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古居民 史前中亚地区就有人类活动。南土库曼斯坦的哲通文化可能是中亚地区最早期的农业文化。考古和人类学家研究认为,中亚最早的居民是古欧罗巴人。上个世纪学术界流行一种说法:亚利安人起源于奥克苏斯河(阿姆河)和亚克萨尔特河(锡尔河)草原。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亚利安人的故乡在欧亚草原,亚利安人大多在公元前二千纪中期瓦解迁徙,一支迁入印度,一支迁入伊朗高原,大约还有一支迁到帕米尔以东的塔里木盆地以至河西走廊一带。南土库曼斯坦的纳马兹加文化和花拉子模的塔扎巴格雅布文化都能提供这种迁徙的证据。 关于主要古代居民的最早文字记录是阿喀美尼朝波斯大流士一世贝希登铭文(刻于公元前521年左右)提到的Saka人,即中国史书《汉书·西域传》说的塞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经说:“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基泰人(西徐亚人)都称为Saka人”。然而斯基泰人在希罗多德著作中似乎是对黑海以北南俄草原上早期游牧人的泛称。Saka人与斯基泰人在种族上和语言上可能有共同之处,但似有所区别。关于塞人的历史极为模糊。公元前二世纪,由于大月氏人西迁,塞人被迫放弃伊犁河、楚河流域,大批渡锡尔河南下,一支进费尔干纳建大宛,一支进巴克特尼亚灭当地希腊殖民政权建大夏,另一支顺锡尔河而下,建康居、奄蔡。不久又有乌孙人、大月氏夺取伊犁河、楚河流域,而大月氏再次西迁达阿姆河,击败大夏,于是又有乌孙国和大月氏国成立。Asii等部塞人连同大月氏和乌孙均系欧罗巴种操印欧语。 但还有人认为乌孙是突厥语族。关于中亚古代历史可以从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两个方面来分析。 二、东西关系和伊斯兰化 古代中亚位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两河埃及文明和希腊罗马文明的中间地带,由此受到欧亚大陆上许多文明的影响和作用,一方面它是周围诸大势力的缓冲地带,另一方面相互远隔的各大强国又通过此处连接起来。这种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明显地表现在经济、文化上。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正是这种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一般认为,15世纪海路贸易兴起后,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衰落了、断绝了。其实这种认识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海路兴起而东西陆路交通退居其后并不意味着这条商路的衰落乃至废弃,中世纪以来大黄贸易曾在丝绸之路上繁荣兴旺了一千来年,就是一证。所谓15世纪后丝绸之路断绝的说法恐怕是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说法,基督教徒视之为畏途,并不能证明此路不通。这条路的这段或那段在某一时期因战乱中断是可能的,但整个陆路交通并不会因此完全中断,因为它是由许多平行的纵横相连的网络构成的。实际上,如果把丝绸之路理解成东西文明的交流之路,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东西文明的交流不存在中断问题。 东西文明的交流除了丝绸、大黄、茶叶、瓷器等商品贸易外,更重要的是精神文化的交流。首先是祆教,源出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公元前6世纪由琐罗亚斯德创立,3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定为国教,很快传播于中亚各地,再东传至中国。其次是摩尼教,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所创。公元3-6世纪传遍中亚。后东传,在回鹘犹受尊崇,安史之乱回鹘人应召入关以助平乱,摩尼教接此势在中原大大发展。