式与欧洲模式。[19] 1、加拿大模式。即胡汉民等人基本控制当地的国民党组织，“新国民党”成为反对南京的堡垒。加拿大的国民党党务人员对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极为不满，完全接受了胡汉民的领导。胡汉民在《三民主义月刊》出版后，每期寄40本给加拿大，供当地党员学习参阅。 [20] 加拿大的党务积极分子曾石泉、陈辩惑、翁秀民、侯民一、李血生、伍启泉、胡锋卓、梁缉光等人不断与胡汉民及度广东联络，询问国内情况，报告加国党务，请示方针，对人事安排提出建言（某些信中有为个人争权争利的含义）。胡汉民也乐于回答指导，颇有成就感。在“往来函电稿”中，胡汉民与加拿大方面的联络占了相当的比重。胡汉民在1933年初致萧佛成的信中，曾谈到加拿大的人事安排，信中称：“前西南执行部派加属同志曾石泉、陈辩感、关崇颖、伍启泉、彭加广等同志为党务视察员，兹据加属同志函告，关、彭两人实为极端拥某之分子，以后关、彭视察员公件可停发。又胡峰卓、侯民一、李血生、余卓凡、梁缉光、李学明等诸同志，极为忠实，堪为视察员之任，附来履历，请西南执行部添委。胡、侯诸同志忠实努力，弟所深悉，应请据书加委为幸。” [21] 根据胡汉民的解释，“党务视察员”尚是一种外围职务，核心部分当是“新国民党”的“干部委员”。 1933年6月，加拿大的“新国民党”组织建立，制定了组织条例，并选出其核心机构——干部。胡汉民得报后，立即复函如下： 迳覆者：六月十一日来呈奉悉，知总干部组织成立，弥深欣慰，务期于此后精诚团结，领导同志为党国奋斗，是所至望。除转知中央干部即予加委并备案外，专此奉达。其余组织条例等俟核定颁发。又书记长一人亦望自行选定呈报，以利进行。此覆 驻加拿大总干部 中央干部主席 胡0 0 二十二、七、二十九 [22] 同一天，胡汉民又致函“新国民党”的中央组织——中央干部，转知加拿大组织的来函，要求予以委认，内容如下： 迳启者：顷接加拿大总干部呈报该干部成立经过，并颁发组织条例，核定经费诸事，即转奉，希检。其组织条例一项，汉民以为可适用于美总支部条例，其余诸事，并乞核议为荷。誓词九纸，并盼备案，并将该九委员加委，以符定章。除函该总干部外，特此奉达。此上 中央干部 胡 0 0 二十二、七、二十九 [23] 此二信极具价值，不仅包含了“新国民党”的某些组织程序，如呈报备案、委认等，更清楚地显示出“新国民党”的组织结构：干部——总干部（负责人：书记长）——中央干部（负责人：中央干部主席）。在全部的“往来函电稿”中，唯有此处胡汉民自署为“中央干部主席”。 加拿大的“新国民党”在广州设有办事处，不断派人回国请示报告，争取经费。通过自己办报纸，在当地侨众中宣传两广的政治主张。1934年，当两广为对抗南京准备在广州筹开“五全大会”时，加拿大也派出了代表赴广州，准备参加会议。 与加拿大情况类似的还有美国与古巴。胡汉民曾派程天固到美国，美国的蒋振、黄滋等人也与广东保持较密切的联络。还在筹备“新国民党”的过程中，胡汉民就曾在信中与蒋振讨论过“重建成本党之十问题”，表示将“分途进行”，目标是“务以严明之纪律，团结同志恢复民十三（1924）以前一种自动革命之精神”。 [24] 美国的“新国民党”组织在组建时间上大致与加拿大相仿，故在前引1933年7月29日胡汉民致中央干部的信中提出，加拿大制定的“组织条例”，可适用于美国总支部。1935年夏秋之季，黄兹奉西南执行部之命，回美国视察党务，当年十一月，他写信向胡汉民报告情况称，走过十余华埠：“旅美侨胞痛恶倭寇，具有誓不两立之慨，对于宁府降日政策，更为愤激。”然而，党务方面的情况并不乐观，“沿途所见，各党部暨诸同志或因受经济衰落之影响，及少数游移分子被蒋（介石）、陈（立夫）屡次派员到来分化，较诸年前颇形涣散。幸各党部中坚分子深吸党义，服从先生主张，始终不渝，尚有积极而复之机。”他提出为复兴美国的党务，胡汉民有必要亲自赴美一行，“先生来美一游，不特党务有再生之机，且足以振起侨胞爱国之精神。”[25] 古巴的“新国民党”则是由伍智梅到古巴后，发动一部分人宣誓加入的，两广也对其进行注册。胡汉民指示他们“就可能范围内，推进工作，使古巴同志不致为反革命者所愚蒙”。 [26] 2、南洋模式。