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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申晓云 女，1951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 210093 【内容提要】四一二前后，蒋介石为争取列强的支持，在对外政策上放弃“反帝”口号，变列强为“友邦”。面对中国大变局，英、美、日等主要列强国家在“自利”原则下，纷纷调整各自对华政策。各国在华利益和目标追求不同，对蒋的态度也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阶段性和复杂性。 【关 键 词】四一二/蒋介石/列强 【正 文】 关于四一二前后蒋介石与列强的关系，是一个曾经受到史学界关注，但今至仍未有明晰答案的问题。按以往教科书的既成结论，蒋是在列强支持下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政权的（注：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201页。）。然而这个看似明了的结论却经不起深入的发问，如蒋发动四一二政变时面临的是怎样的国际国内形势？其时英、美、日等主要列强对华政策正经历着怎样的变化？他们与蒋介石发动的这场政变究竟有无直接关联？列强对新成立的南京政权态度是否一致？再如，蒋介石通过政变建立政权后，列强对这一政权采取了何种方针？蒋的南京政权奉行的又系何种性质的外交？应做何评价？以上这一系列问题，如果答案至今仍然是含混不清的，那么已有的结论就将经不起推敲，失却可信性。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曾把自己的研究兴趣投向这一方面，并撰文对此进行探讨，如牛大勇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和沈予与牛文商榷的文章《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注：沈予文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除文中提到的两篇专论文章外，某些史料和观点还可见诸一些通论性外交专著和现代史专著的外交章节，如石源华撰《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和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2编5卷（中华书局，1996年）等。国外学者也曾在一些论著中，对这一课题有所涉及，如：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纽约，1947年；Akira Iriye,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但他们的研究多偏重于这一时期国际格局的分析和本国对华政策的解释。）。由于该课题研究范围甚广，加上第一手资料觅集不易，由他们开始的这一讨论未能继续深入。近年来笔者有幸外出访学，查阅了保存于英、美两国档案馆的有关档案，故不揣冒昧，撰就此文，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注：本文引用的主要外交史料系笔者去年接受英国学术院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资助，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P.R.O.)查阅档案资料所得。）。 一 北伐前后列强对华方针的调整及对南方阵营内部矛盾的关注 1926年，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伐如日中天的声势和中国政局的剧变，使在华列强，尤其是英、美、日等主要列强的对华方针，被迫面临着一个大的调整。关于三国这一时期的在华政策，曾有一些文章分别做过专门研究。从研究的结论看，有一点是肯定的，也是共同的，即认为在华列强此时都不再以扶持北京军阀政府、敌视南方为惟一政策，而改用其他手段来对付中国革命。但是列强主要是以任何手段来对付南方革命的？“软硬兼施，分化瓦解”是一个一直被沿用的说法。“软硬兼施”很好理解，意即列强在被迫与南方革命阵营打交道时，采取压服和软化双管齐下的手段。而对“分化瓦解”一说，则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一手段的运用其前提必须是列强已对“中国革命营垒内部的分裂情况”以及“蒋介石的面目”均已有相当认识和了解，而这一点恰恰是尚未得到有力证明的。几年前沈予文章的质疑即是据此提出的。笔者认为，沈文观点值得重视，澄清这一点对探讨四一二前后蒋介石与列强的关系至关重要。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中山舰事件时，英、美等列强对南方革命营垒矛盾和对蒋介石情况的认知程度。人所共知，蒋介石是在这一事件中始公开暴露其反共面目的。事件一发生，对广东政局最为关注的英国人曾一度为蒋“惩治左派和共党分子”、“包围罢工委员会，收缴罢工纠察队武装”的行为欢欣鼓舞。英外交大臣张伯伦甚至在国会讲话中公开宣称：“蒋介石已采取措施，镇压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注：The Times(London),Mar.26,1926,p.13.）。但此后的事态却颇令英方困惑。被英视为国民党内“温和派”领袖的胡汉民在中山舰事件后回到广东却不为蒋所容，公安局长吴铁城遭逮捕。英方曾以提供实业贷款向蒋试探，但与港府华民司司长坎普(J.H.Kemp)会谈，并建议接受英贷款的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却被蒋以“与香港英人勾结”的罪名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广东”（注：英曾认为蒋之所以仍与俄国人接近，是因为需要俄国人的钱。