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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 （1932—1936）*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陈红民 摘 要：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政治主张的政治团体，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及资料限制，以往学术对其研究较少。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有大量涉及“新国民党”的内容，本文作者已以此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为系列论文之一。论文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联络北方各地反蒋势力、发展党员、情报、组织与宣传工作等)；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等；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对“新国民党”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1930年代国民党的分裂状况与政治生态环境、胡汉民等人政治活动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新国民党” 北方 胡汉民 胡汉民等人在1930年代是否组建过“新国民党”，曾是有争议的问题。由于“新国民党”的活动始终处于秘密状态，所存留资料极其有限，一些当事人出于不同的原因，否认个人与该组织的关系。[①] 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中，有大量资料涉及“新国民党”，不仅确凿地证明 “新国民党”确曾存在，且使对“新国民党”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成为可能。[②] 笔者依据“往来函电稿”，结合相关资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系列研究，[③] 本文为系列研究之一，着重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对“新国民党”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1930年代国民党的分裂状况与政治生态环境、胡汉民等人政治活动的研究。 一、 以天津为中心的“新国民党”北方党务 “新国民党”建立后，胡汉民、邹鲁等人十分重视地方党务的拓展与基层组织的建设。 “新国民党”地方组织重点在上海和天津，在两地设办事机构——“干部”或“交通处”，上海兼管长江流域各省的党务，天津则兼管北方各省党务。在工作重点上，上海主要是联络各路反蒋人士，从事对外宣传，天津则主要是争取北方的实力派军事将领。 天津是北方大港，经济重镇，邻近北平，因而成为“新国民党”在北方的重要据点。曾任胡汉民秘书的王养冲教授回忆，邹鲁是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的重要成员，在北方有较广泛的人脉关系，北方“新国民党”的工作由邹鲁直接负责，“成绩（比上海）要大一点。” [④] 因此，“往来函电稿”中涉及北方党务的，多是胡汉民、邹鲁间讨论人事与经费等重要问题，党务活动的细节并不多。然而，从中仍能看出北方“新国民党”党务的端倪。 在天津主持北方的“新国民党”党务，是曹任远（字四勿）等人。曹任远系国民党元老谢持的女婿，谢与邹鲁同为西山会议派重要成员，曾参加北平扩大会议，对蒋介石不满，因病较少公开活动，曹任远充当了他与外界联系的代表。曹写于1986年的回忆中称： 民国二十一年五、六月间，胡汉民一连来了六封电报，要我去广州。先生（谢持――引者）虽然养病，仍关注国家大事，同意我去看看。我南下后在香港拜见胡汉民，他要我参与组织“新国民党”，告诉我“只要反蒋最坚决的人。”由于特殊环境，对外皆否定其存在……由胡汉民任主席邹鲁任书记长，我为副书记长兼华北党部书记长。我随后赴华北。 [⑤] 天津“新国民党” 机关设在英租界伦敦道（今成都道）47号路永定里（今岳阳道55号），系1931年夏天用广州非常会议提供的倒蒋经费购买的房子，房主人刘承烈曾是非常会议驻华北代表。