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伦敦》刊于《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
    台湾学者秦贤次先生撰写的《民国文人出国回国日期考》系列考证文章，2016年连续刊于《新文学史料》。承蒙提及拙著《朱光潜传》中关于朱光潜到达爱丁堡的时间有疏失：该文认为朱光潜不应该是1925年9月抵达爱丁堡，最快也得10月10日才可能到达，这是正确的。其实，笔者在《朱光潜传》（2011，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不到一年，即发现了新的朱光潜佚文，即朱光潜本人详细叙述赴英行程的文章《从上海到伦敦》。此文分正、续编，刊于《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1926年4月10日第239期和4月17日第240期。秦先生没有搜检到该文，所以仍然未能准确详细地陈述朱光潜出国旅程的确切时间及其过程。据朱光潜自述，他本来计划从海路经地中海、马赛赴英国，因回安徽老家省亲和筹集学费，延迟了赴英时间，而海路历时约需40天，而陆路最快只需18天，费用也比海路稍有节省，所以改经西伯利亚铁路赴英。他和同行者谈声乙9月24日早晨自上海出发，因途中有各种耽搁，10月6日方离开满洲里，10月17日晚到达伦敦，住3日，20日或21日到达爱丁堡，实际从上海到爱丁堡用了26天。
    细读这篇佚文，对于笔者而言，最重要的收获还不只是知道了朱光潜赴英和到达的确切时间，而是理解了他选择爱丁堡大学留学的真正直接的原因及相关信息，而且知道他最初到爱丁堡大学时，对于专业的考虑，以及他写作该文的助人精神和较为自觉的历史意识。拙著《朱光潜传》指出朱光潜选择爱丁堡大学是受其香港大学最敬爱的老师辛博森先生的影响，这当然是有根据的，因为朱光潜1944年所写《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学》里明确说：
    你，辛博森先生，更有理由可以责备我，但是我的心坎里还深深映着你的影子。你是梅舍的舍监，英国文学教授，我的精神上的乳母。我跟你学英诗，第一次读的是《古舟子咏》，我自己看第一遍时，那位老水手射死海鸟的故事是多么干燥无味而且离奇可笑，可是经过你指点以后，它的音节和意象是多么美妙，前后穿插安排是多么妥帖！一个艺术家才能把一个平凡的世界点染成为一个美妙的世界，一个有教书艺术的教授才能揭开表面平凡的世界让蕴藏着美妙的世界呈现出来。你对于我曾造成这么一种奇迹。我后来进过你进过的学校——爱丁堡大学——就因为我佩服你。
    后来的《作者自传》也说是因辛博森（沈顺）的介绍进了爱丁堡大学。朱光潜因辛博森而有选择爱丁堡大学的意向并没有错，但朱光潜并非首选爱丁堡，而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决定。《从上海到伦敦》就说得很清楚：
    我来英目的原在牛津，到英后探听，闻此校用费年需三百五十镑，而入学者又须于英文以外通晓其他两国文字，遂不能不变更原定计划。伦敦经济政治学院课程甚好，吾拟在此学心理学及社会学，然伦敦终年阴雾，车马喧聒，极不宜于读书，于是乃纳辛博森师之言来爱丁堡。
    牛津大学于朱光潜而言，是想进而不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则是因伦敦雾霾太重又太过热闹而不愿，所以才选择了爱丁堡大学。朱光潜为什么要在记录其行程的文章中特别说明他没有选择牛津，而是选择了爱丁堡呢？原来，当时官费留学，并没有先确定具体学校，而是到英国后再根据更具体切实的信息，选择学校。朱光潜离开上海前，已经向《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的记者透露他本来准备到牛津大学读书的。他之所以特别说明不能进牛津的理由，或许与《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报道他赴英入牛津大学肄业有关。该刊1925年10月3日报道：
