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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永祥，1964年生，广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抗战期间，中美两国成了并肩作战的盟友。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制度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中美之间的合作充满着摩擦与冲突。蒋介石、史迪威矛盾便是这些摩擦与冲突的反映。蒋史矛盾自初发到终结，历时两载半，最终以史迪威被召回国得以解决。宋子文则以蒋介石驻美“私人代表”兼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双重身份，自始至终介入了这一矛盾的全过程。正是他，成功地同美国方面接洽，使史迪威很快被派赴中国；也是他，每当蒋史矛盾激化时，都旗帜鲜明地站到蒋介石一边，出谋划策，迫使美方让步，并最终促成史迪威离华，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关 键 词】宋子文/蒋介石/史迪威/中美关系 【正 文】 一 史迪威奉命赴华，是中美联袂抗日的产物。“珍珠港事件”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孤军奋战4年多的中国，终于与美英等国走到一块，成为并肩作战的盟国，这是蒋介石盼望已久的事情。在随后的几天内，蒋介石多次召见盟国驻华大使和武官，建议盟国从速制定联合作战计划、成立联合指挥机构、缔结军事同盟协定，以便在军事上协同作战。（注：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第3册〔以下简称《战时外交》(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41、52-53页。）12月16日，罗斯福复电蒋介石，建议由蒋介石在重庆召集中、美、英、苏、荷5国联合军事会议，“交换情报，并讨论在东亚战区最有效之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同盟国”。（注：《战时外交》(3)，第66页。）12月23日，中、美、英东亚军事会议在重庆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美国代表布列特少将和马格鲁德准将、英国代表驻印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元帅与会。会议虽然因三方战略观点之分歧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毕竟迈出了中美协同作战的第一步。 随着远东战局的变化，对美外交在国民政府整个战时外交中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蒋介石在建议盟国加强军事合作的同时，又一再电令驻美代表宋子文、驻美大使胡适就有关事宜与美国加紧洽商。宋子文随即与罗斯福、财政部长摩根索、陆军部长史汀生等军政要员进行了频繁的接触。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作为自己的驻美“私人代表”的地位尚嫌不够。就在中、美、英举行东亚军事会议的同一天，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通过决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常驻美国进行交涉。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华盛顿举行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议（代号“阿卡迪亚”），确定“先欧后亚”战略，并拟订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12月27日，罗斯福、丘吉尔会见了宋子文，向其表示邀请“中国高级中央人员驻美，与各友邦武官时时接触，协商全盘计划”。（注：《战时外交》(3)，第96页。）会上，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提议并坚持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于1942年1月1日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表明美国十分重视中国战场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 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根据“阿卡迪亚”会议的决定，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包括泰国、越南在内的中国战区，请蒋介石出任统帅，由中、美、英三国代表组成联合作战参谋部。1942年1月2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同意，并要求美国立即派遣代表赴华。1月3日，中国战区正式成立，意味着远东反法西斯联合指挥机构宣告成立。 美国一连串的友善举动，使蒋介石兴奋不已。他在日记中写到：“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二十六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入本地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害，能不戒惧乎哉”。（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15页。）为了加强中美之间的联系与合作，1月4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令其主动务请罗斯福派一名亲信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的参谋长，“其阶级须在中将以上”。（注：《战时外交》(3)，第99页。） 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宋子文立即与美方接洽。经中美多次磋商、美陆军部长史汀生和参谋长马歇尔具体研究，罗斯福决定任命史迪威中将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并兼任中缅印战区（美军战区）美军司令官。1月19日，史汀生面函宋子文，告知美拟将推荐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宋子文表示同意，并于当天电告蒋介石，蒋介石当即表态：“非常欢迎史迪威将军来华任职。”（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汪溪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1月29日，宋子文与史汀生交换函件，同意史汀生提出的美军代表的职权。