因此他在惩治左派时，为加强自身，“肯定会希望从香港方面，不管以何种方式得到钱款”，于是在中山舰事件后与广州国民政府谈判解决罢工问题时，乃主动表示“不答应赔偿，但可以考虑贷款以资国民政府建设”。Clementi to Amery,Apr.15,17,1926.C.0.,882/11。）。相反，苏联总顾问鲍罗廷从海参崴返粤却受到蒋介石盛大欢迎。因而在中山舰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扑朔迷离的广州政局使英人如堕迷雾之中。加上英国此时已被广州和香港工人的罢工搞得焦头烂额，对解决罢工、维护英在华南利益的企盼远远超出了对广东革命政权内部矛盾的关切。因此，事件过后，由之引起的兴奋迅速冷却，英外交部也承认：“广州形势仍很混沌，不像我们最近估计的那么乐观。”3个月之后，英在华南和港府的官员就广东内部情况向外交部报告说，“蒋介石在广东的影响扩大”，但不过是在“玩弄两面手法”，他“一方面从俄国人那里得到军队、装备和钱”，但同时“却像孙传芳在长江下游发展势力一样，正以同样的手段在广东努力使自己成为南方的独裁者”。他们对中山舰事件似乎得出了这样的判断，即：“蒋介石将军打算当广州的铁腕人物”，其他则不甚了了。因此报告也遗憾地说，“蒋的真正意图何在，只好留待将来去看了”（注："Internal Situation at Canton",June 13,June 24,1926,《英国外交档案》,FO.371/11627。）英国对广东局势的懵懂，其原因不难理解。自五卅和沙基惨案后，英帝国主义一直被广东国民政府列为头号敌人，蒋既然此时还需要革命的包装，为避免被指责为“与英帝国主义勾结”，不仅不可能与英方有什么接触，而且还要做了激烈反英的姿态。蒋的这一表演不要说英人看不透，就是革命阵营内部又有多少人是清醒的呢？ 美国人对事件的发生也予以了特别的关注，事件后第四天，美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Douglas Jenkins)就在给美驻华公使马慕瑞的报告中兴奋地谈道：“蒋不要俄国顾问了”，他还估计说：“政府里稳健派看来支持蒋，似乎可望采取比较保守的政策。”（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26,Vol.I,p.701。）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詹金斯再次向国务院和马慕瑞详细报告会议内幕和《整理党务案》全文。他指出：“蒋中正将军似已完全控制了局势”，“蒋将军终于表明了他的立场”，“如果国民党切实贯彻蒋将军议决案中的条款，两党便简直不可能共事”。数日后，他又报告说：“可以相信，蒋将军和政府内温和派很乐于不仅从党和政府内，而且从广东省驱逐共产党和俄国人。不过，他们无法随心所欲采取这种严厉行动，因为俄国人正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这是他们非常需要的。”于是他建议说：只要英国或美国提供“多少慷慨一点的财政和军火援助，政府内的温和分子们就会高高兴兴地抛弃俄国人和共产派，采取更友好的对外政策。”（注：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RDS,NA,M.No.329,893.00/7473。）然而，事变后广州的局势并没有按美国人所期望的那样发展，不仅被美国人视做“稳健派”（或曰“温和派”）的领袖人物相继被逐，华南还出现了多起直接冲击和占据美国教会机构的事件，这使美国人对广州局势十分担心。马慕瑞向国务卿提议，授权他派参赞梅耶去广州，弄清形势，为国务院应付华南问题“提出更有把握而且明智的建议提供基础”（注《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RDS,NA,M.No.329,893.00/7403,893.00/7407。）。梅耶6月初到广州，此时北伐出师在即，表面看国共两党高举“反帝、反军阀”旗帜，戮力同心推进北伐。在这一形势下，梅耶感到与蒋介石单独晤面“未必适宜”，乃转而同国民政府要员广泛接触。接触的结果是认为美国若继续同有名无实的北京政权保持关系将损害美国在华南的权益，于是向华盛顿提议：“政府今后应考虑对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两者关系的性质做某些改变”（注：《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RDS,NA,M.No.329,893.00/771;FRUS,1926,Vol.I,p.712。）。显然，其时美国对南方局势的关注，更多地是考虑如何调整与中国南北政府的关系，而对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利用，则认为带有“玩火”的性质，为时尚早，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美国是不可能将其外交对策建立在某些猜想之上的。 除英、美外，此时作为在华主要列强之一的日本正专力于东三省的整顿和在华北以及长江流域的扩张，在华南则派人常驻广州，窥探情报（注：〔日〕佐佐木到一：《南方革命势力的真相与批判》，极东新信社，1927年。）。因此可以说，在北伐开始前，英、美、日三国对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左右两派的裂痕均已有所了解，也都注意到了蒋介石集团的崛起极其代表的“温和派”立场，但掌握程度有别，认识也不一，尤其在需要决策时，必有一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过程，如果不加区分地把所有列强对付南方革命的手段从一开始就说成是“分化瓦解”，是不准确的，至少在北伐开始时还不是这样。 北伐开始后，列强在两湖首当其冲的是英国。面对汹涌的革命潮流，为摆脱被中国人视为“头号帝国主义”的不利地位，英在北伐开始后不久即决定迅速调整对华政策，把“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放在第一位，并以中国问题专家蓝普森替换钟情于北方军阀的原驻华公使麻克瑞（注："British Representation in China",July 15,1926,《英国外交档案》，FO,371/11690。）。