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以下简称为《创建》并径引页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是左玉河研究员继《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之后的又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研究的力作。全书56万余字，除绪论和结语外，共用十章内容分别从中国古代学术体制、现代学术研究主体、现代学术共同体、现代学术研究中心、现代学术研究机构、近代图书馆制度、现代学术讨论平台、现代学术成果交流、新式奖励评估体制、学术资助体制等方面探讨了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创建的历程。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研究近代学术体制转型的学术专著。通读全书之后，会发现，该书具有方法新颖、结构合理、材料翔实、选材精当、持论中允、视野开阔等特点，在许多地方均有所突破，为今后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进一步研究打开了思路。作为同行，我们深为作者积10年之力所取得的成果而感到高兴，更为作者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方面的雄伟计划及所迈出的坚实步伐所折服。本着学习的目的，本文拟从“‘形态’说的提出与‘三步’走计划”、“近代学术体制的整体构建”、“近代学术体制创建之再思考”等方面结合该书内容谈些粗浅认识，不当之处，敬请教正。 一、“形态”说的提出与“三步”走计划 晚清以来，社会发生巨变，中国从秦汉以来维持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时代逐渐向民主共和时代转变，这种社会形态的转变影响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传统的学术思想在此转型的大潮中自不能例外，走上了从内在观念到外在形式、从学术主体到学术客体全方位转化的道路。自清末民初以来，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冯友兰、钱穆、侯外庐、嵇文甫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对明清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的流变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力图勾勒出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脉络，探寻近代社会变迁的原因，从而建立近代学术思想史的基本框架。但是，由于受时代的局限，他们或着眼于思想家个体，或致力于时代思潮的演进，对于影响学术发展的诸多其他因素，如学术体制、出版技术、阅读群体等问题关注不够。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受政治局势的影响，近代学术史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冷落。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学术史研究再度成为显学，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现。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1]相应地，学术界对清末民初重要学术思潮（如进化论、民约论、疑古思潮、保守主义等）、学术流派（如国粹派、学衡派、甲寅派等）、学科分支（如朴学、公羊学、理学、诸子学、史地学等）和学术名家（如曾国藩、张之洞、章太炎、刘师培、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王国维、张君劢、张东荪等）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上述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近代学术转型这一问题。在近代学术转型研究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新的理论和视角的运用，其中又以学术范式说和学术理路说影响最大。这两种新方法的传播，与海外华人学者余英时有直接的关系。 范式一词源于托马斯·库恩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但库恩在该书中对范式的概念进行了多重甚至是有歧义的解释，给读者理解范式带来不小的困难。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在《范式的本质》一文中，首次尝试对库恩的范式进行解释：“通过推敲原文，我们对上述问题就可以给予探索性地、条理鲜明地回答：库恩的范式的二十一种含义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以上述对库恩原文的审察为根据(尽管要对学者们致歉)认定库恩的范式就是形而上学范式，社会学范式和构造范式……。”[2]早在1974年，余英时在公开发表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3]中就运用范式理论对《红楼梦》进行了研究。1980年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4]中再次运用范式理论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进行了考察。