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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 胡汉民与两广的“抗日”口号与实践（1932-1936） 陈红民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爆发前，两广地区的抗日主张在国内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根据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揭示出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一方面他们宣传“抗日反蒋”的主张，也有支持抗日的举动；另一方面则有幻想“联日制蒋”，并有与日方接触的行为。论文较详细地披露了这一历史过程，分析了形成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并对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立场给予评价。 关键词 胡汉民 两广 抗日 反蒋 1932至1936年间，“抗日”是胡汉民与两广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其与南京斗争时的一面旗帜。一些研究者（包括笔者在内）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曾对此给予了较高评价。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 [①] 显示出胡汉民与两广在“抗日”问题上的复杂性：他们在公开喊“抗日反蒋”口号的同时，也存有“联日制蒋”的幻想，且私底下与日本有过秘密接触。揭示这一点，既可更清楚地认识胡汉民等人的对日政策复杂的一面，进而也可说明政治人物所公开标榜的口号与实际运作之间的距离。 一、 抗日主张与支持抗日活动 胡汉民的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而深沉，正是有感于民族危亡，他才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他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其出发点是要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他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首任外交部长期间，为抗议英国制造“沙基惨案”进行过严正交涉。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萧佛成、邓泽如等身为华侨，更渴望祖国强大。1927年后他们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期间，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孜孜以求。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在涉及民族重大利益时，也能坚持立场。如陈济棠曾说：“凡我族类，孰能不投袂奋起，以与帝国主义者作剧烈之搏斗，以存我民族一线之生命乎！”[②] 九一八事变发生，大大地激起了胡汉民等人的爱国之心，他们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胡汉民根据自己对日本的了解，断定日本军部与内阁有矛盾，“九一八事变，必是少数军人的偷鸡行为”，得不到日本政府的支持。[③] 因此主张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通过外交压力，迫使日本政府来“收束”军人。1931年12月，日本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出任首相。犬养毅是孙中山、胡汉民在日本的老友，胡汉民于1931年12月给犬养毅写信，希望犬养毅能“毅然主持正义，凡所以为邦交障碍者，力谋救正。” [④] 据胡汉民称，犬养毅曾回复长函，“誓以最大努力，解除中日间当时所有之危难。” [⑤]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使胡汉民从主张对日直接交涉转向对日武装抵抗。上海战事的扩大，单靠外交交涉显然无法制止，而此时胡汉民已被排除在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权力中枢之外，丧失了与日本交涉的资格。