与西南联络的电台设在同一处。由于表面上是住宅，加上一些掩护措施，“机关一直比较安全，从未发生过意外”。 [⑥] 天津“新国民党”兼管北方各省的党务，陕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绥远、察哈尔、北平、天津、青岛在内的七省三市党务统归其负责，包括分发经费，发展新成员，传达西南方面的指令等。此外，对退入关内的东北军及东北义勇军，也做了不少工作。 天津“新国民党”的重要成员有曹任远、张岱岑、裴鸣宇、蒋景瑞、刘承烈、刘人瑞等人，其中曹任远为总负责、张岱岑负责政治工作、裴鸣宇负责宣传工作、蒋景瑞负责民运工作，但他们“很少开会，很难开全体会，东一个西一个，很难凑到一起，有事时几个人碰碰头。” [⑦] 1933年底，“新国民党”整顿党务，邹鲁专电天津，宣布取消干部，改设交通处，确定其成员的分工与经费： 天津干部鉴：顷党务改组案决定：一、上海、天津两干部、西北执行部一律取消，由主席指定一二人暂任交通之责任，经费另定；二、各省分部及各小组一律取消，至取消后应办何种实施工作，及经费若干，具拟意见及办法报告主席核定举办之；三、津宣传机关每月经费民风日报一千六百元，两通讯社共四百元，新路、民风、理论三旬刊合并为新路旬刊，以便充实内容，月费三百元；四、主席指定曹四勿同志任交通，张岱岑同志任政治问题，裴鸣宇同志任民风日报。请分别查照办理。邹鲁。马。 [⑧] 根据“新国民党”主席胡汉民的指定，曹任远、张岱岑两人每月津贴五百元，裴鸣宇每月津贴二百元。[⑨] 从上海“新国民党”的帐目看，每月五百元是“新国民党”对地方干部的最高补贴。 天津“新国民党”开展了一些活动，但也表现出不少弊端。有人向胡汉民报告，经济方面“每月经费之浮报当在二千余元之多”；党务方面“各地党务除接洽领薪外，直无工作可言”。如“东三省分部仅有居（北）平负责者一人，山西分部仅有居（北）平负责者二人，仍月支四百元且未实际到该地办事”；宣传方面所资助之报纸为“淫词浪语之平市小公报”，等等。写信人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党务倘不加整理，则纠纷事小，其萎靡不振精神涣散则影响颇大也。” [⑩] 胡汉民对北方党务也不满意，数度与邹鲁讨论革除弊端，振兴党务的办法，他曾给邹鲁一长函，痛陈过去弊端，提出改进意见。此信不仅有助于了解“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也可窥出胡改革“新国民党”的基本观念，全文如下： 海兄大鉴：昨函言北方党务事，计已达览，顷奉手示所列七端备悉。殿英（孙殿英――引者）处款月底可汇出，请即转告相如，并略言因金融风潮，不能不稍迟之故。此外各点条答如下： （一）华北军事政治目前无大希望，关于北方工作，弟以为有彻底更张之必要，今津部中人互相攻讦，即采取会议制，其工作成绩最多亦惟与过去等耳（即改组等于不改组），党之方针计划固未能藉以推行也。弟意津部实不需如许人，能将四勿、景瑞、岱岑调回（景瑞、岱岑等曾中央仅给予名，不予工作），只留鸣宇继续办理一部分宣传工作，另易与各方情感融洽之人（对四勿不满者不仅为津部中人，四勿自有长处，今或用非所长也）主持电台及其他应接事务，庶工作可符实际，经费方面亦可节减甚多； （二）鸣宇等所拟宣传预算为三千五百元，属于民兴报者为二千元。弟近阅民兴等报，似无甚精彩，且此时公开办报在津沪一带色彩不能鲜明，否则必遭禁忌，不准发行，即能发行，亦无从与各大报争衡，而态度和平又失我拨款办报之本旨，故弟以为在津宣传工作应注重发行秘密刊物，定期固好，不定期尤好，式样务取于玲珑，言论务求犀利，则收效必大； （三）新路、民风两旬刊内容粗疏浅陋，每转载报章文字以塞篇幅，装订亦极简劣，此种刊物实无从在智识界中发生力量，亟应从严整顿，大加改革。弟意应将两刊物合并为一，延能文同志主持其事，务使材料充实，并将原有新路旬刊经费裁节，如如（疑为“此”字之误――引者）办理，关于宣传方面月可节省经费二千元，而宣传之功效必能较大于前； （四）政治活动委员会，弟以为无成立必要，岱岑延揽在华北有资望之同志，恐岱岑资望亦嫌不够，真有资望者亦未必肯来。而此项委员会之工作内容亦极难规定，至谓凡所延揽之人各人月送二百元等方法，尤非我人所宜引用也。故关于北方党务望能如第一项所言办理，以贯彻弟前拟之改革党务办法； （五）军事特驻员固可裁撤，即军事委员会亦不必组织。锦帆（熊克武――引者）或可嘱其南回，如仍愿在津，亦可任之而月予以若干生活费。以后关于军事之工作，集中全权于中央，有所接洽则迳向中央商承，毋庸在津再组织，如此则可免组织中人之自生纠纷。而各方之军事秘密亦可保守，中央亦可观察北方各部队之需要，随时派遣人员接洽联络。