为试探有无可能与国民政府达成“友好谅解”，蓝普森在去北京赴任之前，先往汉口拜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陈就承认国民政府和更改不平等条约问题交换了意见（注："Attitude ofH.M.G.towards Cantonese",Dec.3,1926,《英国外交档案》，FO,371/11662。）。英国如此变以往不可一世的骄横为“怀柔与忍耐”，其目的用英外交副大臣韦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的话说就是：“我们应做之事就是用同情来俘虏革命运动，努力将其引上正路”，（注：1926年初，英外交部曾就中国革命的对策问题组织讨论，驻华使领馆官员、海陆军指挥官、港英当局纷纷献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国际封锁、援助北方军阀、向苏俄施加压力、怀柔等五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论证结果认为：前两种方案后患无穷，适得其反，也难以取得其他列强的支持；第三种方案的困难在于找不到英国中意的铁腕人物；第四种方案不会有什么成效；只有最后一招怀柔似乎可行，并富有“建设性”。W.R.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Clarendor Press,Oxford,1971,pp.129-130,转引自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2编5卷，265页。）。而这时已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在英人眼中，是交涉的对手，又是软化的重点对象。对因迁都之争而引起的对立，英方因情报来源有限，且内容县殊很大，在所见到的这一时期英驻华外交官的报告中，似乎仍倾向于把蒋视做一个大权在握的“野心家”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之所以与俄国人不和只是因为他“不能忍受布尔什维克的控制”。因此对蒋并不特别信任（注：《英国外交文件》，FO,405,V01.252,pp.459,446-447,302。）。以后汉口、九江事件发生，英担心进一步激化矛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于是允诺中国收回汉口、九江租界，并于1927年1月底分别向中国南北政府提交了表示同意对治外法权、租税、租界管理等条约权利，进行7点具体修改的备忘录（注：《英国外交文件》，FO,405,Vol.252,pp.311-313,398-400,113-115。）。当然，对英国有着重大利益的上海租界，英则积极策划列强合作，准备武力保卫。3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即将进入上海，蒋介石酝酿已久的“清党”也在积极进行中。因急欲知道列强对他即将在上海的行动可能会采取的态度，蒋介石通过外国记者诺曼和曾为他服务的外国人柯亨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透露了即将同共产党决裂的信息，并探询“列强能否给蒋以某种支持的保证”（注：《英国外交文件》，FO,405,Vol.252,pp.311-313,398-400,113-115。）。但这份情报4月30日才被送达唐宁街，已不再具有价值。 与英国一样，美国在北伐开始后不久也迅速调整了对华政策，其特征同样是“软硬兼施”，即一面对中国革命做出“同情”姿态，1927年1月发表《凯洛格声明》，宣布美国新的对华政策；一面出动炮舰，摆出不惜以武力“保护在华美国侨民生命财产”的架势。对革命阵营中出现的裂痕，美国也予以了更多的关注。1926年8月蒋介石长沙讲话后，美国一家很有影响的杂志就刊出了一篇以《中国新危机》为题的文章，详细报道了美《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消息，内称：“有很多证据可以证实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并不像他所表面伪装的那样是一个‘赤色’人物，更有很多理由可以去相信他不仅不会再与‘赤俄’结盟，而且也不再会受制于莫斯科和其他任何势力”。这位记者注意到：“蒋的权力在继续增长”，“尽管现在他正受到国民党内激进派的反对”，但“他能有效控制政府内部和军队的组织”，在不久的将来，蒋会向列强宣布其“事实上中国统治者的身份”（注：The Literary Digest for October 30,1926,美国胡佛档案馆馆藏档案。）。为了对蒋介石的真面目有更多的了解，美国政府甚至派人查阅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关于蒋介石的犯罪记录（注：《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RDS,NA,M.No.329,893.00/8005。）。然而，由于中国政局的扑朔迷离，与伦敦一样，华盛顿这时对蒋的“真实面目”仍不摸底，对其实力如何以及能否代表美国利益也有怀疑。因此对革命营垒内的矛盾能否加以利用仅持“静观”态度。1927年1月，蒋为急于与列强拉上关系，让他的浙江同乡王正廷在上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思进行接触。王把南方营垒当前的分裂和蒋介石的态度向美国人露了底，他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党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温和派”殷切希望汉口事件不在上海重演（注：《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RDS,NA,M.No.329,893.%8312。）。得知这一信息，美国人当然甚为高兴，但在对蒋这一做法的意图未彻底明了前，美国在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联络时，仍抱着极为谨慎的态度，并不急于与蒋打交道。