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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立法的语境论读法[1] 梭伦上台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分裂和派别冲突问题，梭伦关于缓和贵族和平民冲突的改革和立法主要有两项措施。第一项措施就是他颁布了著名的“解负令”（“seisakhtheia”）法案，下令将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且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还给那些因为债务而沦为奴隶的雅典人以人身自由，甚至还给那些被卖往海外去的奴隶以人身自由；与此相关的便是取消hektemorioi土地上的标记，这意味着该土地不再是抵押品，而重新为农民所有。第二项措施就是上文提到的以财产为基础确立了等级制，并以此为原则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上文对梭伦诉歌的文本解读侧重于其含义的阐释，更多是思想史层面的，本部分则试图对两项改革进行语境论分析。从中抽取出社会常规问题，并考察当时的社会条件等对改革的制约与要求，然后对社会常规问题进行现时代的考察。 社会常规问题：派别冲突与社会转型 笔者认为，梭伦上述两项主要的改革针对的问题就是派别冲突和社会转型。这两个问题是在任何社会都要出现的，并且会在不同地区或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反复出现。派别冲突最主要的就是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社会转型则表现在雅典因为商业的发展，社会财富变化对原有等级结构带来冲击，换言之，就是新富阶层也想分享统治权力，这个问题在转型社会特别容易凸现，一旦处理不好则容易造成混乱。 对社会常规问题产生以及解决方案的阐释 上述两个社会常规问题是发生在雅典城邦内，要理解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对雅典进行一番考察。从自然环境上看，雅典是在沿海斜坡上发展而成的城邦，农业生产条件不是太好，农产品收入微薄，很多物品都需要从别的希腊城邦进口。从城邦规模和组成来看，雅典是由四个部族组成，分居于山区、海滨和平原。人口在鼎盛期据估计有300000到400000之间，在梭伦时代就更少。从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公元前7世纪后半，希腊人从吕底亚人学来了铸币技术，货币的出现使得债务有了贵金属的量化指标，很多平民因此而负债失去人身自由，货币的出现和贸易的发展使得贫富分化加剧。[2] 综合以上分析，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使得农业生产有限，这就促使劳动分工的发展，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人增多，同时货币的出现这一系列因素造成了雅典城邦（部落联邦）内贫富差距拉大，土地集中。还要提出的是这个时期富人大部分都是贵族，贵族的确认是依靠传统的宗法和血缘等，还是有一定封闭性的。最后加上一点，这种情况出现在了一个小规模的城邦范围内。这样穷人和富人各有自己的打算，穷人想重新分割土地财富，富人则想维护自己已有的权势，两派根本对立，冲突一触即发。梭伦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显示出他非凡的政治智慧。梭伦此时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他可以选择当僭主，然而他拒绝了，关于这一点下文将着重分析；第二个选择就是改革立法，作立法者而非单纯的统治者。梭伦选择了后者，他要防止的是雅典的分裂和动荡，他看到的是现实中的派别纷争，他洞悉到这纷争的缘由在于财富，而要形成良序不能再依靠神，而必须是政治家担起这个责任。他改革立法的原则不是最好的法律而是“他们愿意接受的最好的法律”[3]。在此之下，他免除了一切公私债务，但是平民和贵族都不满意，因为双方都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梭伦明悉任何一方要求的全部满足肯定是一场社会革命动乱的结果，并且革命也并不能保证城邦的稳定，这时候他就“把强力与正义结合在一起”[4]。其实梭伦的这项措施是部分的满足了双方的要求，平民获得自由得到了实惠，贵族也免于平民对他们的暴力伤害，自己经济损失也不多。对于贵族一方，梭伦自己的表率也是非常重要的，梭伦出身贵族，财产属于中层，这项措施对他自己也是有损失的，而这时的梭伦除了贵族的身份还带着神的光环，通过早先的一些事迹确立了自己“克里斯玛型”领袖的地位，在一个小范围的初民社会中，梭伦自身的影响是不容小视的。经过这样的分析，就对一些现代人脑海中固有的观念构成挑战，比如说“古希腊雅典人民是天生崇尚民主自由法治的”，似乎民主是雅典人民既成的价值追求，雅典人民也都是非常富有现代气质的“精神贵族”。 