    本届安徽官费留学生谭声乙、朱光潜、朱泰信三君，取道西伯利亚铁路，赴英留学。谭君入“孟哲斯脱”大学肄业，朱君则入“牛津”大学肄业，所有护照，均由本会代为办妥，其经过俄、德、法、比诸国领事签字手续亦由本会办竣。廿四日晚十一时，三君乘夜快车北上登程，濒行并由本会干事张世杰君至北站送行……
    其中谭声乙应为谈声乙，字蜀青。《申报》9月26日对此已作了简略报道，未提及入牛津的计划。朱光潜选择爱丁堡大学的主要理由和最初设想的专业是：
    爱丁堡文哲两科课程均甚完善，闻英国牛津剑桥功课虽为各校冠，而贵族子弟，骄奢太重，伦敦地方太坏，惟爱丁堡清静，极宜读书，而学风上较他校远胜，吾之决然来此者以此也。论吾之资格，在爱丁堡大学有两路可走，一为插硕士班第二年级，一为入研究学院。硕士班课程注重文哲科普遍的基础修养，研究院则专择一问题为狭而深的研究。吾自问程度尚不足走二路，遂插硕士班第二年级，大约两年可卒业。此两年中决聚精会神于四种基础研究：（一）英国十九世纪之诗；（二）实验心理学；（三）英国哲学思想师承大要；（四）美学。两年以后，拟转他校，择一问题为狭而深的研究，此吾读书方针大略也。
    后来，他确实大体是按这一计划进行的，只是在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实际用了两年半时间，且获学位后还在研究院继续学习了一年。
    《朱光潜传》述朱光潜、谈声乙、朱泰信三人同行。据朱光潜文，朱泰信在南京下关车站下了车，约着与朱光潜他们在唐山车站会合乘车，事实上后来并没有会合、同行，所以朱光潜至英国只与谈声乙两人同行，特此订正⑥。朱光潜《从上海到伦敦》不仅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行程，而且为了方便《寰球中国学生会周刊》读者，尤其是赴欧留学生，还特别谈到了行程中应该注意的事宜，包括各种费用、住宿、换车、备用行李、货币兑换，诸国特别是苏联领事、海关官员的额外索取，甚至包括具有特色的风景等。据他叙述的具体的时间和诸多细节包括行文的小疏忽看，朱光潜当时可能有日记的习惯。颇有意味的是朱光潜到达英国后，该周刊又登载新闻并朱光潜通信地址：
    九月二十四日赴英留学之安徽官费生朱光潜君，业已抵英。兹接来函，爰志通讯处如左：Mr.Zhu Kwang Tsen 7 Argyle Palace, Edinbourgh
    这个地址对了解朱光潜在爱丁堡的生活细节，比较珍贵，也足见当时中国社会对于官费留学生之重视，因为他们被视为严格选拔出来的社会精英。该刊1928年6月23日还登载了朱光潜关于爱丁堡大学的简要调查报告，包括校长、在读学生人数、中国男女留学生人数、学科与优势学科、留学费用等。《良友》杂志1928年第28期甚至刊登了郑振铎等人与朱光潜在爱丁堡天文台的合影。朱光潜赴英留学前尚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笔者去年发现所见朱光潜最早的照片，是临别赠其日后妻子奚今吾女士的，且有留言：“乙丑夏将有英伦之游，造像赠今吾以为永念”。这说明朱光潜在赴英前，即很可能已和奚今吾发生婚外师生之恋了，这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朱光潜出国前与家庭尤其父亲发生了矛盾，留学期间一直不愿归国。
    
    朱光潜题赠奚今吾的照片
    朱光潜根据当时教育部对官费生的要求，原定在欧洲留学6年，但朱光潜辗转英、法各大学，涉猎甚广，成果也相当多，完成论文10多篇，著作5部，但6年内并没有完成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而获得博士学位，于是申请延长留学公费一年。查1931年《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4卷第25期“教育要闻”栏目刊登的《留英省费生朱光潜经教部核准延长给费期限一年》，可以知道朱光潜留学概况，颇有价值，此前朱光潜研究，未经关注。全文如下：
