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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国命运的一个最大的下拐点，便是袁世凯称帝，从此一个大滑坡，几乎让年轻的共和国夭折。民国宪政的命运曲线与此相仿。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开头好、好一半；开头孬、事不妙。由于袁世凯的黄粱一梦使民国的头没有开好，犹如襁褓中的婴儿害了一场大病，纵是不死也剩下半条命、奄奄一息了。 但这并不是说民国宪政就毫无康健的希望了。事实并非如此。后来的几届北洋政府是有机会挽救民国宪政的，事实上也出现过几次短暂的上拐，但由于种种的原因——主要还是几个实权人物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曾经弧光一现的希望破灭了，每一个短暂的上拐之后便是一急转直下的长长的下拐，几轮下来，民国宪政终于气绝身亡、寿终正寝。) 2 1916年6月，袁世凯在羞愤交加中病死，副总统黎元洪依法接任总统；段祺瑞依法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实权。一度被袁氏废弃的《临时约法》恢复了效力，被袁氏解散的（旧）国会也恢复了建制与活动。民国及其宪政又有了一线生机，就像一个大病濒危的人，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天之后，健康细胞渐渐地战胜了病变细胞，终于摆脱了死神，尽管虚弱不堪，但无生命之忧了。这个时候只要精心护理，调养得法，应该可以走出病魇，恢复康健与活力的。 历史把这副担子压在了段祺瑞的瘦削的肩膀上。 当时，段祺瑞任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依据《临时约法》，内阁承担着实际的责任并拥有相应的权力，而总统更多的是威望、资信、尊贵和荣誉的象征符号。在北洋军系中，段祺瑞早已成为仅次于袁世凯的第二号人物，而袁死后，段祺瑞已然成为北洋军系的实际上的领袖。在此之前的辛亥年，在清廷的强硬派妄图作殊死一搏时，段祺瑞领衔多名前线将领通电清廷，以领兵进京相威胁，终使强硬派吓得鸟兽散，赢得了“一电定共和”的美誉。在袁氏称帝的闹剧期间，段祺瑞以辞职赋闲作消极抵制，那么称帝的闹剧收场后，段氏以大节端正而深得人们的敬佩。总之，无论是能力实力，还是声誉资望，以及实际的地位，段祺瑞都成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顶梁人物。 然而，段祺瑞的瘦削的肩膀没有能够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民国宪政的起死回生在他这儿不但没能变成现实，而且还遭受了无意识、非自愿但却如组合拳般的连续致命的击打，使刚刚缓过气来的民国及其宪政又遭重创，从而更加虚弱不堪——离死神更近了。 使民国及其宪政再度大伤元气的，主要是这样的两件事：一是府院之争导致张勋拥清复辟；二是新旧国会之争导致南北分裂。这两件事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因素，但在当时的政坛起着主导作用的段祺瑞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 ( 由于《临时约法》的匆忙出台，更由于它是因人（针对袁世凯）而设职（实行责任内阁）的，胎里带来的毛病使诸多纠纷难以避免，首当其冲的便是府院之争。总统与总理的职权划分不明晰，制衡的设置不合理，粗疏的程序又无从操作，使得府院之争成为必然，而不争反而不正常了。) 单个地看，黎元洪是总统的恰当人选；段祺瑞是总理的恰当人先。黎元洪首义有功，德高望重，但缺乏军事实力背景，是个老实人，凡事能忍，善于妥协，作为国家的虚位元首，他再合适不过了；段祺瑞敏行讷言，刚毅果敢，善于处理具体事务并且大刀阔斧，身后倚着雄厚的军事实力，比较适合于当责任内阁的总理。但当这两个恰当的人选处在当时的具体的时空下时，争斗却接踵而至了。 在中国，若问皇帝怎么当法，稍有墨水的人都能说出个道道；若问总统怎么当法，谁也说不清楚。因为（临时）宪法没有写清楚；因为此前充其量只有两位总统，这两位总统都很失败。不过，尽管失败，孙中山与袁世凯却不窝囊，在他们当政时可是大权在握的。 到了黎元洪这儿，总统却成了没有任何实权的荣誉性职位，黎大总统想不通也是人之常情。黎元洪虽然老实，却不傻；虽然平和，到底还有着军人的血性。由实位总统向虚位总统过渡，总会发生点什么——绝大部分的过渡期都会有故事发生。黎元洪不甘于做一个摆设，不甘于做“盖章机器”，他要对时政表明态度，他要干涉政府（内阁）的工作。既然成宪不甚明了，那么黎大总统作出一些权限试探也是合乎情理的：总统究竟有哪些权限？总统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 如果双方都作试探，双方都有进退举止，那么双方都能慢慢地找到自己的权力的边界。虽有龃龉，终能吻合。这个过程也叫——磨合。 可是段祺瑞不是这样的人。段祺瑞不是常人。段祺瑞生性木讷，性格刚烈，不会妥协，不知进退拐弯。当时的《民国日报》曾这样描述过段的性格：段祺瑞生平不喜与人作寒暄语。设有客谒之，彼第一句话必曰：“尔为何事来？试言之。”于是，客述来意。段觉可为，即答“可”一字；设不以为然者，则答以“不准”一话而已，余无多言也。段祺瑞充其量只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军人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军人只需发号施令，而政治家除了发号施令外，还需宣传、动员、沟通、协调、妥协、迂回。所以当军人易，当政治家难。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要求，比作为一个军人的要求，要高很多很多。当民国及其宪政的命运落在一个赳赳武夫而非政治家手里时，其前途便可想而知了。) 总统与总理从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妙的兆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向副总统——很可能依法接任总统的黎元洪报丧。段进门后，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然后分宾主坐下。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这幕哑巴剧演了四十分钟，段站起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国淦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语气是那么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其实此时段的身份是袁时代的国务卿，在成为总理之前还需履行一定的手续，可他俨然以总理自居了，视现任副总统、将来的总统如同无物。 ( 不久，两人就为徐树铮的任命起了争端。徐树铮长期追随段祺瑞，是段最信任的心腹。段组阁时拟任徐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却以徐为人跋扈而坚拒，声称“我总统可以不做，徐树铮绝对不能与他共事”（见《张国淦文集》）。但段意甚坚，且搬出北洋元老徐世昌说项，黎直告徐世昌：“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徐世昌回说：“我以为一万件事都可以不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必须办到。”最后还是黎元洪作了妥协，同意任用徐为国务院秘书长。 徐树铮本来就是个张狂的人，加上有此过结，对黎更是没有好脸色。据时人回忆，徐每日进府盖印，不发一言。某日因山西省同时更动三厅长，黎偶问及是何原因？徐竟答道：“总统但在后页年月上盖上印，何必管前面是何事情。”黎当时大为难堪，表示以后不愿再见徐之面（见《张国淦文集》）。作为徐的上司，段祺瑞对其很是纵容，且自己索性简傲，与黎少有接触。徐奔走府院之间，事事以己意为段意，对总统傲慢无礼，这更加剧了府院之间的矛盾和隔阂。 府院之争愈演愈烈，到1917年5月份因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终于到了摊牌的地步。以段祺瑞为首的内阁主张参战；以黎元洪为首并获得国会中国民党系议员、部分社团支持的一派则反对参战。参战案在国会两度搁浅，使段祺瑞大丢颜面，他决心蛮干到底，以解散国会的方式解决问题。5月19日，由吉林省督军孟恩远领衔，联合8位北洋系督军、省长及其他督军代表，上呈黎元洪，以对制宪条文扩大国会权力不满为由，谴责国会议员，“惟有仰恳大总统权宜轻重，毅然独断。如其不能改正，即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另行组织。”黎元洪自恃有国会和舆论的支持，也不甘示弱。5月21日，黎召见孟恩远等，告以总统解散国会没有法律依据，惟有段去职方可解决时局问题。这边，督军们在段宅密商，决定采取更为激烈的措施。那边，黎在左右的鼓动下，决定先下手为强，于5月23日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任命外交总长伍廷芳代理其职。依据临时约法，总统令需由总理副署，即使是总理的免职令也是如此，约法的粗疏由此可见一斑。因此段祺瑞发表通电，声明此令未经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生何影响，一概不能负责，尔后离京赴津策划解散国会并倒黎，以图再起。 