1983年余英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中讨论五四前后胡适的思想影响时写道：“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的讨论，胡适大体上都触及了许多久已积压在一般人心中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问题。即使在思想上和他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如梁漱溟与李大钊）也仍然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所以从思想史的观点看，胡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库恩（Thomas S. Kuhn）所说的新‘典范’（paradigm）。而且这个‘典范’约略具有库恩所说的广狭两义：广义地说它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entire constellation of beliefs, values and techniques）的改变；狭义方面，他的具体成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则起了‘示范’（share examples）的作用，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5]余英时这里所说的“典范”，就是范式一词的另一种译法。他的著作传入大陆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也开始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问题。如陈平原就曾写道：“自从余英时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解释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言说便颇为流行。”在他看来，“强调新典范的真正确立与发挥示范作用，胡适当然值得大力表彰；可要是更看重危机中崛起以及学术转型的全过程，章太炎那一代学人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视野。在我看来，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名如日中天，晚清一代的贡献多少受到了遮蔽。”他在该书中就是要“突出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开创了现代中国学术的新天地”。[6] 学术理路说同样源于余英时。1975年，他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清代考证学和宋、明理学截然两途，而且清代绝大多数考证学家也尽量避免直接触及思想问题，这自然是无可不论的历史事实。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清代两百年的经史研究运动是盲目的或完全为外缘（如政治环境）所支配的。事实上，通观考证学从清初到中叶的发展时，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其整个过程很显然表现出一个确定的思想史的方向。如果我们仔细排列清儒研治古代典籍的谱系，我们将不难发现其先后轻重之间确是有思想史上的内在理路可寻的。”[7]该书问世后，因其“内在理路”说受到质疑，所以在1996年的增订本自序中，余英时指出：“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史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因此明、清之际一切外在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变动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所投射的影响，本书全未涉及。然而我并不是要用‘内在理路’说来取代‘外缘影响’论。在历史因果的问题上，我是一个多元论者……‘内在理路’说不过是要展示学术思想的变造也有它的自主性而已（此即所谓‘The autonom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必须指出，这种‘自主性’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学术思想的动向随时随地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8]如果我们熟悉柯林武德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9]，那么对“内在理路”说这一研究取向极易理解，而且到目前为止，仍不失为研究思想史的一个有益尝试。 《创建》一书在“范式”说和“内在理路”说之外，又提出了“形态”说。书中写道：“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不仅仅是‘范式’的转移，也不仅仅是‘理路’改变，而是学术‘形态’之转变。所谓学术‘形态’，既非学术‘范式’上之一点突破，亦非学术‘理路’之一线演进，而是立体上的‘面’之总体转变。”（第7页）尽管研究“范式”的转移并非一点突破，学术“理路”的演进亦非一线展开，而“形态”更非“立体上‘面’之总体转变”，但“形态”说的提出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因为毕竟“范式”和“理路”只是关注了学术发展和转型的一些方面，尽管是非常重要甚至关键的一些方面，而“形态”说则是立体的、动态的、多层面的、多角度的。 