3月中旬，蒋介石政变在即，在广州的诺曼、柯亨也同样向美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透露了蒋即将同共产党分裂的详细情报，并直截了当建议说“列强若想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现在就应与蒋将军建立明确的联系”（注：《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RDS,NA,M.No.329,893.00/8502,893.00/8420,893.00/8406。）。詹金斯迅速向华盛顿做了报告，但对柯亨的建议，他的评论是虽“不无趣味”，却“不能当做安全可靠而被接受”，因此这一情报也未引起美决策部门的足够重视。其实，美国这时的想法还是其一贯的“等待尘埃落定”，如高思所说：“相信随着国民党军到达上海，对国民党左右两派的真正考验也将来临。”（注：《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RDS,NA,M.No.329,893.00/8502,893.00/8420,893.00/8406。） 从上述英、美两国在北伐高潮时对南方革命所取对策来看，可以说“软化”是其主要特征，“分化”则是意图有之，但并未实施或未及实施，因此蒋与英、美的勾结当然也谈不上。与英、美不同，日本在拟定对付南方革命时，则是一开始就倾心于“分化瓦解”之策的。北伐军进至长江流域时，日军方曾主张公开干涉，但外相币原则相信，激进的国民党内会有愿意和日本合作、接受日本新秩序概念的人。9月5日他对长江沿岸各日本领事馆下了十分明确的训令，内称：“随着北伐军的推进，中国局势正在发展。我方必须遵守不偏向中国一党一派的既定方针，在此关头保持更冷静的态度，注意政局的变化，适当于各地方实力派人物保持接触。”（注：《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2卷，《日本外务省档案》，JFMA,SP.166。）而此时蒋介石公开和私下多次表示出来的对“共产党”和“俄国人”的“厌恶”，使其很快成了日本人关注的目标。从1926年冬起至次年二三月间，在南昌蒋的司令部和九江等地，日本政客、军官、浪人纷至沓来，政府要员中赴南昌与蒋直接晤面的就有币原的心腹佐分利贞男、财部彪海相的使者小室敬二郎、宇垣陆相的代表铃木贞一和政友会代表山本条太郎、松冈洋右等。其间，南下助蒋的黄郛和蒋的总参议张群起了积极的穿针引线作用（注：黄郛和币原在华盛顿会议上相识，在北京关税会议期间，黄又与币原的心腹佐分利贞男过从甚密，当佐分利奉币原之命，于1926年底到长江流域考察时，黄郛充当了他同蒋介石联系的中间人。日宇垣陆相的代表铃木贞一也是在武汉通过黄郛介绍，由张群安排到九江去见蒋的。见《亦云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蒋在与日本要人的会晤中明确表示：他同武汉派“尖锐对立”，“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我们没有想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也不打算马上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并表示：“日本如果能尊重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携手。”（注：〔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343页；〔美〕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摸索远东新秩序》（英文版），120页，转引自沈予前揭文；〔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土肥原贤二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196页。）为了让日本“了解革命军的真相”，取得日本的信任，1927年2月戴季陶受蒋之托秘密赴日活动，并专门拜访了日本外务次官出渊胜次（注《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2卷，《日本外务省档案》，JFMA,SP.166。）。由于掌握了蒋之政治面目和革命营垒内部裂痕的第一手情报，日本外相币原在革命军北伐气势正盛时，就已断定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革命实行分化谋略比出兵更为适宜，并把分化南方革命阵营谋略的重点放在“怂蒋反共”上。蒋也一再信誓旦旦地向日方保证：“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请放心！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们等着瞧吧！”（注：《土肥原贤二秘录》，9页。）当然，因担心过早暴露蒋与日勾结的意图，黄郛请佐分利转告币原：“蒋还不能公开完全按列强要求去做，共产党派正在极力诋毁他的威信。”币原也同意：“确认蒋是温和派领袖，不要让蒋为难，否则会给武汉方面制造机会。”（注：矢田致币原，1927年3月29日；币原致矢田，1927年3月31日，JFMA,PVM.27。）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四一二前蒋与日本的关系所到达的程度，如果把这说成是“勾结”也并无不妥。 二 宁案时蒋介石的正式亮相与四一二后列强的反应 1927年3月24日，宁案发生时，蒋介石正处在四一二前夕的关键时刻，在即将采取的“清共排俄”行动中，蒋迫切需要取得列强的认可。故宁案次日，蒋赶抵南京，声称宁案系“共产党徒煽动一部分军队及地方流氓所为”，下令立即由最高军部派兵分赴弹压。同时召见第六军军长程潜，令其在处理南京事件时，“对于无论中国军队或流氓损害外侨生命财产，均赖负责查明其确实情形，予外侨以满意之解决，违者严惩。”（注：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2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印行，417页。）