上海抗战期间，胡汉民与十九路军将领保持着密切联系，鼓其士气，向十九路军保证，“粤中同志当竭力为兄等后援也”。 [⑥] 他与广东当局从几个方面给十九路军以实际的援助：一是募捐。当时广东成立了全粤各界筹款会，“省、港两地对筹募饷糈极为踊跃，成绩颇优。”[⑦] 陈济棠还令广东省财政厅筹款500元，以接济十九路军；二是计划兵力援助。十九路军曾电请广东方面代为征兵。陈济棠决定从其所辖第一集团军中抽调部分兵力赴沪，他特地说明，援兵将用船运上海，“皆经训练，且非老弱，尚当续拨设法”。 [⑧] 后因用船运的援兵无法派出，陈济棠改派一队7架战斗机（一说15架）赴沪协助十九路军作战。[⑨] 胡汉民与两广高举“抗日”旗帜，在国内有相当的号召力，成为国民党内外一些有志抗日人士的希望所在与后方基地。东北沦陷后，东北军旧部与民众等组成各种义勇军，在白山黑水间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殊死之战。对此，两广曾予以持续不断的支持，专门成立了义军后援会，筹款接济。为保障捐款能持久，广东曾明令军政各界固定每月从薪金中扣薪捐助。义勇军方面也不断有人南下求援，并在粤设立了办事处。 “往来函电稿”显示，与西南有过联系的东北抗日武装首领包括马占山、王德林、邓铁梅、孔宪荣、张学骞、张海天等。东北之于西南，在地理位置上相距甚远，但在支持东北的抗日武装方面，两广却走在全国的前列。 胡汉民等人支持抗日活动，投入精力与财力最多，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参与策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1933年春，冯玉祥、方振武等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为目标。事前，胡汉民争取冯玉祥加入“新国民党”，鼓励其召集旧部抗日。同盟军建立前，曹任远曾代表西南交给冯玉祥一百万，让他“以此钱组织‘民众抗日军’打日本人。” [⑩] 此后，曹任远又数次到泰山，促冯行动，并资助钱款。[11]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两广在道义与经济两方面予以支持。 [12] 方振武等在同盟军中组织了“新国民党”的西北执行部，并率所部集体加入“新国民党”。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方振武将残部改称抗日讨贼军，继续在热河、长城一带抗日。西南与方振武等人仍保持着联系，广东方面认为“方同志能秉本党意旨，不避艰险，以孤军奋起讨贼，声大义于天下，此种革命奋斗之精神，实堪嘉慰。”决议一次性援助其三万至五万元，[13] 虽然两广当时不是日军寻衅闹事的重点，但两广领导人深知覆巢之下无完卵，对日本在华南闹事十分警惕。萧佛成认为，“关于倭子（指日本——引者）谋捣乱华南之消息，乃为时局中应有之文章，毋论其为真为伪，在吾人应当先定一方针，以应付之。”他告诫陈济棠要预作各种准备。[14] 陈济棠曾强硬地表示：如果日军侵入华南，他将誓死抵抗。李宗仁于1933年撰写《焦土抗战》一文，讨论抗日战争的战略，传诵一时。 [15] 在广东省内曾发生日本军舰“伍拾铃号”上的水兵在汕头擅自登陆，进行测量侦察的事件。陈济棠、蔡廷锴、陈友仁等接到报告后，立即开会商议对策，“众皆主强硬”，命令汕头市政府向驻汕日领抗议，“限其即刻一律回舰，不许停留。”并指出，“倘该舰陆战队及水兵不依限回舰，或该舰及一切日船如再有违章登陆等事，应即实力制止（重点线系原有——引者）。” [16] 日军被迫很快离岸上船，且离开汕头。 [17] 1933年，胡汉民等人的日本故友萱野长知访问广州，萧佛成在欢宴席间即不客气地指出，“台湾浪人多来潮汕，由日领掩护其作种种不法事，有破坏两民族感情”。萱野答应“设法疏通”。[18] 胡汉民与两广支持抗日运动，从事抗日宣传，首先是基于其民族主义思想与爱国情怀，同时也与其反蒋的目标相联系。有美国学者在研究20世纪国际环境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时指出：外国入侵予中国以极大刺激，尽管20世纪前期中国存在着社会震荡和政治分裂，“但却令人惊讶地在民族目标方面产生了明确的共识，一种为千百万中国人所同具的共识。” [19] 日本的入侵，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而政府当局基于其现实处境的种种应对，根本无法满足民众的要求，成为众矢之的。民众对外抗争受挫的情绪，很容易演化成对当局者的不满，进而衍生出改革内政，甚至推翻当局的要求。 西南与胡汉民等人对抗日的宣传，对抗日运动的支持，通常是与反对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相联系的。