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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正秋（1961—），女，吉林梅河口人，北京物资学院社科部讲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北京物资学院 社会科学部，北京 101149 【内容提要】1929—1931年，蒋张在东北地区建立国民党组织问题上的争斗，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双方的争斗是在统一与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团和地方集团在政治权力上的分配与争夺。其影响是相互的和多方面的。 【英文摘要】From 1929 to 1931, The fighting of founding kuomintang'sorgnization in Northeast Area between Jiangjieshi andZhangxueliang was an especial aspect of the govemmental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Power and the Local Power.The fight between them was actually for distribution andcontes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nside ruling class under thecondition of union and cooperation.Its influnence was mutualand excessive. 【关 键 词】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张学良/蒋介石 the Northeast Area/ the organization of Kuomintang/ZhangXueliang/Jiang Jieshi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 —0214（2000）03—0063—04 南京国民政府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东北易职仅从原则上确立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执政地位。蒋介石当然不能满足于此，而是要尽快在东北建立健全蒋记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借此加强对东北的渗透、控制。张学良则要在南京政府统一之名下，尽可能保持东北的独立性。双方围绕着什么时间建党和如何建党、由谁来建党等问题展开明争暗斗。对此，史学界未有论及，本文试对此作一粗浅评述，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教正。 一 在东北迅速建立国民党的各级组织，可谓蒋介石集团对东北渗透、控制堂而皇之的手段。早在东北易职谈判时，双方已初步达成协议。当时，张学良以“奉方人民未经训练”为由，提出“暂缓党部组织，先派员赴南见习，再行举办”（注：（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1），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第215页。）。蒋介石“毫无犹疑， 完全准办”（注：《国闻周报》第五卷，第29期。）。然而，蒋介石的承诺经不住时间的考验，青天白日旗在东北各地刚刚升起，蒋介石就迫不急待地开始了在东北各地建立国民党组织的活动。一方面以考察、指导、协办、帮办、督办等种种名义多次派要员赴东北。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国民党政要周震麟、刘光、方本仁、张群、吴铁城、张继等都曾为建党问题先后来东北，有的还不止一次。另一方面函电、指令等如雪片一般不断飞向东北，对张学良施加压力，以期从速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的各级组织。1929 年1月3日，既东北易职的第五天，蒋介石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周震麟、北平政治分会秘书长王用宾等到沈阳，与张学良接洽组党问题（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6日。）。随后，国民党中央任命沈鸿烈、何成浚、何应钦、方本仁、宁梦岩、王用宾、黄一欧、张宗海、周震麟等九人为东北党务指导委员，指示即日着手进行（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11日。）。1月30日，南京致电东北当局从速进行建党工作。31日， 派褚民谊、张群、何玉书等数人来沈指导党务。2月，方本仁来沈。4月以后又多次电达东北当局催促建党。6月， 国民党中央派来办党人员20 名在沈阳中央饭店组织临时办公处，从事建党工作。7月， 吴铁城到东北视察党务。同月，南京竟向东北发出最后通牒式的电令，谓：“当此训政时期，党务进行必须彻底，无论何处，省党部均须于7月内成立， 县党部亦须于9月内一律成立，并须将成立情形具报备查。 ”（注：《盛京时报》，1930年7月15日。）8月，张继东来也携有办党使命。10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科长吴葆丰等来辽调查党务。12月，吴铁城再次来东北。中原大战后，为从速建党，吴铁城、方本仁又多次到东北。蒋介石利用一切机会催促张学良东北当局。1930年5月， 辽宁省教育厅长吴家象在南京参加全国教育会议期间，蒋介石嘱其“注重东北党务教育，速即发展，以重党政”（注：《盛京时报》，1929年5月9日。）。反映出蒋介石的急不可耐。 既要从速建党，又要牢牢掌握建党大权，确保所建党组织为我所用，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为此，南京国民党中央打出所谓“民办”的建党原则的招牌，1929年1月26日，南京电示东北，谓：“施行党治为国民政府采取之救国方针，在此方针下办党者，可以兼官，但组党初决计不可由现任官吏办党。”