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周颂伦，1952年生，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副教授。 【正 文】 一 1927年蒋介石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举行秘密会谈并达成密约。这一重要事件长期为人们所忽略，即使有所论述，由于资料的限制，亦未能揭示其全貌。本文试图依据现有的中日文档案资料，考察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密约的内容及其影响。 有关蒋介石和田中义一秘密会谈的记录原件，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A.1.1.0.10)，同时收录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中。这是参加密会的佐藤安之助的会谈笔录，于1927年11月14日由外务省外务次官以“半公信”的形式发给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及驻上海、奉天和汉口各总领事，资料可信度颇高。由于会谈是在东京青山田中私宅进行的，故称“青山会谈”。长期以来，这份会谈记录一直是人们研究北伐时期中日外交的最主要资料，人们并由此以为“青山会谈”即1927年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密谈的全部内容。关于青山会谈的另一份档案资料，是陪同蒋介石参加会谈并任翻译的张群所作的记录，存放在“中华民国总统府档案”中，其详本现难察见。但1976年日本《产经新闻》连载《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时，曾充分利用了这份记录。台湾《中央日报》在《产经新闻》第一日连载后，以《蒋总统秘录》冠名，隔日译印，后又成书出版。对照印证，两份记录相去甚远，从问答的语气到记述的内容，日外务省的藏件都较平实详备。我国近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杨天石主编）有关蒋介石、田中义一会谈的记述，依据的应是日外务省文书档案。 在蒋介石访日期间，与之有过重要接触的日方人士还有战前右翼首领头山满、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参谋本部长、陆军大将松井石根等人。他们的传记资料亦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美国学者戴维·贝尔加米尼著《日本天皇的阴谋》也谈及此事，因颇多描述，故资料含量不足。我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大事记》，对蒋介石访日的记述十分精当，惜乎体裁所限，未能充分展开。 二 蒋介石与田中义一在青山的会谈，从11月5日下午1时半始，进行了约2个小时，因田中要去腰越别庄而结束。田中希望再谈一次，蒋介石回答恐不能在东京久滞，可以同张群再议。从会议记录来看，双方一问一答共18个回合。当田中问及今后的打算时，蒋介石颇为老练地回答，过去许多计划和希望都失败了，将来怎么办，希望听取教诲。田中显然是有备而来，其谈话的要旨，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若未能安定长江以南，一旦被摘掉嫩芽之共产党再度萌芽生叶……此忧甚大……故以为阁下宜专念南方一带之统一。”（注：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年》下，1966年，第103-104页。） （二）“至于北方张、阎、冯之争斗阁下不必插手，此类争斗自己便会有所结果。”（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04页。） （三）“世间动辄便称日本帮助张作霖，其实全然不符事实。日本绝对不援助张作霖，漫说物质援助，即便劝告一类其他帮助亦一切皆无。日本的愿望唯安心于满洲之治安维持。”（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04页。） 田中的这番谈话，其中心是劝告蒋介石经营南方，缓图北伐。如此，一则可以坐收北方军阀互斗之渔利，二则可以彻底镇压共产党。“此即日本期望反共产主义之阁下坚守南方之大望所在……日本对此必尽力给予援助。”（注：《对华外交关系一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1.0.10。） 对田中的劝告，蒋介石的回答是：“坚固南方而后北伐，亦全然同感。唯明察此道理却仍举北伐，乃因当时的情形是忧虑若不北伐，祸乱反而会起自南方”（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104页。），委婉地表示，若不北伐，日本之“大望”反而会落空。 在对话中，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再三向田中表明对己方实力的估计，反复暗示北伐的决心。蒋介石说：“总理（孙中山——引者）曾有言不得牺牲日本之利权。