随后，美陆军部发表史迪威来华的消息，并列举了史迪威的6项职权：指挥中缅印之美军，监督及管理一切美国对华援助，代表美国参加在华的一切国际军事会议，管理、维持并改进滇缅公路，指挥在华美国空军，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注：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27-28页。）3月5日，史迪威抵达重庆，次日即向蒋介石报告来华使命。 史迪威奉命顺利来华，宋子文功不可没。史迪威受命之前，宋子文对其个人经历作过较为详细的了解，并与之进行过多次晤谈。如果说，宋子文给史迪威留下的初步印象是“不光明正大且又滑头”的话（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319页。），那么，史迪威给宋子文的印象则截然不同。宋子文十分满意史迪威干练的处事作风和果断的军人气质。史迪威抵达重庆后，就住在宋子文在嘉陵江边建造的一幢西式别墅里。史迪威抵华之初，宋子文又于3月8日电蒋：“史梯威为其（指马歇尔）部下最得力之将材，本拟任为出征军总司令，惟中国事务紧要，故派其赴华，谅蒙委员长重用。”（注：《战时外交》(3)，第567页。）宋子文不仅在致蒋介石的电报里多次称赞史迪威，而且还专门拜会罗斯福，请罗斯福向丘吉尔转达宜由史迪威指挥在缅中英部队，主持联合作战的建议。（注：王松等：《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208页。） 从史迪威被派来华的过程可以看出，蒋介石最初对史迪威还是欢迎的，宋子文对这一人选亦“十分满意”。（注：《史迪威日记》，黄加林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如果不是后来介入蒋史矛盾，宋史也许会是一对甚为要好的朋友，中美关系史上亦会留下一段“将相交往”的佳话。 二 史迪威来华，标志着中美军事合作进入了实施阶段，但这种合作却因蒋史矛盾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充满着艰难曲折。蒋史矛盾的第一次高潮发生在1942年6、7月，引发这次矛盾高潮的焦点问题是史迪威指挥权之争。3月8日，即史迪威抵达重庆的第四天，蒋介石便任命他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入缅军队。3月11日，史迪威带着他的参谋人员飞抵缅甸。史迪威本希望指挥中国远征军首战告捷，不料不仅未能取胜，反而遭到惨败，连滇缅公路也失陷了。战后，在总结缅甸战役失败的原因时，蒋介石与史迪威相互指责。蒋介石认为史迪威“不重视组织与具体方案及整个实施计划……仍以十五年以前之目光视我国家与军人，故事多格格不入……缅战失败之原因……其咎全在战略之失败”（注：《战时外交》(3)，第603页。），史迪威则批评蒋介石“战术思想非常离奇”，超过他直接向中国军队指挥官发号施令，致使部队不听调遣，贻误了战机。蒋史矛盾遂于6、7月间因史迪威军事指挥权这一焦点问题激发起第一次高潮。 对于史迪威的军事指挥权问题，经宋史换文，应该说美蒋双方均已较明确。但蒋史共事后，双方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则根据各自的战略意图，作了不同的理解。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是他的部下，对中国军队不应该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而史迪威则以宋史换文为依据，认为自己有权指挥中国军队，对“经指定的中国军队”更应享有独立的指挥权。在蒋史对于史迪威的军事指挥权认识不一致的情况下，史迪威渗进了处理战时中美关系的其他种种复杂的军事、政治问题，诸如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目的及兵力部署、租借物资的分配、国民党军队的改革、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等等，加上个人脾气性格方面的冲突，致使蒋史矛盾一发而不可收拾。7月2日，史迪威以备忘录的形式致函蒋介石，列举了他的权限与职能：“本人负责监督与控制租借物资，并决定转让其所有权的时间与地点。所有权转让后，委员长仍有权支配此项物资……在此类事务中，我的身份是总统的代表，根据法律，在租借物资交付之前他有权在任何时候将其收回。”（注：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1953),p.173.）这实际上强调，史迪威首先是总统代表，其次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蒋介石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他把几个月来对美国的种种不满和抱怨统统发泄到史迪威身上。史迪威多次求见，均遭蒋拒绝；又几度向蒋递呈建议与计划，亦未获答复。（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68页。） 在蒋史之间爆发的第一次大冲突中，宋子文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他以新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兼蒋介石的驻美“私人代表”的双重身份常驻美国，从事对美外交。他的处境、地位和使命，决定了他既要努力维持中美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又要听命于蒋介石的意旨，尽可能为国民政府争取更多的美援。史迪威是经宋子文与美方洽商后被派驻中国的。起初，宋子文对史迪威并无成见，宋史之间私人关系颇佳。但由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而激发的蒋史矛盾，却使宋史关系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对宋子文在同美方洽商史迪威赴华问题上原来就有交涉不力之嫌，如今中国远征军失败，在他看来，证明宋子文在电报中称赞史迪威的指挥经验、组织能力、责任观念等，都是名不副实的。宋子文甚为担心蒋介石的责备。当宋子文从蒋的来电中得悉史迪威致蒋介石的备忘录后，于7月6日复电蒋介石，称“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并请示蒋，对史迪威“是否仍拟留其在华供职，抑或乘机更换，另选他员，请即确示，以便相机进行”。（注：《战时外交》(3)，第610-611页。）蒋于7月9日复电宋，“关于史蒂华（迪威）用舍之态度，我方暂不表示为宜……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也”。（注：《战时外交》(3)，第611页。） 宋子文倾向于向美方交涉撤换史迪威，他认为应早日解决史迪威问题，他“正在那里（华盛顿——引者）向美国政府大肆游说”。（注：《史迪威日记》，第115页。）出乎宋子文的意料的是，在与美国军方交涉时，美国军方的态度十分强硬，明确答复美国不会召回史迪威，即使换人，也将负同样任务，并对租借物资有同样的控制权。7月22日，美国陆军部为罗斯福起草了一份支持史迪威的电文。宋子文得此电文的抄件后，认为伤及中美感情，乃未立即告知蒋介石。翌日，宋子文拜谒罗斯福，请求罗斯福“为中美两国以后亲切合作关系”和设身处地为蒋考虑，取消这份电文。