（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27日。）因为“以官吏组党为党义所无”，而应“由纯粹平民组织之”（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26日。）。随后， 方本仁也公开表示：“组党之事关系治国根本大计……党系负有指导官吏性质的，故办党最好不出官吏之手，以昭慎重。”（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30日。）实际上这是在漂亮的言辞掩盖下与东北集团争夺建党领导权。易帜之初，张学良曾明令由原省议会组织省党部，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坚决反对，决定在“奉吉黑热四省，各设一党务指导委员会，于此四会之外，再设一东北党务总机关”（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27日。）。随后任命的9名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中，仅沈鸿烈一人属东北集团。 其后又任命了东北各省党务指导委员20人，张学良“保荐本省官吏士绅共七名”，“竟一未照准”（注：《盛京时报》，1929年2月19日。）。由于张学良的坚决反对，南京将这20人“一律撤回”（注：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5辑，1929年，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页。），又重新任命了东北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29名， 虽将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东北政要列入，但国民党中央方面仍占大多数，东北依然反对。以后国民党中央又多次改派，直至1931年3月， 东北四省一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最终成立。 二 面对蒋介石的急办、“民办”，张学良则以缓办、“官办”相对抗。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的组织，是强加给张学良一个“婆婆”，这是对东北当局的一个严重威胁，张学良虽无法公开反对，但却态度消极、百般拖延。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在对记者谈话中指出：“因共党时时将黑白混淆，故对党务，不得不慎重从事，且目下党纪太坏，每有人利用党的活动，以压迫小民。”（注：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1）， 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3月，蒋桂战争爆发，东北趁此提出：“桂系完全肃清，时局底定后，东北党务再实行着手。”（注：《盛京时报》，1929年4月27日。）随后，中东路事件发生，东北又要求“暂将东北党务中止进行，以免乱徒乘隙摇动，危及治安”（注：《盛京时报》，1929年8月23日。）。中原大战期间， 张学良东北当局更将党务“暂趋停顿”（注：《东北年鉴》，1931年。），对南京国民党中央派来东北接洽党务的人员也态度冷淡，甚至不予理睬。如刘不同曾数次来沈，要求见张学良，结果均被拒绝。 一方面拖延，另一方面公开提出“官办”主张，与南京争夺建党领导权。易帜后东北便以慎重为由，向南京提出：“各级党部由官来组织之。”（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26日。）其后，始终坚持其主张，直到中原大战后仍要求“由地方文武官长兼任指委”（注：《盛京时报》，1930年12月11日。）。事实上早在易帜前东北当局就力图掌握东北建党权，1928年12月28日，东北当局仔细研究后决定：“明日同时成立党务筹备处，以资抵制”南京（注：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18，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第5页。 ）。“所有东北党务指导筹备事宜均由该处妥慎办理，指导委员亦由该处向中央接洽任命。”（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1日。）同时发出训令，指出：“在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人员未经中央明令发表以先，各地方如有自由组党情事发生，应予禁止。”（注：《奉天公报》，1928年12月30日，第6004号，存辽宁省档案馆，第201号。 ）易帜的当天再次发出布告，谓：“关于各党部组织进行应由筹备处与中央接洽，将三省指导委员会人员正式委任宣布成立，然后以次成立省党部，再以次成立市县党部，区各党部，此中程序分明，不容紊乱，凡未经筹备处接洽妥协正式通知，无论何人暨假用何种名义私行组党者均应严予禁止。”（注：《奉天公报》，1928年12月31日，第6006号，存辽宁省档案馆，第201号。）易帜后，东北即决定“就省议会组织省党部，议员任指导委员”（注：《盛京时报》，1929年1月5日。），由于南京的反对而取消，但又提出中央任命党务指导委员，“须经东北同意再为发表”（注：《盛京时报》，1929年2月1日。），“对南京任命的各省党务指导委员20人，东北当局不予承认，要求重新任命，在随后南京任命的29人中，东北又剔除了5人，即杨致焕、马亮、韩清沦、单成议、 刘不同（注：《东北党务工作辑要》，（台）《东北文献》，第17卷，第1期， 第24页。），这样，使南京四次更改党务指导委员，最后，在由谁建党的问题上东北当局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组织意味着什么，蒋张心照不宣，双方既针锋相对，又相互妥协，历时2年零4个月，终以南京方面做出较大妥协，东北各省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党部得以建立。1931年3月26日，东北四省一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张学良、朱光沐、彭济群、邢士廉、康明震、汤国桢、李绍沅为辽宁省党务指导委员；张作相、熙洽、韩介生、林常胜、石九龄、顾耕野、陈士赢为吉林省党务指导委员：万福麟、王秉钧、王宪章、吕醒夫、吴焕章、杨梦周、潘景武为黑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汤玉麟、李元箸、于明洲、谭文彬、张骧涛、卞宗孟、盖允恭为热河省党务指导委员；张景惠、徐箴、周天放、臧启芳、邹尚友为哈尔滨党务特派员。