府院的摊牌使北京政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政府无人负责，国会也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这给督军团头目张勋的粉墨登场提供了契机。) 手中没有实权而又受制于北洋军人的黎大总统，此时只得病急乱投医，请张勋“迅速来京，共商国是，必能匡济时艰，挽回大局”。6月7日，张勋率所部数千人由徐州浩浩荡荡乘车北上。此时，段祺瑞想借张勋倒黎，黎元洪则想借张以自保，而张勋却包藏着拥清复辟的祸心。三人各怀鬼胎，孤注一掷，而押上的却是民国剩下的那么一点儿元气。 张勋提出了担任“调停”的先决条件——解散国会。国会本为黎元洪与段祺瑞相争的主要依靠，此前督军团多次要求解散国会都为黎氏所拒。但此时的黎元洪只有豪赌了，同意解散国会，希望以此换得张勋的支持，在府院之争中占得先机。 ( 黎大总统解散国会的命令，使张勋的复辟阴谋的最后一个障碍清除了。7月1日，张勋拥前清废帝宣统复辟。老实的黎元洪怎么也没想到，被他寄予厚望的张勋会来这一手，可等他醒悟过来为时已晚，只能亡羊补牢了。他避居东交民巷后，立即通电全国：“吾国由专制而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托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 宣布“誓不承认”，要各省“迅即出师，共图讨贼”，“复我共和”。同时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调集军队，誓师讨逆，于7月14日攻占北京。段祺瑞亲往东交民巷迎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的总统住宅，可曾下令解散国会的黎元洪这时已无颜复任大总统，电请远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行总统职，自己黯然离京迁居天津当寓公去了。 府院之争以段祺瑞的完胜、黎元洪的彻败而告结束，可孱弱的民国及其宪政却挨了重重的一击！这场争斗及其结局还有着这样的宣示：在中国，好人政治行不通，文官治国只是摆设，还权于民遥遥无期，以武力撑腰的武人才是政治的真正主角。这可是一个恶兆啊。 在挫败张勋叛逆的过程中，应该说段祺瑞是立了头功的，他自诩三造共和（有相当的夸大的成份），显得志满意得，雄心勃发。一直让段祺瑞碍手碍脚的，并且曾是黎元洪手中一张王牌的国会，既然已被黎元洪宣布解散，段祺瑞也就就坡下驴，不肯恢复（旧）国会，一心要搭建能为自己掌控的新国会。) 段祺瑞借口挫败复辟是共和再生，提出应遵循辛亥革命前例，召集临时参议院起草新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重新选举国会，为民国带来一个新起点。临时参议院于1917年11月10日在北京召开，段祺瑞的党羽（称为安福系）及结盟派成员控制了参议院，制订了国会条例。 条例规定选举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选出各省的选举人（初选），第二阶段由选举人再选出国会议员（复选）。初选的时候，据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形容，是“一次腐败与吵闹的闹剧”。翟比南这样写道：“选票的行情与每日市场涨落情况，逐日登载在当地的报纸上，是一件可买卖的商品，像大米、豆饼或其他商品一样。”选举监督人截留大批本该发给选民的选票，填上捏造的姓名投入票箱，或者雇些乞丐、小商贩、算命先生、乡下人等前往投票。办理选举的人员将一大堆选票卖给候选人，由其如法炮制。那些没有能力买足选票的人，就雇些无赖、恶棍在投票时强抢选票。有的候选人付钱给另一些候选人，要其退出竞选。复选的时候情况更糟，候选人开始认真地竞相出价，众议员的选票价从150元到500元不等。因为选票价格争论不休，选举一再推迟。由于候选人要款待可能的支持者，利用各种场所达成选票交易，使茶馆、酒肆、妓院的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以上主要是南京的选举景象，其他地方的情况也差不多。 这样，在这次国会选举中，安福系取得了重大胜利，在470席国会议员中，安福系控制了342席，其余的128席中，研究系控制了20席，交通系控制了50至80席，其他的席位由无党派独立候选人占有。 任何国家在民主进程的初期，选举舞弊都在所难免，但像上述那样公开买卖选票、公开贿选甚至抢夺选票，发展到这样的极端的程度实属罕见。民二国会（即旧国会）的选举，也有舞弊现象，但主要还是靠像宋教仁那样的党魁的宣传与鼓动，靠的是人的魅力与号召力，相对是比较公平的。由安福系把持的安福国会选举，自始至终充斥着肮脏与腐败，难怪它不被人们认可而成为短命国会。 段祺瑞之不承认旧国会、另起炉灶搞新国会，孙中山正是抓住这一点不放，召集所有愿意南下的旧国会议员，成立了非常国会，决议组建军政府。1917年9月10日，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10月6日，孙中山通电否认北京段祺瑞政府，命令各路陆军出师北伐，护法战争正式打响。 ( 从此，长达十一年的中国近代南北分裂并武装对峙的局面开始了。 尽管这一时期，北京政府派系争战不断，广州政府也是倾轧丛生，但南北之间的战争与对峙仍然是一条主线。长时间的南北武力相向，相当于把生命垂危的民国及其宪政肢解两半，伤痛与伤害是难以言喻的。) 而作为中华民国正统的北京政府，最终被灭于广州政府而宣告宪政试验的彻底失败，追根溯源，竟在1917年的新旧国会之争，段祺瑞的难辞其咎与难当大任便一目了然了。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段祺瑞固然有木讷狷介、专横跋扈的一面，但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好人。至少在个人品德上，可以说基本无大瑕。他一生没有自己的房产，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最被后人诟病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亲日，二是“三一八”惨案。 亲日是段祺瑞的政治策略（求得援助且不打算还帐），从个人感情上讲，段却是憎日的。当初袁政府屈服于日本的最后通碟而拟接受二十一条时（其实此时二十一条已大为缩水），只有段祺瑞高声抗议欲与日本决一死战。“九一八”之后，日本人多次拉拢他，都被他严辞拒绝。他的旧部王揖唐企图为日本说他出山，被他疾言厉色拆道：“我是中国人，决不做汉奸傀儡，就是你自己也要好好想想，不要对不起祖宗、父母和子孙后代！” 至于“三一八”，到目前为止，是不是段祺瑞下令开枪的没有确切的说法（家里人说他当时不在执政府里，也不可能命令开枪）。惨案发生后，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随即他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随后严惩凶手，自己引咎辞职，并且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一国之元首，面对死者长跪不起，此后果然践行“终身食素”的诺言，这看上去不像做戏；即使是做戏，也是非常感人的。 问题就在这儿：把民国和宪政搞得一团糟的，偏偏不是一个坏人。如果是一个恶棍、昏庸者或是贪婪者当权，把国家搞砸了，问题反而简单了。问题不在这里——当权者是共和国的功勋并且深深地爱着她，自己无欲无求而分外廉洁，尽管有着性格的缺陷，但不失是一个好公仆。这样的人把国家搞砸了，问题就复杂多了。) 3 1920年的直皖战争，皖系战败，段祺瑞下台；此后的四年，基本上由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主导中国政坛。 为什么要将曹吴连在一起呢？因为这两人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可以用“微妙”两个字来形容。论资历、论名份，曹锟是直系的当然领袖；论能力、论实力，吴佩孚远在曹锟之上，是直系的实际领袖。吴早就可以取而代曹了，但吴始终没有这样做。曹锟是个布贩子出身，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策略，他一生中做的唯一高明的事情，恐怕就是器重、提拔和信任吴佩孚，其它的事情实在是乏善可陈。而就是这“唯一的高明”一俊遮百丑，几乎让他享用终身。曹锟没有看错人，吴佩孚确实是个英杰，不但文韬武略冠绝当世，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个非常忠义感恩的人，一生对曹锟忠心不二，即便曹锟任性胡来而拖累大局时，吴也甘愿共沉而不去违逆他。两人也曾有过龃龉，但这种龃龉大多是做戏给人看的。外人无法弄清，曹锟的决定有没有征询吴的意见；吴佩孚的言行是不是曹的授意，或已得到曹的默许。所以谈论这一段历史，很难把这两人分开。 曹吴主政的前期，做了一些得民心、利宪政的事，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恢复法统”来统一全国。原来皖系主政的时候，废旧国会，搞了一个安福国会，以此给国民党以口实，孙中山在广州召集“非常国会”，另立政府，造成南北分裂。如果恢复旧国会，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法统依据，可以不战而胜。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现任总统徐世昌就是安福国会选举的，如果恢复法统，现任总统的合法性也不存在了。于是直系的孙传芳发出通电——请南北总统同时下野。