（注：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于是，宋未将此事告诉蒋，只向蒋转告了罗斯福对史迪威职权的解释，“史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当然听命于蒋公；同时为美国驻渝租借案代表，及国际军事会议美国代表，当然听命于美方”，并说美方表示“美国干练适当之军官甚少，另觅妥员，确有相当困难”。（注：《战时外交》(3)，第612页。）这时候，宋子文的态度几乎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他采取了支持美方、平息蒋史矛盾的做法。由此亦可见宋子文灵活的外交风格。 为了调解蒋史矛盾，缓和中美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罗斯福派遣自己的行政助理居里博士于7月20日至8月7日访问了重庆。居里同蒋介石进行了十多次会谈，对蒋介石做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陈述调回史迪威的不利之处，劝其与史迪威继续合作。（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269页。）8月31日，史迪威与居里一起见蒋介石，两人矛盾暂时得到缓解。 居里回国后，曾建议罗斯福调离史迪威，同时建议调换美驻华大使，还建议中国召回宋子文。（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269页。）罗斯福本人倾向于召回史迪威，但遭到了马歇尔和史汀生的反对，他们认为“不可能找到比史迪威更好的人来代替”，“打通缅甸线路的人必须是一个美国人，而且是一名带兵的将领，而不是谈判代表或后勤供应官员”。（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422-423页。）此时，中美正在准备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订立新约的谈判，蒋介石需要依靠美国为其争得国际地位，宋子文亦于10月下旬回国，坐镇重庆主持谈判工作，蒋史矛盾暂时退居次要地位，第一次史迪威危机就这样过去了。 三 1943年9、10月间，蒋史关系出现第二次危机，激发这次危机的主要因素是反攻缅甸的战略方针之争。 太平洋战争初期，中国战场在美国军事首脑的战略构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鉴于中国战场的严峻形势，美国陆军部作战司制订了“保持中国参战”的政策，认为“重新开始经仰光向中国运入军火是极端重要的”，如不采取措施反攻缅甸，打通滇缅路，美国援助中国的承诺就失去了意义。（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270-271页。） 可是，在反攻缅甸问题上，中美英三国难趋一致。英国以种种借口加以阻扰。美国收复缅甸之心虽切，但常常向英国妥协和让步，以至攻缅计划一改再改。蒋介石则利用英美的扯皮拖延，热衷于陈纳德的空战计划。史迪威则在忠实履行其在华使命、积极实施攻缅计划的同时，主张整编中国军队，反对陈纳德的空中计划，因而与蒋介石再起冲突。 史迪威一心一意要收复缅甸。1942年7月19日，他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收复缅甸的计划，要求中国挑选20个精锐师参战。8月1日，蒋介石接受了史迪威的计划，同意指派15个师准备参战，但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英军从陆路和海路参战，二是派遣适当规模的空军部队，提供有效的支持。（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416-417页。） 整训中国军队是史迪威攻缅计划的组成部分，也是收复缅甸的重要保障。在史迪威看来，中国陆军战斗力弱，主要原因是部队建制庞杂，装备低劣，士气低落，长官失职。鉴于缅甸战役的失败教训及中国军队在战斗中表露出来的诸多弊端，5月26日，6月15日、24日，史迪威连续向蒋介石提出改革、训练中国军人的计划，主张精简师的编制，按能力选拨指挥官，清除无能失职的军官，授予前线总司令以指挥全权。（注：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p.150-155.）但军队是蒋介石的命根子，蒋介石决不会同意史迪威全面改革中国军队的计划，他所期望的军事“改革”，仅仅是用美国武器来装备他的军队。史迪威只得退而求其次，经与蒋介石多次商议，史迪威先后在印度的拉姆加尔和云南建立两个训练基地，受训部队分别称为X部队和Y部队。 陈纳德的出现，使蒋史矛盾更加复杂。陈纳德本为退役的美国空军教官，抗战爆发后来华任中国军事顾问。1941年，美国将100架P-40型战斗机卖给中国，并从美空军后备役人员中招募赴华参战的志愿人员，成立了志愿航空队，蒋介石任命陈纳德为队长，并授予其准将军衔。志愿航空队在保卫重庆、昆明、滇缅公路及大后方的空战中，立下了战功，赢得了“飞虎队”的美誉。 史迪威来华后，为统一战区指挥系统，罗斯福决定恢复陈纳德现役军籍，将志愿航空队并入美现役空军。1942年3月，陈纳德晋升为准将。7月4日，志愿航空队宣布解散，其飞机和人员改编为驻华空军特遣队，隶属于史迪威指挥的第十航空队。 陈纳德坚信空军的打击力量。1942年10月，他通过访华的总统特使威尔基向罗斯福递交了一份空战计划，声称如果他有“美国在华军事司令官的全权，且拥有一支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12架重型轰炸机组成的空军，并以30%的战斗机和20%的轰炸机的补充来维持其实力”，就可以“在大约半年内，至多不超过一年”，“摧毁日本空军的效能”，“完成日本的瓦解”。（注：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pp.250-254.）史迪威根本不相信陈纳德那一套迷信空军的理论。他认为，如果空军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保卫，难以发挥大的作用；在缅甸战役结束以前，空军只能协助地面部队作战。他主张改造和充实地面部队，以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史迪威的意见得到了马歇尔的支持，他在给罗斯福的信中强调：“现在中国军队战斗力不高的状况必须改变，不然就无法在这场战争中充分发挥中国军队的潜力。改变这一点必须成为派往中缅印战区代表美国利益的任何代表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472页。）但蒋介石对陈纳德的计划则大加赞许，因为这一计划与蒋介石保存中国陆军实力，指望美英力量获胜的战略意图不谋而合，以致宋美龄迫不及待向罗斯福的顾问霍普金斯表示“她不喜欢史迪威，而对陈纳德极为钦佩”。（注：〔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74页。） 罗斯福倾向于支持陈纳德。1943年3月初，罗斯福作出三项决定：成立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以陈纳德为司令，独立行使指挥权；逐渐增加陈纳德空军之实力，使其达到500架飞机之数额；在设备许可情形之下，中印空运数量，每月应增至1万吨。（注：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118页。）3月8日，罗斯福又致信马歇尔，虽然表示“仍然希望进行缅甸战”，但要求“在1943年把重点放在陈纳德的空军行动上”。