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当天即与公共租界取得联系，发表了“将与外国警察和军事力量合作去维持秩序和镇压流氓无赖的暴行”的声明。31日，蒋又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明确告示列强：“国民政府所定政策为不用武力和任何群众暴动以变租界之地位。凡愿意平等待我之国家，即为吾人之友，纵使从前曾压迫中国，吾人也愿与之合作，与之联合”（注：《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尽管蒋介石一再表态，但在英、美等国看来，在“南京出现的抢劫和伤亡”中，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显然“要比武汉外长负有更大的责任”，因此列强在对所谓“南京暴行”要协调步骤、准备采取共同行动时，一开始便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施压对象，通过其驻沪总领事照会蒋介石，要求“惩凶、赔偿、保障”，并要蒋立即做出“书面道歉”，英使蓝普森还提议加上时限，使照会具有最后通牒性质。 由于日本对蒋之面目已有相当了解，宁案的发生实际给了币原一个促蒋早日下手反共的契机，因此在英、美准备发出抗议照会时，币原外相亲自出马游说。他约见英、美驻日大使，指出：“南京暴行”是过激分子煽动的，“目的在于摧毁蒋介石”，“蒋介石强烈反对这些加在外国人身上的暴行，并将竭力把它们压下去，把秩序维持起来”，而目前任何强国“采取强硬手段，将有助于蒋介石的敌人”（注：FRUS,1927,Vol.Ⅱ，PP.164-165.）。币原并通知英、美说，蒋介石愿意“维持秩序”和“镇压暴行”，日本政府认为他能够做到，列强应给他以依赖。因此日本反对武力制裁，并将不参加“最后通牒”（注：〔日〕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原书房，1975年，110、112页。）。与此同时，币原也向日驻华公使矢田发出新的训令，要其全文转知蒋介石，训令称：日本政府认为蒋介石对于管束共产党的跋扈缺乏决心，害怕压力。目前列强已对国民军前途绝望，难免采取共同自卫的手段，作为蒋介石目前是赢得内外信赖，在平定时局上取得成功，还是被内部阴谋所挟制而终于丧失时机？决定命运的关键在于他本人的决心。日本同情中国纯粹的国民政府，但如以“国民运动”为借口，猖獗排外，将危害东方和平与中日关系的前途等（注：币原致矢田，1927年3月31日，JEMA,PVM.27。）。当晚，矢田邀请蒋介石的代表黄郛至住所，将训令一一传达，黄即向矢田表示：蒋本人诚意无可怀疑，“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现正召集将领仔细研讨中，一俟准备就绪，将立即断然采取行动，其时间在四五天之内”（注：矢田致币原，1927年4月2、3日,JFMA,PVM.27。）。 由于探得了蒋的底细，美国首先表示支持日本。4月20日美国务卿凯洛格给驻华公使马慕瑞发出一份经总统修改过的训令，声称“本政府不希望照会确定时限而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美国对于实施何种制裁，将保留意见”（注：FRUS,1927,Vol.Ⅱ,pp.175-177。）。美远东司司长詹森警告主张“强硬”的美驻华外交、军事官员，不得与列强同事讨论制裁问题，而应以“谅解的心情”，对中国国内斗争的结局持“等着瞧”的态度（注：FRUS,1927,Vol.Ⅱ,pp.181-183。）。而曾企图拉住美国实施制裁的英国在日、美相继做出这一姿态后，态度也随之改变，表示：“完全欣赏日本政府看法的说服力，有理由认为蒋正努力组织稳健分子核心，反对国民政府的过激派”，“目前如果对他过分羞辱，这对列强利益是背道而驰的”（注：《英国政府文件》，F3807/1530/10附件。）。9日，日、美、英、意、法公使达成协议，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主要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显然这是指的“共产党徒”和苏俄。11日，抗议照会递交武汉外长陈友仁，副本送蒋介石，这表明：宁案发生后，日本币原对中国革命所取的“分化”方针，开始被其他列强所接受，并逐步成为列强的共同立场。 在列强照会到达的次日，将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18日在南京建立政权。蒋用血腥镇压“共产分子”的分裂行动，向列强做了一个公开的政治亮相。当上海等地“清党”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凯洛格愉快地发现，“蒋介石显然是温和派的领袖”（注：《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RDS,NA,M.No.329,893.00/8802。）。于是，南京政权成立一星期后，美国总统柯立芝在华盛顿宣布：美国在华目标是帮助和鼓励一切谋求“统一”和“建立共和制政府”的“合法愿望”，美国深信“动乱终将平息，某种形式的政权终将出现，该政权无疑准备对我们所遭遇的错待予以适当解决”（FRUS,1927,Vol.Ⅱ,pp.205.）。英国首相张伯伦5月9日也在国会演讲说：“国民政府现在于南京组织起来了，对于其统治权限和所持政策，虽无法于一时之间加以评论，但可以断定的是，诸列强对之态度改趋缓和大部是基于这样一种希望，即新成立的政权在其统辖境内必能行使有节制之职权。”（注：《英国外交文件》，FO.405,Vol.253,pp.218-219。）显然，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并建立政权后，美、英两国均予以公开鼓励，但在蒋介石尚未显示其足够实力，新政权也未能在维护列强，尤其是英、美在华利益上有充分表现时，英、美的态度是有很大保留的。正如英公使蓝普森在4月27日给国内的报告中所说：“蒋介石也许能表明自己可以在所有的方面都按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做。但我的感觉是，现在我们不必急于得出任何结论，我们判断一个人主要是看他的行动而不是其他。”