再次是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聂斯脱利为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主教,其说被东罗马认为是异端,受到迫害,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与祆教、摩尼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三大宗教,流行中亚,亦东传中国。然而在古代中亚影响最大的宗教还是佛教。公元前一世纪中期已有关于大夏地流行佛教的记载。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于该地,后又为塞流古王朝所征服,希腊人在此建立希腊巴克特利亚王国。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3世纪,正是大夏希腊化艺术的鼎盛阶段,故此传入该地的佛教受到希腊文化的强烈影响,这与由海路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相比有着鲜明的特点。然而最终在中亚占据统治地位的宗教是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起源于7世纪的西亚阿拉伯半岛,至10世纪,中亚南部基本上实现伊斯兰化。所谓伊斯兰化就是,使当地居民放弃原来的宗教信仰而皈依伊斯兰教,并由此改变自己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 伊斯兰教文化进入中亚是迭化在当地多种文化层次之上,中亚本土的多种文化必然在“改造”伊斯兰教。14世纪后,中亚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帖木耳帝国也只是昙花一现,随后的分裂一直延续到俄罗斯人的到来。这一时期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在中亚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苏菲即阿拉伯文sufi,“羊毛”之意,大抵与最初的神秘主义托钵僧依禅们身披长袍修行有关。苏菲的依禅、和卓们以行使“奇迹”(诸如水上走天上飞、吹气治病、使死人复活、与动植物交谈、点石成金等等)赢得各阶层信徒的狂热崇拜。 伊斯兰教在中亚的传播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发生在7世纪后的一段时间,那是与阿拉伯武功相联系的;第二次发生在14世纪后,那就是与伊斯兰苏菲神秘主义广泛传播相联系,“中亚模式”伊斯兰教的最突出特点是和卓崇拜。和卓即自称穆罕默德后裔的人,在和卓崇拜狂热年代,和卓就是信徒心中的神。苏菲神秘主义让信徒相信人神之间有一条接近的途径,并制造活生生的神──和卓。历史证明,它常常取得比正统派神学的代表取得更大成功。帖木耳朝、昔班尼朝的速檀、艾米尔们争先恐后地拜苏菲大依禅、和卓为其精神导师。如和卓阿赫罗尔(1404-1490年)通过“坦霍”、“瓦克甫”名义捐赠方式积累了大量财富和土地,其庄园遍布河中和费尔干纳,他的40年宗教统治,威名远扬,权势甚至超过可汗。和卓势力最强大时还一度攫取过世俗权力,但那多半是在世俗权力薄弱的的地方,如塔什干、费尔干纳和新疆的叶儿羌。19世纪中叶,和卓崇拜衰亡,但苏菲神秘主义在中亚继续发展,苏菲主义依禅们在秘密活动,一直到近现代。 从历史上看,各种宗教在欧亚大陆的传播都是以中亚为媒介沿丝绸之路由西向东渐进的。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不例外,当中亚伊斯兰化时,中国的新疆也开始了这一进程。 三、南北关系和突厥化 如果说与丝绸之路相联系的是东西文化交流问题,那末历史上欧亚大陆上还有个南北文化交流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南北关系”是指北部的游牧社会和南部的农耕社会的关系,这两个社会的分界线大体沿着中国的长城、天山,穿咸海、里海至遥远的欧洲。 农耕社会和游牧社会的价值取向是迥然不同的。比如,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义认为,农业是神圣的职业,其信徒必须从事农业。绿洲中的城镇是某种较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体现者,他们不仅吸收了新的技术和思想,而且还把这些新技术新思想传播给邻近地区。