胡汉民更多次指出，“假如政府不抗战，那我们便说，唯有推翻不抗战的政府。” [20] “抗日”成为胡汉民等人联络反蒋势力，集合队伍的重要宣传手段。胡汉民与所有反蒋势力联络时，都会以批评南京政府内外政策（尤其是对日妥协）的失当为依据，推论出联合反蒋的必要。如胡汉民在致海外华侨的信中说：由于执政之军事独裁者无能，“内而政治窳败，民无死所，外而强邻侵逼，国亡无日。自前岁东北三省之沦陷，近者榆关之失守，平津之告警，而国危益如累卵矣。”因而要推翻军事独裁统治。 [21] 胡汉民将抗日与反蒋的两个目标密切地联在一起。对此，当时人有如下评价：“西南一向高唱之抗日剿共倒蒋三大口号，事实上是三分剿共，七分倒蒋，抗日亦倒蒋之一方法也。”[22] 二、两广对外联络的努力与日本的分化政策 依胡汉民与西南所提的“抗日”、“倒蒋”、“剿共”三项主张，两广的敌人包括了日本、蒋介石与共产党。三个敌人对两广的威胁并不相同：日本采取的侵略方针是“蚕食”，此时侵华的重点地区在地理上距两广尚远，双方暂无直接的军事对抗；共产党力量尚小，也不足以对两广形成多大威胁；而南京对两广的压迫与威胁，是直接而现实的。以两广之兵力财力而敌全国，差距太大。胡汉民与两广地方实力派在宣传上采攻势，不断抨击南京当局的政策，但在军事上却只能取守势。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南京方面放手来攻，则两广欲维持现状都未必如愿。他们广泛与国内各反蒋势力联络，同时争取国际支持，以壮大力量。 胡汉民等人寻求国际支持的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宣传，扩大影响。西南特设了一家英文通讯社，每日负责将西南的重要消息，拟成英文电文，该社不断发出西南的声音，冲破了南京方面的新闻封锁，“英文报纸莫不据该社之电讯，分别披露”。 [23] 二是直接与外国政要联络。胡汉民认为日本侵华损害了英国在华利益，可以联络英国来压制日本。1933年3月，他以私人名义给英国几位政党领袖写信，批评英国在东北问题上袒护日本的政策，希望其能纠正。 [24] 英方曾有复信，更使胡汉民认为对英外交大有可为，提出“能有人往（英国），必收相当成绩。若到真有办法，则弟可亲往。”[25] 广东当局还利用粤港在地理上的接近，就便与港英当局联络。 “往来函电稿”中涉及西南与外国政要联络的，还有意大利、美国与苏联等。 两广为实现“抗日倒蒋”，较积极地对外国宣传联络。其效果则微不足道。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已得到国际间较广泛的承认，两广虽反蒋，但未成立与南京对立的政府，相衡之下，外国也不会贸然支持两广，胡汉民就曾意识到“西南不能自创局面，讲话吃亏。” [26] 唯一例外的是，广东与德国有着较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陈济棠不仅从德国购买军火、聘任军事顾问，还与德国达成了合作兴建琶江口兵工厂的合同。这些活动，也因德国与南京政府的关系而处处受到限制。 在两广寻求英美各国支持而不可得之时，日本则对两广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充分利用了中国内部的矛盾，对各种势力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邹鲁将这一策略形容为“对黄河流域是用‘抢’，对长江流域是用‘吓’，对珠江流域是用‘骗’”。 [27] 日本方面相当看重胡汉民的政治影响及两广实力派，通过各种渠道与之建立联系，其目在于扩大日本在华南的影响，加剧中国的分裂状况，使中国不能形成统一抗战的局面。1931年底，胡汉民刚到南方，蒋胡对立的格局初现端倪，日本关东军就派土肥原贤二求见。自此之后，日本派到西南联络接洽的军、政、商、学各界代表先后多至百人，“作拉拢的工夫”。 [28] 这些代表中较重要的有：1933年11月，日本参谋本部部长梅津美治郎秘密由闽抵粤访陈济棠；11月，日本公使松村到广州见陈济棠等人；1934年3月，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中村中将率军舰访问广州，在日本领事陪同下拜会陈济棠等军政要人；1935年3月，土肥原贤二在西南作长时间逗留，先后在香港、广州、南宁等处访问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6月松井石根到广州访问、冈村宁次抵广州，先后访问陈济棠、李宗仁、邹鲁、萧佛成、刘纪文等；1936年2月，松井石根大将、细萱少将等又到粤访问，松井见胡汉民。 [29] 日本代表的身份各异，与西南方面接触的详情也多不为人知，但多以强调“中日亲善”入手，投石问路，见机行事，再批评南京当局，抛出“支持西南”的诱饵。其中最直接的，当属与胡汉民故交萱野长知赤裸裸的诱惑。