即利用南京方面难以控制当地党务的局面，展开拉锯争夺。由于英属殖民当局对南洋地区的国民党党务严厉镇压，“尽摧残之能事，苛例百出，侦骑四伏”，不许其公开活动，致使当地活动“难进展”，国民党人被迫离开者“不绝于途”。 [27] 南洋英属国民党的总支部迁回国内。胡汉民等利用此局面，乘隙插入。1933年初，陈肇琪受西南委派专程到南洋考察党务，胡汉民在得其报告后，致函萧佛成称：“南洋党务数年以来销沉已极，然多数同志仍能主持正义，艰苦奋斗，不可谓非将来复兴一线之望。故如何提挈领导，实为目前最重要之问题。”胡提出以“设法恢复宣传机关，并改进其党务组织”两项为复兴南洋党务的办法。 [28] 次年，胡汉民建议将南洋英属总支部迁回新加坡，以便就近领导整合，使其归于西南属下。胡汉民专门致信南洋党员黄志超等，希望他们“能多多主持其事，毋以环境之困难而易移初心”。 [29] 不久之后，西南执行部又专门“驻南洋英属总支部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务整理工作。 胡汉民等除曾派陈肇琪、吕渭生等人赴南洋调查情况、联络宣传外，还在当地物色人选，主持工作。林青山多次给胡汉民写信，报告南洋情况，请示方针，颇得胡之信任，被委为英属南洋通讯专员，其领受任务前文已述。为帮助林打开局面，胡还将多年旧友关系介绍给林，争取他们的支持。胡汉民有一致林义顺、陈楚楠的信如下： 义顺、楚楠我兄同志惠鉴：前奉手示，经即奉覆，未审得达否，久未奉候，维起居佳胜为慰。林青山同志在南洋各埠为党服役甚久，以英属党务散漫零落，向来在中央主持党务者，对海外党务又只以分化为事，致党的精神日益堕失，深可痛惜，亟欲设法补救，愿在工作之暇尽力此事，志实可嘉。兄在党具有深长历史，虽英属党各活动未能公开，然党的精神之维系及党的主张之宣传，仍可随时努力，国势危迫甚于满清，极盼兄本过去精神，相与奋进，无任企盼，近意种种，统托林同志面陈，并乞荃察，顺颂 党祺 （自签） 十一、十七 [30] 然而，南洋的情况十分复杂，广东与南京的势力不相上下，局面呈胶着状态。“驻南洋英属总支部整理委员会”无法在当地开展工作，广东对当地的情况无法掌控，胡汉民笃信的旧友陈楚楠就被指为是“亲蒋分子”。据亲广东的党务人员报告：“新嘉坡所属计组织党部分为九分部，除第四分部及第七、九、八四个分部拥护本党主义及尊奉胡同志指导外，其余皆受蒋派的利用”；由南京方面陈果夫、陈立夫等所委派之婆罗洲出席五中全会代表伍朝海在新加坡组织“蓝衣社”，“被伍朝海在星利用及甘为蒋派的走狗者，计有方怀南、薛木本、李振殿、王吉士、司徒兆德、郑吉悦、侯西反、陈楚楠等十余人”。 [31] 如此状况，广东在南洋所发生的影响必然受到限制。 与南洋情况类似的，还有港澳地区。1933年6月，胡汉民致函黄麟书，讨论与南京争夺港澳地区党务主导权的问题，内容如下： 麟书同志兄惠鉴：昨养冲同志述与兄晤谈各事，备悉宁方分化各地党务，无所不用其极，今由组织委员会不经法定手续直接派出筹备委员，另组港澳支部，显然为分化港澳党务之一种策略。弟以为此种非法举动纯属捣乱。省党部方面为维持党纪巩固阵线，应即严重反对，否认其此种举动为有效。且宁方对海外党务平素漫不维护，惟以利用分化为事，本党公开活动既为王正廷一手断送，今对港澳两地党务尚行施此种策略，务使海外党务尽归绝灭而后已。更当呈由执行部对组织委员会此种渎职捣乱之行为，列举事实予以警告，用戢奸谋。如任其自然，不为积极之对付，则今后之港澳党务，殆不堪问矣。附奉致云陔兄一函，言在港办学事，此事弟极表赞同，前与港支部同志亦经言及经费之筹划，人材之罗致端赖省中同志妥为设法，便中即希转致该函，切商办法为荷。顺颂 党祺 胡 0 0 六、七 [32] “养冲”，指王养冲，此时为胡汉民秘书。看来，由于地缘关系，广东控制着港澳地区的党务，但南京方面的插手，使广东的这块后院也成了争夺之地。 3、欧洲模式。即设法开拓原广东尚未涉足的海外地区。前述胡汉民于1934年初资助胡利锋赴英国留学。胡汉民认为“在欧同志近年来为他方分化，精神涣散，亦实有重行振奋之必要，惟以道路修阻，消息沟通困难，致使彼此之间失其联系”，因而胡利锋同时被赋予“从事联络”，“物色同志”等任务。胡汉民介绍他与已在欧洲的邹德高会合，希望“联合各方同志共商办法并实行”。 [33] 胡利锋等人的努力终于有结果。半年后，胡汉民在致邓泽如、邹鲁的信中，反映了欧洲党务的进展： 泽如先生、海滨我兄惠鉴：邹德高、胡利锋同志等在英联络留欧各国同志，组织中华革命中兴会，根据本党政纲，办理在欧洲方面宣传、组织事宜，经于六月十七日在英国牛津开成立大会，并举行宣誓典礼，参加份子以前中央所派留学各国青年同志为多，份子均属纯洁，此次邹德高同志奉该会推派，返国报告该会成立经过，及请示今后进行方针，并依该会议决，请求发给最低限度之邮电费用，据称月能拨助一二百元此时已可足用，弟意似可照给，特为转闻，至乞核定为幸，至关于该会工作进行，弟当随时负责指导也，顺颂 党祺 （自签） 廿三、十、廿七 [34] 信后并附有该会“会章、誓词及会员名单各一份”，该信显示，欧洲的“新国民党”组织名为“中华革命中兴会”， [35] 其成员多为两广当局派出去的留学生。胡汉民对欧洲党务特别重视，表示愿亲自“负责指导”。目前尚无法了解欧洲“中华革命中兴会”更详细的活动情况。1935年底，胡汉民赴欧“疗病”，其间曾有国民党在当地的组织写信给他，但未见胡与“中华革命兴中会”联络。 根据“往来函电稿”的内容，“新国民党”在海外的组织至少还延伸到澳洲、墨西哥等地。但直接涉及这些地区的资料却极少。 三、“新国民党”在海外的反蒋活动 海外“新国民党”完全接受胡汉民的政治主张，在“倒蒋”方面显得颇为积极。 加拿大的国民党组织对南京政府的政策极为不满，1933年年初，中国国民党驻加拿大第六次全加代表大会举行前夕，曾知会广东当局。胡汉民发去长信，详述其对国内政治与国民党党务的看法，其中对南京当局的批评不遗余力：“数年以来，本党以党权之旁落，致使革命之力量，无由集中，革命之精神，日趋涣散。而军事独裁之形象，乃藉党的掩护而无复范围。基此事实，党之主义与政策乃以军阀为梗之故，迄无从获部分之推行，内而政治窳败，民无死所，外而强邻侵逼，国亡无日。” 胡汉民进而对海外党员提出期望：“凡我同志，实当以真切之自信，杜谬悠之邪说，毅然负责，以挽党国，而复兴本党，以解脱军阀之劫持，俾得绍述总理民十三年改组本党之精神，完成其历史的使命，尤为今日唯一之急务。”在信中，胡汉民还提出了其革新政治的基本主张：“其属于治标者，外曰抗日，内曰剿共，其属于治本者，则曰摧毁军阀之独裁，重建革命的中心。易辞言之，即欲谋救国，必先救党是已。” [36]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目前所见胡汉民首次较完整地表述其晚年“抗日”、“倒蒋”、“剿共”的三项政治主张。2月22日，全加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全场革命空气异常紧张”，对于胡汉民“欲救国必先救党”之主张，“大会全体同志均有深切之认识与同情”。 [37] 有代表在会上提出“北伐非蒋（介石）个人之功”，蒋介石“藉名抵抗实屈服，请政府撤职查办”，会议还“电请西南即出兵抗日”。 [38] 1934年年底，胡汉民与西南坚决抵制南京方面召开“五全大会”，胡汉民先后致信南洋（菲律宾、庇能等）、美洲（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欧洲（英国）等的“新国民党”组织或党员，表达自己的立场。信中称，“自八月中宁方决定召开五全会后，弟等鉴于党国艰危，而宁中所颁议题又无一及于当前救亡之大计，用发出齐电补充重要议题四项，其后续发有电建议于大会开会前实行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等二事，使大会能不受军阀之劫持，真实行使职权。……兹宁中以剿共为名将大会延期，军事当局又亲行北上，积极为对日之再投降，企图日寇对我能暂停侵略，俾其有从容对内，排除异已之机会，故于所谓黄郛政权之巩固与扩大，及整个华北之断送，多方努力，无所不用其极。赣共西窜志在入川，西南各省军队已痛加邀击，唯宁中各军号称剿赤，实则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近共势稍戢，则又驱兵于湘粤桂边境，威胁西南，期实现其数年来统一西南之迷梦，三十余师之驻闽，十余师团之入湘，处心积虑，实在于此，乃复佯为和缓，制造各种和平合作等空气，希冀摇惑观听。