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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法之争”是1931年蒋介石与胡汉民之间为是否要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而发生的一场争执，以蒋介石强硬地拘禁胡汉民收场，结果引发了国民党内的轩然大波，影响时局甚巨。关于“约法之争”的研究，早期集中于基本过程与胡汉民的立场。[①] 其后有学者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资料，对蒋介石在争执中的表现有所补充。[②] 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即原“大溪档案”）中有“事略稿本（民国16年至37年）”部分，系有关人员直接从蒋介石的日记、函电中摘录相关内容（主要是与军政事务有关的部分），再配合历史的发展线索，整理出的类似“年谱”的资料长编。在1931 年的“事略稿本”中，较多地引用了“约法之争”前后蒋介石的日记、函电，而且“事略稿本”完成后，经蒋介石过目。这批档案的开放，为研究“约法之争”提供了新的资料。 一、吴稚晖等人的作用 蒋介石何以最终决定用拘禁胡汉民的方法解决争端？新资料显示，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对他下决心起了重要作用。 “约法之争”开始于1930年底，由于胡汉民与蒋介石均不肯让步，矛盾日益激化，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1931年2月中旬，蒋介石失去耐心，在日记大骂胡汉民，其中有胡汉民“专欲使人为彼傀儡，而彼乃暗出主张，私心自利，颠倒是非，欺罔民众，以遂其图谋不轨之欲。虽危害党国，亦所不顾，是其投机取巧，罔知廉耻，诚小人之尤者也。”“胡氏真小人，实属不可共事者也。” “破坏党国，阻碍革命，阴险小人，终不自悛”。 [③] 2月18日蒋介石赴汤山“闭户自省”，考虑对付胡汉民的办法，力图“深思熟虑以保持大局则幸矣”。 [④] 但蒋尚未最后决定采取什么手段。 21日，蒋介石再到汤山，“考虑胡汉民破坏党国之阴谋，叹曰，周公之于管、蔡，石碏之于石厚，孔子之于少正卯，皆出于不得已也。”[⑤] 蒋在这里提到的都是历史上大义灭亲的著名事例：西周时，周公以武力镇压自己弟弟管叔、蔡叔的反抗；春秋时卫国大夫石碏杀死参与谋反的儿子石厚；孔子诛少正卯。蒋的感叹表明，他此时已有对胡汉民下毒手的想法。 考虑到断然对胡汉民下手，必然会引起政坛的动荡，蒋介石在动手之前须要征得党内支持者，尤其是元老的元老同意。蒋介石在2月24日一早，蒋先约见李石曾、吴稚晖，“商对胡汉民阴谋事”。吴稚晖说了些什么，蒋没有详细记载，只写道，吴所云“颇有政治见解”，“对党国，对大局，对政治，对人民，惟稚晖先生之言甚当也。”[⑥] 从前后的逻辑看，吴是赞成扣胡汉民的，甚至在蒋点明之前，已先向蒋建议此法，正好让蒋有了“从善如流”的机会。 四天后的2月28日晚，蒋介石拘押胡汉民。当天的“事略稿本”记载如下： 晨，在汤山考虑大局。……下午，吴敬恒、李石曾、蔡元培等来汤山议事。晡，公手书致胡汉民函，劝其悔改自新，以利党国。 [⑦] 这段记载应该是可靠的：蒋在当晚正式拘胡之前，再次征询了吴稚晖等元老的意见，对照24日蒋曾与李石曾、吴稚晖见面商讨对付胡之办法，“稚晖先生之言甚当”，更可证吴是拘胡的策划者之一。 吴稚晖等人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中，始终站在蒋介石一边，协助其度过了不少难关。而在对付同样是党内元老的胡汉民时，吴稚晖等人的帮助更显得重要。 拘押胡汉民后，激起的反对声浪超过了蒋介石、吴稚晖的预期，西南出现了新的反蒋联盟，召开国民会议也遇到巨大的阻力。国民会议召开的前一天，5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敦劝胡汉民出席国民会议，而吴稚晖再次劝导蒋介石“屈尊”去见胡汉民。“事略稿本”记载如下： 吴敬恒（吴稚晖—引者）劝公（蒋介石——引者）往访胡汉民，公从之。始相见似甚不悦，继则互相含泪，谈十五分钟而回。公谓吴氏曰，访胡一事，为余一生之至难能的事，但访谈以后，自觉欢慰，忍人之所不能忍，耐人之所不能耐也。吴氏亦甚称之。[⑧] 这段记载显示，蒋介石感到去见被拘禁的胡汉民，是“一生之至难能的事”。在见胡前后，他都与吴稚晖晤谈过，且以吴的主意为主意，对吴的称许也十分在意。更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吴稚晖很深地介入拘胡事件。 当然，吴建议蒋去邀胡参加会议，是明知胡不会接受而进行的一场具有公关性质的表演，目的在对公众显示蒋的宽宏大量与胡汉民的心胸狭促。 