比如人们在这些绿洲中发现过16种语言、24种文字书写的世俗和宗教文书,这反映出绿洲的对外开放性。然而绿洲是经常受到威胁的,那些用夯土筑成的城墙的断垣残壁就是证明。因此绿洲居民的这狭小天地,既是内部平静的封闭世界,也是动荡不定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 骑马的游牧民的文化信念可以成吉思汗的扎撒(法令)为代表,该扎撒规定:永世流动,任何地方也不要定居下来。游牧部落的生活有一定规律,这就是伴随他们的畜群在夏季牧场与冬季牧场之间来回游动。但是在极低的生活方式下牧场的载畜量是有限的,因此为追逐、争夺肥美牧场不断发生部族战争和迁徙。局部的动荡很可能危及绿洲农业区的安全。农耕民为保护自己的文化区域不受到所谓“蛮族”游牧民侵扰,耗费巨资和人力沿着这南北两个社会分界线修筑防御线。这条防御线在中国就是长城,在中亚则是锡尔河北岸的墙垣、壕堑。乍看起来,长城、墙垣、壕堑是古代南北关系对立、冲突的产物,但是人为的工事阻碍不了这种交往。在和平时期,游牧民也经常到农业区和城镇进行抢掠,但绿洲与游牧民之间也存在着井然有序的贸易联系,游牧民用自己的皮毛、牲畜换取粮食等农产品。 在中亚,南北关系文化交流既表现在往返其间的商人活动,又更多地体现在民族迁徙和融合。如果说“东西关系”中大量表现为宗教传播自西而东的渐进的过程,那么“南北关系”中突出的是一个个骑马游牧民不断南下的特点。“永世流动”是游牧民的信念,但是“任何地方也不要定居下来”成为一种法令,这就从反面证明,游牧民南西下走向定居,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历史趋势。在中亚,我们所看到的是,从公元前第二千年中期亚利安人南下,以后有塞人、乌孙、大月氏、突厥、乌古思、黠戛斯、蒙古、月即别人的南下,大多转入定居农耕,接受了当地的文化,同时又给当地文化注入活力。上古中亚居民主要是亚利安种,操印欧语,即今天塔吉克族的祖先。大约公元6世纪,中亚落入突厥部的统治之下,公元13世纪中亚遭到蒙古铁骑入侵,其结果是中亚居民加入了大量蒙古人种成分和中亚大部分地区逐渐突厥化(Turkisierung)。突厥斯坦(Turkestan)这一概念开始出现。 突厥,广义包括铁勒、突厥各部落,狭义则专指突厥汗国。公元6世纪突厥部兴起于阿尔泰山西南麓,初属柔然,6世纪中叶并铁勒部灭柔然,建突厥汗国,其疆域最广时东起辽水,西抵里海。6世纪末分裂成东西突厥,后合并于唐王朝。唐末东、西突厥衰败,最后退出历史舞台,没有形成现代民族。突厥人,指 的是说突厥语的人们。这是根据语言特征得出的集合名词。学者认为,给其赋予语言上的意义,可能是伊斯兰教徒的著作。阿拉伯人提到公元7世纪和8世纪中很多民族说着和突厥人说的同样的语言,他们开始把这一些人都称作“突厥人”。今天欧亚大陆腹地有几十个现代民族的语言共同为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他们统称“操突厥语诸民族”,而不存在所谓的统一的现代“突厥族”。突厥斯坦源于波斯语,义谓“突厥人的地域”。目前国外学术界关于突厥斯坦也有广狭二义。突厥化正确的含义是,历史上一些人们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失去自己原先的语言,成为操起突厥语的“突厥人”。学者举例说,黠戛斯(吉尔吉斯)人原先不是“突厥人”,而后来被突厥化了。再如,威镇一时的帖木耳大帝就是出自突厥化的蒙古巴鲁剌斯部。 中亚的突厥化与伊斯兰化大体上是同步的,也就是一千多年前开始的。学者指出:“每一次突厥人入迁的浪潮都把操伊朗语的塔吉克人更远地赶进山里去。在布哈拉、撒马尔罕,塔吉克人是城市居民的主要成分,但在锡尔河右岸,他们的比例就少得多。” 蒙古入侵是中亚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其结果是原先诸突厥语族(如葛逻禄、突骑施、炽俟、样磨、乌古斯等)和哈拉契丹、乃蛮、克烈等部消失了,而月即别(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形成了。这实际上经历了一次民族、部族分解、重新组合的过程。比如我们可以在哈萨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中都发现有乃蛮部。中亚民族进程本质上是游牧民和定居民在政治、经济权益上的不断再分配。穆斯林文化的代表人物首先以商人身份来到北方草原,蒙古人由此将他们那里的定居穆斯林称作“萨里达”(Sart)。16世纪游牧月即别人的一部分南下中亚,在他们看来“突厥人”和塔吉克人都是自己统治的定居民,都是Sart。