（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470页。）3月11日，第十四航空队成立，陈纳德任司令并晋升为少将，实现了指挥在华空军的愿望。 陈纳德虽然掌握了美国在华空军的指挥权，但“仍在史迪威统率之下”，而且在分配租借物资及“全权掌握自己的军事行动和战术”上，要“得到史迪威同意”。（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470页。）这无疑更加深了陈史之间的龃龉。当蒋史之间、陈史之间围绕缅甸战役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空战计划展开激烈争论时，宋子文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蒋陈一边，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再一次策划撤换史迪威。 为了促使陈纳德计划的早日实现，1943年3月25日，宋子文受蒋介石电示向罗斯福提交一份备忘录，要求加强对华空运和驻华美国空军：以后中印间空运以1/2运输机专运空军汽油、零件等，1/2运其它物资；增拨陈纳德两队驱逐机；告知按月拨派飞机之计划（美方曾允诺当年12月以前在华驻有战斗机500架）。（注：《战时外交》(3)，第219页。）4月，宋子文向蒋介石建议，请求罗斯福越过史迪威召回陈纳德汇报空战计划，罗斯福表示同意。马歇尔认为，此举有重陈轻史之嫌，建议罗斯福同时召回二人，参加行将举行的华盛顿会议，讨论缅甸战役问题。陈史遂于4月23日同机返美。4月30日，在美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陈纳德提出了下半年分阶段由华南、华中到华北、东北再到日本本土的空战计划，并要求优先获得“驼峰”空运物资，7月至9月每月4700吨，9月以后每月7000吨。（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480页。）这一计划得到蒋介石的坚决支持，罗斯福对此亦颇感兴趣。马歇尔则支持史迪威，主张先充实中国陆军力量。同一天，宋子文致罗斯福备忘录，要求美方早日拨交实施对日空中攻击所需要的汽油及飞机器材；5、6、7三个月限运吨位，且全部供空运汽油及飞机器材之用；7月以后，空运除少量空军补充材料外，再运陆军所需器材。（注：《战时外交》(3)，第223页。） 5月5日，宋子文应邀出席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与史迪威就当前美国对华军事援助重点发生争执。宋子文驳斥了史迪威对中国陆军的悲观估计，强调：“今日会议，无异家人商谈家事，陈（纳德）将军力主空援为援我，史（迪威）将军力主增强陆军，亦为援我，蒋委员长同深感佩，同样注意，但以最高统帅地位，盱衡全局，权量轻重，为保卫陪都，为支持中国各地战场，为振奋中国军民人心，目前最迫切需要者，实为增加空军力量，况三个月后，仍当分运接济陆军物资，于史将军计划并无大碍。”（注：《战时外交》(3)，第225-226页。）宋子文在会上提出了蒋介石的三项要求：6、7、8三个月中印空运吨位悉拨空军飞机器材；自9月份起每月空运空军物资4800吨；攻缅计划应根据卡萨布兰卡会议决议，派遣英美海陆军攻占仰光，并望能速派三个美军师入印参战。（注：《战时外交》(3)，第226页。）一直关注攻缅计划的史迪威对第三项无异议，但反对前两项。会后，宋子文晤访了霍普金斯、李海海军上将等要员，以争取他们的支持。 5月中旬，美英首领和参谋长们举行华盛顿会议（代号“三叉戟”），中缅印战区司令官韦维尔、史迪威和陈纳德首次与会。尽管马歇尔和金海军上将仍力主实施缅甸战役，但在英国的坚持下，会议决定“把主要力量投入到扩大和加强喜玛拉雅山航线上”，缅甸战役再次被抛在一边。罗斯福明确指示：从7月份起，“驼峰”空运物资计划达到每月7000吨，其中4750吨优先拨给陈纳德的空军，余下的2250吨分派给地面部队。（注：《史迪威日记》，第183页。）这实际上接受了陈纳德的空战计划。蒋介石自恃有罗斯福的支持，乃得寸进尺，建议罗斯福准允陈纳德与史迪威地位“平行，并完全对史迪威独立”（注：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台北1978年版，第156页。），但未获成功。 5月17日，宋子文应邀出席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他在陈述中国战区情势，吁请英美落实对华援助的同时，驳斥了史迪威对蒋介石“诸事犹豫，于战略无一定见解”的批评。（注：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3,Washington Conference and Quebec Conference,pp.87-91.） 为了增强中国军队的进攻能力，史迪威于9月5日、6日、29日连续向蒋介石递交了改革军队的计划，建议：“第一，补足三十师师数，迅予调赴训练；第二，使用中共军队在晋绥方面牵制日敌，以减轻平汉路日军之压力；第三，提前准备第二批三十师，设立后勤业务……第四，整编全国军队，分国防军与地方警备队。”（注：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162页。）特别是史迪威正式要求蒋介石调动封锁陕北的胡宗南部队和中共军队联合采取军事行动，南下牵制日军，触痛了蒋介石的神经中枢。蒋介石遂于9月15日、28日、29日和10月15日接连提出要求调换史迪威（注：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Mission to China,p.376.），蒋史关系再度出现危机。 “三叉戟”会议后不久，“宋子文在华盛顿发起了把史迪威召回美国的活动，其劲头不亚于当初支持他时的热情”。（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511页。）9月8日，宋子文以盟军对日军事行动即将进行，须调整中国与美、英军事关系为由，向蒋介石建议：第一，中国应有代表参加美英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供给中国之军械物资，应由中国直接申请，无须史迪威或其他驻华美国军官过问；第二，即行撤换史迪威，改组中国战区，由蒋担任最高统帅，以美国将领充副统帅，中国将领为参谋长，美国将领为副参谋长，统帅部各处长、副处长由中美军官分任之。宋并强调：“以上调整原则，关系我国家前途至巨。”（注：《战时外交》(3)，第262-263页。）9月11日，蒋介石复电宋子文，表示同意，并指示速与美交涉调整军事关系。 9月15日，宋子文会晤霍普金斯，请他“向罗斯福递交一份对中缅印战区的新计划，其中包括由一位中国人代替史迪威，此人应有权指挥在中国战区作战的所有部队，不管是什么国籍的。而且还应有权指挥空军运输队”，再次要求“让中国参加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511页。）宋子文还在一份书面说明中申述了撤换史迪威的理由：“目下此人（指史迪威）系中国战区参谋长，又系中缅印区美国空军总司令，兼中印空运补给司令，又兼蓝姆伽中国驻印军统带官，亦参与中国远征军之指挥，更握有美军部授予而未经中国同意之对华租借物资控制权；以如此错杂之任务，施诸五花八门之区域，将于未来战事深感危险。”（注：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166页。）