……今日国家民族之危，为有史以来所仅见。”胡汉民接着表示了对南京的强硬立场，“弟等救党救国之志，初不以大会延期而稍有变易，且认为当局苟不能改易其内政外交上之错误政策，亦断无和平合作可能，……至对宁方之进图，西南亦经妥为准备，务使无以逞其野心。”同时，他还将自己最近发表的重要文件“随函附上”，要求海外同志“广为宣传，使海外同志毋为宁中片面之宣传所惑”。[39] 而海外方面的呼应有时也相当热烈。如1933年初胡汉民派陈肇琪赴南洋宣传，新加坡方面曾集会欢迎，星洲全属各党部常委黄志超等并致电胡汉民称，“琪兄惠临，宣达盛德，阖埠同志望洋欢舞。大厦将倾，庆夫未去，正义所托，惟公一人。最近宁方毁党卖国，私与暴日密订妥协条约，犹欲召集非驴非马之临时全代会卸责，丧心病狂。侨情愤慨，除严电痛斥外，伏乞温犀高举，丧彼贼胆。彩云在望，毋任神驰。” [40] 电中“琪”即指陈肇琪，“庆夫”则借“庆夫不列，鲁难未已”之典故隐指蒋介石。 胡汉民认为，“侨胞远处海外，国内一切消息又为运用新闻政策者所颠倒播弄，故于祖国一切政治现象之观察，每易陷于错误，近年以来加以各种派系之到处挑拨，非信仰坚定识见明决之辈，往往受其愚弄而不自知。”因此，他坚持将《三民主义月刊》等反映西南立场的宣传品寄到海外各地的同时，也鼓励各地“新国民党”自办报刊，“以极刻苦之精神，集合同志创办报章，宣传正义，以怯侨胞之惑”。 [41] 在“往来函电稿”中，常见到胡汉民为海外报纸争取经费的事。[42] 在海外发展“新国民党”党务，必然要与南京方面发生冲突与争夺。“往来函电稿”中有胡汉民指示美国总支部对抗南京的两封信。其一为1933年5月1日发出，其中有“知南京方面有改组总支部之议，此事自当相机应付，然务以不使假革命分子搀入，以免混乱阵线为要。” [43] 其二为整整一年后的1934年5月1日发出，全文为： 迳覆者：奉四月二日惠书，藉悉一切。关于改组派提议取消美总支部事，此间亦有所闻。子超先生处亦间接使人来告，谓必坚决反对。大抵小事可与敷衍，而大节则不折不挠。宁方亦歧视改组派，不使为所欲为也。此覆 中国国民党驻美国总支部 胡OO 启 廿三、五、一 [44] 这里，“子超先生”当指林森，胡特别提出，是为鼓舞士气。以当时林森的立场看，是否真如信中所言与两广共同“坚决反对”改组派，值得怀疑， “新国民党”有组织地与南京争夺海外党部与党员，给南京的海外侨务与党务造成了极大的困扰。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的“海外工作报告”在分析海外党务遭遇到困难时提出：“国内政潮时有起伏，影响所及，其（指海外党员——引者）精神已渐见焕散，致党部自党部，党员自党员，侨众自侨众，各不联属之象。而反对份子因有机可乘，复时作反党运动之企图，诚本党目前一大隐忧，此后补救方法不能侧重条文法规，强以就范，必须重视事实，善为运用与鼓舞，始克有济也。” [45] 此后几次中央全会的“海外工作报告”中，均将国内党争当作海外党务受阻的重要原因。五届二中全会（1936年）的相关报告中更明确指出，“年来海外党务因受国内政潮影响及种种关系，尚欠完整，更有同一地方而有两个党部者，虽其中之一个未经中央认许，然侨界未明真相，则对外所生之不良影响实多。” [46] 这里所指“未经中央认许”的党部，显然就是“新国民党”的海外组织。这些记载，反映出胡汉民等人在海外的活动，确实给南京造成了很大困扰。 两广与胡汉民将反蒋活动有组织地延伸到海外，在1927年后的国民党内争中实属罕见。海外“新国民党”的活动已如上述，但其发展遭遇到如“新国民党”在国内同样的困难：一是“新国民党”十分暧昧，胡汉民等人不敢公开亮出自己的旗帜，另起炉灶，只能借用旧有的组织，连名称都未变，长期在海外的人更难弄清楚此“国民党”与彼“国民党”有何区别，参加的人多是因与胡汉民等人或广东当局素有关系，并非完全基于理念；二是胡汉民与广东当局在宣传“抗日”、“倒蒋”等口号上着力甚多，但始终未见有大行动，也就难以吸引更多的人；三是当时胡汉民受限于各种条件，很难解决海外人士在拓展党务时提出的具体要求，如增加经费，委派人员等，[47] 在与南京的争夺中，明显处于劣势。