萱野长知（1873—1947），是支持过孙中山革命运动的日本大陆浪人之一，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援助中华革命军，“孙中山去世后，萱野仍然以尽快中止日中间武装冲突为念，参加过有关和平谈判工作，但由于蓄意扩大武装冲突派人的阻挠而未果。” [30] 大约在1933年，萱野写一长信给胡汉民，直截了当地提出，“吾公如有赞意，即应宣言西南独立，进就总统之位，弟必行积极的援助，亦运动敝国迅速承认西南政府可也，弟等与OO、OO方面，颇有把握。” [31] 信中的“OO”当指军部等实力机构。胡汉民的复信相当简约，未对萱野提议的“西南独立”与“就总统之位”正面回应，但欢迎其来访，内心对争取日本的支持还是有所期待。 萱野至少两次到香港访问胡汉民。[32] 一次在1933年底、1934年初的福建事变期间，萱野以“拳拳旧谊”劝中日和平、“大家团结”，胡汉民则告诉他“从来之异同”，称能否团结要看日本方面“是否有悔祸之诚”。[33] 另一次当在1934年7月间。萱野不仅面见胡汉民，且在广州见了萧佛成、邓泽如、邹鲁、李宗仁等。“往来函电稿”中所显示的两次谈话内容，均未涉及萱野长知在信中所提议的支持西南独立及胡汉民就任总统等事。 松井石根大将也曾与胡汉民有信件往来。松井曾参与过孙中山领导的反袁之役，1927年又曾在南京与胡汉民见面。他的信是另一种风格： 谨启者： 日华间之感情疏隔久矣，从东亚大局出发，余对此现状深感遗憾。 虽然造成此状况之原因颇多，余深信着眼于世界大势，以宏远之理想与坚定之精神，尽力确保东亚和平，乃余等应尽之责任。为此，切望两国有识之士之间尽速建立相互了解之亲善关系。仄闻目前阁下以宏远之思想，致力于西南一致团结，日华提携，作为东洋和平之阶段，深感同庆之至。愚以为，实现经济提携于贵我两方均极有利，为日华两国国民之幸福，此乃当前燃眉之急之要务。 幸而阁下同意余之意见，则请竭力进行，余亦愿助一臂之力。 久疏问候，特书致歉，并祈阁下为实现大亚细亚主义而奋斗。此致 胡展堂先生 松井石根 七月二日谨言 [34] 信末未署年份，查松井石根分别于1935年6月与1936年2月两次到西南。第一次见陈济棠后，认为陈“相当信赖胡汉民，外交问题一切均依胡之意见办理。” [35] 推论该信写作时间应为1935年7月2日。此时胡汉民虽已出国，然而半年后松井再访广州并与胡汉民见面，当与此信有关联。全信用词尚称中性，但每句话后都暗藏玄机。 胡汉民的复信则为： 松井将军仁兄阁下：土桥君来游，得诵手翰，卓识弘议，令人感佩。窃谓大亚细亚政策者，倡于吾党总理中山先生，而得赞同于贵国者，则前有O桂公爵，后有犬养木堂（犬养毅——引者）先生。其要义首在两国抛弃其从来侵掠之手段与猜忌之意识，彻底的以平等友善之精神，互相扶助，以共上于东亚民族发展之前途，为世界真正和平进步之指导。此固非帝国主义者流所能藉口。而九一八事变之后，木堂先生所为致歉，于识此政策者之太乏其人也。吾人既明辨不惑，则宜视所为梗于此政策之势力，非急谋扫除之不可。民国五年讨袁之役，晨夕相遇，十六年南京再见，久安不忘。昔人所谓有非常之人，而后有非常之功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未尽之意，即托土桥君面达一切，专复。?[36] 复信着眼于为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正名。胡汉民提出，松井既然有志于实现大亚细亚主义，则对于破坏中日间平等相待的侵略势力，“非急谋扫除之不可”。实际上，是借题回击了松井的各种诱惑。 一边是西南及胡汉民在与南京的对立中处于劣势，急于得到各国声援而不能，一边是日本出于分化中国之目的，频频向西南伸手示好，且双方均以蒋介石为敌。就当时西南的情况而言，与日本接触，“联日制蒋”就既有了必要性，也有了可能性。 三、两广与日本接洽的实际情形 两广虽未提过“联日制蒋”的口号或主张，但在主观上确有这样的意思。萧佛成的话可为代表。他说：“在今日之西南，以区区之两省之力，抵抗全国之兵，于外交内毫无凭藉，则对于屐儿（日本——引者）自不能不表示接受其善意，冀得济眼前急需，即不然亦可和缓一时，不致自多树敌。” [37] 日本“于我无要求，且为我倒门（蒋介石——引者）之助，则已价廉而味高。” [38] 松井石根当面对陈济棠大谈“东亚和平”，陈济棠借题发挥说，蒋介石当道，则东亚无和平可言，日本“如有达和平目的之意，则宜援助西南以倒门神（蒋介石——引者），如现在正是一最好时机”。 [39] 日本的介入，使两广、南京政府与日本之间的冲突变成了一种三角关系。日本拉一方压一方，也使得南京与两广不得不考虑要抢着拉住日本。萧佛成曾对陈济棠说过：“彼方倒门（蒋介石——引者）派望我甚殷，我若迟疑，使彼失望，彼必走扶门派一路，且将转而图我矣，请以速为妙。” [40] 这种局面的出现，不能不说是日本策略的一种成功。 胡汉民对日本利用中国国内矛盾谋利的企图有着较明确的认识，他在分析日本策略及应对方法时提出，“外交无定则，惟视本身利害如何而定”，西南对日策略须坚持三项原则：“不可遂失政治之立场一也；不可上当如跛哥（陈铭枢——引者）二也；粤与英密切，不使猜疑三也。” 