宋子文在9月16日致蒋介石的电报中，满有把握地指出，在中国参加联合参谋团及改组战区的大前提下，撤换史迪威乃“轻而易举”之事。（注：《战时外交》(3)，第265页。）9月28日，宋子文接见美国务院远东司贺百克，明确表示史迪威必须调往他处。29日，宋子文与罗斯福商谈中国战区范围问题，再次重申必须撤换史迪威，改组包括中国在内的太平洋联合参谋团。（注：《战时外交》(3)，第267页。）罗斯福表示理解和同意，并派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爵士、海军上将萨摩维尔偕宋子文于10月1日取道印度，赴重庆同蒋介石磋商。 可是，当宋子文一行匆匆抵达重庆时，史迪威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再次决定暂缓“撤史”，使宋子文数月来的诸种努力付诸东流。导致蒋史矛盾再度缓解的主要原因有： 其一，史迪威兼任东南亚盟军副司令，蒙巴顿得知蒋史龃龉后，不希望史迪威这位中国通从自己身边调走，因此，在“去会晤委员长之前，他通过萨摩维尔带口信说，如果那位指挥中国部队已近两年的人被调走，他不能执行运用中国部队作战的计划”（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517-518页。），这无疑给蒋介石施加了压力。 其二，作为一名数次来华、在华生活十几年、尤其是肩负战时重要使命的美国军人，史迪威觉得命运注定把他和中国连在一起，“为了避免被免职”，更出于一种使命感与责任心，“史迪威压着心里的愤怒”于10月17日当面向蒋介石表示愿与合作，握手言和。（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518页。）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里写到：“最后允史迪威悔改留任，重加信用。”（注：王松等：《宋子文传》，第214页。） 其三，宋蔼龄、宋美龄姊妹出于维护蒋的地位和权势，出面调停斡旋于蒋史之间，促蒋取消“撤史”初衷。宋子文在维护蒋介石的声誉和威望的同时，对蒋亦有颇多不满之处。宋氏姊妹担心史迪威一旦被撤换，原来由史迪威掌握的租借物资控制权会落到宋子文手中，她们不愿看到宋子文权势过分坐大，从而危及其丈夫甚至自己的地位和利益。（注：〔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43-144页；〔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511-518页。）为此，宋美龄于9月13日邀请史迪威来家里同她和宋蔼龄会晤。两姊妹告诉史迪威，“她们对军事准备状况之糟糕深感惊讶，愿为改变中国的无所作为出点力。她们同意他（指史迪威——引者）的看法，何应钦应是主要障碍，甚至同意必须撤换他……她们敦促史迪威继续施加压力并答应为他在委员长面前出一臂之力”。（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510页。）史迪威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我们订了攻守同盟。不管原因何在，她们是很认真的，也许我们能取得一些进展。”（注：《史迪威日记》，第199页。）此后，宋氏姊妹又多次邀请史迪威来家里会晤协商，将有人正在策划“倒史”的消息告诉史迪威，并促成了蒋介石与史迪威的握手言和。当史迪威怀疑宋子文的所作所为时，他在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到：“有种预感。子文？他是麻烦的制造者吗？如果罗斯福持有我在搅乱关系的想法，他又是从哪儿得来的呢？答案：只能从子文那里得来。那么说子文想让我被解职。为什么？因为我在同蒋夫人一道工作，而她支持大元帅，这会妨碍他（宋子文——引者）的抱负。”（注：《史迪威日记》，第206页。） 其四，开罗会议为期不远，这是蒋介石以中国最高领导人身份出席的唯一一次战时大国首脑会议，他不愿因撤换史迪威而可能影响到与罗斯福、丘吉尔会晤的友好气氛，更指望史迪威在会上替他说话，因为“中国人既把开罗会议看作他们得到地位的重要机会，也把它看作获取更多实利的大好机会。他们需要史迪威在会上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在打败日本的事业中的军事作用，以突出他们的各种需要”。（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521页。） 基于以上原因，第二次蒋史风波暂告平息。 四 蒋史冲突的第二次高潮过去后，蒋史一同出席开罗会议，随后史迪威奉蒋命赴缅指挥缅北战役，直到1944年6月，蒋史关系度过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 1943年下半年，盟军在欧洲战场、北非战场、苏德战场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的同时，太平洋战场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军成功地在太平洋上变逐岛作战为越岛作战，大大加速了反攻的进程。美国陆军部作战司10月18日在一份为即将举行的开罗会议而准备的背景材料中指出，“战胜日本的计划尚难确定”，但在制定计划时，“应强调从中太平洋而不是亚洲大陆”实施作战的原则。美国战略评估委员会11月8日提出的一份报告称：“及早打败日本的关键在于通过中太平洋发起全面进攻，并以南北太平洋两翼实行辅助作战。”（注：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1956),pp.53-55.）12月初在开罗举行的英美联合参谋长会议明确规定，对日作战将主要在太平洋上进行，中国战区应支援太平洋上的主要战斗（注：Ibid.,pp.53-55.），这意味着美国军事首脑的对日总战略已发生变化，中国战场在美国战略构想中的地位大大下降。 开罗会议上，尽管丘吉尔和英国参谋长们坚决反对，罗斯福仍向蒋介石保证，将于1944年3月发动缅甸战役。德黑兰会议结束后，美英首脑和参谋长们回到开罗。丘吉尔又以苏联允诺参加对日作战和集中力量实施“霸王”计划为理由，提出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应推迟到1944年秋季进行。（注：〔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林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罗斯福和美国参谋长们虽据理力争，但最后还是向丘吉尔作了让步。12月5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要么在没有两栖作战配合的情况下按原计划进行缅北战役，要么将缅甸战役推迟到1944年11月与孟加拉湾的两栖作战同时进行。（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3，China,p.178；〔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538-539页。）12月7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宁愿推迟缅甸战役，因为他不愿意中国军队在没有英国海军配合的情况下去缅北冒第二次失败的危险。 史迪威始终坚定“重新打回缅甸”的决心。从开罗回到重庆后，史迪威“极力想使蒋介石参加缅甸战役”（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542页。），并通过马歇尔，由罗斯福向蒋介石施加压力。