因而，到1935年底后，“新国民党”的活动已陷入低潮，随着胡汉民在1936年5月病逝，“新国民党”即告烟消云散。 [①] 关于胡汉民等人是否组织过“新国民党”，曾经有过疑问，藏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与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已能完全证实该组织的存在。胡汉民等人将自己的组织仍称为“中国国民党”，但通常人们称其为“新国民党”，以有所区别，笔者同意这种称谓。 [②] 主要的研究成果有，陈红民：“九一八事变后的胡汉民”（《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陈红民：“从档案看三十年代‘新国民党’在上海的活动”（《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2期）；陈红民：“在朝与在野：1932—1936年胡汉民与蒋介石之关系”（《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陈红民博士论文中有“‘新国民党’研究”一章专论（待刊）。 [③] 关于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具体情况，请参见“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④]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领导的十次起义，第三次至第十次起义的华侨资助，占到了全部经费的80%以上，而第十次起义的经费，百分之百来自华侨。见蒋永敬：《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经费之研究》，载《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台北）国史馆2000年印行。 [⑤] 谭平山：“党务总报告”（1926年1月7日），《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第72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 [⑥] 土田哲夫：《中国国民党党员构成的特征和变化——以抗战时期为中心》，第四次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9月，南京）。党员数据据土田哲夫论文统计，百分比为笔者计算。 [⑦] 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第380页，（台北）国史馆1997年印行。 [⑧] 李纾：“李晓生未完成的自传稿先睹——辛亥前的革命生涯”，载（新加坡）《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3卷第1期。作者李纾博士为李晓生嫡孙。 [⑨] 胡汉民：“南洋与中国革命”，载《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1421页，上海民智书局1932年。全文原载于《新亚细亚》第1卷第6期（1931年），收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时略有删改。 [⑩] 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第24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11] 1985年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多卷本《中华民国史》主编李新研究员在南京的一次学术座谈会上，谈到胡汉民的政治属性及与蒋介石的区别时曾提出，与蒋介石依靠江浙财团不同，胡汉民依靠的是华侨资产阶级，因而妥协性软少，反帝更坚决。