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序言 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 一 当从编辑处获知“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第一批书稿已通过程序，可以出版的佳音时，觉得是喜从天降，不能自已。此前漫长而无奈的等待，令人沮丧到快要抓狂。 开始酝酿丛书序言，脑海里突然冒出了一句“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继而浮现否定的声音：这个题目太大，太感性，我们做的工作还很少，在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中充其量只能有个很小的位置，绝对担不起这么个大标题。然而，清理思路的过程中，“书写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这几个字却魂牵梦绕般地不停跳出，挥之不去。思量许久，乃定以此为题。虽然尚未做到，但我们有此追求，将愿景写出自励，悬为未来之鹄，亦无不可。 况且，中外史学界研究蒋介石的学术著作与通俗作品虽已相当丰富，精品迭出，然而“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作为首套系统的学术丛书，在蒋介石研究的学术史上，一定会有其应得的地位。 二 蒋介石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而特殊地位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至今仍在，对其研究的重要性与学术价值不言而喻。但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却不是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政治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有时现实对学术的影响甚至是更为紧要的。我在《蒋介石研究：六十年学术史的梳理与前瞻》（《学术月刊》2011年第5期）一文中写道，回顾学术史，制衡蒋介石研究的因素很多，包括中国大陆自身的社会发展、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史学界研究观念的变化、两岸关系的演变、学术交流与史料的开放程度等。其中，尤以学者所身处的社会环境为甚。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陆地区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华民国史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环境总体上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2010年初，美国的《世界日报》采访我时，对浙江大学能够建立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并将主办第一届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感到惊讶，反复询问原因。我的答复是，经过多年改革开放的积累，中国已经有足够的自信与雅量，能公平客观地研究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包括蒋介石。这绝非“外交辞令”，而是基于个人经历的真切感受。1982年南京大学在大陆高校系统首次招收一名“中华民国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幸运地被录取，之后的学习与研究过程中，耳闻目睹了前辈学者在民国史与蒋介石研究之路上的艰难跋涉。学术研究的发展，也要有“天时、地利、人和”。今天，蒋介石研究的环境仍有不如所愿之处，然而，却是前所未有的宽松，是最好的时机。就此而论，我们确比前辈学者幸运太多！ 近10多年来，随着大量珍贵资料，尤其是蒋介石档案与蒋介石日记开放，相关学术研究已从“险学”变成“显学”，成为海内外史学界引人瞩目的课题，越来越多的学术单位与学者介入其中，海内外史学界已经开过数次关于蒋介石研究的学术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初显规模。 三 作为蒋介石故乡的大学，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在蒋介石研究方面拥有独特的地域优势，前辈学者做了开拓性探索。20世纪60年代，杨树标教授曾参与何干之教授领衔的《蒋介石传》写作组的工作，此项目中途夭折，杨教授却矢志不移，终于在1989年出版了《蒋介石传》，引领大陆史学界风气之先，在海内外影响甚大。 为回应时代变化与学术潮流，推动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发展，秉承国际性、前沿性、现实性与可持续性的学术理念，浙江大学于2007年1月建立了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此为海内外首个以蒋介石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 中心成立后，致力于推进蒋介石学术研究的学术化与国际化，与海内外知名高校与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延聘海内外相关领域的30余位学者为客座教授，其中既有张宪文、杨天石、张玉法、蒋永敬、山田辰雄、西村成雄、马若孟（Ramon H. Myers）等知名的资深学者，又有王建朗、陈谦平、吴景平、杨奎松、马振犊、吕芳上、黄克武、裴京汉、家近亮子、川岛真、柯伟林（William C. Kirby）、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圭德（Guido Samarani）、米德（Rana Mitter）等各国各地的学术领军人物。已有十几位海内外学者先后在中心举办高水平学术讲座。中心研究人员广泛参与国际交流活动，应邀参加在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意大利，以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学术会议40余次；应邀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南京大学等学术单位举行讲座近20次。 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是中心推动蒋介石学术研究国际化的又一重要举措。自2007年以来，中心先后共举办2次大型国际性学术会议，3次蒋介石研究工作坊，与海内外研究机构合办国际性学术会议2次。