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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址、宫殿、王级大墓、观象台的陆续发现，陶寺遗址越来越显现出早期国家都城的特征，这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倾向于将陶寺遗址视为“尧都平阳”。2002年，陶寺城址中期王墓 IIM22的头端墓室东南角出土了一件漆木杆IIM22：43，残长171.8厘米。上部残损长度为8.2厘米，复原长度为180厘米。漆杆被漆成黑绿相间的色段加以粉红色带分隔，根据我的研究推测，漆杆为圭表日影测量仪器系统中的圭尺，年代为陶寺文化中期（公元前2100一前2000年）。 “圭”字首先出现在西周金文中，似乎可以印证圭表始于西周。圭尺，商代和史前陶寺文化时期则称为“中”。甲骨文“中”字（ ）其实就是圭尺的象形：︳为圭尺杆体，□或○描绘的是游标玉琮，□像玉琮外廓，○像玉琮内圆，而游标两“端”的似“飘带”者传统称为“斿”（旗帜的飘带），其实并非飘带的象形，而是圭尺上彩漆色段的指示。卜辞中屡见“立中”，可以理解为建国建都之始“立中”为确定“王者居中”的地中，即确定中心位置。日后定期的“立中”，则是观测日影在圭尺“中”上的“位置”，两种行为都离不开核心仪器部件游标圭尺“中”。 《周礼·大司徒》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古人早已认识到圭表大地测量（测土深）的功能，并形成了一套建邦立国定都地中的程式化模式。建立都城，必须遵循王者居中、王者与天帝交通的意识形态，以“立中”的方法，依照夏至影长1.6尺或l.5尺的标准确立地中，以定都城选址。 陶寺圭尺夏至影长39.9厘米：约合1.6尺。这恰是“立中”判定“地中”的标准，北纬35°52′55.9″。陶寺城址选址显然定在“地中”，与考古资料所反映的陶寺城址都城性质恰相契合。都城是国家政权和行政机构之所在，清华简《保训》载：“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说的可能就是陶寺城址选址之事。在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就是“中国”。 陶寺IIM22：43圭尺不仅可以用于立中、测日影配合观象台观测制定历法，而且还可以用于大地幅员测量。陶寺圭尺第11号色带为夏至影长标志，那么l至10号色段作为刻度在陶寺测量夏至影长是无用的，却可以用于测量陶寺以南至北回归线一线的夏至影长，因为北半球夏至正午北回归线上的影长为“0”。这意味着陶寺圭尺夏至测量可南及北回归线，表明尧舜的版图雄心或疆土认知已至今两广地区。 《尚书·尧典》记载：“申命羲叔，宅南交。”《史记·五帝本纪》索引称：“南交则是交耻不疑也。”我们认为，交阯乃大地域的统称，当为北回归线一带包括今两广和越南北部，大约当时通称交阯。《尧典》所谓派羲叔赴南交观测夏至，并非虚妄梦呓。而是去实测当地的夏至晷影长，陶寺圭尺“0”点刻度可测北回归线夏至影长就是物证，这在天文观测技术层面上和大地幅员测量方面就十分必要了。所谓“南交”。既指地理纬度在北回归线上的交耻地区，又如孔安国所解释的“夏与春交”的临界线——正午阳光直射北回归线标志着“春尽夏至”，故谓“交阯”。 陶寺遗址至广西北回归线直线距离约l400余公里，折合标准为175里／寸。陶寺圭尺移杆后测量冬至晷长多余9寸，可用于测量陶寺以北地区冬至晷长，陶寺圭尺最北可至788公里。大约在今中蒙边界，北纬42°30′左、右，大致相当于文献中的“朔方”和“幽都”地域。即《尧典》所谓“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陶寺圭尺有关南及北回归线的夏至测量与北至今中蒙边界的冬至测量尺度的设计，证明《尧典》中南及交阯、北及幽都、《五帝本纪》舜南抚交阯的尧舜国家理想版图认知，绝非空想，而是派天文官羲叔或和叔之辈实测的结果。当然，陶寺文化国家的实际版图可能达不到如此之大，圭尺所表现的只是理想蓝图。 中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中国何时出现或形成？中国何以得名“中国”？《何尊》铭“宅兹中国”可证“中国”概念与称谓至迟在西周早期已经出现，指营建东都洛邑。清华简《保训》记载，周成王营建洛邑确实是实现了周文王留下的“寻中”伟大遗愿。可见，“中国”的概念在西周时期明确与地中有关。 天文学家研究认为，《周髀算经》所载“夏至影长尺六寸”的数据乃地理位置接近陶寺纬度的观测点所测，很可能就是陶寺。《周礼·大司徒》所载“夏至影长尺五寸”的数据是河南登封告成的观测数据，考古发现的告成王城岗城址则被许多学者视为“禹都阳城”。我们认为，《周礼-大司徒》的1.5尺数据很可能是“夏代早期”在“禹都阳城”（今王城岗城址）实测数据。这意味着“夏禹”不是简单地接受“虞舜”的圭尺“中”，而是改成自己的都城邮日城”，夏至影长标准相应地缩短一寸。《易纬·通卦验》记载“冬至晷长丈三尺，夏至晷长一尺四寸八分”数据，很可能是公元前2044至前2039年在阳翟（今河南禹州）的观测结果。考古发现河南禹州瓦店遗址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大型环壕聚落，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夏代早期都城阳翟。很可能在夏王朝早期。由登封王城岗“阳城”到禹州瓦店“阳翟”之间所谓“都城”的变化，也演绎出“地中”标准的变化。 不难看出，在所谓的尧舜禹时期甚至到西周时期，政权的交替甚或都城的变化都伴随着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改变，确切说则应是“王者逐中”，此“中”既是圭表之“中”又是“地中”之“中”。在古人的认知里，地中与天极是对应的，唯有这里才是人间与皇天上帝交通的孔道，正所谓“绍上帝”、“上下通也”。王者独占地中，实质上就是绝他人天地通的权利，垄断与上帝沟通的宗教特权，从而达到“独授天命”、“君权神授”合法化和正统化的政治目的。 至此，我们弄清了“中国”的最初含义，即“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中国”的出现或形成的物化标志应当是陶寺的圭尺“中”的出现，因为它是在“独占地中以绍上帝”的意识形态指导下，通过圭表测影“立中”建都立国的最直接物证，它既标志着控制农业社会命脉的历法作为王权的一部分。又依据其大地测量功能成为国家控制领土的象征。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特殊的圭表物化表征，是我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各国的重要特征，足见没有比“中国”这个称谓更贴切的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