个别运用较之组一委员会，罗致各方人员于一处而事不能举者为佳，且来函中所列诸人，其中数名亦断非月送贰百元即可使其来归，真为我党效力也； （六）接济叔平（方振武――引者）事即如来拟，函协之设法可就省与商。 以上数端，请兄察之，并斟酌实行为幸。顺颂 党祺 （自签） 二十三、一、十四、[11] 信中显示，天津“新国民党”的主要活动，包括在北方发展政治势力；联络北方部队，策动军事行动；办《民兴报》及《新路》、《民风》旬刊进行宣传；用秘密电台传递情报，从事联络。然而，其内部成员不和，矛盾重重，胡汉民对各项工作均不满意，要求缩小组织规模，调整人事，减少经费，合并报刊，暂停其对各省党务的指导功能等。邹鲁后复函胡汉民，提出如人员调整幅度过大，“似反不妙，即其对各方亦恐减少信用”。结果，只将曹任远调到广州了事。 [12] 二、“新国民党”与地方实力派：以冯玉祥、方振武为例 吸收各地有影响的实力派人物参加，是“新国民党”拓展地方党务的重要手段。“新国民党”吸纳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只收“反蒋最坚决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与蒋介石矛盾最大的人。而受蒋排挤的实力派人物也需要新的政治靠山与经济后援。互相的需要，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天津的“新国民党”组织在其功能上与上海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有策动与联络北方军人的任务。因云集北方的军人多非蒋介石嫡系，是西南联合反蒋的重要争取对象。西南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方振武部、孙殿英部的援助，均是通过天津“新国民党”完成的。曹任远回忆：“我们几个华北党部负责人除了搞党员登记，就是做军政联络工作，泰山、张家口、阎锡山那里、宋哲元那里、孙殿英那里……到处跑。” [13] 上海的“新国民党”成员熊克武、何世桢、任援道、陈中孚等也曾为争取实力派人物而数次到达平津地区。 有资料记载： 刘人瑞等人相继在华北四省、东三省和山东、河南及平津两特别市建立了国民党部。通过在老党员中重新履行登记手续，和新党员的发展，推动新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到察哈尔抗战前后，已拥有党员一千多人，其中主要是军政界上层人物和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如邓熙哲、熊观民、方振武、孙殿英、刘汝明、孙丹林等。 [14] 据曹任远回忆，几乎所有原西北军的将领均加入了“新国民党”，包括鹿钟麟、宋哲元、韩复榘、佟麟阁、孙良诚、秦德纯、高树勋等人，“宋哲元二十九军系统的副军长、师长、旅长都参加了新组织。” [15] 晋系阎锡也参加了，“而且他下面的几个参议和一些主要将领都参加了新组织，但人数远不如冯玉祥的人参加的多。”此外，傅作义系统、孙殿英系统及东北军中均有人加入“新国民党”。 [16] 张学良也是胡汉民等人争取的对象，双方一度关系密切。1934年初张学良回国时，胡汉民甚至考虑在东北军中建立“新国民党”的组织。 [17] 由于冯玉祥坚定的抗日立场及历史上与蒋介石较深的矛盾，争取他加入 似乎是“新国民党”建立之初就有的计划。邹鲁在1932年4月让熊观民赴港面见胡汉民，请示北方党务计划。邹告诉胡，“观民兄已入党”，“ 冯（玉祥――引者）处各事托观民兄进行，请示以机宜”。[18] 冯玉祥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 午后五时，裴先生来见：一、带来海滨（邹鲁——引者）、佛成（萧佛成——引者）二先生之信。二、谈党务成立之条例；三、有四人在天津办党务，裴先生在内。[19] 从这段日记可以看出，裴鸣宇是从广东北返的，已将“新国民党”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冯，包括入党的条件（条例）及天津办党务的秘密等。两天后，冯又记道：“熊观民先生从广东来，谈各方面情形甚详，又带到陈、胡、邹、萧各一信。” [20] 7月底，熊克武与陈嘉祐再到泰山，争取冯玉祥。他们转达了胡汉民关于党务的三个条件：“第一，党的工作必须秘密。第二，党费不能用公款。第三，制度的总是须有一定的决定。” [21] 8月6日熊克武等离开时，冯似乎已下定了决心。他写道，熊等来访， “是救国抗日的一件极重大的事情”。 [22] 此时，曹任远也加入了“新国民党”，领受胡汉民等指令后返回华北，途经泰山时介绍冯玉祥加入了“新国民党”。