根据“形态”说，作者将中国学术发展演变划作两个层面，一是目前中国学术史研究同仁主要致力的层面——学术思想层面；一是鲜有人涉及的学术制度层面。为此，作者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研究方面制定了“三步”走的计划：第一步以学术分科问题为切入点，通过实证性研究，勾勒出中国传统学术知识系统向近代知识系统转变的动态过程，这一计划已经完成，其成果便是作者于2004年完成并出版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第二步是通过考察现代学术制度化、体制化问题，从学术主体的变化、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学术交流、学术评估和资助制度的建立及其对学术思想的影响等方面呈现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创制过程，亦即学术体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过程，《创建》一书正是基于此计划而写成。第三步计划纵向与横向结合，从传统学术思想现代化与西方学术思想中国化两个方面考察中国近代学术思想本身的转型轨迹。（第13页）这样，在作者笔下将会看到一个点、线、面结合的，立体化的中国近代学术“形态”的动态转变过程。 “形态”说的提出，既切合了时下学术研究“综合化”趋势，也无疑受到了科学社会学理论和目前学术界一些研究成果的影响。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科学领域社会行动因果联系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也是处于社会学、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公共政策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其内容涉及科学的社会建制及其规范、基本形式、组织体系和分层结构，以及科学社会建制与经济、军事、宗教等其他社会建制和科学认知组织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了科学建制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自从科学建制社会学主流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0]中具体分析科学家在定期会面、通信、出版期刊、参加皇家学会等给科学创造思想的积极影响后，这一交叉学科就此奠基。 受科学社会学研究理念的影响，许多人尝试将其应用到不同学科的研究中，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也不例外。美国学者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一书“探讨清代学术共同体的总体特点，重点分析清代学术形成内在与外部的成因”[11]，对江南学者的职业化（书院、赞助制度）、图书馆与出版业、学术交流网络等进行论述，初步勾画出晚清江南学术体制概况。此后，台湾学者陈以爱[12]、杨翠华[13]、刘龙心[14]、美国学者陈时伟[15]、大陆学者范铁权[16]、徐明华[17]、胡逢祥[18]等对中国近代体制就某一机构或某学会或某一学科在某时段和某个层面对近代学术体制化作了初步分析。作者继上述学者之后,尝试在科学社会学理念的基础上,从“形态”的角度对近代学术转型作整体考察。 二、近代学术体制的整体构建 我们知道，提出一种研究方法或取向是一回事，成功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或取向进行研究则又是一回事。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作者是如何运用“形态”说来对近代学术转型进行研究的。 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现代性学术体制的创建与传统学术体制的转型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近代学术体制的创建过程就是传统学术体制的转型过程。在研究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建立时，有三个既相互联系同时又有所区别的问题必须给予回答：第一，中国传统的学术体制是什么？第二，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应该包括那些要素？第三，传统学术体制是如何转变为近代学术体制的？ 关于中国传统学术体制，作者在该书第一章中作了集中论述。作者写道：“中国没有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学术体制，但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体制。”对这一估计，笔者基本是赞同的，因为中西文化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具体到学术研究方面，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其差异性要大于相同性。中国自己独特的学术体制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古代中国的学术体制，是以各级官学和各地书院为中心，以科举入仕为主要途径，以修齐治平为最高目的，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藏书楼、讲经会、刊刻为主要交流方式之体制，包括了学术研究、交流及奖励诸要项在内。这套学术体制，与古代中国之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相适应……与选官制度相结合，官学不分及官学一体化，乃古代中国学术体制之特色所在。”