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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唐代，兵部是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至宋代，兵部大权旁落，军权转归枢密院，枢密院成为中央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宋太祖鉴于五代枢密使权力过大，压倒相权，严重威胁皇权之教训，对枢密院进行分割，将其直接统兵权划给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三衙崛起，升为中央最高统兵机构。枢密院掌兵籍、虎符，有发兵之权，而不统兵；三衙有握兵之权，而不能发兵。两者互相牵制。枢密院、三衙侵夺了兵部大部之权，但兵部仍作为中央军事机构留存，权力减弱了，并非没有一点军权，它还掌握厢军、民兵、部分后勤保障等军政事务。从而形成了宋代军权一分为三的局面。这是由于宋太祖、太宗汲取唐、五代兵祸连结、割据混战的教训，对军制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起枢密院—三衙—兵部新体制；亦是宋代“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祖宗家法，在控制军队方面的具体实施。从而导致唐代兵部统兵体制，历五代，演变为宋代的军权三分制。 关 键 词：宋代/枢密院/官制/军权三分制 作者简介：龚延明，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暨浙大宋学研究中心教授 唐制，兵部是全国最高军事行政机构，《唐六典》谓：“兵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①张国刚《唐代官制》：“兵部为唐代全国最高军政领导机关。”②然，经唐后期安史之乱、五代军阀混战，兵部军权日渐削弱，枢密使崛起，“五代枢密使权之重，为历代宰相之所难比拟。凡有关军事的一切事务，枢密使都有权过问，无论中央禁军，还是地方镇兵，他都有权调动”。③宋初，沿袭五代之制，枢密院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构，与中书门下(宰相府)对掌军、政大权，号称“二府”。④兵部之领兵权已被侵夺。值得注意的是，宋太祖分割枢密院之军权，将其直接的统兵权划给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建立了新的军事领导体制。王曾瑜认为，北宋初年的军事改革，简单说来，就是建立了枢密院——三衙体制。⑤枢密院侵夺了兵部之权，仅掌握厢军、民兵、部分后勤保障等军政事务。宋代军权一分为三，可谓是三分制。 枢密院——中央最高军政指挥机构 枢密院，属北宋前期的“中枢”，名义上中央最高军政机构。 枢密使与枢密院之由来 掌枢密，即知枢密，作为差遣，始于唐代宗永泰二年(766)：“永泰二年，始以中人掌枢密，用事。代宗以董秀专掌枢密。”⑥枢密使之名，始见于唐宪宗元和间：“宪宗元和中，始置枢密使，二人。刘光琦、梁守谦皆为之。”⑦唐代枢密使中人为之，后称内枢密使。任内枢密使者，始见于敬宗朝内枢密使王守澄：“宝历二年(826)十二月敬宗崩。壬寅，内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⑧枢密使初置，未置院，“但以屋三楹贮文书，其职惟掌承受表奏于内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⑨至僖宗朝，杨复恭为枢密使时，仍未有厅事，无枢密院之称：“枢密使无听事，唯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帖黄治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也”。⑩直至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六月甲子，始见有“知枢密院刘光裕”，(11)则已有枢密院之设了。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四月十八日，朱温簒位，建梁，改元开平。是年(907)五月，改枢密院为崇政院。此又可证唐末已建枢密院。后唐同光元年(923)十月，复改崇政院为枢密院，分置枢密东院、枢密西院。(12)赵宋立国，沿置枢密院，分东、西两院，行东院印，总为一院。院长为枢密使。(13) 枢密院职掌 首要者，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经佐邦治；其次，掌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揭帖升揀、废置兵籍，遣使给降调发更戍兵符；再次，掌内侍省官及武选官将领、路分都监、缘边都巡检使以上除授。(14)上述枢院职掌，在不同时期的职能范围与掌控强弱是有变化的，不能一概而论。宋初，枢密院与中书对掌文武二柄，有战事，皇帝独与枢密院计议，而中书不预。乾德以后，宰相得参预军事，枢密院独预的局面，就不复存在了。至宋真宗，军政先关中书。(15)仁宗朝起，宰相得兼枢密使，其后兼与不兼，虽屡有变化，然总的趋势，是宰府参预枢府事务渐成常态。至南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宰臣兼(枢密)使为永制矣”。(16) 宋代枢密院职事，不唯为政府所侵，无独断之军权。在军权分配上，尚与三衙相持。枢密院有发兵之权，而不统兵；三衙有统兵之权，而不能发兵：“兵权隶之三衙，本之枢府。