曹任远回忆当时的情形： 我在泰山见冯玉祥，冯一见我就把窗帘都放下，说“好多人都不听我的了”。我介绍他加入新国民党，他宣誓，我是监察人。我们讨论组织抗日救国军，我代表西南给他一百万。1933年春夏，他以此钱组织“民众抗日军”打日本人。 [23] 冯玉祥在8月7日的日记中有与曹任远见面的记载。[24] 冯玉祥对“新国民党”在北方的发展也曾提出过建议，“力主北方非有干部组织不可，盖机会一至，变化立生，必有完备组织，始可与言改造全国，大局遂亦随之转移，所谓凡事豫则立也。” [25] 1933年下半年“新国民党”整顿党务时，胡汉民曾专门致信冯玉祥，讲述整顿的内容与目的：“党务方面，最近微有改革，一切机关式组织概行废弃，以党的工作为党的组织之中心，经费之分配随之，冀矫空疏无当之弊，为实事求是之谋，想为左右所同意。” [26] 胡汉民与冯玉祥的联络，一直保持到1936年胡汉民逝世前。 [27] 然而，若干年后，冯却试图否认参加过“新国民党”。曹任远回忆道，1936年“我在南京看见冯玉祥，他只点了一下头，假装不认得。下来才解释‘泰山之事不要提了。’”[28] 冯的态度在曾参加过“新国民党”的人士中非常典型，“有关人员对此事皆讳莫如深”。这也是“新国民党”逐渐在历史记忆中消失的重要原因。 在北方实力派人物中，方振武（字叔平）与“新国民党”的关系最为密切，他率其所部三万人集体加入“新国民党”，更是一个特殊的事例。 [29] 方振武与西南建立联系较晚。1932年5月，方振武的代表孟芸生携方之亲笔信到港见胡汉民。方振武与胡原先关系实属一般，但方在信中抨击南京政府“迄今非但无抗战之决心，亦且无国防之准备”，同时表现出比一般军人对胡汉民更坦诚而恭敬的态度，表示“无论为公为私，为党为国，惟我公之命是遵” [30] 胡汉民托人对方振武当面嘉许，并赠送照片。[31] 双方关系热络起来。 1933年初，冯玉祥等为抵抗日本侵略者，在张家口组建“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西南给予了坚决的支持。方振武率部从华北赴察省参加同盟军。行进途中，方振武派其弟方芷南等人南下求援。方在给胡汉民的信中报告其坚定的抗日信念，提出部队行进给养异常艰难，要求西南“设法接济，速利戎机，以达共赴国难之真义”，此外还特别提及其部队“经长时间之训练，普通均认识主义”，他“拟再涮新整理，一律加入新党之组织，以阐吾党之精义。” [32] 由此信的内容看，方已先加入了“新国民党”，且有意使其部下全部加入。这似乎是从当年冯玉祥“五原誓师”，率部集体加入国民党得到的启示。方的部队完全由他个人控制，一般军官及士兵惟命是从，没有选择政治信仰的权利，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加入“新国民党”与其说是政治信仰，不如说是执行命令。然而，一支部队集体加入的消息，在心理上与宣传上还是有相当的作用，或许这是胡汉民等人对方振武特别重视的因素之一。 方振武到达察哈尔后，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参与收复失地工作。6月，方再派姚觉五等人南下，向胡汉民“面陈一切”，并“代表三万武装同志整个加入新组织”兑现其诺言。方振武还提到党与军队结合的重要性：“北方党的基础与军力之建筑不容再为忽视。否则，不但背道而驰，且将陷党国于不利。” [33] 南京方面压制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使其处境艰难。8月，冯玉祥被迫去职后，吉鸿昌、方振武通电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继续抗日事业。方振武与胡汉民等的联系更近了一层，他于8月底给胡汉民的电报如下： ? 展公钧鉴：仁密。前承中央电示，任武为中央干部委员兼张家口执行部委员。理合立即就职，因军事倥偬，锦帆（熊克武——引者）病津未到，兹术即克日宣誓就职，实行组织本中央党员入党条例办理，党务、军事同时并进。现已就代总司令职，统率各军亲到沽源多伦一带布防，梗午与日伪军索景星、李守信等部激战抗争，战线仍固。饥军坚拼者，实以拥护先生早日出山，主持大计。如何，乞覆。职方振武叩。敬。[34]? 电报显示，方振武是在冯玉祥去职，抗日同盟军瓦解后才接受“新国民党”中央的委任，就任职务的。“饥军坚拼者，实以拥护先生早日出山，主持大计”一句，表达了对胡汉民的忠诚。9月初，方振武又向西南报告党务方面的重要进展： 中央党部钧鉴：敬电谅达在案，属部已于有日正式组织成立，除熊委员（熊克武——引者）因病留津，冯委员（冯玉祥——引者）去鲁休养外，武已负常委兼组织部责任，并派遣登记合格同志分赴西北活动，惟经费无着，进行维艰。