我亦相信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安全即中国之国利民福之安全……中国军队的革命运动是以中国及列强的利益为目的的……中国的排日风潮是由于日本帮助张作霖，吾人虽谅解日本之态度，然厌恶军阀的中国国民则误以为军阀是依赖于日本的。故日本欲帮助吾人同志早日完成革命，则必一扫国民之误解。事如若如此，满蒙问题应容易解决，排日亦能绝迹……俄国因这层意思已加干涉于中国，日本岂有任何干涉援助不予之理。”（注：《对华外交关系一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1.0.10。《蒋总统秘录》中删除了于蒋不利的一些用词。） 谈话至此，蒋介石已经将全部意图表达出来。他不仅要求日本停止援张，而且要求日本援助“国民革命”，若如此，所谓“满蒙问题”的解决和与日本经济性命攸关的“排日抵制日货”运动的平息，都是可以考虑的。然而，对蒋介石这一番谈话，田中却不冷不热地回答：“听过阁下毫无隐藏之心底之声，我也想再畅谈一番。奈何出发时间迫临，即令延宕出发，今日也谈不完。还是改日再议，千万在滞留期间再有一次甚于今日之恳谈。”（注：《对华外交关系一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1.0.10。） 蒋介石当然颇为不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然彼田中仍以往日军阀官僚相视，一意敷衍笼络，而相见不诚。则余虽不能转移日本侵华之传统政策，然固已窥见其政策之一斑，此与余固无损也。”（注：《蒋总统秘录》，台北1975年版，第1542页。） 三 青山会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具体确定北伐再举时的行动界限，或日本至多将在何等程度上容忍南军北进，但没有取得明确的结果。在会谈时，蒋介石曾对田中义一说：“渡日一个月以来，与贵国各方人士接触之后，感到置国内时局不顾而旁观于海外，事实上已不可能。故陈述自己的想法并听取阁下教示后，决心归国。”（注：《对华外交关系一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A.1.1.0.10。）空手回国是蒋介石所不能接受的。而《秘录》则记：“经过以上一些会谈，访日的目的大致达成。”（注：《蒋总统秘录》，第1543页。） 从青山会谈的内容介绍来看，当田中提到日本没有支持张作霖，唯关心满洲治安时，蒋介石没有作正面回答；同样，当蒋介石提出日本放弃扶张政策则满蒙问题容易解决，并希望日本援助“国民革命”时，田中却中止了会谈。那么“访日的目的大致达成”又从何谈起呢？ 此外，造成北伐于长江一线戛然而止的重要原因，是日本第一次出兵济南。当继续北伐时，日本又第二次出兵济南，并增兵津京地区。然而，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却在与日本谈判未有最后结果的情形下，绕过济南，直逼长城以南。蒋介石此时的勇气又从何而来呢？ 据此，所谓“访日的目的大致达成”，看来是有所指的，即蒋介石在访日期间得到了田中的某种保证。那么，除青山会谈外，蒋介石是否与田中还有接触？ 据查，9月29日蒋介石到长崎，翌日便去云仙静养；10月3日由云仙抵神户，住“有马大旅社”。在这里，他议妥与宋美龄的婚约，11日由神户去大津等地游玩。从13日至21日的一个星期内，蒋介石在风景胜地箱根游览，23日到达东京。此后至11月8日由神户乘船回上海期间，与蒋介石有过正式接触的有：内田良平、宫崎龙夫、秋山定浦、头山满、佃信夫、萱野长知、梅屋庄吉、涩泽荣一、出渊胜次、犬养毅、长风外史、飞松宽吾、佐藤安之助、山本条太郎等各界要人。 与其他有关资料核对，可发现《秘录》有意无意隐去了蒋与另外几位日本重要人物的接触，及13日蒋在东京的短暂停留。13日，蒋先到东京入住帝国饭店，作了一个简短发言：“为了贵我两国国民一致的东亚和平，首先必须谋图中国国民革命的完成，建设真正为两国欢迎的基础。”（注：山浦贯一编修《森恪》，《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82年版，第614页。）此后，他才带着张群去了箱根。 关于这段情形的记述，现在只发现两份资料。《森恪》一书这样写道：“蒋入京以后，首先便让张群同东京的要人接近。张访问了陆军省铃木贞一氏，接着又访问了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氏，请求搭桥会见田中总理。蒋、田中及森在箱根进行了会见。”（注：山浦贯一编修《森恪》，《明治百年史丛书》，原书房1982年版，第614页。）其中提到的铃木贞一，后来曾任国务大臣、企画院总裁。战后，他在《北伐与蒋·田中密约》中回忆道：“蒋介石住在帝国饭店。当时参谋本部的部长松井石根曾驻过支那，对国民党有所理解，所以就用车送到了松井处，用电话同森恪取得联系后，就进入了可称为密约的舞台。田中与蒋介石，再加森恪、张文陪席，商讨了种种事情。根据情况，日本也可以在所有方面援助蒋介石统一中国。其交换条件是对日本在满洲向来拥有的既得利权予以默认。由于只是在箱根达成了这样的约定，故外界说密约什么的，并非空穴来风。”（注：〔日〕《知性别册·S·被隐匿的昭和史》，1956年，东洋文库藏，第25页。） 关于密约的内容，《森恪》一书则记述道：“（一）日本承认与共产党分离、与苏联断绝后国民革命的成功、支那的统一。（二）支那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以此为要点，双方圆满地达成了谅解。”