不失“政治之立场”，是指抗日反蒋；不可上当如陈铭枢，是指福建事变前陈铭枢等与日本联络时，未能保密，结果反被南京宣传利用，陷入被动，“未食羊肉先惹一身臊也”。 [41] 胡汉民所确定的原则应该说是机会主义的，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有难度，如何能既与日本方面接洽联络，又能坚持抗日立场呢？胡汉民自己也很矛盾，他一面断定日本“决无诚意”，同时却又说“我所虑则颇复杂，不必自始无诚意也”。[42] 两广与日本的实际联络与接洽，因多处于秘密状态，故详情难知。“往来函电稿”中虽有多处提及，但所透露信息则基本上是只言片语，极不完整。依其类别，可分为四个方面： 一、 与日方各类代表接触。 前文已述，先后到过两广地区的日本人超过百人，两广当局与之接触周旋，在公开接触中，都拒绝日本分裂中国的阴谋，规劝日本放弃侵华政策。胡汉民对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以支援款械为诱饵，怂恿其组织反蒋政府的提议，“严辞拒绝”。 [43] 陈济棠接见土肥原时提出，“中日之亲善，须以民族之公意为前提”。[44] 陈济棠是实权人物，日方特别注重与他进行接洽。陈济棠在与日本驻粤武官和知鹰二中佐接洽时，和知鹰二告知日本态度已“十分决定”，促陈确实决心倒蒋。陈则表示已把和知“当自已人一样”，“ 罄心而言”，其反蒋决心多年如一日，“所缺者唯械与力（财力）、衣（物资）”，要求和知确实告诉他日方的计划及在力、衣方面“有无切实办法”。 [45] 这里，“械”指军械，“力”指财力，“衣”物资。松井石根更向陈济棠出示“参谋部议决之件，以表军部全体具此决心”。同时质疑西南“仍是表示抗日”及陈济棠有与蒋介石妥协的可能。陈济棠则明确表示，在舆论上不能不有所掩饰，“西南主张抗日，正是倒门，大家应谅解此意（重点线系原件有——引者）。” [46] 在另一场合下，陈济棠又对日方代表解释其“抗日”主张：“我人对日则精神上最能贯彻，而面子上不妨稍为忽略。” [47] 赴两广的日本人背景、目的各不相同，尚无资料说明日本有统一的对两广的政策。对于两广与日本人的接触，要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见到与日本人接触的资料，就说是“勾结”。 二、关于“经济合作”的接洽。 广东当局经济陷入困难境地，广州一度出现挤兑风潮。两广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便从金融开始，商定由中日双方合资组建“华侨银行”，作为两广当局的财政来源。因事关重大，双方磋商时间颇长。“往来函电稿”中多处提到银行事。组建银行事开始陈济棠并不知晓，但在了解情况后即表示支持。和知鹰二专门就组建银行问题回日本请示，“水属（海军省——引者）及外属（外务省——引者）均已同意，但财部少有要商之处”，主要是粤方起草的“银行组织法”要“少有变更”。 [48] 和知鹰二知道两广需钱甚急，因而提出，可向两广借专款，用于支持倒蒋活动，“作政治、军事及宣传等之运用费，绝无其他条件，亦无须何种抵押品。”[49] 借款是双方讨论较多的问题，日方曾答应先交二三百万，“俟公司成立，续交全数。”松井石根与陈济棠见面时，提议可模仿宋子文向美国棉麦借款的办法，实施对两广的财政援助。 至于“华侨银行”是否开设？日本有无实际向两广支付援助款项？如有，则数额多少？两广如何支配等，均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如何在华南扩大日货市场，也是日方所关心的。松井石根特别提到，两广需要的物资，“无论何物，但需要者均可帮衬。”且声明两广倘能扩大日货市场，日本即视为 “表示好意”，和知鹰二主持的援助事项，“亦易进行”。 [50] 另有一日本代表见广州市长刘纪文时称，可借给广州市六百万，“以销煤及士敏土为条件”。刘纪文“未以确语答之”。 [51] 三、关于军械援助。 这是陈济棠所迫切需要的。他直言不讳地对日方代表说，蒋介石对西南怀有野心，“我西南尤其是广东应以全力应付，故必求器械充足。”他需要枪械、大炮和飞机，“求最新式，求全帮一齐到达，以免不能敌门（蒋介石——引者）及或为门所乘。” [52] 日方代表爽快地答应了，请他确定具体数量。陈济棠要求日方先提供枪炮的样本，“非先睹不可”。日方代表很快将枪炮样本送来，并称已致电日本索取飞机样本。商谈中，陈济棠认为日本飞机在速度上不及蒋介石空军所配备的意大利军机，对是否购买颇为迟疑。和知鹰二则力促陈下决心，声称日本军机在升降能力上已有很大改进。[53] 从“往来函电稿”中，暂看不出两广与日本的军械交易是否成功。但当时外界对西南与日本的军事合作有许多传闻，远在山西的徐永昌在日记中有数处记载：“现两广有受日本经济与械弹协助之消息。”[54] “日已接济广西枪八千支，子弹二百万，飞机四架，此外，尚拟借给款项若干”。 [55] “两广由日本得到三千五百的军用品。”