徐在直系摊牌后不得不有所表示，于1922年5月31日发表通电说：“孙传芳快人快语，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跻国家于磐石之安，鄙人虽在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胜于今日十倍。” () 6月1日，以吴景濂、王家骧为首的旧国会议员203人发表宣言，否认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解散旧国会的命令，指出徐世昌为非法总统，自本日起，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南方因护法而成立的一切特别组织，均应取消。 6月2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几次电话到总统府，催徐世昌卸职离京。徐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宴后宣布辞职，下令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本人乘车前往天津。这个总统当得很窝囊，也很累，本来就不恋栈的徐世昌并不稀罕它。 这时，民六年被张勋逼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成了灼手可热的人，让他复职总统、补足任期的呼声很高。天津黎宅陷于军伐代表和政客、议员的大包围中。曾受尽武人夹板气的黎元洪，一方面想复职争个脸面，另一方面也深知前途凶险。6月6日，黎宅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旧国会两院议长、军伐代表和各省团体代表多人。黎略作寒暄之后，就拿出一张电稿让大家传阅，并说：“这个电报上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我和诸位今天是最后一次会见。”说罢就进了内室。原来电报上写的是复职条件：大力裁兵，而且必须有“废督裁兵”的保障。在得到了各实权人物废督裁兵的初步保障后，黎元洪进京复职。 恢复法统对南方政府的杀伤力显而易见，首先是分化瓦解的力道巨大。像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头面人物都有电赞成恢复法统，拥护黎元洪复任总统。广东的实力人物陈炯明虽然没有直接表示，但在致伍廷芳的电报中说：“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目的已达。黄坡（即黎元洪）复职，法律之争，应候法律解释。非常国会擅举总统（此处指孙中山），恶例一开，乱及百世。炯力争无效，以此获罪。现惟仗公之力，切劝孙公敝屣尊荣，以天下以无私。”这个电报竟称黎为总统而称孙为先生，希望伍廷芳劝孙辞去总统，态度一目了然。 果然，在孙中山改道江西北伐并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陈炯明竭力反对北伐，6月15日晚，“陈家军”发出通电，请孙中山实践其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并派兵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化装走出总统府，与海军司令温树德同登楚豫军舰。16日，“陈家军”在广州张贴布告：“国会恢复，护法告终；粤军将士，一致赞同。请孙下野，表示大公。诸色人等，安居勿恐。”19日，孙电令北伐军迅速回师靖难，北伐又一次流产。广东省议会和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议决赞成统一，欢送孙中山下野。8月9日，孙中山接受沙面英国领事的建议，乘坐英舰摩汗号到香港，10日乘坐俄罗斯皇后号轮船赴上海，实际上是被迫下台了。 人们引颈相盼的旧国会恢复了，“非法总统”徐世昌、“非常总统”孙中山都下野了，各方基本认可的黎元洪复职（总统）了，这个时候，屡遭摧残、命悬一线的民国宪政又有了生命的迹象。只要好好养护，慢慢疗治，宪政的恢复与成长还是有希望的。 吴佩孚积聚起足够的实力从而成为直系实际的领袖，首先得益于他麾下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当他还是基层军官的时候，他率领的营、团、旅、师往往是全军的尖刀，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当他成为“玉帅”以后，直皖战争只用了4天就把段祺瑞打得落花流水；第一次直奉战争只用了6天就把张作霖打得落荒而逃（窝进东北）。 吴佩孚的治军之道，首先在于以儒将兵，即以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维系军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狠抓作风纪律教育。我们说，军事指挥者可以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战才”，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战术，取得一场又一场战斗的胜利；第二个层次是“将才”，能够从战略上考虑问题，运筹帷幄，足智多谋，，能够打赢一个又一个战役；第三个层次是“帅才”，不但要从战略战术上考虑问题从而打赢战争，而且要在军中搭建牢固的思想价值体系，由此而生出超常的凝聚力，由凝聚力而生出超强的战斗力。吴佩孚就属于第三个层次的“帅才”，时人称他为“玉帅”并不完全是恭维他。) 清末民初，西风日渐，两千多年来占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非常混乱，整个社会没有一个核心价值体系。军从民中来，各系军队也是思想混杂，有的军队以部旧私谊维系，有的以金钱利益维系，有的以宗教教义维系，不一而足。一支糟糕的军队首先是因为糟糕的维系，比如以利相系者，很容易为利生变，是很难做强做大的；一支优秀的军队必定有着优秀的灵魂——成为体系并被广大官兵自觉认同的核心价值，由此而产生高度统一的思想和高度统一的行动。吴佩孚比其他军伐高明的地方——甚至袁世凯、段祺瑞都不能望其项背——正在于他懂得并善于塑造新的军魂。在这方面，恐怕只有蒋介石能与他比肩而立。 吴佩孚是前清秀才出身，因得罪家乡的官吏、豪绅而被革除功名并被通缉，通过科举考试而飞黄腾达的梦想破灭了，辗转流落后便投笔从戎。他22岁便考中秀才，靠的可是真功夫，如果不是后来的变故，以他的功底敏慧，当能博取更高的功名。在所有的那个时代的军人中，论起旧学的底子，恐怕没人能出科班出身的吴佩孚之右了。这也是他能够以儒治军的资本。 吴佩孚认为，“民国成立，首废礼教，专讲政法及物质科学。礼云：以礼为无用而废之者必有乱，因而历位总统均不得久于位，今世道愈非，人心益薄，首宜由礼教入手”（《吴佩孚先生集》）。他利用一切机会向部下灌输传统伦理道德。几乎每天午饭后，他对部下总有一番“精神讲话”，主要是训诫部下要恪守传统道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即此礼教两字，质言之，就是三纲五常、五伦八德。”吴佩孚的口才很好，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抓人，效果当然好了。这也说明他的旧学底了厚实。而且，他还能根据时势变迁，对传统作出新的诠释，效果当然更好了。例如，对于“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中的君臣，因为民国已无君主，君臣关系该怎样理解呢？吴俩孚认为，民国时代虽然没有了君王，但君臣之纲并没有中绝，因为可以把国家理解为“君”，把自己的良心理解为“君”。同时，也可把为国为民的长官理解为“君”，这样一来，“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如是，“君纲一正，在下无不随之而正，就如立竿见影一样”。又如，对于“八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悌）中的忠孝，吴佩孚也有新的解释。他认为，忠无疑就要忠于国家，只要以心为君，守心为正，让良心自然流溢出来，就会无处不忠、无时不忠、无事不忠。说得通俗一点，工农商学兵，每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忠；各行各业、各色人等，各安其位，各尽其职，就是孝。比如军人之孝，就是“经过地方，秋毫不犯，舆情欢洽，父母闻之，中心愉悦”，这就是孝。 其次，吴佩孚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召部下，聚拢人心。 吴佩孚以伦理道德的拒新复古来重塑军队的思想灵魂，这个做法的对与错、好与坏、顺与逆、合与隙，我们暂且不论，单就其个人的人格魅力与张力，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吴佩孚的学历其实并不高，考取秀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本科毕业，如果把举人大致看成是博士、把进士大致看成是博士后的话，那么相当于本科的秀才只是一个基层的学历。但吴佩孚酷爱学习，一生手不释卷。直到五十多岁了，仍在孜孜不倦地学英语，“钻劲”由此可见一斑。他的《春秋正识证释》、《大丈夫论》、《日食参考说》等专著，使“儒帅”之称不是浪得虚名。而且，吴佩孚不是死读书，他总能学以致用，同时与时俱进，吸收消化最新的元素为我所用。他的“新君臣论”、“新忠孝论”、“新武神论”、“新顺逆论”等等，都是在儒学基础上的推陈出新。这可不简单啊，既要将旧学融会贯通，还要有所发挥、发展和创造，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仅凭这一点，吴佩孚就在军队和集团中就奠定了“导师”的地位，为部下所诚心景仰。 古人言“公生明，廉生威”，吴佩孚之异常廉洁为他赢得了至高的威望。他做过“通天”的官，直接统治过几省的地盘，统率过几十万大军，但却没有一点私蓄，也没有半亩的田产。