（注：《英国外交档案》，FO,371/12505。英国政府嗣后在给蓝普森的电文中曾就如何对待南京新政权指示两点：一取决于该政权事实上在中国行使权力的范围，二取决于该政权本身满足外国列强愿望的程度。FO,371/13169。）美公使马慕瑞也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强调：南京政权“只有在完全承担起责任后，才能指望它所期盼的国际地位。”（注：Macmurray to Kellogg,July 22,1927,FRUS,1927,Vol.II,P.226.）因此，英、美尽管在四一二后，在蒋与武汉的对立中，采取了打击武汉，支持南京的方针，但对于这一在南京新成立的政权，列强需要时间去探摸它的底细，考验它的稳定性，于是宁案能否得到满意解决，便成了列强考察蒋及其政权有无“实力”和“诚意”的关键。 英、美的拭目以待，颇使政变后立足未稳的蒋感到棘手。由于国民革命是在“打倒军阀和列强”的旗帜下进行的，蒋虽已宣布“清共”，也竭力在列强面前表现出“与武汉人物迥不相同的作风”，但在民众面前却仍须保持“革命”的形象，尤其在宁、汉对立后，蒋更需要用这块牌子来与因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而声势日隆的武汉政权相抗衡，并赢得国民党内相当部分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这也就意味着南京政府在就宁案与有关国家达成谅解时，对列强不能做太多的让步，而从争取列强的信任和对其政权的支持来讲，在解决宁案时，进一步迎合列强的要求又是所必须的。于是蒋采取了两面手法，公开的，南京政府在就宁案与英、美交涉时，虽同意“惩凶、道歉、赔款”，但同时提出：英、美也应对炮舰击南京城，造成中国军民伤亡事件道歉、赔偿，并在交予列强的《宁案讨论基础草案》中，写上了“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主权之原则，修改现行不平等条约”的条款。私下里却派外交部长伍朝枢去沪，就此案的解决探寻英、美等国的旨意。伍告知美方：南京政府的为难之处在于“既要顺应中国民意，又要满足列强要求”，希望在此点上得到列强的谅解（注：FRUS,1927,VOl.Ⅱ,PP.118-119,221.）。然而，对于这样的表白，英、美显然都是不满意的。而蒋介石原本指望能给他一定支持的日本，这时也因国内币原被田中取代而发生了变化。币原之所以下台，其原因之一即被指责对“中国革命者”“过于迁就”，“忽略”了日本在华权益。而田中一上台，即改币原外交对华“缓进”政策为积极干预方针，对中国南北政府均摆出咄咄逼人的姿态，6月悍然出兵山东，因此在宁案问题上，蒋介石想再通过日本向英、美“疏通”是绝无可能的。 除了来自列强的压力外，更让蒋头痛的是来自国民党内的派争和牵制。蒋虽然通过四一二建立了政权，但内部并不统一，与他联手发动四一二政变的广西军人，正活跃于各派之间，并明显表现出对蒋地位的挑战。而他们的活动显然得到政权内相当一部分人士的支持，这部分人士在对外关系上，虽不赞成“武汉派”的激烈行为，但对“收回国权”却表现得相当积极，7月20日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声明即有此背景（注：这部分人主要指当时南京政权中的胡汉民派，他们在如何与列强建立新关系问题上，反对走日本路线，而主张靠拢英、美，对“不平等条约”则主张用谈判手段而不是激烈革命手段加以废除。）。而蒋在不能随心所欲控制整个局势的情况下，若在与列强交往中一味妥协，无疑将在内部派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不仅如此，此时的蒋还面临来自北方张作霖、孙传芳大军的压力和汉方东征的威逼，如何摆脱这些不利因素，使内外交困的蒋介石颇费思量。而蒋的困境和南京政权内的派争情况也同样为密切关注南方政局的列强所洞悉，这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列强对蒋态度的保留。因此，蒋的反共政变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列强的欢心，但在中国国内局势尚不明朗，南京政权地位未定，宁案未有了结之前，列强对蒋的热情均十分有限，这在事实上使这个“反共绝俄”后名义上并未放弃国民革命目标的蒋政权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加上该政权内部日益激化的矛盾，在新政权中地位并不稳固的蒋介石，在历经一场与武汉方面和内部桂系的激烈较量后，被迫于8月13日宣告下野，宁案谈判也被搁置。 三 蒋介石尝试走东京路线和重新上台后“亲睦外交”的推出 1927年8月，也即南京政权成立尚不满4个月，蒋介石就下台了。蒋的下台固然主要出于内部派争的压力，但外交上的窘况也是一重要原因。因此蒋在下台后，以退为进，策划东山再起时，争取列强的支持也是其急欲达到的目的。蒋把他的第一目标选在了东京。 蒋欲走东京路线原因是很明显的，这首先是因为日本在宁案和四一二时曾给他以支持。尽管四一二后田中取代币原，并在上台后采取不同于币原的政策，但对武汉、南京两个政权的态度相当明确，并多次公开表示对蒋本人的好感，田中还让人转告蒋介石：他“同情蒋在中国建立新秩序的努力”。在他5月20日给芳泽公使和日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的电文中，明白指示：“假如蒋和他的派系能继续镇压共产分子，并保证他们自己内部统一的话，日本政府将给他们以道义的支持，并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注：田中致芳泽，1927年5月20日，JFMA,PVM.41。）是月上旬，满铁株式会总裁山本条太郎田芳泽陪同访问南京，并与蒋介石长谈5个小时。8月9日、10日，芳泽再次亲抵南京访问，蒋称他为“我亲爱的朋友”。尽管蒋的突然下野使日本很感意外，但田中认为蒋的下野是暂时的，不久就会东山再起。与日本对蒋的明确支持不同，自南京政权建立后，英、美对蒋并未示以特别的好感。英国因为在华南的重要商贸利益，似乎对南京政权中的两广实力派更感兴趣，对日本与蒋的接触则抱有戒心，认为是在“耍诡”（注："Events in China",Lampsen to Wallesley,May 16,1927,《英国外交档案》，FO,371/12505。）