恳请从速确定属部每月经费五千元，以利工作，俾资活动。再，属部现称“独石口张家口执行部”，名称似难固定，可否改称“西北执行部”？统希电示指遵。张家口执行部常务委员方振武叩。世。 [35] 可见“新国民党”在西北的组织已具备雏形：接受广东方面的任命，有名称，委员间有分工，开始登记党员，要求经费。胡汉民在收到方振武的电报后，立即复电： 密。津部转方叔平同志鉴：密。世电悉，执行部得同志独力撑持，至为佩慰。名目照改为“西北执行部”，经费已属按月照拨。中央。汉民。庚。 [36] 在“新国民党”的机构中，原无“执行部”一词，“西北执行部”更易使人联想到与之性质并不相同的“西南执行部”，胡汉民无暇细考辨，完全照准，显露出他拓展西北党务的急切心情。萧佛成提出，对方振武的支持不能仅限于钱款，“方处党事亦不可不顾及”，他向胡汉民推荐派法国留学生、在北方从事党务的张岱岑去方部负责。 [37] 然而，当月方振武就因军事行动失败而流亡香港，“新国民党”的“西北执行部”随之流产。 方振武抵港后，继续保持着对“新国民党”的热诚及对胡汉民的忠诚恭敬，胡也曾多次帮助方振武。 [38] 他对方振武褒奖有嘉：“方叔平数来弟处，渠甚振奋，晨夕读书，且分遣其旧部，到处为党务军事之工作，政会通过月给千元之费，乞按月照送之。” [39] 胡汉民1934年6月仍将争取北方军人的秘密工作委托给方振武负责。 总体上看，胡汉民等人拓展地方党务与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但两者并非完全一致。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基本目标是组织反蒋统一阵线，不问其他，故许多人并未参与“新国民党”的活动，甚至对其活动知之不详。争取地方实力派是一条线，“新国民党”在地方上的活动是另一条线。实际运用中，两条线分开，不能集中使用本已有限的资源，自然效率不彰。虽然阎锡山、韩复榘等许多原西北军、晋绥系的将领都加入了“新国民党，但“往来函电稿”证明，确实与“新国民党”明确有组织关系的，仅冯玉祥、方振武与孙殿英，其他人则相当暧昧。实力派人物加入“新国民党”，多是出于一时利益的选择，甚至是一种投机行为，所以他们的行为并不受党的约束，谈不上对“新国民党”理念的认同与组织忠诚。 胡汉民多次提出，西南与北方实力派合作，共同实行抗日反蒋最为理想。他在致韩复榘的信中称，“窃以为今后南北两方应各求事实方面之相互促进，过去之失在于相互观望，苟不能矫正此弊，则狡黠者乘之，必且正气销沉，共即沦亡。” [40] 但南北实力派各有打算，仍是互相观望，胡汉民希望的局面始终未出现。因此，他联络北方实力派的目的基本上未达到。 [41] 1935年下半年，胡汉民等与南京进入新一轮的接触，不久又出国养病，对“新国民党”投入的热情与时间明显减少。王养冲教授回忆，胡汉民病逝后，“新国民党”重心顿失，化于无形。 [42] 曹任远的回忆是， 1936年4月末，他带着新的电台密码从上海北返，准备迎接胡汉民等赋予的新使命，“不料未半月，而胡先生逝世，至此倒蒋团体失其重心。” [43] 胡汉民逝世后，天津“新国民党”还承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之命，为胡汉民举办大规模的治丧活动，陈中孚、曹任远、任援道等人担任治丧委员会的重要职务。[44] 此后，其成员也就各奔东西了。 “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中，除策动支持冯玉祥、方振武等进行察哈尔抗战（这也不是公开以“新国民党”名义进行的）稍有影响外，其余的联络、宣传与民运等均乏善可陈。胡汉民等多次进行调整与整顿，效果也不明显。究其原因，固然与在天津主持北方党务人员的能力、品德与失误有关，但更重要的则是，作为一个政党，“新国民党”有着许多致使的缺陷，如它的名称与政治理论含糊，只有宣传而无行动，领导机关官僚化，社会基础薄弱，内部矛盾重重，各级干部为权位、经费支配而勾心斗角，经费匮乏等等。对此，笔者拟另撰文全面探讨。 河南开封河南大学《史学月刊》， * 本文初稿曾在“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学术讨论会”（北京、2002年8月）上宣读。 刘绍韬先生对本文初稿提供了若干意见，谨此致谢。 杨天石研究员的《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中，有两篇短文涉及到“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分别是：《冯玉祥与胡汉民》、《曹任远与胡汉民的“新国民党》。