[56] 其他资料显示，日本曾向广西送过两船军火，赠给陈济棠约一千枝枪、二十万发子弹及几门山炮，[57] 并曾有日本军人到广东的机场视察设备情况。 四、关于中山大学的建筑款项。 邹鲁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对扩大学校的规模十分热心。当时广东财力无法支撑，邹鲁为筹中山大学建筑款焦头烂额，四处求情。在日本向两广伸橄榄枝之时，他产生了从日本方面筹款以济燃眉的想法。除向到粤的日方人士游说外，他派留学归国的何思敬重返日本募捐，[58] 试图说服日本朝野摹仿美国，拨出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何思敬到东京后，与各方联络，并未得到多少响应，在筹款方面只有神田正雄“颇示好意，帮忙不少”。[59] 神田建议由中山大学先聘数位日本自然科学方面的名教授赴粤，再由这些教授将中山大学的筹款要求“报告政府”，则日本政府“可有正式的决定”。邹鲁得到报告，认为日本是玩弄通过援助渗入中山大学的“骗技”——“中大之建筑金未可知，而日之教授先已入我堂奥”。他要求何思毅立即返回。 [60]? 为实现“联日制蒋”，获得日本在经济、军事方面的援助，两广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妥协与让步，对“抗日”主张与对日政策做了一些调整。1935年西南执行部在讨论对五全大会的提案时，决定“抗日”部分稍作缓和，“对矮（日本——引者）只用‘救国’、‘收复失地’等名词” 。[61] 土肥原贤二访粤之前，西南执行部曾通过决议，“请密饬新闻检查机关，自今日起至日本少将土肥原抵粤之日，凡新闻纸有对于土肥原有任何批评者，一律禁止登载，以省无谓之麻烦；” [62] 为了便于日本货物在华南的行销，两广还准备取缔各种“抵制日货”机构，李宗仁就曾建议，“至于现在所存之检劣货机关，……不但于国事无补，且有惹祸之可能，不取消之为愈之云。” [63] 此外，在处理境内的涉日事件时，广东当局也采取过退让、限制大规模民众抗日集会的方针。如1935年9月，广东增加豆饼附加税，汕头日本浪人乘机大肆走私，走私船被缉私队扣押后，日本派军舰来威胁。地方当局被迫将扣留之日本私货发还，并规定以后日本货物仍只缴纳关税，其他税费由中方购买者负担。[64] 但是，两广在与日本接洽过程中，始终怀有很强的戒心。由此种戒心而生的不信任，在两广与日本各方的接触中产生着重要影响，是两广与日本合作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 从本质上讲，两广当局对日本是不信任的。因而，他们一方面迫于现实，希望通过“联日”改变处境，另一方面则对“联日”以后的前景仍感迷茫和悲观。在“华侨银行”筹建过程中出力甚多的萧佛成，就向胡汉民表达过自己的困惑： 关于华侨银行事，不哥（李宗仁——引者）及后人（白崇禧——引者）均极端赞成，爵绅（陈济棠——引者）亦颇赞同，但恐矮（日本——引者）言不足靠。至于弟个人愚见，则怀疑虑，诚以矮子久蓄志侵吞整个中国，何独爱于西南？纵谓吾人在此环境之无从发展，不妨暂假其力量以倒门（蒋介石——引者）。但倒门之后又将如何？将与矮亲善而放弃华北主权、东北失地及承认伪国乎？如其不然，则孟赵所贵，赵孟能贱。矮子又何难勾结其他方面而与吾人为难，使我国永无宁日？不宁唯是，在此不久之将来，太平洋之大战决不能免战事发生，中国决无中立之可能。但如我与世仇之矮子合作，与欧美为敌，不但为道义所不许，亦且必归于失败。此就其大者言之。至其小者，如对彼借款以组银行，彼必设一监视用途之机关，及推扩其在华南之商务，皆为题中必有之文章。苟若是，则门未倒，而吾人已为天下之矢矣。总之，此事关系极钜，想先生必已筹之熟矣。 [65] 萧佛成基于民族大义及对世界大势的观察，对“联日制蒋”策略能否成功表示怀疑，甚至认为组建银行也是引狼入室，担心“门未倒，而吾人已为天下之矢矣”，得不偿失。 具体到与日本合作的各个方面，两广当局也处处小心，预留后路。在筹办“华侨银行”时，萧佛成坚持不让日方派人直接参加银行，“我方之仅利用其资财器械，而不用其人，彼何以能侵及我内政而制我死命。故银行方面弟拒绝O （日本——引者）人参加者以此；” [66] 在日本代表允诺向广州市长刘纪文提供借款时，刘纪文坚持日方须先交款，否则免谈。刘的担心是，“我人只管秘密，彼方（日本——引者）只管宣传，必谓西南已与之有交易，而西南之立场立见折堕。……彼方一经宣传，吾人未得其大益，反受其实害，则两败之道也”； [67] 对于取缔各地抵制日货机关的建议，萧佛成虽表示赞同，但强调“必善为处置，务使在表面上不得与吾人向所主张者太过相反耳。” [68] 两广在与日本方面接触时，尤其注意保密工作，担心被日本方面利用宣传，也担心被南京方面侦知，大做文章，如胡汉民所说的“未食羊肉先惹一身臊也”。在此方面，两广有深刻的教训。1931年“非常会议”期间，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化名到日本活动，希望得到日本支持。