。美国在与南京方面打交道时多半通过南京政府外长伍朝枢进行。然而，伍朝枢不属于蒋系而属于胡派，手下所用的朱兆梓、唐悦良等又多为亲桂人士，就在蒋去职前几日，“纽约出身的中国人”李绵伦和余日章被伍朝枢派往美国，任务是“寻求美国的承认”，伍并有亲自与财政部长古应芬一起赴华盛顿请求经济援助的安排（注：The Far East,p.989;Current History,p.832,August 1927,美国胡佛档案馆馆藏档案。）。而这时蒋已下台，伍却在被蒋视若“眼中钉”的中央特委会南北奔走，如此在外交上谋与华盛顿亲近，在蒋眼中决不是好征兆。既然蒋与英、美的联系要逊于他的对手，而蒋身边的亲信人物张群、戴季陶、黄郛等，又都为东京路线的积极主张者，因此蒋把争取支持的希望首先放在日本也是顺理成章的。9月底，蒋携张群同赴东瀛，开始了他的日本之行。 然而，蒋此次日本之行是否能如愿以偿呢？我们需要对田中上台后，日本在华新图谋先做些透视。前面已述，田中上台后采取了不同于币原的对华政策，而这新政策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以保护日本在华、尤其是在华北以及满蒙的特权。1927年6月，日本以“保护日人生命财产”为名悍然出兵山东，即为向中国南北政权显示武力干涉的决心。北伐以后，中国南北形成对立局面，这在田中看来既是坏事，又是好事。是坏事乃是因为日本担心战事倘进一步发展，混乱将延至华北、东北，这无疑将造成日本在华经济利益的重大损失。而一旦北京的奉系政权在战争中垮台，日本在华多年经营的成果有可能付诸东流，这更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好事是目前中国南北对垒的动荡局势，也给日本造成了可供利用的新机会，如果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革命军不再北进，中国今后就将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北方张作霖在面临南方威胁的情况下，会更容易受日操纵，而这时南方政府的权柄倘也能为亲日的实权派所掌握，日本在华利益将有一个大的扩充。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在南京政权建立后，田中认为可行的做法就是设法让蒋与张作霖达成妥协，这个阴谋在蒋在位时就已开始了。1927年5月，蒋派密使到东京与日方会谈，要求日本政府的帮助。田中义一安排蒋的密使在日本会见张作霖的使者，双方同意在某种条件下达成协议，在各自营垒中消灭共产党势力（注：FRUS,1927,Vol.Ⅱ,PP.225,226,236,233.）。这一秘密接触，完全是按田中内阁的意图进行的。很清楚，日本鼓励国民党内温和派是为了实现日本的战略目标。为此，在田中给芳泽的电文中，除了强调“帮助蒋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要求利用日本的影响，在南京对武汉用兵时，“不允张作霖进行干涉”，还明确指示：“如果蒋、张之间能达成妥协，日本将予以鼓励”（注：田中致芳泽，1927年5月20日，JFMA,PVM.41。）。很清楚，在田中看来，如果蒋的权位能得到巩固，与北方张作霖妥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蒋的突然下野，使日的企图难以实现。当然田中并没有放弃它，而是准备在蒋访日时，说服他接受日本的提议。说到底，日本可以答应给蒋以支持，但不希望蒋在上台后搞统一，哪怕蒋是亲日的（注：6月2日田中给吉田和芳泽拍了一封长电，详细论述了中国今后可能出现的变局和日本的应对策略。田中对张作霖与国民军交战可能出现的后果做了三种推测：1.如果张失败下台，在天津或到日本避难，满洲落到有新思想的人手中，就有可能与南方妥协，日本在此情况下会面临什么问题；2.如张作霖部队平安退回东三省，就可能在满洲边界与南方军队交战。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避免这种混乱；3.张在与南方交战时，倘内部发生反叛，满洲将落入反叛军手中，那时日本将怎么办？一星期后，吉田和芳泽回电，认为“现在对田中的设想还不能有肯定的回答，现在对日本来讲，张作霖仍是最好的选择。若是张作霖失败退回东三省，日本应向南京军队施加压力，不要再攻击他。”田中给吉田电，1927年6月2日；吉田给田中电，1927年6月8、9日，JFMA,PVM.41。）。 然而，要蒋介石与张作霖达成妥协只是田中的如意算盘，对蒋来说，日本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得到日本在他日后复出时，对他统一中国的支持或至少在他“继续北伐”时能保持中立。这样的愿望与田中的意图近乎南辕北辙。因此在蒋访日期间谒见田中时，田中要蒋“不必急于北伐而专心于南方统一”。而蒋却竭力想让田中理解他一旦复出不得不谋“统一”的处境和愿望。他甚至告诉田中，他之所以需要“统一”，是“为了避免内部军队分裂”。为打消田中对由他统一中国的疑虑，蒋还一再向田中表示：将“尊重日本在东三省的权益”。然而，蒋欲说服田中的希图完全落空，在蒋与田中两小时的会晤中，虽然田中表示在国民革命阵营中只支持蒋，但对蒋访日目的并不理睬。蒋也看出田中毫无诚意，“只是以往日军阀官僚相视，一意敷衍笼络”（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6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4-1978年，230页。）。与田中会谈后，蒋已预感到与日合作前景渺茫，此行结果“可于此决其失败”（注：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1980年，20-33页。）。 本来，蒋曾打算访日后去美、英等国，但由于国内局势变化，担心错过复出时机，乃于11月10日匆匆返国，并于1928年1月在南京正式复职。由于日本之行的失败，蒋更急欲开辟新的外交途径，在复职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蒋急切呼吁“急迅改定”外交方针，称“我们既然要对俄国绝交，便必须与各国一致来反对第三国际。”（注：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410页。）