（第63页）这一段文字，涉及传统学术体制的活动中心、主要途径、最高目的、研究对象、交流方式和官学一体的特色，应该说概括比较全面。作者还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体制随着科举制的僵化而僵化，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而解体。在这里作者的论述可能不够完整，因为科举制度形成于隋唐时期，在隋唐之前，中国是否有传统学术体制？如果有，它是什么？如果没有，那是为什么？还有，科举制于1905年废除，中国古代学术体制的解体是不是与科举制的废除完全同步，也缺乏细致的论证。 对第二个问题，作者用九章的内容进行了论述。就近代学术体制的内容来说，基本包括学术研究主体、新式学会、现代大学、研究院、近代图书馆制度、新式传播媒介、学术成果交流制度、奖励与评估体制、学术资助等九个方面。应该说，作者所谈的都是近代学术体制的重要内容，比较全面，但是对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似乎论述不够。比如说，在这九种因素中，各占什么样的位置，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这直接影响到章节安排。就笔者的理解，无论在传统学术体制中还是近代学术体制中，人无疑是最重要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人，不是人本身，而是人事管理制度，包括研究人员的选拔、培养和管理等。其次，现代大学和研究院是学人存在的基本空间。没有这个空间作保证，近代学术体制也就不可能存在。而图书馆制度又是近代学术研究必不可少的条件，离开了图书馆，学术研究也就无从进行。因此，研究主体、现代大学、研究院、图书馆制度是近代学术存在的必要条件，应该予以特别的重视，而新式学会、新式传媒、学术成果交流制度、奖励与评估体制和学术资助是推动近代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相对于研究主体、现代大学、研究院、图书馆制度来说，其作用要略小一些。 对传统学术体制是如何转变为近代学术体制的这个问题，作者在第二至第十章中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从总体上讲，作者认为到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现代学术研究体制基本建立起来。具体到每一个具体方面，又略有不同。就学术研究主体而言，有一个从读书人到知识人的转变过程，其总的特点是现代学术研究的职业化趋向。作者将古代中国学术研究主体定义为“读书人”群体，并与近代学术研究的主体之“知识人”加以比较，认为传统的读书人与近代知识人在知识结构、学术理念和职业特点上均存在差异，读书人的知识主要限于儒家经典之中，他们所追求的是闻道、传道、卫道，秉持“明道修德”的理念；近代知识人主要接受了西方近代新学，他们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求知、求真而非求道。传统读书人的出路是“学而优则仕”，入仕为官是读书人的职业选择，因此他们并不将“学问”作为一种谋生职业；近代知识人以著书立说、生产及传授知识为谋生职业，依靠学术研究和传授知识来获得生活资料,读书或为“稻粱谋”。科举废除、四民社会解构，传统读书人没了仕途出路，滑入职业知识人群体，学术主体的转换就此完成。根据这种解释，从读书人到知识人的转变，应该在清末就已经完成。 关于现代大学制度，作者认为，无论形式还是内容，近代中国之大学都完全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是按照西方分科设学的原则逐渐建立起来的。作为现代中国学术体制的重要标志，现代大学体制构成要件主要有六项：一是具有学科的综合性，二是院系、学系设置有稳定的制度性保障，三是设立有各类专业研究机构；四是设立选课制；五是建有出版社、学术杂志、图书馆、实验室等辅助设施，六是“教授治校”原则的确立。据此，以国民政府1929年7月颁布《大学组织法》和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大学暂行组织规程》、1931年4月22日《学位授予法》等为标志，中国大学体制得到初步完善，大学成为现代学术中心。 在研究院建设方面，作者指出，在近代中国学术建制化过程中，曾相继引入英国皇家科学院和法国科学院两种西方模式，最终选择适合国情之法国模式。从清末的通儒院、康有为设计的“学士院”和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的尝试到1912年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的成立，从初期的个别机构到后来的普遍设立，并以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创建的国立中央研究院这一全国性学术协调联络机构为标志，辅之以评议会制度，终使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体系建立起来。 藏书楼在中国古代就有，作者认为中国古代藏书具有私有、专享、封闭等特点；近代图书馆则具有公共、公开、共享之特性。中国古代藏书楼也有一定的现代性因素，即它不仅是藏书之所，而且是集编、藏、刻、售于一体的学术文化中心。中国近代图书馆是在西学东渐大潮影响下由传教士从西方引进中国的，其发端是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所创立的图书馆当数北京西什库北天主教堂所属图书馆。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图书馆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清末引入公共图书馆观念，效法日本；二是五四以后，发起新图书馆运动，取法欧美。