事情未成反而被南京方面披露，广州方面极被动。萧佛成在与日方接洽“华侨银行”的过程中，向胡汉民建议，要严守秘密，“弟对于此事严极端秘密，除协翁（陈融——引者）外，即泽、海（邓泽如、邹鲁——引者）二兄亦不使知之，盖机事不密则害成。故关于此事之函件，望先生勿假手于左右为祷。” [69] 在全国抗日情绪高涨的环境里，任何与日本接触的举动，都会遭到攻击，何况西南是以号召“抗日”为旗帜的。他们深知此事的“杀伤力”。 那么，如何评价胡汉民与两广的对日政策呢？这是个复杂而难以遽下结论的问题，笔者的认识也有过转变。1980年代中期，笔者依胡汉民等人在《三民主义月刊》上的公开言论，认为“胡汉民在宣传抗日和支持抗日运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保持了他的爱国晚节”，对此给予了较高评价。 [70] 初步研读“往来函电稿”后，第一次见胡汉民及西南与日本接触的史料，有感于政治与政治人物的复杂，笔者曾著文写道：“在公开的议论中，胡汉民与西南高喊‘抗日’，私下里他们却秘密争取日本的军事援助，以抵御南京方面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此种政治主张的前后抵触，公开与背后的矛盾，正是研究身处在野地位的胡汉民时需特别注意的。” [71] 而在撰写本文时，笔者再次全面思考胡汉民及西南“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之间的关系，又有了新的认识，即“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均与南京方面的巨大压力有关。“抗日”与“联日”相差何其远，但是在胡汉民与西南那儿竟成了一体两面的事，并行不悖。因为两项主张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反蒋”或“制蒋”。在这一层意义上，“抗日”抑或“联日”均是反对南京与蒋介石的手段而已。 具体到对“抗日”与“联日”的评价，由基本史料可看出，胡汉民等人的“抗日”主张是基于其一贯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抗日”方面，有宣传，有实际行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联日”方面则更多地是出于策略考虑，尚停留在计划接触阶段，并未形成事实，且西南希望的“联日”有一定的原则，并非出卖民族利益与国家主权（这实际上也是双方合作难以进展的重要原因）。胡汉民对于外交有一段表述：“我人于外交，则专以我民族之利益为前提，虽弱小无力，政如德国前数年，利用他国利害之冲突，而取得其地位，此视我人手段如何耳。” [72] 这里的前提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我民族之利益”，其他均是“手段”而已。 因此，就目前的资料来看，胡汉民与两广对日政策的主流是抗日的，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的，基本上应予以肯定。[73] 作者简况： 陈红民。1958年生，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兼副主任。 通讯地址：南京市汉口路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邮编： 210093 电话：025—4524811（宅） 025—3593264（办） 电子邮箱：njhmchen@jlonline.com [①] 关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以下简称“往来函电稿”）的情况、基本内容等，见拙文《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绍介》，（台北）《近代中国》第121期（1997年）；《ハーバート·ィエンチン图书馆所藏の胡汉民文书介绍》，（日本）《近きに在りて》第32号（1997年11月）； “The ‘Hu Hanmin Correspondence’ in 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Vol.XXIV, No.1 (November1998). [②] 陈济棠：“一·二八之纪念与认识”，载《陈济棠研究史料》，第172页，广东省档案馆1985年。 [③] 胡汉民：“论中日直接交涉”，《三民主义月刊》第2 卷第5期（1933年11月），第22页。 [④] 胡汉民致犬养木堂（毅）（1931年12月19日），“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21件。