枢府有发兵权，而无握兵之重；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17)靖康元年，知枢密院事李纲言：“在祖宗之时，枢密院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帅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维持军、政。”(18)使枢密院和三衙长官都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对于消弭绵延二百多年的兵变，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秩序，确是起了好作用，但也产生不少流弊，特别是减弱了宋朝的军事能力”。(19) 宋代枢密院长贰，为枢密使、副使。太宗淳化二年九月，始设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20)从此，长贰称谓有两个系列。枢密使、副与知枢密院、同知，不并置。唯熙宁元年，已有文彥博、吕公弼为枢密使，又任命陈升之为知枢密院事。这是与王安石欲抑保守派元老彦博升迁有关。(21)枢密使、副，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皆为执政官。枢密使为从一品，知院与同知正二品。资浅者为签书枢密院事、同签书枢密院事，为从二品。(22) 枢属有：枢密使之下，置枢密院承旨司。有枢密都承旨(从五品)、副都承旨(正六品)，掌承宣密命，通领枢密院院务及承旨司之事。若御便殿，安排侍立；阅试禁卫兵校，则随时敷奏，承所得旨以分授有司施行。(23) 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官 掌考核文书。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月初置，四人。元丰五年(1082)罢。南宋建炎三年(1129)，复置二员，绍兴二年(1132)减一员。叙位在尚书左、右司郎官之下。(24) 枢密院计议官 南宋建炎四年，置计议官四员，南宋绍兴十一年减罢。(25) 枢密院编修官 北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二月始命史馆检讨王洙、枢密院都承旨单士宁编修《枢密院例册》，此为“编修之名”始，实未为正官，系临时差遣。至哲宗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方称“编修官”，为职事官。(26)其职掌考核文书、编修枢密院诸房条例、枢密院《时政记》等。北宋时，随事而置，无定员。南宋时，以二员为额。正八品，位次于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27) 吏属：初置四房(兵房、吏房、户房、礼房)副承旨(正八品)。 元丰改制，增置为十二房：北面房(掌行河北)、河西房、支差房、在京房、教阅房、广西房、兵籍房、民兵房、吏房、知杂房、支马房、小吏房。各房置副承旨三人，主事五人，主事二人，令史十三人，书令史十五人。自副承旨以下，皆为吏人。南宋乾道六年，复置五正房：兵、吏、礼、刑、工房。(28) 枢密院长贰人选，按理应是武将出身人担当。但在太祖、太宗重文抑武国策下，从一开始，就掺用文臣。宋初，“并用文臣、武将”，不过，“武职出身者，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任职时间上都略占优势”。至真宗朝，“在枢密院用人体制上，又进一步朝抑制武人的方向发展”。自“澶渊之盟”后，文臣开始掌握了枢密院支配权。“从仁宗朝时代开始，武职出身者在枢密院已完全处于被(文臣)压倒的局面”。(29)文臣轻视武将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对西夏战争中屡立赫赫战功的狄青。皇祐四年(1052)，狄青进入枢府为枢密副使。然而由于他是行伍出身，十余年而贵，至任枢密副使，“面涅犹存”，即脸上还有招募入伍时所刺字。(30)朝中台谏，对行伍贱隶出身的狄青当枢密副使，十分不满，大肆无端攻击，认为“青出兵伍为执政，本朝所无，恐四方轻朝廷”。(31)武臣出身的枢密院长贰，处境如此不堪，这当然是宋朝重文抑武国策所致，从而导致文官充任中央事最高军事管理机构日益增多的趋势。据梁天锡统计，两宋十八朝，枢密院长贰共724员，其中武官为65人，占总数之9％；文官659人，占总数之91％。(32)邓小南认为：枢密院，唐代是宦官掌握的内廷机枢；五代，枢密院变为武夫掌控的、文臣俯首的权力机构，至宋代，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变革，枢密院长贰多由文臣担任，文官参预典掌枢密，“以文制武”的格局，终于确立。文臣典枢密，构成了赵宋王朝“祖宗家法”的重要内容。(33)然而，“文臣多不习征战，缺乏作战经验，用为枢密，必致坐误破戎机。仁宗时，对西夏用兵，枢密使副韩琦、范仲淹为主帅，虽宋人誉之甚，其实有何功效?范仲淹承认：“但见败形，未见胜势也。”(34) 与枢密院权势日降对照，三衙管军权势反而日强。至南宋高宗时，“殿庭立班，管军傲然居前，枢密甘心其后，而不自以为耻，事势倒置如此!”(35)可以说，纵观两宋，号称二府的枢密院，与宰府相较，处于失衡状态，职能支离破碎。诚如梁天锡言：“两宋握兵之权，不在枢密院。发兵之先，须奉圣旨，长官每为宰相所兼，又有御营司、督府、帅司，用分其权，于是枢密兵柄，支离破碎。故朱子叹曰：‘枢密院号为典兵，仓卒之际，要得一马也没处讨!’兵权旁落至此。”(3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