与此相应，他的生活也极其俭朴。三十岁才娶了发妻李氏，李氏无出，在母亲坚持下纳妾张佩兰。李氏去世后，他一直与张佩兰相伴，始终不离不弃。张劝吴纳一小妾，不要断了吴家香火，吴坚决不肯。1922年，一个德国贵族女子迷上了吴佩孚，不远千里跑到洛阳，向他当面求爱，被他拒绝，该女子还不死心，回到上海，不断给吴佩孚写情书，几个月后，所有的情书都没开封的退了回来，最上面的一个封面上写着“老妻尚在”四个大字。 ( 最能演绎吴佩孚人格魅力的是他的“言必行、行必果”。吴佩孚一生特别讲究“信”字，至死不渝。他说过不借外债，果然一生没向外国人伸过手，哪怕这笔援助能让他起死回生。他说过不出洋，果然一生没离开过中国，哪怕境遇十分的凶险。他说过不入租界，果然一生没进过洋人的地盘——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之后，部下劝他到租界里躲躲，他就是不肯，宁可冒险从海上逃亡；1937年，日本占领北京，有人劝他搬进天津租界，他坚决不去，宁愿做自由受限的寓公；1938年，曹琨病死在天津法租界，对于这样一位他一生忠心不二的“恩主”，他理应亲往租界的灵堂祭奠，但他不愿自毁誓言，只在北京设灵堂遥祭；1939年年底，他吃饺子时被一粒骨碴硌伤了牙，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忍，有人劝他到医疗条件较好的东交民巷的外国医院就诊，他宁死也不去，十几天后果然与世长辞了。 判断一个人的人格的高下，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死后；不光要听他生前好友部下的评价，而且要听他的敌人的评价；不光要听一个敌人的评价，而且要听所有敌人的评价。如果一个人死后，他的生前所有的敌人都对他肃然起敬，那么这个人的人格肯定有非常值得称道的地方。吴佩孚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吴佩孚去世后，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伪政权立即隆重祭奠这位秉持民族大义、始终不肯屈就（伪职）的人，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致哀。 曾经与吴佩孚有过殊死搏斗的国民党，（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这对民国的军人是一项至高无尚的荣誉）。蒋介石亲致唁电至北京吴公馆： 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因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大罢工而结下血仇的共产党，在吴去世后，也以一定的方式表示出哀悼之情。时驻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对记者发表谈话说： 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伐，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伐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伐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另外还有许多他生前的政敌、军敌都对他的死表示出内心的哀悼，并对他的人格表示由衷的钦佩。 吴佩孚手下有一位师长，在吴死后，于其墓旁建成两间陋室，自愿充任守墓人，长年居住守护在这里。后来在附近村里的一个学校当了工友，维持生计，仍住在陋室里守墓。直到“文革”来了，此人就不见了。几十年如一日，居住在荒僻的墓旁茅屋，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如果不是出于对墓中人的极度爱戴，任谁也是做不到的。) 吴佩孚不但是一位成功的军人，而且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政治家。其政治才华远在同时代的芸芸政客之上。如前所述的以儒将兵、重塑军魂，其实不惟如此，在整个势力集团乃至整个直系集团中，吴佩孚都很注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同时以自己的政治人格去引导、感化和教化部下，使他在直系中最有影响、最有实力，成为的实际上的无冕领袖。直皖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权，这时吴佩孚使出了恢复法统招数，这一招收到了奇效——高举护法旗帜的南方政权，此时失去了法统依据而分崩离析——不战而屈人之兵，吴佩孚的政治才干由此可见。吴佩孚个性鲜明，敢言能言，善于利用舆论，注意民心潮流的向背，具备从事现代政治的技巧与能力，是一位比较全面和成熟的政治家。 所以，在吴佩孚掌握实权的时代，极有可能把当时一盘散沙的中国统一起来，恢复法统，走向宪政。这是后袁世凯时代的民国时期，宪政希望最亮堂的一次机会，也是一条最长的上拐线。 然而，变生肘腋之间，那条好不容易形成的上拐线急转直下，变成一道无情、残酷、僵硬、顽固的下拐线。 布贩子出身、志大才疏、素质低下的曹锟开始“作”了。 直奉战争以后，张奉兵败出关，曹吴成为毫无争议的主宰者。这时候的曹锟，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即使广有实权的吴佩孚最后还得听他的），是一个不是总统、胜似总统、权力比总统大得多的当政者。但是小人得志必然忘乎所以，春风得意的曹锟飘飘然了，要过一把总统的瘾了。而且迫不及待，就像毒瘾发作一样，一刻也不能等。 自己要当总统，就得把现任总统轰下台。其实这时黎元洪的（补足）任期还剩几个月了，但就这几个月曹锟也等不及了。已有一次不体面下台的黎元洪，这次力求有一个体面的下台，于是犯了牛脾气，不肯半途而废。一个迫不及待要上台，一个坚决不肯下台，曹、黎之间剑拔弩张，已无法调和。) 于是曹锟就纵容手下胡搅蛮缠，大闹总统府。1923年6月7日，十四机关军警长官二百余人吵闹着到总统府索薪。6月12日，冯玉祥领头，“京畿各师旅军官数百人佩刀入新华门，围住居仁堂，借口索薪晌，百喻不散……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段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呼喝之声响震屋瓦……”（黎当年的电文） 到后来，闹剧演到了极端丑陋的程度，总统府的水与电都被掐断了，总统卫队也都奉令撤走。陷入如此困境的黎元洪，把“中华民国之玺”、“大总统印”、“陆海军大元帅印”等图章交给姨太太，让她躲进了法国人设在东交民巷的医院，自己携随从于6月13日下午乘专列退往天津。 黎出京后，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找总统印没找着，立即打长途电话请直隶省长王承斌在天津拦阻火车加以搜查。王承斌接到电话后，即带警务处长杨以德，率大批军警乘车到杨村“迎接”专列。专列到了，王到黎的座席前问道，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一个省长却以如此口吻责问一国之总统，黎元洪自然怒不可遏。这时火车仍在开动，于下午四点半开到天津新站，黎要开到老站下车，王却指挥卸下车头，请黎下车休息。黎不理不睬。这时的总统已完全失却人身自由，黎元洪愤不欲生，开枪自杀，被随从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 晚十时，王承斌再上车讨要印信，黎只得说出实情。在王的严辞威逼下，黎只得派手下到车站打长途电话，吩咐将印信交与国会。姨太太不相信，坚决不肯交出印信。最后黎在军警的严密监视之下，自己到车站打电话，姨太太才肯把印信交出来。 6月14日清早，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总统的印信已经拿到，这时他复又上车，拿出为总统代拟的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的三个文件让黎签发，文件的大意是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黎在胁迫之下签了名。 获得自由后，黎元洪甫回住宅，便把被迫签发文件的情形通电全国，并函请国会惩办监视元首、劫车夺印的直隶省长王承斌。当天，国会两院召开联合谈话会，讨论当前局势。保派议员（即拥曹派）主张先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随即组织选举会选举总统。反对派议员认为军警流氓迫走总统，国会应有严正的表示。两派打了一场口水仗，无果而散。 直系军伐通过大闹总统府、劫车夺印等系列丑剧而驱黎成功后，全国舆论哗然。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否认摄政内阁，函请外交团转达各国政府，不要承认北京政府。各省团体纷纷通电痛斥直系军伐。国会议员也纷纷离开北京，不但总统选举无法进行，就是制宪会议也不足法定人数。 这时直系决定用金钱收买议员，选举曹为总统。可是，曹锟是个吝啬鬼，自己不肯破钞，要别人代筹。这是一笔很大的费用，哪能那么容易筹到。最后王承斌想出了一个“捉财神”的办法——派出密探二十多人分赴大名、顺德、广平一带抓捕制毒犯百余人，把他们押到天津来，枪决了几条“小鱼”，其他的“大鱼”则要交出一笔赎金便可释放。此外，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每县筹借1至3万元。) 津、保政客筹足贿选经费后，便进行半公开的贿选活动。收买议员的策略取得了效果，回京议员络绎于途。凑足法定人数后，直系提出了总统大选与制定宪法“一锅煮”的办法，并且承诺与会并投票议员每人发给5000元。 