（注：《森恪》，第614页。） 两份资料的可信度，在史学界是有定评的。而对“箱根密约”的过程和内容，两者的记述完全吻合。因此，有充足的根据可以判明，在青山会谈之前，已经有过“箱根密约”。但是，如果将青山会谈与箱根密约的内容作一比较的话，则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即蒋介石再三重复箱根密约的约定，而田中却反复劝告蒋介石巩固南方，缓图北伐，并尽量避免对蒋介石的要求作出正面回答。在短短不到半个月时间内，田中的态度发生了这样的变化，的确耐人寻味。 四 据已公开的各种资料综合分析，田中内阁时期日本外交的首要追逐目标，还是力争在短时期内解决“满蒙问题”。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共计八项，前五项规定了对中国“本土”的基本方针，后三项规定了“满蒙政策”。经内阁承认后，由田中上奏天皇，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将“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注：参见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I，第1部第1卷，第36-38页。）。很显然，要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就须想方设法使北部中国的“混乱局势”继续保持下去。1927年当北伐战争顺利进行时，驻奉天领事吉田茂判断，奉军“早晚难免败亡”，一旦“京津地区的动乱波及东三省”，局面就更加不可收拾，故“希望帝国政府劝诱列强，以力量强制南北两军停战。”（注：1927年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致田中外相电，第156号，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I，第1部第1卷，第168-171页。）在东方会议期间，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提交《中国一般政情报告及意见》，认为，“如果北伐能维持现状，两军处于对峙状态，时局可算小康。”（注：参见佐藤元英著《昭和初期对中国政策的研究》，原书房1992年版，第80页。）可见，作为外务省的技术官僚，吉田和芳泽之辈都认为中国继续分裂混乱，或阻挠中国“统一”，是实现“满蒙政策”的最好条件。 身为陆军退役大将，曾参与1906年第一次国防方针制定过程的田中义一，出于对苏战略的传统，特别重视与苏联接壤的“满蒙”地区的军事地位；身为政友会总裁，正值政友会“产业立国”党是提出之际，为解决资源和人口问题，田中又特别重视“满蒙”的经济地位。政友会在失却政权十数年后所以能重返执政党地位，就是伙同军部攻击民政党的“软弱外交”，许诺一举解决“满蒙”问题才得以实现的。在田中看来，只要同列强的协调关系不致崩裂，便可以不惜用干涉内政与武力介入的方式维护日本的在华权益。田中应当比任何人都清楚在“满蒙”与南方中国之间有一块混乱区域借以缓冲的重要性。 而蒋介石则不然。他所要求的是借“统一”之机控制全中国。因此，以承认日本在“满蒙”的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对他“统一”中国的支持，是他的一贯方针。自在广东率军北伐开始，蒋就不断派人与田中接触，商讨日后中国的势力划分（注：参见高倉彻一《田中义一传》（下），原书房1981年版，第740-741页。）。至青山会谈时，蒋颇为圆滑地言及关于“满蒙”问题，孙中山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的权宜之说。用森恪的话说，“蒋来日的目的，就是打探日本朝野对国民革命的意见，引导田中内阁的方针承认革命。”（注：《森恪》，第614页。）蒋介石在青山会谈时一再强调箱根密约的内容，自然是想再一次得到田中的确认。 完全可以这样分析：箱根密约虽然确定了双方的行动界限，但因为日本承认了蒋介石继续北伐，即意味着日本暂时放弃了继续干涉中国内政、制造混乱、利用北部中国作为“满蒙”屏障的可能。这就是说，田中用最低的政策目标交换了蒋介石的最高政策目标。对田中内阁而言，这决不是一种成功的外交交涉。所以，田中虽然在箱根密约中作过承诺，但在青山会谈时却改而采取了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这种变化或许含有对箱根密约的反悔之意，或许出于政友会、军部和森恪的压力，想用一种似是而非的手段改变箱根密约的承诺（注：关于田中态度变化的直接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后来日本再度出兵济南，制造局部事端，应是这种态度的延伸。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决定蒋介石在二次北伐中态度的，不是青山会谈，而是箱根密约。箱根密约是蒋1927年访日的真正结果，应当引起史界同仁的充分注意。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期号】199803 【责任编辑】徐思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