    留英省费生朱光潜于十四年十月抵英，入爱丁堡大学硕士班肄业。十七年夏毕业后，复入爱丁堡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又转学伦敦大学，希由博返约，从事文学、哲学、美学、心理学多方面研究，俾完成“悲剧心理学”论文。惟该项著作虽已准备三年，关于德、法文著作尚待搜集。查教厅留学规程所订，留学期限只有六年，该生本年十月，即届满期，因特呈请延长修学期限一年，转学法国斯塔布堡［引者按：即斯特拉斯堡］大学。教厅以该生历年成绩均极优异，此次呈请延长期限一年，转学法国继续研究，俾完成博士论文之理由尚属实在。惟事关定案，未便变更，而细核原呈，又觉该生志趣专笃，学业垂成，不予通融，亦深可惜。特抄同原呈备文呈教部核示。旋奉教部指令：“该生志趣专笃，殊堪嘉许，应准延长给费一年，俾竟所学”。教厅奉令后，已行知该生知照云。
    这也可见当时教育部门对官费留学生之重视和通融。“学业成绩均极优异”的考评也是此前未能见到的。
    朱光潜归国之前，首先需要落实工作岗位。能进北京大学任教是他的理想目标。他由老同学、中研院史语所的徐中舒向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胡适推荐，同时通过老同事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经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周作人向胡适推荐，而被聘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朱光潜为有备无患，此前已通过其他途径，被聘为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此一经历亦未被注意。《安徽大学周刊》民国二十一年5月30日第85期刊登公告《文院长改聘朱光潜先生担任》，其开头为：
    本校前所聘定之文学院院长伍光建先生，因年事已高，不能来皖，现电聘在法之朱光潜先生担任，并促其即日返国就职……
    朱光潜并没有循安徽大学之敦促返国，而是第二年下半年才返国就任北京大学。
    朱光潜归国抵沪约在1933年8月下旬。当时他父亲朱子香病重，但据此前所掌握文献，无法断定其父是否在他回国之后去世。笔者《朱光潜传》据朱光潜在欧洲回国前的一些文字和其他传记材料，推测朱子香在朱光潜回国后赴北京任教前过世，实有不当。2012年，笔者从互联网上搜索朱光潜手迹时，检索到朱光潜致林语堂信一封，甚为珍贵，原文如下：
    语堂先生：
    去秋过沪时，本拟请丏尊介绍造访，因父丧匆卒返皖，遂失之交臂。弟初出来教书，如瘦驴背重载，压得甚苦，绝对无暇作文。与先生为初次文字交，不敢方命，捡旧稿一篇聊为贵刊塞白可也。
    即颂
    著祺
    弟 光潜 三月三日
    此信是万象图书馆1949年出版真迹影印本《作家书简》中的一封，为朱光潜1934年3月3日所写，不仅难得地显示了朱光潜、林语堂书信交往之事实，也清楚地显示了朱光潜奔父丧的时间是1933年秋，且由作者自述“初出来教书，如瘦驴背重载，压得甚苦”，证实了笔者在《朱光潜传》中的一个大胆推断：朱光潜在清华大学教学，“朱光潜的课可能因精力或其他原因没有达到理想效果”，“似乎可以看到朱光潜当时面临的尴尬和压力”，而这种实情，在其他人的回忆性文章中都没有呈现。但1933年秋，仍然并不能确定朱光潜留学八年归国，是否见到对他颇有不满的父亲。后搜检到朱光潜1946年在《生活与学习》月刊上所发的纪念夏丏尊的佚文《记夏丏尊先生》，文中明确说：
    他对人不世故周旋，而和他来往的人都觉得他和蔼可亲，他处处显得自然本色，丝毫没有做作。记得我回国时一下船就去看他，他从容地告诉我：“尊大人最近去世了”。
    这才确定朱光潜从海路到达上海时，其父亲即已过世，他当即回桐城奔丧。办完丧事后，10月初到达北京大学，开始了他作为京派学者的教书生涯。
    选自《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