12月18日，蒋介石任命史迪威为驻印军总司令。20日，史迪威离开重庆前往缅甸前线。 按照史迪威在开罗会议上提出的攻缅计划，盟军从利多和云南向日军同时发起进攻。为此，史迪威要求中国远征军（Y部队）渡过怒江，入缅参战。但蒋介石按兵不动，坚持必须有大规模的两栖作战作为参战的前提。史迪威只好求助于马歇尔和罗斯福。罗斯福于12月20日、29日、1944年1月14日、3月19日、4月3日连续五次电催蒋介石出兵，并以停止租借物资供应相威胁。（注：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p.289-312.）蒋介石无奈，不得不于4月间空运两个师赴印度，以充实驻印军力量。4月15日，中国远征军渡过怒江，向龙陵、腾冲前进，对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发起攻势。8月攻克密支那，9月攻占腾冲，11月攻占龙陵，12月攻占八莫，歼灭缅北日军主力。1945年1月，驻印军、远征军和盟军在畹町会师，中印公路完全打通，缅北反攻战胜利结束，史迪威终于洗雪了上次败北的耻辱。 罗斯福此时之所以转而支持史迪威发动缅北战役，与他在开罗会议期间对蒋介石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以及对陈纳德的空战计划逐渐失去兴趣不无关系。通过在开罗同蒋介石夫妇的会谈，罗斯福“知道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事情”（注：〔美〕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新群出版社1950年版，第135页。），对蒋介石有许多不满，他私下对其儿子说：“为什么蒋介石的部队不打日本人……他说他的部队没有训练、没有装备……可是这决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极力阻挡史迪威将军训练中国军队，而这也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把他大部分最精锐的军队囤在西北——红色中国的边境上。”（注：〔美〕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第135页。）也是在开罗与史迪威、戴维斯（史迪威的政治秘书）的一次谈话中，罗斯福担心地问到“蒋能支持多久”，甚至有过“换马”的想法。（注：〔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陈亮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页；〔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540页；〔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52-154页。）他承认，他对蒋介石的看法“比较接近史迪威的观点”，而不再接近陈纳德了。（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527页。） 与史迪威指挥的缅北战役相比，国民党华南战场却是另一番景象。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攻势，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力，河南、湖南相继失陷，桂林、柳州机场告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担心，日军一旦占领昆明，切断“驼峰”空运，成都的B-29远程战略轰炸机基地将落入敌手，中国战场有可能最终崩溃。参谋长们向罗斯福建议，仿效艾森豪威尔将军成功地统帅欧洲战场盟军的方式，任命一位美国将军指挥亚洲战场盟军，是挽救中国局势的唯一办法，而史迪威是最理想的人选，并建议将史迪威升为上将，其职责由主要指挥缅甸战役改为统帅中国军队。（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16-317页。）于是，围绕史迪威指挥权问题，蒋史关系出现第三次危机。 7月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称“我决定晋升史迪威为上将军衔，并请你予以最紧迫的考虑，把他从缅甸召回，并把他置于你之下指挥所有的中国部队和美国的军队，并给他以完全的责任和权力，协调并指挥制止敌人前进的作战行动”，否则，“我们的共同事业将受到严重的挫折”。（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621页。）罗斯福的口气十分强硬，而且电文中所指的“中国部队”包括接受租借物资援助的中共部队，这正是史迪威早就提出的设想。对此，蒋介石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但又不敢直接拒绝。关键时刻，蒋介石又想到了宋子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子文上次“倒史”未成，反而失宠于蒋，与史迪威的关系亦因此蒙上了较浓的个人恩怨色彩。史迪威在1943年10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当他得知宋子文策划撤换自己的事情快要实现时，宋氏姊妹告诉他，她们“已完全控制了‘花生米’，并让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我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将来不会再有进一步的进攻……对此很肯定，因此我想子文是挨了一下猛击”。（注：《史迪威日记》，第207页。）作为外交部长，宋子文居然未随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随后一段时间，宋子文蜇居重庆，靠阅读其孩子们的书籍来打发日子，甚为苦闷、沮丧。（注：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第374页。）1944年1月21日、2月9日，高斯在致国务卿赫尔的电文中，两次谈到魏道明（时任驻美大使）可能取代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4,China,p.132,pp.329-330.）直到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宋子文才负责安排华莱士在华各项活动，并陪侍蒋介石左右参与会谈，重新活跃于外交场合。 蒋史矛盾重新激化，又为宋子文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机会。蒋介石收到罗斯福7月6日来电后，即与在重庆的宋子文及在美国的孔祥熙相商，决定采取拖延战术。宋子文致电霍普金斯：“今天华盛顿又作出了一项致命的决定，陆军部要强迫蒋接受史迪威将军……我个人可以无保留地向你担保，蒋委员长在这个问题上决不会而且也不能屈服。”（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622页。）