南下的这支月即别人也很快定居,与当地“突厥人”融合成乌兹别克人,于是被那些留在草原的月即别人(即后来的哈萨克人)看成同塔吉克人一样,都是Sart人。总之Sart定居民的内涵不变,而其外延却随着民族迁徙、融合的过程不断发生变化,在中亚的一千多年历史中,谁定居,谁就是Sart。 总之,中亚的民族进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 塔吉克族。其先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若干世纪来自欧亚草原的一些使用东伊朗语的部落,这些部落在很长时期广泛分布在阿姆河、泽拉夫尚河流域、费尔干纳盆地和今天中亚以南的一些地区。也就是说,在大批操突厥语部族南下前,塔吉克先民是中亚的土著。在最初的意义上,塔吉克与Sart同义──定居民。波斯人先把征服者阿拉伯人称为Tajik(大食),后来把这个称呼扩大到信仰伊斯兰教的自己的同部族人,后来的突厥人把所有定居穆斯林称为Tajik,而不论其民族出身。当阿拉伯征服者(除极少数外)与土著居民融合后,Tajik一词变成确定波斯人的民族学术语,这个词就完全不再用于阿拉伯人。中亚突厥化后,有一些塔吉克人被突厥化,但更多的塔吉克人被迫往南部山区迁徙,这样就有草原塔吉克和山地塔吉克人,前者定居农耕,后者以畜牧为主,塔吉克最终成为中亚当地主要民族中唯一操印欧语系的现代民族。 吉尔吉斯族。其族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在鬲昆、契骨、黠戛斯。7世纪后,其先民开始向天山地区发展,蒙古入侵后又往帕米尔、费尔干纳、昆仑山区迁徙,其间吸收了葛逻禄、回鹘、诺盖等部落的一些人,一直到形成现代民族之前仍以血缘联系的互不相统属的几十个部落散居于天山、帕米尔和昆仑山麓。俄国史料一直把哈萨克人称作吉尔吉斯,而把吉尔吉斯称作喀拉吉尔吉斯,直到苏维埃时代成立民族共和国时,哈萨克人恢复自己民族的名称的同时,吉尔吉斯才恢复自己的名称。 乌兹别克族。其先民的基本成分是中亚突厥化后锡尔河流域和阿姆河下游的操突厥语诸部族,但其族名可追溯到14世纪中叶金帐汗国的月即别可汗。金帐汗国衰落之时,里海以北广大地区的不同来源的突厥-蒙古部落游牧民都笼统地被称作“游牧月即别人”。15世纪末16世纪初,一部分游牧月即别人在成吉思汗数迟系昔班尼可汗的率领下进入中亚农业区,与当地操突厥语居民融合。在二百年前的当地文字文献中还有乌兹别克92部落的说法,但长期的定居、融合逐渐打破部落界线,形成了现代乌兹别克族。如本世纪初,乌兹别克斯坦还有一支半农半牧克普恰克部族集团,直到30年代才完全消失,其大部融入乌兹别克,也有一部分进入吉尔吉斯。 哈萨克族。其名称最早出现于15世纪初,当时里海以北游牧月即别人的一支由于内讧东迁至亦力巴里统属下楚河、塔拉斯河、七河流域一带游牧。有人认为,“哈萨克”是“避难者”或“脱离者”之意。昔班尼汗所率一支月即别人南下后,这些“脱离者”就占有里海、咸海以北至七河广大地区,并一度形成统一的草原汗国──哈萨克汗国。16世纪后半叶,哈萨克人及其分布地区形成以血缘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大、中、小三个玉兹。大玉兹各部落领地是七河至锡尔河之间;中玉兹各部落领地是锡尔河以北,其冬牧场是锡尔河中游、卡腊套山地区,夏牧场是托波尔河、萨里苏河流域;小玉兹各部落领地在今西哈萨克斯坦,其冬牧场在锡尔河下游和里海东岸,夏牧场在托波尔河上游及里海北部。 土库曼族。其远祖可追溯到5世纪后来到里海沿岸草原地带的突厥部族和9-10世纪迁来的乌古斯人(塞尔柱人)。塞尔柱人建立过征服西亚和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王朝。若干世纪以来土库曼斯坦的土库曼先民先后受制于花拉子模朝、希瓦汗国和布哈拉汗国,直到本世纪初形成现代民族,但还保持着半农半牧生活方式和部族和氏族划分。 综上所述,本世纪初,中亚的几个主要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还停滞在比较落后的状态,其中只有乌兹别克人和平原塔吉克人的文化发展达到一定高度,他们的现代化进程只是在十月革命以后才得以飞速发展。 关于中亚,学者有句名言:“定居区为绿洲,游牧区广袤无垠,这就是处于几个文明之间的广大‘中亚’地区的普遍特征”。没有一个大国曾在这个地区长期存在过。南部农业区绿洲星星点点,大者为若干相近绿洲相连接,可能构成相对来说独立的小世界,其中心建城筑堡,形成绿洲城郭小国,小者如花拉子模的居兹利·克尔古城,实际上只是一个建了围墙的村子。