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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说：“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无疑，这就是对这个革命之功绩的最权威论断了。 然而，“封建帝制”这个概念是个虚假概念。 逻辑上的虚假概念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对应物的概念，如鬼，神等等皆是。 “封建帝制”这个语词从构词学上讲，似乎应该是个偏正结构语词，其中心词是“帝制”，“封建”是限制“帝制”的修饰语。如是，则“封建帝制”犯了修饰不当的语言学错误，比如，我们不能用“黑色”来修饰“白”，谁能说“黑色的白”呢？从逻辑学上说，“封建帝制”违反了“限制不当”的逻辑错误。 当然，这样说未免抽象。我们还是来看事实吧。 从中国历史事实来看，“封建”与“帝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主封建者，无帝制；行帝制者，废封建。 中国的西周，搞的就是封建制。封建，就是封邦建国，具体说，就是周天子把自己的子弟、亲戚、功臣或古代先王圣贤之后裔等，分别授予他们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口，去建立统治据点，以拱卫周王室。这就是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些受到封赏的各地诸侯就是一个个独立王国的首脑，他们可以自己任命政府官员，周王朝对此不加干涉，只是给各地派一名“政委”（监督官），负责对诸侯的监督，如此而已。诸侯国的自由权是相当大的。诸侯国可以自己立法，自己发行货币，自己组织军队。 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但却不是“帝”。 帝制则不同。 “帝制”就是中央集权制：皇帝一人主宰一切。地方政府的官员，完全由皇帝任命，地方政府就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所”，一切听命于中央（皇帝），唯中央（皇帝）马首之是瞻。原来封建制时期各地诸侯所享有的那些权力，在帝制时代一去不复返。 帝制的实际推行，是从秦始皇行郡县制开始的。虽然西周的封建制与秦始皇的郡县制都是“家天下”，但毕竟有相当大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的实际权力方面：封建制时期，诸侯国的权力大，郡县制则小多了。因为中央集权过多，一切权力都集中到了中央，地方政府只能奉命行事，别无更高的积极性了。所以，后来采用这种“秦制”的政权，无一不为“收权”还是“放权”而焦思苦虑，中央政府总是想“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可地方政府又总是觉得自己有劲使不出，受中央的掣肘过多过严。封建制时期，则基本上没有这种焦虑，中央与地方都是“春风得意”，“两个积极性”一般总是很高的。 “封建”与“帝制”是两个“你死我活”的死对头。 帝制发展到最后，就是一人主宰天下，是为“家天下”。家天下，就是地地道道的个人独裁，一家专制。这也就是皇权专制。这种皇权专制在中国推行了几千年。1911年发生了辛亥革命，这才把它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因此，辛亥革命所废除的，不是“封建帝制”，而是皇权专制。 中国历史上只有皇权专制，没有“封建帝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断言“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与历史事实严重脱节。宪法是具有无上崇高地位的法律文件，使用这种虚假概念来表述，显得相当地不庄重。 “封建”与“帝制”虽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但比较起来，我以为，从政治体制上说，还是封建制的“优越性”要多一些。 封建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能够比较充分地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西周时期，诸侯国星罗棋布，一般都比较小。有的诸侯国类似今天的一个小镇。像《论语·季氏篇》中所提到的“季氏将伐颛臾”的那个颛臾，就是今天山东费县西边一的一个小镇，它当时是鲁国的附庸国。当然也有大一些的诸侯国，如齐国、鲁国等等。不论大小，这些诸侯国却都能够因地制宜，把地方治理得很不错。比如齐国，就是当时东方的一个大国。这是一个濒临大海的诸侯国，有鱼盐之利，地方政治又比较清明，所以后来争夺霸主的首先就是齐国。这就是为什么直到191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仍然要如此赞叹地说：封建制“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 王国维对封建制的赞叹，蕴涵着一个历史猜想：如果秦始皇当年不废封建、行郡县，而是在封建制的基础上推行“联邦制”，中国的历史是否会更辉煌？ 今天来看，中国推行联邦制是有历史条件的。我们可以从西周的封建制身上看到类似今天联邦制的影子。 今天的联邦制，实行的是中央与地方分权制。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联邦政府拥有这样一些权力：征税借款权，管理外贸与州际商业权，发行货币与公债权，宣战、缔约和对外关系权，国防权等等。概言之，联邦政府拥有立法权、外交权和国防权等国家核心权力。地方政府则拥有处理地方事物的权力，如处理地方的工商业、交通、卫生、文教事业以及一些地方刑事案件等。 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基本上可以自由处理地方事物，属于中央的那些国家核心权力，诸侯国则完全不能享有。如果当时有一位较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西周封建制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改进，不搞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制，而是与地方分权，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皇权专制就极有可能不会在中国猖獗了；“万世治安之大计”由此生矣！ 可惜的是，中国出了个“千古一帝”，把这种历史的可能变成了历史梦想。 近代以降，中国还是有人欲把这种历史梦想变成现实。比如陈炯明，他就是极力主张“联省自治”的。所谓联省自治，就是容许各省自治，由各省自己制定省宪，依照省宪自组省政府；其次，由各省选派代表组织联省会议，制定联省宪法，组织联邦制的中央政府，如此等等。据史料记载，这个“联省自治”受到了当时很多社会名流的广泛赞同与支持。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张东荪、胡适等等一大批在当时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无不推崇这个“联省自治”。这实在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积极态度。如果孙中山当时能够积极参与其中，在辛亥革命后不再搞他的暴力革命，中国可能早就崛起了吧！ 历史当然不能假设。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在中国推行联邦制，是不是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呢？中国实在太大了。如何有效解决既能高度发挥中央的积极性，又能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让这样两个积极性都齐心协力地转作起来，把国家治理好，这依然是摆在中国政治家面前的一道历史难题。 历史不能假设，但是读书可以遐想。在新年里读书，胡思乱想了这么一通，自乐耳；无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