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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那里，一直存在三个世界，一是实处的世界，二是理想的世界，三是过渡的世界。这三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正是由于对实处世界的强烈不满，他才起而抗争，愈挫愈奋，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理想的世界。所谓过渡的世界，是他实现最终目标过渡阶段所呈现的世界，有时也是权宜的世界。这三个世界并非一成不变。实处的世界，即他能够接触、感知、认识的世界，本身在不断变化，孙中山自身活动范围在变化，感知、认识能力也在变化。他理想的世界，有个从朦胧到清晰的变化过程，也有个从粗略到精致的变化过程，还有个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臻于完善的过程。至于他过渡的世界，更是因时、因地、因事而有所调整与变化。 孙中山青少年时代所实处的世界，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世代务农、家境贫寒、地近港澳、海外联系广泛。孙中山个人禀赋有三点相当突出：一是天资聪颖，记忆力、理解力都超乎寻常；二是勤劳勇敢；三是西学素养丰厚。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使孙中山沿着传统士人读书做官道路发展的动力不足，也使孙中山在官场上的人脉特别稀薄，对其时政治体制依存度特别低。地近港澳，加大了孙中山向港澳与海外拓展的动力。长期的留学生涯，丰厚的西学素养，使孙中山在观察分析中国问题、酝酿中国改革方案时，比纯粹生活在中国内地、很少阅读西书的内地知识分子，眼光宏阔，理念新颖，思想深刻。 孙中山理想世界的确立，有个由粗而精、渐次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如果从孙中山所说的乙酉年（1885年）算起，他的思想体系从萌发到系统化，从一民（民族）到二民（民族、民权）再到三民，用了整整二十年。孙中山的理想世界并不是固定的蓝图，也不是封闭的系统。他在民国建立以后，鉴于国际国内实际形势的变化，又不断地对民族、民权与民生作出新的解释，赋予新的内涵，但其总的轮廓，仍然是三民主义。 孙中山在制定其理想蓝图时，有明确的过渡意识。在1905年秋冬间颁布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孙中山明确地将革命方略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第二期为约法之治，第三期为宪法之治。相对于后一阶段而言，前一阶段都是过渡阶段。 清廷被推翻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已达，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也确实将主要精力放在实行民生主义方面。这表明，在孙中山那里，先前倡导的民族、民权主义，都是“为众生谋幸福”的手段，都是实现众生幸福这一理想世界的过渡世界。 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发现民权主义也未真的实现，于是，他又提起民权主义，将民权、民生两面旗帜一并举起。他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便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到了护法战争时期，孙中山又意识到，此时的中国不但民权、民生两主义没有实现，连民族主义也没有真正实现。于是，他将民族、民权、民生三面旗帜再次并提。到1924年初，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他更是对整个三民主义做出新的解释，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亦有两方面意义，即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民生主义最要之原则有二，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对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内涵，在不同时期，孙中山的解释都有所不同。以1924年初发布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标志，他对三民主义作出整体性的新解，使得三民主义内涵明显地被分为旧新两段，但是，从长时段的、根本目标来看，则万变不离其宗，即他一再强调的人民幸福。因此，对于孙中山理想世界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人民幸福）、三个主义（三民主义）。三个主义的内涵在不同阶段、不同情境下有所不同，但一个中心的目标没有变化。三个主义内涵之所以要发生变化，正是为了真正地实现一个中心。 孙中山是崇高的爱国主义者与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爱国爱民胜过爱家爱己，所以会放弃经济收入、社会评价都相当不错的医生不做，毅然走上医国道路；所以会对腐败黑暗的实处世界进行无情的、持续的批判。他是视野宏阔、学养丰厚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会不断地梳理、充实，乃至更新他的理想世界。他是脚踏实地、讲究实效的政治家，既要在刀光剑影中与敌人拼搏，也要在各色人等中折冲樽俎，需要时常调整斗争策略。孙中山的一生，就是他的实处世界、理想世界与过渡世界矛盾展开、相互激荡的一生。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他的一些举动，似乎与其他政治家无异，但是，如果明了那些举动其实是他到达理想世界的过渡之舟或临时驿站，就立刻会显现孙中山的伟岸身躯。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