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对民主的批判
方宇军：西方人对民主的批判
我们曾经说到，在营建现代民主理论的过程中，涌现出很多伟大的思想家；我们这里要说，对民主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比之民主思想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在民主思想家中，不少人对民主是心怀疑惧的。
首先要提到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前者对当时的希腊民主深恶痛绝，后者则将希腊民主归为变态政体，视作混乱的代名词。有人会说，古希腊的民主不能与现代民主相提并论，在萨托利看来，古希腊的民主与现代民主之间存在鸿沟[1]。与萨托利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亦有不少。但是，就算能撇清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的承继关系，把两种民主看作毫不相干，我们还是在现代人中找得到现代民主的有力批判者。
在洛克的《政府论》发表之后，欧洲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群体是启蒙学派，但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中，几乎无人中意民主。斯特龙伯格写到：“启蒙运动带有强烈的反民主色彩，这么说是因为它怀疑大众的智慧，进而怀疑用多数表决而不是由理性来作出决策的智慧。”[2]从弥尔顿到伏尔泰，他们著作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大众的非理性。康德作为启蒙运动在德国的重要代表，目睹“法国大革命”的混乱，认为民主政治必然是专制的[3]。启蒙运动在英国的干将-休谟，虽然与洛克同属一国度，却对民主不屑一顾，他对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都有微词，不认同人们的许诺或授权是统治权的来源，而更关注国家、政府的统治是否正义。维柯是启蒙运动在意大利的另一流裔，从他的论述来看，他更倾向于君主制，而不是民主制。
斯特龙伯格还引论另一个颇有深度的作者：“葛德文在其著名的《政治正义论》(1793年)中愤怒地提到用计算人数来决定真理‘这种无法忍受的对全部理性和正义的侮辱’。他指出，真理‘并不因信仰者人数多而更显得正确’。如果我们像启蒙思想家那样确信‘理性神位在此’，那么提议用其他方式来决策就显得很荒唐了。真理不能用是否流行来检验。”[4]
不得不提及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是黑格尔，他对国家或政府的论证是艰深的，在涉及民主制时，他说：“作为单个人的多数人(人们往往喜欢称之为‘人民’)的确是一种总体，但只是一种群体，只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因此，他们的行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野蛮的、恐怖的。当我们听到人们谈论国家制度而谈到人民这一无组织的集体的时候，我们预先就知道，除了一些笼统的话和歪曲的演词以外，不可能听到什么别的东西。”[5]这对崇尚民主的人来说，可能会引起暴怒，但作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是值得认真看待的。
雅斯贝斯先历举了尼采、基尔凯郭尔、黑格尔、托克维尔、布克哈特、斯坦达尔、卡佛尔、拉特瑙、斯宾格勒等人对民主社会的失望、恐惧、警醒、无奈、悲观……，他自己这样看待民主：“我们时代的政治历史的基本问题在于人类群众是否能够民主化，即，是否通常的人性足以使每个人都能作为一个公民而接受他的一份责任，并且和所有他人一样地意识自己正在做的事?而且，在决定根本的政治问题时，他是否愿意承担起他的一份责任，把这看作是他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毋庸置疑，在当前，绝大多数选民的投票并非出于建立在健全认识上的信念，相反，他们受到了无法论证的谬见和虚伪的承诺的影响。选举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常多的选民弃权这一事实。实际进行统治的是左右摇摆的少数人，是一些官僚，或者是一些由机遇推到突出地位上去的个人。群众只是通过投票的多数来作出某种决定。取得统治权的惟一道路看来就是在选举中为赢得多数而斗争，其手段是宣传、暗示、欺骗和提倡私人利益。”[6]雅斯贝斯八十年前说的这些状态，放在今天的民主社会，不仅没有改善，甚或变本加厉了。
另一个哲学家罗素对民主颇有好感，但他还是承认：“民主政体的优点是消极的：它只能防止某些弊害的发生，而不能保证良好政治的实现。”[7]他也考虑到民主的现实状况：“在幅员广大的现代国家中，即使实行民主政治，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力感仍然是很微弱的；他对于选举期中各党政策的争端并不加以判断，因为这些争端所涉及的问题，很可能都远离他的日常生活，又几乎完全超出他的经验之外，他的一票对整体作用之小，使他自己觉得是无足轻重的。”[8]他忍不住给民主出谋划策：“民主政治，如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广大人民普遍具有乍看起来似乎是背道而驰的两种品质。一方面，人们必须有某种程度的自信心和诚意以坚持他们自己的见解；必须有许多人参加的见解相反的政治宣传。但在另一方面，人们也必须愿意服从那些反对他们的多数人的决定。”[9]对此他并无把握，显得悲观：“这两方的任何一方面都可能做不到：也许人民服从过甚，以致跟着一个精力盛旺的领袖走上独裁的道路；也许各政党过于固执己见，以致使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10]