在这里，作者似未交待从传统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转变的标志性时间或事件。 关于近代新式学会的建立，作者比较了中国古代结社与近代学术团体的区别，认为古代中国结社传统源远流长并于明末达到高峰，但它多偏重于德育，以名人为核心，带有“交流以方，会友以文”的特点且具有较浓的政治色彩，不易划分学术社团与朋党间的界限；近代学会有固定的会所、定期的集会和稳定的经费来源，具有平等、独立之新风气，故新学会由传教士传入后逐渐取传统的结社而代之。戊戌时期的学会，还兼具社团的传统与现代两种特性，“既是西方近代自由结社影响和刺激的结果，也是传统士人结社观念的复活，更多的是对明清之际士人结社的继续和延伸。”（第154页）民国建立后，近代学会出现两大变化：一是学会发生了明显分化，政治色彩强之学会演变为近代政党，学术性强的部分学会演变成专业学术团体；二是从戊戌时期的综合性学术团体演变为专业性学会。到了30年代，各种专业性学会普遍建立，作为重要学术研究机构的大学也纷纷设立各种学术社团，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会制度，使学会学术活动得到制度化保障。 在现代学术交流体制的建立方面，作者指出，新式传媒由西方来华传教士最先引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纷纷仿效西方，开始创办报刊，起初报纸与期刊并不区分，至1904年《时报》始分离。民国建立后，新式报刊迅猛发展，西方学会制度引入中国后，学会将创办刊物作为重要活动，以之作会员发表学术成果和学术交流的平台，遂使期刊成为现代学术制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现代学术著作的出版制度，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刊印业真正够得上学术交流的是私人家刻，但因成本巨大，发展常受极大限制。晚清时期，国人在引入报刊制度的同时，也引入并创立了自己的印刷、出版制度。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为标志，编辑部门作为出版工作中心的中国现代出版体制逐渐形成。出版机构从五四时期开始由发行教科书到出版学术著作，进而出版丛书并整理旧学典藏，学术界与出版界渗透共生，互利共赢，遂使出版制度成为现代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中国现代学术奖励、评估制度，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奖励办法是“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支撑的这种奖励奖出身办法一直延续到戊戌后的新学及办新学堂。民初建立起来的学术奖励体制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现代大学设立的各项奖学金；二是民间新式学会及学术研究机构设立的各项奖励金；三是政府设立的各种奖励金。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由蔡元培等尝试设立现代学术奖励制度，制定多种奖励方案， 1930年教育部制定的《建国奖学委员会条例》，乃是现代奖励制度的里程碑。欲行奖励，必先评估，故有关机构曾多次谋设名目不一的评议机构。经过以中国科学社为代表的民间社团和以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等为代表的政府机构的共同努力，中国逐渐建立了一套现代学术评议制度。 关于学术资助体制，作者认为中国新式学会引进西方近代基金制度，典型代表是任鸿隽、蔡元培等创立的中国科学社基金会和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各大学设立的基金会，他们都在基金的创设、捐助、保管、分配等环节建立了规范化的制度。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近代学术体制的内容在心目中是明白的，换句话说，一个结构完备的现代学术体制，少不了职业化的学术研究主体、新型的学术机构和学术共同体、便捷的学术交流和讨论机制，以及健全的学术奖励和资助制度等主要内容。作者对中国现代学术体制诸要素建立过程的探究有许多是首创性的，论述是系统的、完整的，特别是每一项论证都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上，读来不仅条分缕析，而且坚实厚重，比较好地实践了其“形态”论研究取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勇往直前的勇气，没有刻苦认真的态度，没有深入的理论思考，没有不懈的努力，是写不出这样的学术著作来的。 三、对近代学术体制创建之再思考 近代中国学术体制问题的确是一个任务艰巨的重大课题，非潜心研究不能有所心得。《创建》作者通过长期思考而形成独特心得，撰成此56万余字之鸿篇巨制，实属不易。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笔者细读此书后发现，如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思考，或可使学术体制转型研究步入更加深入之层面。 1．在构思中国近代学术交流体制时，应该考虑图书交易这个环节。 早在西汉末年，中国就出现了图书买卖市场——书肆。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造纸、印刷技术的进步，大量图书进入流通领域，商办书肆集采编、刻写、售卖于一体，成为中国古代图书市场的中坚力量，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中国开埠之前。到了近代，“西学的传播，经世致用等观念使图书的需求猛增，而出版业的发展正好适应了这一趋势，于是图书作为商品出现在世人面前，图书市场逐渐形成了。”