北方草原上则是一个个崛起的庞大的游牧“行国”,如匈奴、突厥,以及后来的哈萨克汗国,一般过不了几代后就衰落,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另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西亚或来自更西的入侵者建立过庞大的帝国,曾将中亚南部边缘地带作为其帝国的边疆省区,如波斯阿契美尼德朝、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朝、安息朝等。二是北方游牧部族南下、定居,建立过一些较大的国家,如贵霜朝、哒国、哈喇汗朝、帖木耳帝国,但不是很快覆亡,也是很快分裂。至沙俄入侵前夕,中亚的北部草原是哈萨克大、中、小三玉兹,南部则主要是乌兹别克布哈拉、希瓦和浩罕三汗国。 四、沙俄南下与殖民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与泛突厥主义 沙俄觊觎中亚已久,早在彼得大帝时代,就有两支俄军分别由里海和西伯利亚对中亚不成功的远征,沙俄从此认识到,要占有亚洲腹地,必须先在哈萨克草原站稳脚跟。彼得大帝说:“唯此汗国为通向所有亚洲国家和领地之咽喉及大门”。 1731年沙俄开始推行征服哈萨克的计划。至18世纪末,沙俄在这一地区构筑乌拉尔河、奥伦堡、伊施姆河和额尔齐斯河四条堡垒线,长达3500俄里。1822年沙俄实施斯佩兰斯基草原条例,逐步控制了哈萨克草原的西部和中部,并逼近咸海附近和希瓦汗国及中国的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1839年俄军征讨希瓦由于遭暴风雪袭击失败,但沙俄用兵中亚的计划并未停止,它的战略目标转向锡尔河流域的乌兹别克浩罕汗国。1846年俄军开始征服浩罕汗国的军事行动,至1876年俄军完全占领浩罕汗国,在其地置费尔干纳省。在此期间,被俄军彻底打垮的布哈拉汗国和希瓦汗国相继归降,成为俄国统治下的附属国。1884年俄军最终以武力征服土库曼部,1891年俄军开进帕米尔,这样整个中亚就并入俄罗斯帝国版图。俄国征服中亚的战略目标在于南下印度洋,夺取英国殖民帝国的明珠──印度,以谋求世界霸权。 俄罗斯人与古代历史上征服者一样都是从北方进入中亚的,但是它绝不同于那些古代的征服者。它不是传统的民族或部族的迁徙,而是与殖民主义相联系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扩张。它不是游牧“蛮族”对高于自己文明的人们的征服,而是在经济、文化上远远超过当地土著民的近代资本主义的侵入。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都是有文明作用。”它不像古代征服者那样,为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正是俄罗斯的征服,中亚经济、文化纳入俄罗斯经济文化圈,中亚由此步入近代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沙俄的沉重的民族压迫给中亚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1892年安集延起义和1916年中亚各地的大起义,就是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抗俄民族解放运动。引人注目的是伊斯兰苏菲主义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民族运动中,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开始在中亚传播。泛伊斯兰主义鼓吹的是,以伊斯兰统一全世界,把世界置于一个伊斯兰宗教领袖哈里发的集中领导之下,其基本原则是宗教的;而泛突厥主义则蓄意在今天的世界中虚构出一个现代“突厥民族”,并试图把它统一起来。泛突厥主义偶尔也对泛伊斯兰主义有所攻讦,认为它实际上阻碍着穆斯林民族的进步,可中亚的所谓“突厥民族”又广泛信仰伊斯兰教,因此泛突厥主义从它一出世便与泛伊斯兰主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泛伊斯兰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西亚,其创始人为阿富汗尼。后来土耳其苏丹哈里发哈米德二世为保住自己的宝座,竭力鼓吹过泛伊斯兰主义。