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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研究工作已超过一个甲子，先后出版有辛亥革命史稿（与胡绳武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百万余字的著作。近三十年来，他主要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主编并撰写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书，这些著作至今仍被海内外学界视为中共领袖传记中的权威之作。 一、撰写领袖人物传记应把握三项原则 谈到“研究”与“宣传”，金冲及多次强调：两者都十分重要，都很不容易做好，但又有所区别。研究要善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和写宣传文章有所不同。宣传文章主要是将“已知”的、也就是已经被正确认识的真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富有说服力地讲给更多人听，使更多人能够正确理解和接受，化为万众一心的行动。这当然极为重要，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做到。研究工作首先是要解决那些还“未知”的重要问题。这样，才谈得上“创新”，才能把认识不断推向前进。两者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1989年，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出版。这部70余万字的传记一出版，立刻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该书对史学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它是开始运用大量可靠的原始档案并注明出处写成的党史著作。 金冲及曾同笔者谈到，在撰写领袖传记时必须把握好三点原则： 第一，力求真实。真实是历史著作的生命。但历史毕竟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无法百分之百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何况不少记载又会互有差别。因此，撰写传记至少要把80%的时间用在研读比较可靠的原始资料和访问当事人的口述资料上，不能轻信那些未必可靠的第二手材料，更不能采用那种猎奇性的道路传闻；然后细心地加以比较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事件和人物仿佛如实地重新活现在眼前，再用20%的时间来写作。这样，仍很难做到完全无误，但至少应做到尽可能符合实际。至于刻意作并不符合实际的美化，即使出于好意，也是不可取的。 真实就是实事求是，也是党的思想路线。没有一个人能从来不犯错误，一生都是正确的。周恩来当然也不例外。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撰写周恩来传时，作者还是碰到许多困难。当时，作者身边有许多同总理亲密接触、受过总理领导和教诲的人，常常会提出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总理那么伟大!我们有什么资格去评价总理？”但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坚持科学的态度，并得到了邓大姐和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曾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大力支持。 第二，对人物的评价力求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只有坚持高度的科学性，人物传记才能有生命力和说服力，才有可能产生应有的宣传和教育效果。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得到那些中间状态读者的理解和认可。对那些一谈到总理就会掉眼泪的人，看了这本书也可以增加一些知识，但对一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他们大多本来就容易理解。至于那些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心怀敌意的人，你再耐心地说明，也不会起太大的作用。因此，处在中间状态的读者，事实上是最大的读者群。他们并不***************和它的领导人，但是心中有各种疑问，特别是对于领导人工作中的失误的疑问。如果写作时都不谈及，势必造成一种效果，即读者会对这部书失去或减少信任，即使对写得很好的内容也会持怀疑态度。这自然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效果。 谈到生命力，是说你的著作是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研究成果一旦出版，就要准备几十年后所有档案都公布了，读者回过头再看这本书，发现它是实事求是的，你写的事实和论断依然还能成立。这样，它才有生命力。即使有些事一时还不便多说，但书中还是要含蓄地谈到，这样做，读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什么都避开不说，随着将来更多档案资料的公布和发掘，就有可能推翻你原有的结论，这样你的研究成果就变得没有生命力了。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写文章时要处处为读者着想。因为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需要处处为读它的人着想，而不能变成自言自语。金冲及谈到，胡乔木在这方面曾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吸引人看，二要使人看得懂，三要能说服人、打动人。要弄清楚哪些是读者已经知道的，哪些是他还不知道的。他早已知道的，就少说或不说，免得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纸张。对读者还不知道或不明白的，就要多说几句对读者有用的话。茅盾曾经说过：不要以为自己知道的，读者也知道；也不要以为自己不知道的，读者都不知道。这值得我们注意。 第三，对传主存在的一些弱点和失误，要有分析，特别是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加以说明，解释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使人理解，而不能简单地回避问题或苛求于前人。金冲及在研究过程中看了大量档案，访问了很多当事人，常会对传主产生感情，甚至是深厚的感情，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这容易不自觉地产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毛病。对此，他时刻提醒自己：一个人从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尤其在面临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时，更是难免会有失误，不像“事后诸葛亮”那样看得明白。一个人的成长，既要从成功的经验中，也要从失败的教训中汲取智慧。用科学的态度来写，对这些失误就不应当回避。应当力求找出导致失误的主客观因素，合情合理地加以说明，使人理解。这样的传记，才真实可信，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比如，周恩来幼年时代过继给守寡的婶婶长期抚养。以往歌颂总理的文章和书籍常引用总理的一句话：“我的好学和好静，都是受嗣母的影响。”这一点没错。但是整风时，他在重庆所作自我检查里还曾讲过大致这样一段话：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在我身上也表现出一些女性的仁慈，而缺少野性。金冲及在写作时稍含蓄地写道：“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是有影响的。”虽然没有直接引用原话，但意思是一样的。周恩来传写作过程中，邓颖超同志始终没有作任何干预。书出版后，她要秘书每天给她读半小时？这些内容也没有提任何意见。 再举一个例子。1928年中共六大后，党组织面临严重的摧残，遭受一系列的损失，也引起党组织内部一系列无原则的派别纠纷。其中最突出的是顺直省委问题。中共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对此现象曾写道：“顺直问题是中央开始工作之第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发生于党在非常涣散的时候，这个问题不能很快的得着正确的解决，不独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1]当时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原来中共北方局领导的广大地区。李大钊牺牲后，顺直省委的工作长期没能打开局面，纠纷不断，问题越积越多。为此，中央派周恩来到北方巡视，经过艰苦的努力，顺利解决了顺直省委的问题。当时负责顺直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是刘少奇和陈潭秋。在周恩来传中，论述的重点是周恩来如何处理这一错综复杂的党内问题，仅提到刘和陈的名字。而在十年后出版的刘少奇传中，就设有专章“在顺直省委”，详细论述了传主刘少奇在这一时期工作中的得失，并对刘的功过予以客观评价。 在1930年“立三路线”形成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发布过一个“七十号通告”。长期以来，党史界把它当作“立三路线”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代表性文件。金冲及根据保存的原始档案，在书中明确提到这个通告是周恩来起草的。