[19]具体来说，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阶段性发展所形成的现实购买力、“西学东渐”的文化大潮和新式教育体制（特别是图书馆制度）、多次政治运动等带来的购书欲望，造就了近代中国图书的巨大需求市场。其实，近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也为图书需求市场增加了不小的砝码，各专业学术社团、学术机构购置图书资料及职业知识人的个体购书需求，成为图书买方市场中一支购买力和购买欲都比较强的力量。近代印刷技术和出版制度引入中国后，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代表的出版机构迅速发展，形成强大的图书供给市场。据王云五先生推算，1927—1936年全国图书出版数量如下表：[20] 年份 / 数量（千册） 1927 / 2035 1932 / 1517 1928 / 2414 1933 / 3484 1929 / 3175 1934 / 6197 1930 / 2806 1935/ 9223 1931 / 2432 1936 / 9438 由上表可知，十年间图书出版量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呈迅猛发展势头，1936年的出书量达到1927年出书量的近5倍。 有图书市场就有图书交易。在清初，北京各种书摊集中于城外的法源寺，新旧书籍和善本、珍本都在此流通，形成一个热闹的书市。到了18世纪，北京城南的琉璃厂成为主要书市及古书、古玩、字画流通中心。美国学者艾尔曼在其《从理学到朴学》一书里，讲述了清代北京琉璃厂书市及江南主要书市里有各种图书和抄本自由流通的情况[21]。五四前后，大量刊物在各高等院校的流通，主要靠的是各院校内的书报贩卖部。另外，出版机构也设立有自己的营业部，如商务印书馆1922年之“通讯现购处”，“职员由最初7人发展到190人，扩大了图书市场。商务设立了公关性质的人员，还最早开办职工福利。在竞争中，注意在发行方面放宽尺度、在售价上公开用折扣来争取客户，实行薄利多销。并用举办展览、送书上门等方式扩大影响。”[22] 图书交易在中国近代学术职业、体制化过程中，对学术交流起着重要作用。中国职业化的学者多隶属于某一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他们研究学术可以取材于图书馆海量书刊，交流信息可借助于图书馆之报刊杂志。然而，但凡职业学者，绝不会仅仅依赖图书馆之书籍资料进行学术研究，他们往往喜欢订购报刊、买书、藏书，对于研究必需或者渴望已久的好书，经常是节衣缩食也要尽力购买。《创建》所引用的关于顾颉刚诉苦的一段，也可以作为学者多好购书之绝好例证：“在研究上，有许多应备的参考书，但没有法子可以得到。例如《二十四史》，是研究历史的何等切要的工具，以前我不能买全部，尚可搜罗些零种，现在连零种也不许问津了。有许多急需的书，熬到不可熬时，也只有托人去买，因为免得见了他种可爱的书而不能买时，害苦了我的心。”（第712页）专业学术机构通常也会为业者研究之便而购置图书，订购报刊，设立自己的资料室。于是，报刊书籍的交易成为近代中国学术交流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再回到艾尔曼这个例子，艾氏将图书交易作为江南出版业的一个构成部分编排进该书，用以说明图书交易在清代朴学国际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将图书交易放进近代学术交流体制的可行性。《创建》作者在“绪论”中也曾说过，艾氏考察清代中前期江南地区学术研究机制的方法对研究近代学术转型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而其在书中也试图沿着艾氏思路去走。那么,如果在构思中国近代学术交流体制时，适当考虑一下图书交易市场，全书的结构或许会更全面一些。 2．中国近代学术体制转型的内在动因问题。 中国近代学术体制转型的内在动因到底是什么？这应该是一个贯穿全书的核心问题，正是在这一股持续不断的潜在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学术体制从晚清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基本完成转型过程，它还将推动中国学术体制不断走向完善。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作者在《创建》一书的绪论中是这样表述的：“促进学术体制转型的内在动因，是持续高涨的经世思潮及经世学风。”（第15页）接下来在该书第二章，作者在近代知识人知识结构一节里的相关表述可以看作是对这一说法的进一步阐释：“可见，晚清经世之学的兴起，促发了近代西学之传播；随着晚清学人对西学认识之深化，输入中国之西学内容亦日渐深入，经世之学对西学传播起到了‘接引’作用……晚清西学的输入，导致了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士人知识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士绅职业选择之变动。士绅开始向新职业流动，成为近代新社会结构中之知识人。”（第89—91页）这个解释似乎只能证明经世之学只是近代学术主体转型的触发因素或者说是导火索，因为经世之学与其所“接引”来的西学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理念并不相同。作者因此又做出如下判断：“近代知识人‘求知’理念的形成与确立，与矫正晚清经世之学的弊端、建立独立之‘学界’是同步的……由于中国传统学术强调‘经世致用’势力的强大及晚清今文家倡导的‘通经致用’学风影响深远，故清末民初学者之学术理念均经历了从‘致用’的观念中解放出来，逐渐确立从事‘无用之学’的转变过程。”（第101—103页）从上述内容可知，即使单纯从学术理念转变这一层面来看，经世之学也只能是阻力而非动力。