次日，蒋介石复电罗斯福，表示原则上同意这一建议，但由于“中国军队与政治之内容不如其它国家之简单”，实施这一建议“必须有一准备时期”，并要求罗斯福派一“私人完全信任之有力的全权代表”来华与他合作，以调整他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注：《战时外交》(3)，第636-637页。）7月23日，蒋介石又致电孔祥熙，令其面陈罗斯福，任命史迪威一事须“顾及中国之政治环境”，“顾及中国军队与人民之心理”，并提出史迪威指挥中国军队的先决条件：中共军队不得处于史迪威指挥之下；史迪威指挥的军队仅限于可供用于对日作战之军队；由国民政府行使租借物资的分配权。（注：《战时外交》(3)，第645-648页。）8月23日，罗斯福复电蒋介石，称“我不认为归史迪威指挥的军队应有所局限，只要他们可供使用于保卫中国和对日作战”（注：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pp.417.），并告知蒋，他决定派遣赫尔利将军作为总统特使赴华。 按照总统指示，赫尔利使华的具体任务是“促进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和谐关系，以便于后者指挥其统率的中国军队”。（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4,Vol.6,p.170.）9月6日，赫尔利抵达重庆，立即与史迪威一起，同蒋介石、宋子文谈判。在多次会谈中，双方各执己见。蒋介石要求史迪威命令驻扎在密支那的驻印军（X部队）南下出击八莫，以解龙陵卫立煌远征军（Y部队）之围，否则将撤回Y部队以保卫昆明。史迪威坚决拒绝，要求蒋调围堵陕北八路军的胡宗南部队南下救援，并明确提出使用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宋子文明确表示，必须由中国政府控制租借物资，但遭到史迪威和赫尔利的反对。史迪威告诉马歇尔：“假如蒋介石一伙控制了物资，你可以知道谁会得到这些东西。他也知道谁不会得到这些物资。不管怎样，我们得设法把武器交给共产党人，他们愿意作战。”（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641页。） 当蒋史相持不下、矛盾逐步激化的时候，宋子文成了蒋史之间联系的主要桥梁。高斯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很僵，但与宋子文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宋子文曾多次表示，愿安排高蒋会晤，以促其关系之改善，但蒋介石不信任宋子文，高宋之间的良好关系无助于高蒋关系之改善。（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China,pp.124-125,pp.259-260.）由于宋子文与高斯关系不坏，而高斯是站在史迪威一边的，因而史迪威便找宋子文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即“任命一位享有全权的总司令”。（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648页。）在史迪威看来，宋子文受过西方教育，熟知西方人的想法，最适合在他和蒋介石之间起桥梁作用。但令史迪威失望的是，谈话“没有起到弥合的作用，反而使分歧充分暴露了”，“双方都对分歧之大感到吃惊”。宋子文向史迪威解释了蒋介石的想法，史迪威听后十分愤怒，称蒋的想法无异于“要别人当一个完全的傀儡”。（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648页。） 9月15日，史迪威把他同蒋介石的争执电告马歇尔。马歇尔迅速拟就了一份措辞强硬的致蒋介石的电文，罗斯福立即于9月18日予以签发。电文指责蒋“延搁委任史迪威将军指挥中国所有之军队，致损失中国东部之重要土地，其影响之大殊非吾人所能臆测”，明确要求蒋“立即委任史迪威将军授以全权指挥所有中国之军队”，否则，“阁下必须准备接受必然之结果及负完全之责任”。（注：《战时外交》(3)，第658-659页。）9月19日，史迪威将此电文当面交给蒋介石，蒋犹如遭遇“晴天霹雳”，自尊心受到极大震伤。 蒋介石立即与宋子文商议。宋子文熟谙美国政情，他凭着多年对美外交的经验判断，罗斯福和美国不会抛弃蒋介石。他进而向蒋介石献计，这份电报为取消史迪威指挥权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注：《战时外交》(3)，第674页；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71页。）9月24日，蒋介石会见赫尔利，蒋“不仅拒绝授给史迪威总司令的权力，而且还正式要求美国政府把他召回国去”。（注：〔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655页。）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赫尔利一改原来支持史迪威的态度，转而极力迁就、奉迎蒋介石，不仅未能促进蒋史关系的和谐，反而火上加油，助长了蒋的气焰。 9月25日，宋子文陪同蒋介石会见赫尔利。蒋介石再次表示不愿意接受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宋子文将一份备忘录交给赫尔利，请其转电罗斯福，正式提出召回史迪威，另派任何美国将领前来接替，“如委史将军以重任，其结果不但不能加强作战之努力，以抵抗共同之敌，必致其指挥之系统，内部发生纠纷，中美军事合作亦只有趋于失败之一途”。（注：《战时外交》(3)，第674页。）与此同时，蒋介石还致电正在美国的宋美龄和孔祥熙，令其与美国朝野人士多方接触，申述召回史迪威“涉及立国主义、国家主权与个人人格，不能迁就”。（注：梁敬錞：《史迪威事件》，第276-278页。） 10月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同意解除史迪威中国战区参谋长及监督租借物资的职务，但要求让史迪威留在缅北战场，继续指挥滇缅中国军队，不再另派美国将领担任中国军队的司令。（注：《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4,Vol.6,p.165；〔美〕巴巴拉·W·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第662页。）但蒋介石决不妥协。10月10日，赫尔利向罗斯福转呈蒋介石坚持要求召回史迪威的电报和备忘录，并附上他的评论：“根据对这里形势的研究，我确信没有哪位中国领袖能象蒋介石那样提供与您友好合作的基础……蒋介石与史迪威是水火不相容的。现在您不得不在蒋与史之间作出选择。您和蒋之间不存在其他争议，蒋同意您的任何要求，除了任命史迪威以外。”（注：Ibid,pp.169-170.）10月13日，赫尔利又致电罗斯福，危言耸听地提醒他：“如果您在这场争执中支持史迪威，那您就会失去蒋介石，而且可能同他一起失去中国。”（注：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pp.464-465.）10月19日，罗斯福复电蒋介石，同意立即召回史迪威，由魏德迈接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官的职务。10月21日，史迪威悄然离开重庆，返回美国。蒋史矛盾终于以史迪威被召回国而告解决，宋子文“倒史”亦如愿以偿。 五 “抗日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可以概括为扶蒋容共抗日”。