1923年10月5日，国会两院开会进行大选，签到者有593人。曹锟以480票当选为“总统”。接着便制定宪法，实际上是把当年袁世凯不愿接受的“天坛宪草”稍加修补而已。10月8日续开宪法会议三读会，宪法十三章141条全部获得通过。10月10日上午，众议院正式公布宪法。十余年来历经波折的而难产的宪法，搭着贿选总统的快车而“快产”“成功”了。这就是民国史上有名的“曹锟宪法”。 平心而论，撇开贿选这个因素，单纯从立宪的角度来看，“曹锟宪法”是一部不错的宪法。它的“原身”就是1913年的“天坛宪草”，是当时的国民党、进步党、旧官僚和其它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妥协的产物，在议会与政府的权力格局中作了较为平衡的设计（纠正了《临时约法》在这方面的偏颇）；同时，行政系统的设计也比较合理，规定既实行内阁制，同时又赋予总统一定的权力。然而，由于它沾上了贿选的臭名——是由曹锟贿赂的“猪仔议员”们审读通过的，再好的宪法也难以让人信赖了。打个粗俗的比方，就像烘坑里捞出来的黄泥巴，不是屎也是屎了。一部较好的宪法，却被不适当的人，在不适当的场合，以不适当的时间出台了，这是对民国宪政的最大反讽。 一心想过总统瘾的曹锟，终于在10月10日赴京就职，狠狠地过了一把总统的瘾。 也许曹锟没有想到，他之贿选总统实际上是在“政治吸毒”，在获得了莫大的政治快慰的同时，也大大加速了政治生命的灭亡。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张作霖乘江浙战起，率大军17万八关。吴佩孚统领25万大军前往迎战。两军在热河、山海关等处交锋，均动用海、空军参战。数星期之后，吴佩孚沿长城一线取得节节胜利，他踌蹰满志，决心猛追穷寇，出关作战，彻底消灭奉军以绝后患。就在这关节口上，他的部将冯玉祥突然率军脱离战场，返旆南指，回师北京，于当年10月23日占领北京，囚禁总统曹锟，并宣布停战。冯玉祥的突然倒戈使吴佩孚措手不及，奉军乘机大举反攻，终使直军在战场上全线崩溃，吴佩孚败走华中。直系从此退出了北京政坛。 从现象上看，是冯玉祥的倒戈导致了直系的失败，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直系核心的腐败，说得更直截一点，是曹锟的胡作非为使直系失去了舆论和民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冯玉祥。冯玉祥的政治操守姑且不论，在窥测民心、顺乎舆情方面，冯玉祥是高人一等的。他之屡次背叛上司，都是在上司与舆情之间作出的艰难选择——与其说他背叛上司，不如说他更在乎舆情。所以说，把他比喻成三国时的吕布是不恰当的，尽管看上去他与吕布较为相像。如果说吕布属于“有奶便是娘”那种人的话，那么冯玉祥的特立独行是有参照系的，这个参照系就是民心所向。以这次反水为例，正是他看出了因贿选而上台的曹氏集团名声不好且继续失去人心，才敢于反戈一击的。 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曹氏集团的名声恶成怎样了。前已有述，曹锟贿选已是半公开的程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政客与议员之间进行公开的交易甚至讨价还价，这且不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贿选的事传到社会上引起议论纷纷，他们已经顾不上忌讳了。仅举一例：`众议院议员邵瑞彭公开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发某些政客的行贿行为，并将重要证据——5000元的银行支票制成模版送交各报发表。如果说以前只是传说的话，那么这一次可是证据确凿了，引起舆论一片哗然。面对如此窘状，直系政客们干脆置之不理，一条道走到黑。我们说，做坏事也是分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做了坏事而知丑；第二个层次是做了坏事而不知丑；第三个层次是坏事暴露但不顾忌照行其丑。而那些贿选的政客与议员，显然处于第三个层次上，可以说已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了。贿选的事实及其被渐渐地公开，使曹氏政府的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广受质疑，也饱受舆论的抨击，时人称曹锟为“贿选总统”，称受贿的议员为“猪仔议员”（就像猪仔一样可以花钱从市场上买来）。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上海、杭州、芜湖等处市民举行反曹示威大游行，安庆和杭州还发生了市民捣毁贿选议员住宅的事件。各省团体纷纷调查本省参加贿选的议员名单，予以公布。本来不错的一部宪法也被称为“曹锟宪法”，而沾上了臭气。试想，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权，能得人心么？不惟如此，不学无术的曹锟上台后，没有也做不出什么正经事，私生活上却极其糜烂（不但妻妾成群，而且好男宠）。这样的人，这种人所主导的集团，不失去人心才怪呢。古来有“逆取顺守”的说法，如李世民、赵匡胤以不法手段夺权谋位，但后来把国家治得很好，人们也就不计较他们的过去了。但曹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才干与品质，“逆取”能行，“顺守”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与其说是冯玉祥倒戈，不如说是曹氏集团借着冯氏之手向自己挥戈自戗。 唯一能够阻止曹氏胡来的，只有吴佩孚，因为以当时的实力与声望，他已在曹氏之上，甚至可以说，吴佩孚取而代之（曹），也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吴佩孚不会这么做。他不是这样的人。 前面已经交待，吴佩孚一生率先垂范，恪守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八礼，毫不逾矩，甚至可以说到了自虐的地步。在这八礼中，他最推崇的是“忠”与“孝”，认为这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所以他对有恩于他的曹锟，一直视为“恩君”，保持着绝对的忠孝。如果把它理解为做给下面人看的，就像儿子孝顺老子是为了做给自己的儿子看的，也未尝不可。如果“恩君”变得昏庸胡为怎么办？吴佩孚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最多只能“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即使成为“愚忠”，即使共同的大业受损，也在所不惜。 所以，当曹锟不择手段谋取总统职位时，吴佩孚明明知道其事不合机宜，必然会坏了大事，但他也只是“曲进谏言”，当屡谏无效时，只好保持沉默——不表态、不支持、不反对。更别说“反叛”和取而代之了。眼看着船长将巨舰驶向暗礁密布的航道，也只是从旁劝谏，绝不出手阻止，宁可一起触礁沉沦，这就是吴佩孚。 话又说回来，如果吴佩孚反曹并取而代之，他在下属眼里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他苦心经营多年的一套思想维系系统就会轰然倒塌。背叛，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会招致几何级的增长。一向看重思想道德力量的吴佩孚，是不会做这种傻事的。 ) 吴佩孚其实别无选择。 触礁，沉沦，不可避免。 急转直下，长长的绝望的下拐线。 这就是命吧！ 4 与前面几个拐点——先是短暂的上拐，然后是急转直下的长长的下拐——不同，张作霖掌控北京政府实权时期，民国宪政既无明显的上拐，也无急促的下拐，基本上是一条缓冲的下坡图，直至与北洋政府一道灭亡。) 就像人出于求生的本能、临死之前总要挣扎一番，张作霖也使出了浑身的解数，企图力挽狂澜于既倒。可是，张作霖的能耐实在有限，加上他拯救的“躯体”完全病入膏肓，他的那两下子不过是真正意义上的垂死挣扎罢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其说是张作霖打赢了，不如说是直系自己打败了自己。关于这一点，前面已有较为详细的分析——从引子上说，是冯玉祥的倒戈导致前方战事突变；从根子上说，是曹锟的胡作非为导致直系的航船触礁沉沦。 张作霖充其量只是个“将才”，而算不上是个“帅才”，更算不上是个政治家。前面已经说到，“帅才”与“将才”的区别，在于前者能够打造坚固的思想价值体系，由此而生出超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而后者只能在军言军、就事论事。从主观上说，张作霖也想成为前者，也已竭尽全力，但秉赋器量所限，他注定成不了前者，顶多只能成为后者。 这跟出身没有关系。张作霖曾经落草绿林，成为一方马贼的首领，后主动接受招安，成为清军的中级军官。绿林出身并不妨碍将来成就大业，刘邦、朱元璋都是造反起家的，后来终成一代开国帝王。这跟文化水平也没有关系。张作霖从小就没念过书，后来靠自学识得几个字。但这没什么，成大事者不在识字、贵在识势，刘邦和朱元璋也就粗通文墨，但他们善于审时度势，最终赢下一统江山。张作霖最终未能成大事，归根结蒂还是他压根就不是成大事的料儿。) 例如，张作霖也想以传统伦理道德来维系奉军和奉系，但在这方面与吴佩孚相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他之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多半出于从小所接触的民间戏剧曲艺，只是知道个皮毛而已。当然也不可能与时俱进，作出新的系统的阐发。奉张的道德维系主要有两条，一是“尚义”，二是“良心”。