近代学术体制的其他方面，都是在贯彻知识人“求知”、“求真”学术理念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以，相对于整个近代学术体制转型而言，经世之学并非其真实内在的动因。 其实，关于近代学术体制转型的真正动因，在书中随时随处都有所“埋藏”，近代学术体制的每一个构成要素，都是以它为主线索勾连起来的。王国维、章太炎在批评晚清今文经学时，认为近代学术要发达，唯有摆脱政治附庸，保持自身之独立；胡适认为学术研究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才能有创造性发现；蔡元培设想的大学，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学术中心；就专业研究机构的建设而言，顾颉刚将王国维之死归因于中国没有专业研究机构以供其“恣意满足他的知识欲”（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近代图书馆的公共、公开、共享特性，也是适应了现代学术的自由特性。近代学术体制转型的动因，正是学术发展过程中所追求的独立、自由之精神。在陈寅恪所撰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里有这样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作者在引用了包含上述名言在内的一大段内容后说：“陈氏所强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乃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倡导建立的独立、纯粹‘学界’之灵魂，亦为近代知识人之根本思想和核心理念。”（第111页）这里的“学界”，作者的意思，应该是包含了学术体制在内的一个概念，而近代学术体制的转型亦即学术体制的创建，也正是在这种追求独立、自由的过程中完成的。 3．学术体制化及职业与志业关系 学术研究虽然也可以合作进行，但作为高端思维产品，它仍然是极端个体化的行为，并被深深地打上个性化的铬印，这也可以视作学术独立、自由的一个表现。因此，研究者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是否把它当成自己的志业，是否以相对单纯的感情投入其中，对学术成果质量的影响是极为关键的。但是，光有热情还不够，学术研究在业余状态下要想取得较高成就，困难可想而知。相反，将学术研究只当作赚钱养家的职业，兴趣爱好在别的方面的人，也难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真正的学者追求的最理想状态，就是职业与志业的统一。《创建》一书在结语中引用了吴宓关于职业与志业的相关论述：“职业与志业合一，乃人生最幸之事。然而不易数觇，所谓达者即此也。有志业者，其十之九，须以职业之外另求之，二者分离所谓空者即此也。”那么，在中国近代学术体制转型过程中，学术研究领域里的职业与志业是怎样的关系？ 作者认为，“现代学术体制的创建，使学术研究日益职业，职业与志业日益分途。”（第709页）对此判断，笔者不敢完全苟同，觉得学术职业化带来学术研究职业与志业分离的同时，给了学术研究职业与志业在形式上达成统一的客观条件。 职业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是这样的：“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23]目前，人们普遍认为职业是参与社会分工，利用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获取合理报酬，作为物质生活来源，并满足精神需求的工作，许多高校职业规划类教材都采纳此种观点。[24]什么是志业？马克斯·韦伯笔下的志业带有一种宗教意味：“没有这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没有这份热情，坚信‘你生之前悠悠千载已逝，未来还会有千年沉寂的期待’——这全看你能否判断成功，没有这些东西，这个人是不会有科学志向的。”[25]也就是说，志业对一个人而言，要依靠内在的召唤力（inward calling）、激情（enthusiasm）和不懈的工作来获得启示（或曰灵感），从而在平庸的环境中坚持下去。所以，志业就是一个人的理想及其为之所做的不懈努力。 就学术研究而言，正是近代学术的体制化造就了其职业化，学术研究第一次成为一种社会职业。那么试问，未有学术研究这一专门社会职业前，学者的学术研究是专业工作还是业余兴趣？好像答案只能是后者。对于有志于学术研究，愿为学术研究而奉献自己的学者来说，投身于这种职业，是不是职业与志业在形式上的统一？答案也应是肯定的。社会发展到近代，职业人人应有，志业只会是少数人才有，吴宓好像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作者所说的职业学者必须先将学术视作职业以养家糊口，然后才能谈得上学术研究之志业，恐怕是将职业仅等同于讨生活，忽视了其服务社会的性质。从服务社会的精神追求角度看，职业与志业并不是天然对立而是统一的。反之，则任何职业都是与志业相背离的，因为讨生计是物质索取，投身志业是不计回报的精神追求，二者价值取向根本不同。 对职业学者来说，不管他主观态度如何，职业与志业毕竟所从事的是同一种事业，在这个层面上，二者有统一的基础。所以，唯有职业化，才有职业与志业统一的可能性。作者所说的传统“读书人”道德与文章合一，职业与志业须臾不离，好像也与书中另一观点相左：读书人读书是为了明道，而入仕为官作为读书人的职业，则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二者统一，难道不成了读书人志业就是为了生计？那还有什么志业可谈？至于教授兼职，至少说明存在学术职业化还不够彻底、职业分化还不明朗、社会分工还不稳固等原因。另外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人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纯粹是为职业而做出选择的，其志业并不在此或根本就没有志业。