其中，2010年4月主办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大陆地区首次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12年6月，中心联合“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会”（HSTCC）等单位举办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近代社会暨第二届蒋介石与近代中国（1840—1949）”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心创办的“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网站（http://www.ch.zju.edu.cn/jjsandchina/index.php），为蒋介石学术研究与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该网站适时发表研究动态，提供学术信息，汇集研究资料。在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培养新一辈学者对蒋介石研究的兴趣，扶助年轻学者的成长，中心与恒励集团共同推出“恒励集团研究生论文资助计划”，面向海内外，资助以蒋介石为主题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迄今已资助五届，计有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及浙江大学等学校的18名硕士博士研究生获得。获此资助的同学有的毕业后继续从事蒋介石相关的学术研究，已经小有成就，收入本丛书的几部著作，就是作者在毕业论文基础上改定的。 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白手起家，经过五年多的辛勤努力，从无到有，已在学界小有声誉。可以自豪地说，中心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成立之初的设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是在浙江大学各级领导的鼎力支持下建立与成长起来的。同时还有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资助。浙江恒励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张克夫董事长、张甬江总经理慷慨捐助资金，对中心的各项活动始终予以支持。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对中心的网站曾予以惠助。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胡春惠教授数次支持中心的学术活动。浙江奉化溪口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亦一直对中心的活动鼎力支持资助，双方已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效的合作。 浙江大学出版社愿意与蒋介石中心合作，将出版相关研究成果作为重要工作，黄宝忠副总编辑、葛玉丹编辑为丛书的出版投入大量心力与时间。没有他们的惠助，出版进程肯定更加坎坷。 四 出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是中心建立之初就确定的目标之一。有无高水平的学术丛书，通常是衡量一个学科、一个课题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1924年出任黄埔军校校长至1975年在台北去世，蒋介石对中国历史产生影响长达50年之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大题目，在此之下，可以做的课题很多。如从大的方向分，可以有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政治、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经济、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外交、蒋介石与近代中国文化、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社会、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军事等；从历史时段上分，可以有蒋介石与北伐战争、蒋介石与国共内战、蒋介石与抗日战争、蒋介石与台湾、蒋介石与重要历史事件等；从蒋介石个人经历与生活分，可以有蒋介石的青少年时代、蒋介石的晚年、蒋介石的读书生活、蒋介石的家庭生活、蒋介石与宗教、蒋介石的人际关系、蒋介石的心理分析等。以上只是简单罗列，每个课题下面都还可以细分出子课题，如“蒋介石与近代中国外交”主题之下，又可分蒋介石的国际观、蒋介石与美国、蒋介石与日本、蒋介石与苏联、蒋介石与英国、蒋介石与亚洲小国等课题。如此众多的题目，需要更多的学者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其中。 我们的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已确定列入丛书的著作，所涉及的内容，大致包括蒋介石研究学术史、蒋介石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蒋介石与战时经济、蒋介石与战时外交、蒋介石与集权政治、蒋介石与青年、蒋介石与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与汪精卫关系等。多数作者是年轻学者，他们大多了解些新的史学理论，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则大量运用扎实的档案资料，做实证研究。这是蒋介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趋向。 关于“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我们的设想分两步：首先是在未来三年级内出版8—10部，构建一个基本的框架；最终是出版20部，确立一个研究体系。欢迎学界同仁批评，更欢迎有更多的优秀学者将相关研究成果纳入丛书之中。 五 史学研究的过程艰辛而枯燥，而对涉猎蒋介石相关研究的学者来说，艰辛与枯燥之外，还多了些难与人道的压力与无奈。甘苦自知，点滴在心！ 综观学术史，蒋介石相关研究时有曲折。但只要对中华民族有信心，对中国社会一定会进步有信心，就该相信此一研究的价值及前途。南宋诗人杨万里有描写溪水在山间曲折行进的诗句：“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蒋介石相关的学术研究已是千辛万苦流到山脚前的溪水。我们不避艰难。我们毅然前行。我们坚信学术有正道，学者有良心，坚信“梅花香自苦寒来”，所有的付出都会有回报。 写作之时，电视里正在重播着《中国好声音》，优美的歌声让人动容，百听不厌。我想，学者们的努力伴随时代的进步，蒋介石研究或许也能成为史学研究中的“好声音”！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即将出版，欣喜之余，作此短文，简述丛书渊源与进程，权且为序。 陈红民 2012年11月10日于杭州仿秋斋分号 （说明：“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丛书”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转发自“蒋介石与近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