此后并未见李新将此有启发性的看法以文字形式发表，现有的资料也难以支持他的看法。 [12] 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第88页。 [13] 李盈慧：《华侨政策与海外民族主义（1912—1949）》，第88页。 [14] 致胡利锋函（1934年1月10日），“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以下简称 “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12件。册与件的编号由笔者自编，有些函电无法断定其确切时间。 [15] 致林青山函（1934年11月17日），“往来函电稿”第10册，第61件。 [16] 致翁秀民函（1933年5月6日），“往来函电稿”第4册，第41件。 [17] 致西南执行部函（1933年4月16日），“往来函电稿”第3册，第61件。 [18] 致侯民一函（1933年5月1日），“往来函电稿”第4册，第22件。 [19] 据时任胡汉民秘书的王养冲教授回忆，“最早南京方面与华侨的联系远不及广东，但后来蒋介石特别注重培养在国外的力量。双方争夺最激烈的地方在美洲是三藩市（旧金山），在欧洲是巴黎。”（1999年2月1日访问王养冲教授记录。）惜无法找到双方在旧金山与巴黎争斗的资料。 [20] 复翁秀民等函，“往来函电稿”第3册，第29件。 [21] 致萧佛成函，“往来函电稿”第3册，第28件。 [22] 覆驻加总干部函（1933年7月29日），“往来函电稿”，第5册，第22件。 [23] 覆驻加总干部函（1933年7月29日），“往来函电稿”，第5册，第16件。 [24] 复蒋振函，“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70件。 [25] 黄滋致胡汉民函（1935年11月7日），“往来函电稿”，第39册，第12件。 [26] 致茂森、伯龙函（1933年7月30日），“往来函电稿”，第5册，第18件。 [27] “四届五中全会中央海外党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海外党务工作》（中国现代史史料丛编第二十三集），第89页，（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 [28] 致萧佛成先生函（1933年5月5日），“往来函电稿”第4册，第39件。 [29] 致黄志超等函（1934年2月16日），“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56件。 [30] 致林义顺等函（1934年11月17日），“往来函电稿”第10册，第62件。 [31] 李警公邓景波致胡汉民（1935年6月13日），“往来函电稿”第39册，第18件。林青山给胡汉民的报告也证明了两广与南京在南洋的势均力敌：“竭力为独夫奔命者，有侯西反（现为商报经理）、薛木本、张叔耐（现为新国民日报经理编辑）、李振殿、司徒兆德、周献瑞、方怀南、郑古悦等，闻陈楚楠亦有参加；为同情正义者，李俊承、陈宾燕、陈瑞福、张芹生、林义顺、胡文钊、区冕堂、李警公、柯逢春等。”见林青山致胡汉民（6月12日），“往来函电稿”第39册，第8件。 [32] 致黄麟书函（1933年6月7日），“往来函电稿”第4册，第67件。 [33] 致邹德高函（1934年3月11日），“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70件。 [34] 致邓泽如邹鲁函（1934年11月27日），“往来函电稿”第10册，第35件。 [35] 在另一信中，该组织又被称为“伦敦中国革命同志兴中会”。见“致美洲及伦敦各总支分部函”，“往来函电稿”第10册，第5件。 附件1: “新国民党”在海外的活动：1932—1936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