列奥·斯特劳斯以回归古典政治理性来批判现代西方文明，潘戈对斯特劳斯评论到：“古典政治理性主义显得(或可能显得)在反对民主制：即在反对平等主义态度，而该态度恰是我们时代与文化最深层也最有力的道德态度。现在千真万确的是，苏格拉底及其最伟大的弟子或精神传承者-色诺芬、枯拉图、亚里士多德-是民主制的批评者。”[11]斯特劳斯认为：“更具潜在危险性、因而也更具腐蚀力的是民主制倾向于容忍堕落，起初堕落到一个随便的信念，即一切观点都平等(于是没有任何观点真正值得人们富有激情地论争、深刻地分析或坚定地辩护)，进而堕落到一个刺耳的信念，即如果任何人论证一种独特道德洞见、生活方式或人的类型具有卓越性，那么他就在某种程度上是精英主义者或反民主派-所以他不道德。”[12]
为了进一步加强论证的说服力，我们还要引述几位现代民主理论健将，他们对民主的意见，从另一侧面暴露了民主存在的问题。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必读物，虽然托克维尔对民主多有赞誉，同时也表现出对民主的深切忧虑，他对“多数人的暴政”尤其反感：“假如民主国家把曾经过分妨碍或推迟个人理性飞速发展的各种强权推翻，而只受一个多数的专制权力的统治，那末，这只是换上了一个性质不同的邪恶而已。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独立自由生活的办法，而只会发觉自己在做一桩蠢事，即又注入新的奴役状态。”[13]他的另一观点可能更有长久意义，他认为“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14]它会产生对美德的戕害，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因此，民主主义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祖先，而且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疏远。它使每个人遇事总是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15]在这样一种氛围中，人们的个人幸福又还能剩下多少呢?托克维尔不乏深刻地说：“在民主时代，享乐的机会多于贵族时代，而且爱好享乐的人也特别多。但是，另一方面，在民主时代，人们的希望和欲望也更容易落空，精神更容易激动和不安，忧郁感更为深重。”[16]
密尔在他的《代议制政府》中有一章专门谈“代议制政府容易有的弊病和危险”，主要有两点：“第一，议会中的普遍无知和无能，或者说得温和一点，智力条件不充分；第二，有受到和社会普遍福利不同的利益影响的危险。”[17]对于第一点，他把代议制与君主制和贵族制作了比较，承认代议制政府或有不足，但君主制和贵族制在这方面亦有弊端，只要能满足代议制政府的智力条件，这一问题看来不难解决。真正困难的是第二点，他指出：“作为多数人的统治，统治的权力受到地方或阶级利益的支配，不按照对全体人民利益的无私关怀所要求的原则行事，是完全可能的。”[18]他进一步坐实这种可能：“民主制，和所有其他的政府形式一样，最大危险之一在于掌权者的有害利益，这就是阶级立法的危险；就是意图实现(不管是否真正实现)统治阶级的眼前利益，永远损害全体的那种统治的危险。”[19]这真是睿智远识之言。
在哈耶克的自由民主思想中，他真正倾心的是自由，而对民主始终保持戒备心理。他说：“毫无差别地把‘民主的’一词作为一般性的赞美术语使用很流行，却不无危险。这样使用它的人指出，因为民主是个好东西，所以它的扩展总会有益于人类这听起来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其实却不然。”[20]他深知民主的局限性：“无论赞成民主的理由多么有力，民主本身不是一种终极的或绝对的价值，必须根据它所获得的成就来对其进行评价。”[21]他对民主制下可能产生的“多数暴政”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认为，‘在民主制下，权利即是多数人使之成为权利的一切’，当人们如此主张之时，便是民主制蜕变为暴民政治之日。”[22]他甚至蔑视多数人的决定：“在多数人的决议中我们找不到高超的智慧。多数人的决策必定比该群体中最精明的那些人在听取了各方面意见之后所做的决策要低劣，因为多数人的决策只经过不太认真的思索，并且它们一般是未使任何人完全满意的一种妥协。”[23]他更强调要有共同的法则、一般的观念(按我们的理解就是中国的道)，而不是所谓的民主：“如果绝大多数人对何为我们向往的社会都未共同拥有一般的观念，那么从长远看民主制能否继续运行就很值得怀疑了。”[24]
最后，我们要用沃尔夫来结束这一节，这对现代西方民主的正反两方或许都是可以接受的，沃尔夫自始至终对民主都怀抱梦想，在他长篇大论的《合法性的限度》中，对现代西方民主有全景式的论述，他认为现代民主至今的历史是自由观念与民主观念关系紧张的历史，他指出：“自由民主的穷境在于，自由主义否认民主的逻辑，而民主也否认自由的逻辑，但无论哪一个离开对方都无法存在。”[25]自由与民主的博弈，使资本主义耗尽元气，国家陷于合法性危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晚期资本主义的出现已经严重地改变了国家的性质以及它赖以运作的政治体系。政府徒有其表而无力达到自己宣称的目标，决策者们远离公众，理性被蚀，代之以幻象和虚假，传统政治思维破产，异化政治代替了真正的政治，国民性出现精神分裂，调停机制崩溃，以及统治阶级乌托邦化-所有这些一起发生作用，使得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瘫痪。”[26]
从以上众多著名思想家对民主的批判来看，民主可谓问题多多，但民主政治在西方仍然是一个强势制度，并被西方作为普遍的价值观向世界推销。这是怎么了，是这些西方思想家“脑筋短路”，不能理解民主的普世价值?还是西方政治家们明知民主有假，却要把它当作文化殖民的急先锋?或者以上两个疑问都有误，真实的情况可能是：民主自有其迷人之处；民主带着自身的惯性为自己开辟道路，是任何人都难以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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