自16世纪初,土耳其苏丹开始自称哈里发,并以“全体穆斯林之首领和伟大保护者”自居,虽然这并没有为全体穆斯林认可,但是至少在19世纪初中亚地区尊崇土耳其苏丹哈里发的思想已十分深厚。因此,经由土耳其苏丹哈里发鼓吹的泛伊斯兰主义在中亚传播,是有一定历史基础的。至于泛突厥主义思想首先萌发于沙俄境内鞑靼族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在俄国鞑靼泛突厥主义影响下,泛突厥主义于本世纪初开始在土耳其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土耳其遂成为其活动中心。 五、中亚地区与中国的历史关系 中亚地区与中国的联系源远流长。中国的先秦古籍《穆天子传》、《山海经》、《周书》、《庄子》、《国语》、《楚辞》、《管子》、《尚书》、《吕氏春秋》、《战国》等都提到西域的情况,有学者认为《穆天子传》提到的西王母之国中的瑶池,可能就是额尔齐斯河上的斋桑泊。根据考古资料和东西方文献,先秦时代,中西商路可能是经过北方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奉旨出使西域,经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等地,为中国与中亚建立直接官方联系。公元前一世纪,汉朝贰师将军李广利奉命征伐大宛,“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终于导致西域都护的建立,中西交通通畅,丝绸之路沿线贸易发展,中亚同中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 中亚地区同中国西北各民族的关系非常密切,有些时期在政治上隶属关系也是不可分的。如前文所述,中亚的南北关系中突出表现在北方游牧部族的不断南下,其中大多数部族是来自中国的北方少数民族。中国古代的匈奴、高车、突厥、铁勒、回鹘、契丹、蒙古等族所建政权,有的统治到这一地区,有的则对这一地区有着直接影响。这里首先提到的是突厥族。自哒亡后,中亚落入突厥的统治之下,西突厥的势力范围西面达到了咸海,西南抵阿姆河流域的吐火罗斯坦。唐高宗时期,西突厥与中亚合并于唐王朝。史料记载,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府百二十七”。其中,石国,或称拓支、赭石,即今天塔什干地区;米国,或曰弭秣贺、或弥末,即今天撒马尔罕地区的泽拉夫尚河以南;史国,或曰沙、或羯霜那,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沙赫里夏勃兹。曹国,又称西曹,在今撒马尔罕西北;拔汗那,又称钹汗、破洛那、宁远,即今费尔干纳盆地。 清代是中国对中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重要时期。18世纪中叶,清王朝平定了准葛尔和大小和卓之乱统一了新疆,中亚的左右哈萨克(大玉兹、中玉兹)东南布鲁特(吉尔吉斯)各部,帕米尔以西的巴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阿富汗)、浩罕(费尔干纳)等部先后遣使入贡,称臣于清。清朝对中亚各藩部的基本政策是“俾使天朝通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噶尔噶之分旗编设佐领”,只要“能约束所部,永守边界,不生事端”,即“不加兵骚扰”,强调的是自愿归附的原则,追求的是互不骚扰的和平睦邻关系,清政府并不干预其内政、外交,亦不责贡赋。 这里清朝政府最重视哈萨克布鲁特的关系,与之关系相当紧密。哈萨克大玉兹、中玉兹的许多部落几乎年年派人进京朝贡,其部落头目更换时往往要取得清政府册封。布鲁特,特别是喀什噶尔、乌什附近的一些部落首领接受清政府的顶戴。正如魏源所言:“新疆南北二路,外夷环峙,然其毗邻错壤作我屏卫者,惟哈萨克、布鲁特两部而已”。乌兹别克诸汗国中,浩罕国与新疆接壤,至少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它作为清朝边外附属。19世纪下半叶,沙俄征服中亚的结果是,沙俄从中国西部割去大片中国领土而与中国西部边疆接壤,而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塔吉克人成为中俄边界上的跨国民族。 摘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五国简史》有删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