这里的“尚义”并不是儒家思想中的“义”，只是“义”的表浅化的理解，更多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义气。当然，随着张作霖地位的上升，他对“尚义”的内容也有调整，但怎么调整也脱不了江湖味儿，更不能自圆其说。这里的“良心”更是一笔糊涂帐。什么是“良心”？奉张自上而下没人能说得清楚。张作霖口口声声要凭良心办事，但对良心的涵义从没作过阐述。不过，张作霖历来视“身教”重于“言传”的，凡在他不得志时有恩于他的人，他都甘言厚币以报之。据说有一个叫钟三的人，在他当年赌得输掉棉衣差点冻死的时候，送了他一件皮袄御寒，另加一条毛驴送他回家，张作霖发达后，就把钟三供养了起来。这虽是“良心”二字的活的诠释，但距离应有的理论还相差甚远。身为东北讲武堂教育长的周谦以“良心”二字作为校训，他解释说“良心”就是要“不为势屈，不为利诱，毅然决然认真去做”。——语焉不详。张学良曾对部下说过，“许多事，要凭你们良心去认识。你们良心上所能想到的，良心认为对的，你们就要去做，良心上认为不应当做的事，就不去做。”——还是不知所云。 或说，张作霖限于自身的器量，可以引进人才、借助外脑嘛。是的，张作霖也想到了这一点，而且还这样做了。张作霖曾宣称：“吾此位得自马上，然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卑辞厚币以招之。”“卑辞厚币”之下，辽沈地方一批“名士”、“名绅”投于他的麾下，如王永江、袁金铠、孙百斛、谈国恒等，形成了奉系集团的“文治派”。不知是他的容量有限，还是其它的什么原因，反正他没能像刘邦之得张良、刘备之得诸葛亮、朱元璋之得刘伯温那样，得到一个一策而定乾坤的绝世英才。 如果说第二次直奉战争，张作霖赢得侥幸的话，那么，两年后的南北战争，张作霖战败就成必然了。新崛起的蒋介石好歹是个政治家，不但精通军事，而且还有理论、有组织、有纲领、有方针、有宣传，粗糙的张作霖显然不是他的对手。兵败之后，张作霖故伎重演——窝进东北老巢养精蓄锐伺机而动，可是这一次，日本人不给他机会了，在他回逃的途中设局炸死了他。 人虽糙了点儿，但张作霖有两点还是应该肯定的。一是爱国之心。无论是长期经营东北，还是短期主政中国，凡涉及到国家主权、民族大义，张作霖一点也不含糊，没让老外占到半点便宜。日本人与俄国人对东北都很有想法，张作霖成功地利用这一点，借力打力，牵制制衡，始终保持了东北的领土完整。二是对待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张作霖知之不深、不精、不透，但出于朴素的感情，他对之爱护有加，因为一个国族的传统文化犹如人之灵魂，是万不可割断的，一旦割断，这个人就会精神分裂，这个国族也可能变成动物世界，这个朴素的道理张作霖是懂得的。 以张作霖的悟性，他可能至死也没意识到，他实际上成了北洋政府的替死鬼，或者说成了北洋政府的后事料理者。) 奉系败走，张氏身亡，标志着北洋政府彻底垮台了。 而北洋政府的垮台，宣告肇始于清末、兴起于民国的宪政试验完全失败了。 屡起屡落、几经挣扎，民国宪政至此已宣告死亡。 5 人在濒临死亡的时候，在大脑皮质的控制下，迅速指示肾上腺皮质和髓质，分泌诸多激素，调动了全身的一切积极因素，使病人由昏迷转为清醒；由口不能言转为能说几句；由厌食转为想进食。这实际上是生命中的“回光返照”现象，是造物主给生命以最后的能量，让他（她）再看一眼这个世界，再看一眼最想见的人，留下最要紧的一番话。 民国宪政似乎也遭遇了回光返照的现象。我们已经知道，民国宪政在张作霖时期，随着北洋政府的倒台而殒命。但是到了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民国宪政似乎又有了复苏的迹象，有了起死回生的“生命体征”——沿着“军政”—“训政”—“宪政”的路径图，曾宣布结束“军政”进入“训政”，也曾宣布结束“训政”进入“宪政”——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象，实际上是宪政命运的回光返照。) 我们先来察看一下“军政”—“训政”—“宪政”这个路径图。 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需经过三阶段的构想：“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不仅没有走向民主共和的道路，相反却走向了军伐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境地，孙中山认为其原因就在于“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 为了实现由军政径训政而至宪政的构想，孙中山开始改组中国国民党，并将“以党治国”思想引入党章。2004年1月20日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总章》，党章规定“党员须从总理之指导，以努力于主义之进行。”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理对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有交复议之权，对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页。）虽然党章在党内民主上有所进步，但依然采取的是集权制，权力集中在作为党魁的总理手中。 1924年，孙中山亲笔誊写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集中阐述了他三阶段的政治主张：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的暴力革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至此建国大业告成。孙中山认为，从军政能否顺利地到达宪政，关键是训政能否成功，所以他特别强调训政的必要性，他认为只有“先知先觉之革命政府”和政党，才能给人民予启蒙，开发人民的民主觉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去世，他没能看到亲手绘制的宪政蓝图变成现实，没能看到被他视为关键环节的训政时期的到来，甚至连最初级阶段的军政时期的结束都没有看到。孙中山是带着巨大的遗憾与宏伟的遗愿离开人世的。 ( 孙中山的宏伟遗愿历史地落在了他最信任的两个人忠实信徒——汪精卫和蒋介石——身上。然而汪精卫性情多变而好标新立异，且没有军事背景因而实力寥寥，是难当大任的；而蒋介石果敢务实，意志坚定，懂军事而且手握重兵，众望所归之下他主动承接了总理的遗愿。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就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挥师北伐。北伐节节胜利，连克重镇，直至拿下北洋政府的老巢——北京。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标志着北伐结束，南北基本统一。至少在表面上，蒋介石统一了中国。 随着全国的统一，蒋介石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1928年，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会议，制定了《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此纲领。《训政纲领》规定了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原则：（一）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二）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三）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四）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五）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 1931年5月，蒋介石以《训政纲领》为核心， 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通过临时宪法的形式，肯定了训政时期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替国民大会行政使中央统治权。五院及各部、会是直接实行“训政”的机关，而五院院长及各部、会长由国民政府提名，由国民政府任免。国民政府由主席和委员组成，主席、委员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委会选任。这样，便从宪法这个层面确定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委会是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蒋介石在对《政治总报告》作说明时说：一般人认为国民政府五院中立法院是最高立法机关，不知立法院所通过的重要法律案必须由中政会议决定的原则，“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才是最高的立法和政治指导机关，而国民政府只是在党的指导下一个最高的行政执行机关”；“一切权力完全操于中国国民党。” 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中执委的权力当时集中在常务会议。而常务会议的权力又集中在总裁手里。