梭伦对第二个问题的处理是依财产确立等级制，等级制是政治结构的基础。关于文本的分析本文在第二部分已经阐明，这个问题反映的社会转型问题是如何解决新富阶层的政治诉求。梭伦用财产一方面当时当地的巩固了贵族制，另一方面从长远意义看是挖掉了原有贵族制赖以存续的凭借，流动性极大的财产取代了相对封闭稳定的血缘和出身是面对商业兴起带来社会转型的“压力－回应”型策略。这样在当时既保住了贵族的身份权势，也给了新富阶层以政治发展空间和可能性。在这里我们同样看到梭伦不是追求一个民主的价值，也不是如意识形态语言批判的保守的既得利益阶级的不彻底性，而是面对社会变化采取的“他们愿意接受的最好的法律”，是功能主义趋向的而非建构一个理想国。 另一种不可能的“可能解决方式” 这个小标题不是玩弄文字游戏，带引号的可能解决方式是上文提到的梭伦自己作僭主，而这种解决方式又是不可能的，是被梭伦断然拒绝的。这一部分就要考察梭伦为什么如此坚决地给这种可能的解决方式判死刑。 僭主是指利用平民对贵族的不满，不经正当程序夺取政权的贵族人士。当僭主结果只能是： “在雅典做不过一日的僭主 然后我被剥皮， 我的后代被消灭。”[5] 梭伦深刻洞察到一旦落入派别之争便沉入了无限的纷争之中，不光自己一无所获，自己的后代也无法脱离纷扰。僭主和民主（直接民主）制的关系紧密，民主制很容易就走向僭主制。梭伦某种程度上对大众相当不信任，用今天的话说大众很容易成为乌合之众，大众就很容易被僭主利用，也就成为贵族之间斗争的工具。因为所谓的崇尚自由的民族都是由单个个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内的人类群体为了秩序和安全的需要就必须让自己摆脱极端自由的状态，因为极端自由就是极端地被抛弃状态，共同体肯定需要人来统治。在初民社会，能赢得大家尊重和掌握知识乃至神谕解释权的只能是部落或者氏族贵族，平民是无法自我统治的，肯定要不断的推出新的贵族统治，也就是僭主统治。僭主统治也并非一无是处，僭主统治也做了很多好事，但是僭主统治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合法性不足，如果梭伦做了僭主，在他这一代是受拥护的还拥有合法性，但是这合法性无法传递，他的后代不再拥有梭伦所拥有的魅力，一旦执政时贪图享受不能通过良好的政绩重新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城邦便将陷入了新的动荡之中。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梭伦拒绝当僭主，而是用自己的立法使整个城邦恢复到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秩序，用立法而不是某个人的统治（可能是个贤士，却无法保证子孙后代的贤良）来规范整个城邦。 尽管这样，梭伦立法并没有避免僭主政治的登台，正如本文第二部分引用的梭伦在诉歌中警告的那样，一切好秩序的根基在于人事不在神，而大众是很容易受蛊惑的，“钻进狐狸的圈套”。梭伦立法的结果也从反面表明了法律的实施必须要靠强力，在梭伦在立法后选择了出游，他并没有绝对的权威保证法律的实施。一个强大的中立力量或者一个获得全民共识的强大力量的缺失可能就是造成后来僭主政治登台的重要原因，而全民共识强大力量的缺失可能就与梭伦诉歌显示出来的神的逐渐退出有关，当原有的价值秩序退位后，如何构建新的社会共识，如何维持长久的社会稳定和平息社会分裂这也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常规问题。 现时代的考察 所谓的社会常规问题就意味着在任何时代都会以某种方式存在，在近当代转型中国，这两个问题当然存在，并且也非常严峻。首先是贫富差距问题，每年调查的中国基尼系数都超过警戒线，但是并没有引发像理论分析的那样社会动乱。这是西方理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区发展相当不平衡，单纯考量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很难解释中国问题，必须借用心理学、社会学等方法。另一方面，与古代雅典的双层派别冲突（贵族／平民＆富人／穷人）不同，中国缺失贵族／平民的对立，建国后的土地革命将所有的贵族都打掉，并没有保留任何的“残余”，这也是毛泽东与梭伦的不同，这也是在革命时期的特殊政策。 对于第二个问题已经非常紧迫的摆在了政治发展的桌面，如何处理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掌握着大量资产的新富阶层的参政要求是关乎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与否的大问题。正是因为一些关乎社会的重要产业比如石油等稍有动荡便会对整个社会产生重大影响[6]，是让统治者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三个代表”的提出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