总之，正因为学术职业化，才可能使学者职业与志业合一，近代专门研究机构因此成了学者极力追求的“研究的境地”。于是，当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聘请顾颉刚时，他便欣然前往了；也正因为职业化的出现，使职业与志业在价值取向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天然矛盾。这一对矛盾既然不可避免，能否实现职业与志业统一，任何时候都决定于个人志向是否足够坚定。 总之，《创建》是以科学社会学为视角全面研究中国近代学术体制转型的成功尝试，它从关注学术思想层面转向关注学术制度层面，为近代学术转型研究在学术制度转型研究方面搭建起厚实的基础，是一部真正的“建基”之作。在完成了近代学术“形态”之变“三步”走计划的前两步之后，我们期待作者更加精彩的第三步成果。 【作者郭双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东仓，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原载《近代史研究》2101年第5期，第151-160页。 [1] 李泽厚：《走自己的路（对谈集）》，中国盲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 [2]〔英〕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英〕伊姆雷·拉卡托斯、马斯格雷夫主编，周寄中译：《1965年伦敦国际科学哲学会议论文汇编 第四卷 批判与知识的增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83、84页。 [3]〔美〕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郭豫适编：《红楼梦研究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美〕余英时：《〈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美〕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3页。 [6]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页。 [7]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页。 [8]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本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页。 [9]〔英〕柯林伍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3页。 [10] 〔美〕罗伯特·默顿著，范岱年等译：《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1]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2]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3] 杨翠华：《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1年版。 [14] 刘龙心：《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 [15] 陈时伟：《中央研究院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职业化》，刘东主编：《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6] 范铁权：《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的近代化》，《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7] 徐明华：《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的制度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 [18] 胡逢祥：《中国现代史学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9] 陈刚：《近代中国图书市场研究》，《编辑学刊》1995年第2期，第68页。 [20] 王云五：《十年来的中国出版事业》，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抗战前十年之中国》，龙田出版社1948版，第463页。 [21] 〔美〕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 [22] 陈刚：《近代中国图书市场研究》，《编辑学刊》1995年第2期，第73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50页。 [24] 参见刘善球、张玉东主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教程》，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柳建营、许德宽、郭宝亮主编：《职业生涯规划与指导》，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版，第32页等。 [25]〔德〕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 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