如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修正中国国民党总章》中规定，国民党设总裁一人，为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对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有交复议之权，对中央执委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而国民党总裁正是蒋介石。这样，蒋介石就成了集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 至此已不难看出，蒋介石的所谓“训政”，就是一党专政、以党代政、一党包政；而党权又集于一人之手，实质上就是个人独裁。 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俗称“五五宪草”），标榜“还政于民”。国民党宣布进入“宪政时期”。 然而不久后，日本全面侵华，抗日的烽火燃遍华夏，“五五宪草”终因时局的变化而胎死腹中，“宪政”成了泡影。其实，即使不发生日本侵华，中国也不可能真正进入“宪政”的。 抗战胜利后，1946年11月，国民党一手包办召开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这一部宪法是民国的最后一部宪法，其序言宣称，“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托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制定本宪法。”称中华民国是“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同时规定了较为广泛的民主自由权利：“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发、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有居住迁徙、言论、讲学、著作、出版、秘密通讯、信仰宗教、集会结社之自由，有生存、工作、财产、请愿诉愿及诉讼、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考试、服公职之权等等二十三项权利。国民党宣布开始进入“宪政时期”。 然而新宪法的墨迹未干，国共两党的大规模的内战就全面爆发了。蒋介石进行了勘乱总动员， 宣布进入“动员勘乱时期”，颁布《勘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戒严令》等。这些法规把刚刚出炉的宪法冷冻起来、束之高阁，宪政的苗头又一次被掐死了。 1948年，国民党在战场上接连失利，眼看着大势已去，遂包办召开了“行宪国大”。在总统选举中，蒋介石通过“竞争”，击败了另一总统候选人，当上总统，组成了新政府，再次宣布中国从此进入“宪政时期”。这实际上是民国宪政回光返照的最末期，是真正的弥留之际，不久，国民党便败走台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基本的事实胜过任何高超的理论。“军政”—“训政”—“宪政”的路径能不能走通，事实已经作出了回答，无需再作其它的阐述了——任何的阐述都显得多余。 如果一定要加以阐述，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第一，“军政”就是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那么被暴力推翻或打垮的势力能善罢甘休吗？“训政”就是我们今人耳熟能详的“专政”，就是以暴力为后盾，时时敲打、压制反对势力的政制，那么被敲打、压制的势力能被驯服吗？暴力只会引来暴力；压制只会埋下反抗的火种。不仅如此，暴力、仇恨、反抗这些东西都是带有报复性的，往往会几何级地增长。于是愈演愈烈，永无休止。 第二，如果“训政”尚能暂时压制住（注意：仅仅是暂时）反对势力的话，那么，讲求民主与人权的“宪政”恰恰给反对势力提供了秋后算帐的机会和理由。 第三，“训政时期”实际上就是一党专政时期，而一党专政之下，没有其它势力的监督与制衡，必然会一步一步地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从某种程度上讲，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败的，而是被自身的腐败打败的。 显然，“军政”—“训政”—“宪政”这个路径图是由孙中山亲自绘制的，是由蒋介石一手执行的。在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走样？亦即蒋介石执行的效果是不是符合孙中山的本意？由于孙中山英年早逝，现在已无法考较了。不过，从孙中山晚年的思想体系来预判，笔者认为，蒋介石的执行大致没有走样，是基本符合孙中山的本意的——限于篇幅，以及与本文主题的关联性，这里不作深入的探讨了。 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执行中是否走样，问题的要害在于无论谁来执行——哪怕是孙中山亲自执行——这个路径图注定是行不通的。道理无需多说，上面已经点到为止了。孙中山也是人——即使是伟人——是人就不可能像上帝一样料事如神，出现误判本不足为奇。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值得探讨一下。 即：民国宪政已随着1928年北洋政府的倒台而宣告死亡，而一直以宪政为立国之本的民国为什么（在大陆）又存活了二十多年呢？ 通常来说，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倒塌了，这个国家是很难支持多久的——要么天下大乱，要么改朝换代。例如，周朝的立国之本是礼乐制度，而随着礼坏乐崩，周朝进入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又如秦国的立国之本厉行法制，而苛法导致苛政，使法治崩溃，主张无为的汉朝取而代之。再如十八世纪法国的立国之本是君主贵族制，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蔓延，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动摇了原先的思想根基，于是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共和代替了王国。 或说，1928年以后不是宪政的回光返照么，支撑着民国又苛活了二十多年。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回光返照忒长了点，比它真正的寿命还长许多，这正是其怪异之处也。 笔者分析认为，这有两点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宪政被当成了工具，而没有当成终极目标。说得形象一点，宪政被当成了箭簇，而没有当成靶心；被当成了枪炮，而没有当成标的；被当成了车辆，而没有当成目的地；被当成了船舰，而没有当成彼岸。而当宪政成为箭簇、枪炮、车辆和船舰的时候，它们会射向哪里，驶向何方，就很难说了。 甲午战争，蕞尔小国日本竟然打败了几千年来被它摩顶崇拜的泱泱大国，中国朝野震惊之余，开始了反思。时人多认为，日本之所以迅速崛起，就在于它实行了宪政！康有为在1898年《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就说：“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受朝廷委派出国考察宪政的大臣端方在《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奏中也说：“臣等以考察所得，见夫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之故。”二十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宪政国日本（小国）打败了帝制国俄罗斯（大国），使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了——宪政是富国强兵的“机关”所在。所以，晚清的宪政运动显示出赤裸裸的急功近利——就是为了图存救亡、富国强兵，而宪政的真正宗旨——维护人权——则被抛在了脑后。 民国的宪政仍然摆脱不了功利的色彩，尽管这个色彩有所弱化。从宏观上说，宪政首先是为了富国强兵、振兴中华，其次是为了维护人权（比以前的抛诸脑后大有进步）。从微观上说，宪政往往是党派或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工具。《临时约法》打上了太多的革命党人约束、限制袁世凯的工具的烙印，以图国民党东山再起成为执政党。袁世凯也大打宪政牌，成立约法会议，并不顾宪法精神，制定了一部“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即宪政史上的“袁氏约法”），使总统权力澎胀无边。甚至在筹划复辟帝制时，袁氏也没忘记搞一部《中华帝国宪法》，以“宪政”来堵人们的嘴。北洋政府的派系之间，更是拿宪政当“常规武器”来使，以我的“宪政”之矛，攻你的“宪政”之盾（反之亦然），目的往往只有一个：维护集团利益。 ( 到了蒋介石时期，宪政成了不折不扣的，而且是赤裸裸的工具。如果说北洋政府尚需遮羞布来遮羞的话，那么蒋介石连这块遮羞布都掀掉了；如果说北洋政府的宪政是半工具半人权的话，那么蒋介石则完全当作工具来使了。这从蒋介石的行宪时间即可见一斑。1936年的行宪，果然是条件成熟了吗？显然不是。当时日本人占着东北，共产党在好几个地方割据，若按蒋介石一贯的三段论，恐怕尚需回到军政时期，怎么一步就跨入了宪政时期呢？显然，蒋介石是把宪政当成了杀手锏，用来给予共产党及其它异己势力以最后的致命的一击。