然而，如前已述，要打开外交困境，蒋除了“绝俄”外，还须在“保护列强的在华权益”上显示自己的能力和“诚意”。于是，宁案善后因关系蒋是否能获得列强的信任而尤具重要性。因此，蒋一上台，就立即以黄郛替换伍朝枢出任外交部长。伍去职的原因除内部派系之争外，其在处理南京事件上的态度也被蒋系人士攻击为“立场太过强硬，因而造成僵局，使得南京政府在当时错过了获得外国承认的先机。”（注：《东方杂志》31卷3号，31-35页。） 1928年2月21日，新上任的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发表了“以亲睦为主”的对外宣言，并立即着手全权办理宁案（注：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412-413页。）。二三月间，英使、美公使先后抵沪。关于宁案的谈判，首先在中美间进行。由于南京方面急于了结此案以交好列强，结局可想而知。在4月4日南京、华盛顿同时发表的《宁案中美协定》中，美方满意地接受了中方的“深深道歉”和愿意对“事件中美方人员及财产损失负全部责任”的巨额赔偿，甚至美舰对南京的炮击也被说成是“思想所及之别无选择的正当防卫”（注：《国闻周报》5卷，13期。）。难怪事件解决后，美国报刊一片欢呼之声，《纽约时报》连发数篇文章，对是案了结“南京方面一无所获”甚感兴奋，直称为：“美国外交在中国的一项全面胜利”（注："American Diplomacy Wins a Triumph in China",New York Times,April 13,1928;"Macmurray Hailed for Nanking Victory",New York Times,April 4,1928.）。于是乎，黄郛上台后秉承蒋意推出的“亲睦”外交，首先在取得美国“谅解”上见了成效。尽管如此，蒋仍未放弃争取日本对他统一中国的支持，以黄郛为外长，又派与日有深厚关系的殷汝耕为驻日代表，即为蒋重视“与日亲善”的表示（注：蒋之所以这时对日本仍存有幻想，还基于一种侥幸心理，即认为日本人对北方实力派军人冯玉祥“素猜疑”，必不愿让这位北方将领实际取得华北的控制权，更不愿冯等先他“入主北京”，对他沿津浦线领兵北上会取比较温和、克制态度。）。当然，此时蒋因日本之行并未能取得田中的同情，考虑“二次北伐”时日本会有所干涉，1月再派张群赴日磋商，冀“通过公私两方面的努力，希望能让日本理解中国革命军的立场”（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6册，230页。）。张群再度访日的结果，是在东京与日本达成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即“革命军不要追击北军至长城外，同时保证张作霖从北京撤回关内”（注：Foreign Ministry Memo,April 1928,JFMA,S>1.6 1.5.31.）。日方还将相类的内容写进一份备忘录，也即日本给南、北双方的《觉书》，内称：“战事如进展至京、津，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时，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地方治安将不得已而取适当并且有效之措施。”（注：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1册，395、396页。）《觉书》发出之时，“济案”已发生。张作霖对《觉书》表示拒绝，并于5月25日向日本发出抗议照会，称：“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注：《北京政府外交部致日驻华公使照会》，1928年5月25日，载《国闻周报》5卷20期。）。又于同日以政府名义发表《对外宣言》，严厉指责日本违反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关于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暨领土与行政原则的行径（注：《北京政府对外宣言》，载《国闻周报》5卷20期。）。而南京政府一方，却迟至29日方向日本发了一个口气近于乞怜的照会，内称：日方备忘录“易涉中国之内政，且与国际公法上列国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之原则显相违背，国民政府万难承认”（注：《外交部公报》1卷2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与此同时，黄郛又通过上海交涉员向矢田领事口头请求：“深望贵国政府万不可有侵犯我国主权之行动，以维两国固有之邦交。”（注：《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6年，356、357页。） 日本出兵强行阻挠北伐，终于粉碎了蒋介石对日本的最后一点幻想，黄郛和他的“亲睦外交”也因其在与列强交涉中一味屈辱逢迎而声名狼藉，不仅引起民众愤慨，在国民党内也遭到严厉谴责。蒋不得不以有美国教育背景的王正廷换下了“亲日”的黄郛，口号也由“亲睦外交”改称“革命外交”。黄郛背负着骂名下台了，尽管他甘愿为蒋介石忍辱负重（注：关于黄蒋非同寻常之关系，参见《亦云回忆》。），但内心似也不平衡。若干年后，黄遗孀沈亦云在回忆录中，颇有抱屈意味地写道：黄郛出任外长，“面临的是与前不同，甚至相反的任务”，即“骤然间从‘打倒列强’口号转到依照国际公法要国际乐成国民革命军之北伐，统一中国”。黄受命于蒋，“充此转寰之任”，即“从英雄外交回到常人外交，从打倒列强回到条约束缚”，虽然知道“这些条约实是不平等的”，但为了“要脱离一个更凶的赤色帝国主义”，并“改正国际国内视听”，不得不从“高唱打倒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转向与“老帝国主义者谋缓和”，为“政府开一睦邻之路”（注：《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北史料研究中心印行，403、404页。）。这里，黄的遗孀是在为黄郛辩白，却也真切地道出了当时蒋介石与列强关系的底蕴。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