二、蒋介石对事件的善后 蒋介石并不鲁莽，他预感到拘禁胡汉民后，可能会引起反对声浪，故对如何善后也有一定安排。3月1日晨他再四考虑胡案，叹曰： 今日之胡汉民无异昔日之鲍罗廷，余前后遇此二奸，诚一生之不幸也。鲍使国民党徒受恶名，而共产党受其实惠，今胡则使国民党受害，而彼个人自取其利。鲍使国民党革命破坏而不能建设，胡则使国民党革命阻碍而不能统一，谤毁政治，反对外交，阻碍税法，搁置要案。鲍使国民党法律制度陷于散漫，割裂不能运用，胡则使国民政府与行政院隔断，必欲以五院牵制政府，而且使各种法律不能久存，随时更改，以便其私图。彼实以鲍之倒乱反革命之手段而用之于本党，其罪恶诚不容诛也。中央监察院之密提弹劾案，固其宜哉，余昨日以直言函告者，实欲为保全耆硕计，未审彼肯觉悟否耳。[⑨] 这里，除了继续罗织胡的罪行以增自信外，新提出“监察院之密提弹劾案”作为扣胡理由，通观关于“约法之争”的史料，均未提及监察院曾有对胡汉民的弹劾案，如真有此案，蒋不会不公开此支持其行动的“法理”依据。但细察觉之下，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均是监察委员，在争执中站在蒋一方，建议拘胡，如胡不肯辞职（从“未审彼肯觉悟否耳”一句可知，蒋此时尚不能确定胡的态度），则由他们提弹劾案强制胡出局，或许是蒋通盘计划中的一着棋。幸而当天上午，蒋由汤山返回南京，得知胡汉民已提出辞职，便称“依法转陈中央常会解决”。[⑩] 弹劾案可以免提。 蒋介石为防止引发政局的混乱，故要采取措施，稳定局面。反对的声音最容易来自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两个地方：立法院与广东。立法院由胡一手创办，广东是胡汉民的故乡，关系盘根错节。 1、立法院方面。2月28日晚，蒋即“考虑安定立法院人心之方法。”在做了安排后，3月2日他首次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约法问题，指责胡挑起“约法之争”，并称胡已“引咎辞职”。上午国民党开中常会临时会议，在京中委皆列席，讨论了“胡汉民辞去国民政府委员，立法院院长本兼各职案”，议决准胡辞职，并选任林森为立法院院长、邵元冲为副院长。当时林森尚在国外，邵元冲与蒋关系极为密切，可以填补立法院的权力真空，协助蒋介石安抚立法委员。 3月3日晚上，蒋介石宴请立法院全体委员，说明胡汉民辞职经过，特别强调：“此完全为胡同志个人之主张关系，而于立法院各委员则毫无关系，请各同志谅解此意，俾我中国政治进入轨道，不为个人情感而牵涉整个政治也。”[11] 对胡汉民的旧属下既安抚，又威胁。 胡汉民被拘后，血压升高，在汤山晕倒，消息传出，对蒋介石极不利。他十分感慨：“胡氏之病，是渐积而成，其血压常高，非一时突涨也，乃竟有人藉口于此。呜呼，吾人不经意之处，故往往落人后也。” [12] 因闻立法院有人欲借胡病作宣传，蒋介石特手撰对立法委员“告诫文”，不许其轻举妄动。立法院是胡汉民亲手所建，立法委员多由胡选定，但蒋介石制敌先机，成功地化解了立法院内的反对声浪。 2、广东方面。蒋介石3月1日正午即电告古应芬、陈铭枢、陈济棠： 中央昨密提弹劾展堂（胡汉民－引者）案，大意谓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召集国民会议，此为历年以来本党无数同志牺牲生命，无数国民忍受损失所得之结果，尤为自兹以后我中华民国能否确保和平统一，永免战祸之唯一关键。凡我同志，宜如何精白乃心，一致拥护。乃胡汉民同志以立法院院长之地位，独持异议，对于国民会议之职权，妄欲有所限制，尤坚不欲有训政时期之约法，谓国民会议为求中国之统一与建设，不当议及约法。殊不知无约法则军阀得藉以反抗中央，何能求统一，无约法则人民之生命财产无由保障，又何能言建设。总理革命乃不欲民国元年参议院之约法，而非不欲训政时期之约法。胡同志既知总理遗教，开国民会议为求中国统一与建设，而竟不欲有约法，是真曲解遗教，利用遗教自欺欺人也。三年以来，为统一与建设而战，数十万将士，不畏艰险，断头流血，无所悔者。为和平统一求确实之保障耳。今欲为一劳永逸之谋，使国内不再起战事，惟有速订一全国人民公守之约法，而国民会议实当尽此重大之责任。今坚不欲有约法，且限制国民会议之提议，是欲总揽立法大权于一已，藉便任意毁法造法之私图，而置无数同志与国民之牺牲于不顾，是不但摧残革命既得之成绩，且欲引起有约法与无约法之纠纷，重贻党国百年无穷之祸患。胡同志身负党国重任，而越位失职，不自检束，一至于此。且胡同志最近之言论举措，多足阻碍革命之进行，如廖案为本党重大未决之案，胡同志乃庇护援引廖案嫌疑人，将益引起本党无穷之纠纷，尤难姑息坐视。倘再不加检举，何以谢党国而安人心等语。对于此事，中（蒋自称一引者）无法处理，惟从保全耆硕，消弥纠纷方面以谋妥善。兹胡同志亦已呈请辞职并愿仍留首都，闲居休养，未知中央同人能否照准，当再奉告。总期公私两全，党国无损也。兄等有何高见，尚希示复。