北方”新国民党“成员刘人瑞的后人刘绍韬等撰有：《刘人瑞事略》（《近代史资料》总65号）及《“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 [①] 如1976年傅启学在台湾回忆当时自己与胡汉民等人的接触及参与活动的经历，称“从来没有组党的提议，甚至没有组党暗示。……仅是一个谣言”。见“有关展堂先生的两件事与一个谜”，（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蒋永敬教授受其误导，在研究中称，胡汉民“组党之事，……据以后证实，并无其事。”见《民国胡展堂先生汉民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524页。 [②] 关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基本情况，详见拙作：《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台北：《近代中国》第121期（1997年）。 [③] 笔者已发表的相关论文包括：《从档案看三十年代“新国民党”在上海的活动》（《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2期）、《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价值》（载《世纪之交的中国与美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争斗岂止于国内：1931-36年间胡汉民与两广对海外华侨的争取》（载《史学的传承》，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9月）、《“新国民党”在海外的活动：1932—1936年》（《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 [④] “秘书眼中的胡汉民——王养冲教授访谈录”，载《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3期，第49页。 [⑤] 转引自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纪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页。著者谢幼田系谢持嫡孙。 [⑥] 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 [⑦] 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 [⑧] 邹鲁致天津干部电，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22件。“往来函电稿”原件均无编号，册、件编号系笔者整理时所加。有些函电无具体时间。 [⑨] 邹鲁致天津交通处电（10月23日），“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20件。 [⑩] 述贤致胡汉民（6月16日），“往来函电稿”，第39册，第41件。 [11] 胡汉民致邹鲁函（1934年1月14日），“往来函电稿”，第7册，第21件。 [12] 邹鲁致胡汉民函，“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32件。 [13] 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 [14] 江之洲、刘绍韬：《刘人瑞事略》，《近代史资料》总65号（1987年）。 [15] 上海档案馆的档案中，有胡汉民托人“送宋哲元母礼三十七元”的记载。见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全宗号：173；目录号：1；案卷号：171—1。 [16] 刘绍韬、 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 [17] 胡汉民批注，“往来函电稿”，第22册，第52件。关于胡汉民等争取张学良的具体经过，见拙作：《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述论：1931—1936》（《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8] 邹鲁致胡汉民函（1932年4月29日），“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8件。 [19] 冯玉祥：《冯玉祥日记》（3），第62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20] 冯玉祥：《冯玉祥日记》（3），第625页。 [21] 冯玉祥：《冯玉祥日记》（3），第662页。 [22] 冯玉祥：《冯玉祥日记》（3），第666页。 [23] 转引自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纪传》，（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73页。谢幼田系谢持嫡孙。曹任远的回忆写于1986年，其中有关“新国民党”的部分有相当参考价值。 江之洲、刘绍韬：《刘人瑞事略》（未刊稿，1987年9月）中，也证实了曹任远为冯玉祥“办理了包括宣誓等重新登记手续”，及转交西南巨额援助款项，助其组织旧部抗日等事。见第21—22页。 [24] 冯记道，“见裴鸣宇、曹四勿两先生，谈大局情形及锄奸团事甚详。”（《冯玉祥日记》（3），第677页。）冯日记中关于他与各方联系的记载多闪烁其辞，此处，“锄奸团”似是指“新国民党”。 [25] 孙丹林致胡汉民函（1月8日），“往来函电稿”，第37册，第29件。 [26] 胡汉民致冯玉祥函（1933年11月11日），“往来函电稿”，第6册，第31件。 [27] 1936年1月11日，胡汉民致书冯玉祥，提及冯派熊观民等到广州与其相见事。5月，胡过世后，冯有唁电、悼诗与挽联。见《冯在南京第一年》（冯氏丛书 XI），三户社1937年5印行。 [28] 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纪传》，第373页。 [29] 受西南之命在北方运动军队的汤位东，也曾向胡汉民报告某团长官拟率部集体加入“新国民党”的情况：“现驻察省赤城沽源一带之察省张北警备队骑兵第一团，原为吉省抗日部队，其团长柳树堂，连长张洪升、严起云、左行恕、崔鸿志、高振声、傅鸣九等已由柳裕民同志介绍，加入本党，其排长、班长后均可加入，全团官兵一千七百余人，诚恳的愿为本党革命基础武力，且请求西南给以相当名义，可否，请示复。”见汤位东致胡汉民电（1934年4月2日），“往来函电稿”，第14册，第17件。 [30] 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2年5月9日），“往来函电稿”，第36册，第30件。 [31] 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3年1月20日），“往来函电稿”，第36册，第29件。 [32] 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3年4月7日），“往来函电稿”，第41册，第46件。 [33] 方振武致胡汉民函（1933年6月21日），“往来函电稿”，第38册，第33件。 [34] 方振武致胡汉民电（1934年8月28日），“往来函电稿”，第17册，第4件。 [35] 方振武致中央党部电，“往来函电稿”，第38册，第44件。 [36] 胡汉民电津部转方振武电（1933年9月8日），“往来函电稿”，第38册，第43件。 [37] 陈融致胡汉民函（11日），“往来函电稿”，第29册，第31件。 [38] 王养冲教授回忆：“方振武在举国不抵抗的时候，能孤军抗敌，胡先生很赞赏，特别重视这支抗日力量，在经济上尽力帮助。方对胡先生也很尊重。方振武军事失败后，到了香港，住在跑马地，我还受胡先生命去看过他，他也来拜访过胡先生。后来方出国，胡先生又尽其可能对随方来港的部下进行了安排。记得有人送到了广西，有人去了《三民主义月刊》编辑部。”1999年2月1日访问王养冲教授记录。 [39] 胡汉民致陈融函（6月4日），“往来函电稿”，第18册，第17件。 [40] 胡汉民致韩复榘函（1933年4月19日），“往来函电稿”，第4册，第2件。 [41] 关于西南与北方实力派的联合问题，“往来函电稿”有大量资料，笔者将另立专题研究。 [42] 1999年2月1日访问王养冲教授记录。胡汉民死于1936年5月12日。 [43] 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 [44] 刘绍韬、刘绍亮：《“新国民党”在华北》，未刊稿。 附件1: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