1946年的“进入宪政”，“打宪政牌”的目的格外明显，当时的内战已经全面爆发，漫天滚滚的隆隆炮声，岂是“进入宪政”的起点气氛？显然是蒋介石借“法统”宣示自己为正统，而欲置共产党于“非法”乃至“为匪”的境地，要不然也不会在宪法刚刚颁布后即宣布进入“戡乱时期”。从“宪政”到“戡乱”的冰火两重天，竟只有短短的几天时间，其转换之快真让人目不暇接。1948年的“行宪”，更是一出荒唐的闹剧，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可以说败局已定，这个时候“行宪”，颇似当年吴三桂在崩溃前的称帝，完全是为了给手下打气，这时的蒋介石也把宪政当作“打气筒”来使了，企图鼓起最后的一口气作殊死的一搏。 当一个政权完全把宪政当作工具使唤的时候，这个政权可能会苟活得长一些，可失败却更加注定，同时也宪政的宗旨绝对是背道而驰。) 第二个原因是蒋介石的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在所有的民国要人中，撇开其它的因素，单就才干而言，没人能出蒋介石其右。如果不是很精确地（按才干）将他们排个台阶图，站在最低一级台阶上的应是张作霖，站在第二台阶上的应是段祺瑞，站在第三台阶上的应是袁世凯、孙中山，站在第四台阶上的应是吴佩孚，站在最高一级台阶上的应是蒋介石。这从他们主政时间的长短上也能看出一端，从袁世凯到段祺瑞到吴佩孚到张作霖，基本上是四年一轮换，而孙中山虽然时间稍长但只控制过半壁江山，但蒋介石却主宰政坛长达二十年之久。这在“城头频换大王旗”的民国政坛，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 蒋介石之所以力压民国诸雄，主要在于他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政治家，而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军事家。在政治方面能够与他比肩而立的，吴佩孚勉强算一个。在这里不妨将蒋吴两人稍作比较一番。 前文已述，吴佩孚非常注重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以此来维系人心、重塑军魂。在这方面，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蒋介石紧紧扭住“三民主义”这个核心价值观不放，把它作为国魂、党魂和军魂，一以贯之、不遗余力地加以塑造宣贯。不惟如此，蒋介石还特别强调孙中山晚年思想的传统回归，把“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接续起来，说“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五常八德，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数千年来历圣相传的道德”。“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蒋介石最热衷和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格言，终蒋之世，他的著述、演讲、文告乃至家书，至少一半以上涉及于此。与此相对应，他还非常强调“气节”二字，“军人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有气节，没有气节的人，就不是人，而是禽兽”。应该说，蒋介石的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思想道德理论是成体系的，是周延缜密的，在这方面并不亚于秀才出身的吴佩孚。 思想文化建设、作风道德建设，蒋吴两人算是不相上下的话，那么前者比后者“高明”的地方在于，前者的组织建设明显强于后者。吴佩孚尚未想到以政党作为工具，或者想到了但不屑为之，但蒋介石想到了，而且坚决地加以利用。 蒋介石毫不犹豫地接过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的方略（现在已很难考究孙的“以党治国”是不是被蒋在执行时走了样，但把党争搞得那么残酷血腥，肯定不符合孙的原意），坚定不移地倡导并践行着“三个合一”：一是党军合一，即党组织渗入军队，使党军合为一体，同时国民党自身军队化，党员像军人一样视服从为天职；二是党国合一，即党是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为党即为国家，爱国首先要忠党；三是党教合一，用蒋自己的话说，“革命党员要成为真正三民主义的信徒和革命领袖的信徒，也一定要如宗教信徒之于宗教信仰一样，精诚热烈，笃信笃行，身心全体归向，始终贯彻到底”。有了这“三合一”，蒋氏集团的势力（包括军队的战斗力）明显高过其他军伐，使他能够立足于民国政坛的最高一级台阶上。 也使得民国在他手下多活了二十多年。 但在道德信用方面，蒋介石比起吴佩孚就差远了。吴佩孚说过不入租界，不倚仗外力，他说到做到，终其一生，哪怕是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也不去租界避险；哪怕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对于外国势力的“雪中送炭”他都不屑一顾。而蒋介石却做不到这一点。许是国民党“不择手段”的遗风所传吧，蒋介石干过多起过河拆桥的事儿，最厉害的一次就是国民党夺得政权的北伐战争，苏联人民勒紧裤带拿出大量的卢布和武器弹药援助国民党（据说苏联饿死了很多人），而当北伐胜利在望的时候，蒋介石突然翻脸不认人（苏联人），掉转枪口，大肆屠杀同盟军——共产党。是的，面对胜利的果实，谁都想独吞，可是如果没有苏联的倾力支持（包括政党建设、军校创建及运转、军事组织指挥、大量的枪炮弹药），国民党别说打赢北伐战争，恐怕连真正属于自己的像样的武装力量都不具备哩。根据已解密的前苏联的档案，蒋介石于1927年的突然“横戈一击”，令斯大林羞愤交加，而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则成了替罪羊。蒋介石的政治品德与信用实在不敢恭维。 道德信用完美无缺的吴佩孚，其政治寿命却短暂得很；政治操守相当卑下的蒋介石，却坐拥江山二十余年（尚不算上其在台湾的政治生涯），这不得不令人深思。难道真应了“高尚是高尚者的座右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句话么？ ( 当然，客观地说，蒋介石的个人品德并无大瑕，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连茶都不喝，生活非常俭朴，死后基本没有遗产留给妻子儿女。他前后有过四个女人，对前面的三个都有所安置与交待，以他的身份以及所处的年代，也算说得过去了。 最后有必要择其大端说一说蒋介石的历史功过。 蒋介石的最大的“过”，并不在于对宪政的伤害——民国宪政在张作霖手上已经死定了，蒋介石时期不过是其回光返照而已，民国宪政的失败其实与蒋介石关系不大——而在于他开了“一党专政”的先河，给中国带来了血腥的党争。本来政党斗争应该是以和平的方式，可以是辩论，可以拉选票，哪怕是人身攻击与谩骂，但绝不能突破暴力的底线。然而蒋介石不但突破了底线，而且大开杀戒，把中国的党争引向了刀光剑影、血火冲天的境地。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几千万的生命的代价。当然，蒋介石搬起石头砸别人，最后却砸了自己的头——血腥党争中的最后惨败者，恰恰是国民党自己。“一党专政”像一个巨大的毒瘤值入国族的机体上，贻害无边、后患无穷。 蒋介石的最大的“功”，并不在于他纵横捭阖铲平了各路军伐，使中国复归一统——事实上蒋介石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军伐，而且他也没能把中国真正地统一起来——而在于他以惊人的勇气与魄力，敢于对强悍的日本人说不，以空间换时间、以鲜血赢道义，终于拖垮了日本人（日本因其战线太长而后力不济，同时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并借助外力最终打败了日本人。抗日战争的胜利，其意义在我们国族历史上异乎寻常，远远超过了一场战争的胜败。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与列强的抗争中屡战屡败，从没打赢过一场战争（至多打胜过个别的无关大局的战役），城之乞盟，割地赔款，受尽了列强的凌辱。民族的心气由极度的自傲（视本国为天国，视别国为番夷）跌入了极度的自卑，惧外、崇外、媚外成了集体无意识的主导心理。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打败了外国的入侵，是第一场打赢了的中外战争。它有着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也是我们的国族由衰转盛、由弱转强的伟大转折点。与此相应的，是我们民族心气的提升，我们开始重新审视并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曾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而这，甚至比前者更有意义。 抗战结束以后，所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国家的主权得以完全恢复，中国的统一程度又进了一大步（除国共两党外，地方势力基本不存在了）。 国家的独立，主权的完整，民族的解放，以及全境的统一，乃实行宪政的基础与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的宪政搞成了（我坚信这一天终将会到来），还是应该给蒋介石记上历史的一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