按国民党中央制定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通则》规定，“在整理党务期间，代行执行委员会职权，其任务如下：“甲，办理全省党员总考查，及总训练等事宜。乙，选派各县市党务指导委员，及各独立区党务指导委员。丙，筹开全省代表大会，及成立正式省党部。”（注：《东北年鉴》，1931年。）可见，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是建立各省国民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在上述各指导委员中，东北和南京的委员数额虽相差无几，但东北集团把持各指导委员会的领导权，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张景惠分任辽、吉、黑、热、哈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集团终将东北的建党领导权夺占。 三 东北易帜后到九一八事变前，蒋张在东北地区建立国民党组织问题上的争斗，构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从总体上说，蒋张的这种争斗是在统一与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双方之间虽然充满对抗、渗透与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但最终还是走向了妥协，并未因此打破双方确立不久的关系的基本格局。张学良东北当局承认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事实上也认可了张学良东北集团在东北国民党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从本质上说，二者在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建立问题上的分歧、对抗乃至妥协，都是以各自的根本利益为依归的，是统治阶级内部中央集团和地方集团在政治权利上的分配与争夺，这一点贯穿于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建立的全过程。 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及其蒋张的争斗，原因固然很多，如果仅就主观方面而言，是他们各自的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妥协的产物。从蒋介石方面说，可谓是其既不甘心，又力不从心的结果。如前所述，对东北徒具其名的统一，在蒋介石的内心世界中无论如何都不愿就此罢休，名实相符才是他所追求的终极的政治目标。而凭借自身的政治优势（占据中央），利用国民党组织打开东北原有的一统政治体系，无疑是蒋氏顺理成章的一种有效手段。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张氏父子所营造的东北地方政治堡垒的强固，和国民党此前在东北政治影响的微弱；另一方面蒋介石集团刚刚取得中央统治地位，内部尚须整合，外部又面临其他政治派系的严峻的挑战。因此蒋介石在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建立及与张学良争斗的过程中，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作出较大妥协，多少带有几分无奈。从张学良方面说，可谓是其既不甘心，又不得不违心的结果。在统一之名下维系乃至强化东北的独立性，是张学良政治心理中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他当然不能容忍一个由异己分子充斥的国民党组织打乱其原有的统治体系和秩序，就是这种组织形式他内心也不愿意接受；但另一方面，他又不能由此而破裂与南京政府刚刚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也不能完全不顾及蒋介石的面子，更不能损害自己支持统一的政治形象。因此，他尽管不愿看到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出现一个新的、又不属于自己的政治组织，也只能认可这种形式的出现和存在。如果说形式不属于我尚可的话，那么，内容必属于我，他有这种实力，也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及其过程中蒋张之间的争斗，影响是相互的和多方面的。其一，蒋介石虽然做出了较大让步，但国民党组织毕竟在东北正式落户生根，取得了公开合法的地位，成为东北政治体系中一个新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也在东北的政治空气中公开广泛地传播起来，从而便利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对东北的渗透和控制。其二，张学良尽管承认了国民党组织在东北的合法性，但他以自己的实力事实上控制了这个组织，使这个组织姓张而没有姓蒋，并且通过这一组织的建立，也使张学良等东北政要进入到国民党组织之中，从而在国民党中央也有了来自东北的声音。其三，通过国民党组织在东北地区的建立，东北和国民党中央因有这个组织纽带，联系得到了加强，东北和关内的联系也由此得到加强。因此，它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整合或多或少也具有某种积极意义。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导师吉林大学陈瑞云教授的悉心指导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王续添博士的帮助，特此致谢！） 【收稿日期】1999—12—17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 【原刊期号】2000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