（注：陶文钊：《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载《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第20页。）这一政策又可分解为两个具体的目标，正如赫尔在其回忆录中明确地说：“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有效地共同进行战争。第二是为了准备一个战后〔国际〕组织以及建立东方的稳定和繁荣，承认并促使中国成为一个与西方三大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国。”（注：Cordell Hull,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ony,1948),Vol.2,p.1583.）第一个目标是军事上的，第二个目标是政治上的。从这两个目标的关系来看，只有坚持抗战，保住中国战场，使中国不致崩溃，才能在战后建立一个稳定的、统一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太平洋战争前期，军事目标显然居主导地位，但随着中国战场在美国对日战略中的地位趋于下降，战争后期政治目标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总战略是“先欧后亚”，美国对华政策自然要服从这一总战略。从这一总战略出发，美国军事首脑制订的对华军事政策是“保持中国抗战”（注：Herbert Feis,The China Tangle,p.14.），有效发挥中国战场在抵抗日本侵略、牵制大量日军，从而减轻对美英军事压力方面的作用。为此，美国倡议成立中国战区、中缅印战区和东南亚战区，组建第十四航空队，签署对华租借法案等等，均是实施这一政策的具体举措。美国军方给史迪威指定的使命是“增强美国对华援助的效能，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注：Ibid,p.16.） 然而，美国对华政策在实行过程中，却与蒋介石政府发生了种种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集中反映在蒋史矛盾上。（注：章百家：《抗日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研究述评》，载资中筠、陶文钊主编：《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太平洋战争前期，中国战场在美国对日战略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一切为了战争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为了保持中国抗战，美国政府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消极抗战以保存实力的政策，支持史迪威的积极抗战主张，因而在蒋史矛盾的第一、二次高潮中，美国政府软硬兼施，通过诸般努力，终于使蒋史冲突化险为夷。 开罗会议前后，美军在太平洋上取得了制海权和制空权，苏联许诺欧战结束后参加对日作战，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因之黯然失色，战争已不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了。随着战争临近结束，罗斯福开始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和审视蒋史矛盾及战后中国的走向，而战时建立起来的中美“特殊关系”使罗斯福最终选择了支持蒋介石政府，于是在蒋史矛盾的第三次高潮中，罗斯福不得不召回史迪威。 在蒋史矛盾的全过程中，除了蒋介石和史迪威这两个直接的当事人外，卷入最深的恐怕就是宋子文，因而，宋子文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且极为特殊的角色。 宋子文介入蒋史矛盾，是战时中美关系的大环境使然，也与宋子文的个人背景不无关联。从接洽派遣史迪威来华，到策划撤换史迪威，宋子文大部分时间以蒋介石驻美“私人代表”兼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双重身份常驻美国。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宋子文的主要任务和使命是接洽美援。为此，他周旋于华盛顿政要之间，与罗斯福、霍普金斯等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当蒋史发生冲突时，他不能不考虑战时中美合作关系这一大局。因而，与后两次相比，在蒋史矛盾的第一次高潮中，宋子文策划“倒史”的态度并不坚决，具有很大的保留余地，此时他更多地考虑到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战时中美同盟关系。 作为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宋子文必须服从蒋介石的指令，维护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当蒋史发生冲突时，他又不得不顾及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与尊严，说到底就是捍卫国民党政权的利益。因而，与前一次相比，在蒋史矛盾的第二、三次高潮中，宋子文策划“倒史”的态度甚为强硬，且十分卖力，甚至把这一问题提升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高度来认识。此时，他考虑更多的是蒋介石政权的利益。史迪威被召回国不久，宋子文对新闻界发表谈话：“史迪威将军之奉召返美，我政府认为纯属军事方面之人事问题，故无法加以解释……是以史迪威将军奉召回国之事，与中美两国政策绝对无关，不过个人问题而已。”（注：1944年11月5日《新华日报》、《大公报》。）说史迪威奉召回国，“与中美两国政策绝对无关”，这里显然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当属不攻自破之论。若说它“不过个人问题而已”，倒不见得全错，自有其合理之处，因为此言实际上肯定了个人因素在蒋史矛盾中的作用。 作为蒋史之间（中美之间）联系的桥梁，宋子文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地位，任何人均无法取代。宋子文是“英美派”的代表人物，受过良好的美国教育，熟谙美国政情。通过他与美方接洽，史迪威才顺利被派来华。宋史之间，初无成见，更无个人恩怨可言。宋子文又是蒋介石的下属，尽管在个性上与蒋介石屡生冲突，在许多方面对蒋介石亦颇不满，但出于维护蒋介石政权的利益和增强自己的权势与地位，在蒋史冲突的每一次危急关头，都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特别是宋氏两姊妹与史迪威订立“攻守同盟”以防宋子文权势过分强大，更可见个人因素在蒋史矛盾中的作用。这一事件无疑更加坚定了宋子文“非去史不可”的决心，此时宋史之间的关系亦染上了较多的个人恩怨色彩。 综观宋子文在蒋史矛盾过程中的所作所为，用“成为萧何，败为萧何”来蔽之，还是颇为贴切的。 【原文出处】《抗日战争研究》 【原刊期号】2001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