周恩来传出版后，一位资深研究员打电话给他，说这不可能是周恩来起草的。金冲及明确地回答：这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手稿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是总理亲笔写的，根据是共产国际指示“反右倾”的四封信。周恩来这时也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同李立三的观点还是有区别的。周恩来写的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快要到来，而李立三则强调直接革命的形势已经到来；周恩来提到要做好进攻大城市的准备，而李立三则要求红军现在就要进攻大城市。两人是有区别的。因此，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苏联回来，就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 金冲及多次同笔者谈到：如果不写这些事实，等于你对这些问题放弃发言权，听任别人随便乱说。事实上许多事情即使你不写，并不等于别人都不说了，不要故意回避，即使写得简单一点也可以。在金冲及主编、撰写的系列领袖传记中，没有一味回避传主们工作中的失误，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这些失误是在怎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那种简单化、绝对化的信口乱说，讲起来仿佛很痛快，其实却离实际很远。要充分认识和重视事物的全部复杂性。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 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历史研究同样需要理论指导。金冲及结合自己大半生的实践，深刻意识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以此作为历史研究的核心指导理论。这不是出于什么先验的结论，而是人们经过反复的实践检验，证明这一理论最符合客观实际，最能深刻揭示种种复杂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 当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必须克服教条主义，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具体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而不是套用它的所有现成结论。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创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生活在19世纪的人，而21世纪的世界变化发展得如此之快，一百多年前的思维方式早已不再适用了。诚然，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的确离我们今天很远，他们没有坐过飞机，更不知道电脑和网络世界，他们的某些具体论断有的已不适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需要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决不能抛弃。这就像有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不能抛弃牛顿定律一样。那些爱嘲笑马克思、恩格斯已过去一百多年的人，不是依然津津乐道时间更早得多的“自由、平等、博爱”一类话吗？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要适应客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也会对社会存在起反作用）等道理都没有错。还有，唯物辩证法提出的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内部矛盾是决定事物变化的主要动力；量变引起质变等观点，都没有过时。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要一切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过去如此，今天也是如此。 历史现象纷纭复杂，现实世界千变万化，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去分析观察，才能梳理出条理，揭示出规律。具体到历史研究工作，金冲及谈到：任何事情的发展过程总是由很多侧面，有时甚至是由相互矛盾着的许多因素构成的。很多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因为结果已经摆在那里，在后人看来似乎都很清楚。但对于当事人来讲，却绝没有那么简单。当他们做出决断时，通常面对着许多未知数和变数，客观环境又往往不容许他们从容地把什么都弄清楚后再行动。有时，他们的每一个判断都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时，就要努力还原当时那种复杂而又充满矛盾的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地去努力理解它。这样才能揭示出更接近真实的历史。正因为事物是复杂的，我们又不容易一下子把事物的方方面面都看清楚，所以当我们提出一些重要的、不同于前人的见解时，需要格外慎重。我们在讲历史发展的这一面时，要反复思考有没有漏掉另一面。问题越重要，越需要这样做。 1991年，金冲及参加胡绳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在论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时，首先详细讨论了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对日本侵略态度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等诸多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共两党政策的转变，并肯定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个大功。”[3]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这是事实。蒋介石在抗战期间，虽然内心从未放弃过消灭共产党的念头，但在日本侵略者企图灭亡中国的危难关头，始终坚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抗战局而没有破裂，他也没有像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汉奸那样投降日本，而是坚持了抗战。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抗战后期，国民党当局的独裁、腐败、特务横行等倒行逆施变本加厉，日益丧失人心。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违背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最终被人民所抛弃。对这两方面的变化和发展，都应该科学地、实事求是地予以叙述。这样的研究成果才有说服力和生命力。 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还必须避免两种倾向。第一是要努力克服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一成不变的教条，本身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完全对立的。第二，马克思主义又是不断发展的理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用这一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的过程中，并不排斥吸收百余年来世界各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成果，包括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正确方法和成果。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不断丰富发展的。列宁写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概括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理论来源都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因此而排斥它们，相反却对它们认真加以研究，把它们吸收和改造过来，成为构筑自己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高人一筹，就是因为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成果，吸取了人类的全部智慧。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有了长足发展，取得了大量符合科学规律的研究成果。我们为什么不能像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那样认真地研究它并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呢？如果采取同马克思、恩格斯相反的态度，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都采取简单的排斥态度，那倒反而违反马克思主义了。 [1]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9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