[13] 古应芬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陈铭枢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任广东编遣区特派员，有节制全省军队之权，三人是决定广东趋势走向的关键人物，且都与胡汉民有着特殊的关系。蒋在信中再次以根本不存在的“弹劾案”来罗织胡的罪行，显然是要用来说明自己拘胡的“合法性”，消弥广东方面的敌意。同时，蒋介石又写信给黄居素： 国民会议约法案与庇护廖案嫌疑犯事，中央对于胡展堂同志已提弹劾，中正在负责调解，刻胡已自动辞职，中央当可照准。中对此事力主缩小范围，勿使扩大，以安人心，请转告真如（陈铭枢—引者）兄亦照此进行，俾得消弥纠纷以安党国。粤中各友对此案态度如何，盼随时电告。 [14] 黄居素（1897-1986年），祖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县）。1927年后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农民部长、立法委员，此时任中央银行董事、广东省政府委员、中山县（模范县）县长，与陈铭枢关系密切，从其经历中，看不出与蒋有何特殊的渊源。蒋给黄居素写信，是其政治斗争中常用的手段——直接给接近敌方的一些中下级人员写信，以示“特别信任”，既分化了对手，又培养自己的眼线。 3日，蒋又单独致电陈铭枢，“告以中央要员一致团结，对展堂（胡汉民一引者）引咎辞职皆以为理应如此也。”[15] 这也是蒋的策略之一，将对手分别对待，分化之，瓦解之。 蒋介石虽预感到可能会遇到反对，但似乎反对者的能量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4月28日，蒋介石听说孙科、王宠惠已从南京赴上海，“受胡汉民之主使，与改组派之离间”，希望在粤另组政府，以图“推倒中央”。他一面表示“余以镇静处之而已”，“余仍以小事视之，惟思设法打销其阴谋也。”另一面又亲自拟定致陈铭枢、陈济棠电稿，“说明公私利害”。[16] 此电产生了一定效果，当天陈铭枢等人离开广州，脱离反蒋活动。 但另一些人的反蒋决心甚坚。古应芬等4位监察委员4月30日公开弹劾蒋介石，两广将领随后通电拥护，限令蒋48小时内下野。5月27日，反蒋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次日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彻底对立。由“约法之争”，拘禁胡汉民引发出国民党的一次大分裂。 从“事略稿本”中蒋介石所记与“约法之争”有关的文字，大致可以看出蒋在“约法之争”的起初并无拘禁胡的打算，吴稚晖等人对蒋采取拘禁胡汉民的行动起了重大作用。拘胡之后，蒋稳定局势的努力方向是对的：主要是针对胡汉民影响力很大的立法院与广东，他成功的控制了立法院，但并未能制止广东的大举反对行动 -------------------------------------------------------------------------------- [①] 代表著作为周聿峨、陈红民：《胡汉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 见杨天石：“‘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③] [③]台湾“国史馆”藏档案。案卷名：蒋中正总统档案；资料类别：文物；区分：稿本；内容：事略稿本，1931年2月15日。台湾“国史馆”正在陆续将“事略稿本”出版。与本文相关的部分分别是《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9）》（民国十九年十月至二十年一月）、《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0）》（民国二十年二月至四月）、《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11）》（民国二十年五月至八月）。本文注释仍以原始档案为准。以下引文，只注“事略稿本”与时间。 [⑦] “事略稿本”，1931年2月28日。 [⑧] “事略稿本”，1931年5月4日。 [⑨] “事略稿本”，1931年3月1日。 [⑩] “事略稿本”，1931年3月1日。 [11] “事略稿本”，1931年3月4日。 [12] “事略稿本”，1931年3月5日。 [13] “事略稿本”，1931年3月1日。 [14] “事略稿本”，1931年3月1日。 [15] “事略稿本”，1931年3月3日。 [16] “事略稿本”，1931年4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