原件无编号，所有册与件的编号，由笔者编定。有些函电无详细日期。另，“往来函电稿”中大量运用了代号，引用时一般采用引者注的形式加以说明。 [⑤] 胡汉民：“大亚细亚主义与抗日”，《三民主义月刊》第7 卷第3期（1936年3月），第12页。 [⑥] 胡汉民致蒋光鼐函，“往来函电稿”，第1册，第29件。 [⑦] 胡汉民致蒋光鼐蔡廷锴梗电（1932年2月23日），“往来函电稿”，第21册，第92件。 [⑧] 胡汉民致蒋光鼐蔡廷锴电（1932年2月25日），“往来函电稿”，第21册，第85件。 [⑨] 肖自力：《陈济棠》（未刊稿），该书稿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列入“岭南文库”，近期出版。 [⑩] 谢幼田：《谢慧生先生事迹传略》，第373页。《刘人瑞事略》也提到刘人瑞与曹任远曾当面交给冯玉祥西南所提供的巨额援助款项。（第22页） [11] 冯玉祥日记中数次提及两广对他的推动。如，“曹四勿先生来谈：……四、退款运到了。五、抗日事唯有积极努力。” （1933年1月4日）“广州汇洋万元来。”（1933年1月8日）“熊观民先生回来，带到胡、邹、李、陈、薛、曹六封信，并带图表六纸，所说关系各方，极详。（1933年2月23日）”均见（《冯玉祥日记》（4），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12] 冯在1933年5月31日记道：“胡先生等来二电，一为十万元之事，一为广西之十万元之事，尚未复。”《冯玉祥日记》（4），第87页。 [13] 胡汉民致陈济棠函（1933年10月19日），“往来函电稿”，第6册，第19件。 [14]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25日），“往来函电稿”，第34册，第7件。 [15] 李宗仁称，《焦土抗战》写好后，送胡汉民，希望以胡的名义发表，借重其身份“更可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胡汉民完全赞同李的观点，但认为自己是文人，不便谈兵，建议仍用李之名义发表。《李宗仁回忆录》，第682页。 [16] 根据信件内容看，事件当发生在1933年，具体时间仍需进一步查找确定。陈融致胡汉民函（12日），“往来函电稿”，第32册，第23件。 [17] 日军在广东寻衅之事，“往来函电稿”中还有一处提及：“倭仔行凶，在市内捕人，现正与之交涉。今日又闻嵯峨号又到惠州某处，有徒手兵不通知地方官而登陆之事。”陈融致胡汉民函（16日），“往来函电稿”，第35册，第63件。 [18] 萧佛成致胡汉民函（7月3日），“往来函电稿”，第33册，第26件。关于萱野访问西南的情况，下文将有稍多叙述。 [19]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第30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 [20] 胡汉民：“什么是我们的生路”，《三民主义月刊》第1 卷第3期（1933年3月），第21页。 [21] 胡汉民致加拿大第六次全体代表大会函，“往来函电稿”，第3册，第2件。 [22] 徐永昌日记（1935年1月24日），《徐永昌日记》（第三册），第228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23] 西南执行部秘书处编：《西南党务年报》，广东省档案馆藏。 [24] 陈红民：“胡汉民年表（1931年9月—1936年5月）”（上），《民国档案》1986年第1期，第128页。 [25] [25]胡汉民致萧佛成陈融函（3月5日），“往来函电稿”，第19册，第42件。 [27] 戴书训：《愈经霜雪愈精神——邹鲁传》，第136页，（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 [28]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文史资料专辑），683页，广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0年。 [29] 所列日本赴西南重要代表，据邓正兵：“论广东实力派的对日政策（1931—1936年）”，《学术研究》2000年第5期，第89-90页。作者称系根据《粤系军事史大事记》和同期《申报》查阅得到。 [30] 萱野长知生平，参见久保田文次“萱野长知的基础研究”， 《第三届近百年中日关系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31] 萱野长知致胡汉民函（四月初六），“往来函电稿”，第25册，第79件。 “抗日反蒋”与“联日制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