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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薙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 关键字：“薙发令”、汉人身份、王朝认同、国家认同 清初入关时，整个满族人口估计为60万人，而中原汉族在册人数7000万，实际数目要超出一亿之多，几乎是满族的200倍[1](P151)。如此庞大的汉族人口是如何逐渐形成对清朝的国家认同，进而维持二百多年统一与稳定的？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考察清初汉人的国家观念变迁，而清初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薙发令”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 一 “剃发易服”之制大致可以追溯到后金征服辽沈时期，天命六年，努尔哈赤占领沈阳，对于辽东地方的汉人“薙发归降未行诛戮，悉加豢养”，后发剃发令，规定以后“招抚辽东国人，悉令薙发”[2](P183-187)。努尔哈赤始行“剃发易服”，其出发点很简单，是以服饰、发饰等习俗一致性，以增强其与女真其他诸部、蒙古等族群的亲和力，以共同抵抗明朝，如为了联合喀尔喀蒙古，他强调“明国、朝鲜，语言虽异，然发式、衣饰皆同，此二国算为一国也；蒙古与我两国，其语言亦各异，而衣饰风习尽同一国也。”[2](P119)而推而之于汉人，主要出于甄别汉人是否归顺，并没有从本族出发，从精神上征服汉人的想法。因为当时随着后金力量的增强，其掠夺的目标包括财物与人口，但是统治区大量汉族人口仍然忠于明朝，各种暴力反抗与集体逃亡事件始终困扰后金。通过“剃发易服”，一是可以增强统治区域内汉人对后金统治的认同，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防止汉人逃亡。“剃发易服”以后的汉人如果逃亡，他们除了被后金追捕外，也会被明边官追杀。边官经常通过捕杀“剃发易服”的辽东汉人向朝廷邀功，皇太极在与明崇祯皇帝书中就说“尔国臣僚一味欺罔，每当我兵入境，自戮薙发汉人，虚报斩级千百。” [3](P259)因而，“薙发令”就其背景、内涵、重点、对象、剃发待遇等方面去考究，可以确定其制定主旨是判断汉人顺逆与否。[4]清军入关以后，“剃发易服”政策被带进了关内，顺治元年，多尔衮一进关就“遣人招抚”各地，规定“檄文到日薙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对于“虽称归顺而不薙发者”要求“核地方远近，定为限期”，“如过期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发兵征剿” [3](P57)。“薙发令”虽然由于受到汉人强烈的反对，一度有所松缓，但最终还是被严格执行下来，其与圈地、投充、逃人等一并被近世称为清初的五大恶政。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剃发易服”在有清一代不仅从始至终没有被废除，而且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一种文化标识，割舍不去。“剃发易服”政策在清初经过血腥浸染后，最终使汉人由被迫屈从到自愿认同，这其中蕴涵着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下，对汉人、朝廷、国家的三者的基本认知。 二 在“中国观念”中，中原王朝建立的国家代表大一统的中国，一个王朝要合法地代表“中国”，必须证明自己是中原之主，文化与地域构成了中国认同的基本要素，即继承中原传统文化并能从传统文化上找到自己合法性的依据，占据的是人们传统观念上大一统的“中心”。中国的国家认同可以王朝为中心分成三个层面，即第一个层面集中体现对他们专制君主的忠诚；第二个层面聚焦于维持某一姓的君主系统的王朝；第三个层面超越具体王朝的“中国”和“正统”观念[5]，其中核心是王朝认同。汉人在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上是趋向以王朝身份替代民族身份。对于普通人而言，认同王朝与认同国家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王朝灭亡就是意味着国家灭亡。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汉人、朝廷、国家三者的认知是超越民族界限的，以明季为例，汉人即是明人，朝廷即是明朝，而国家是明朝为中央政府的中国。在这种认知关系中，改朝换代不是代表中国的灭亡，而是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更替，意味着自己个人身份识别的变化。 汉人、朝廷、国家的这种认知关系是由于汉民族自身淡漠民族意识决定。汉族是虽然中国主体民族，但是汉人自我的民族意识却是相当淡漠的，这与汉族的形成及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首先，从汉族形成过程来看，其族源的主脉虽然黄河流域，但随着近千年的民族融合，族源分支非常多。这个形成特点决定了汉民族具有非常大的包容性，对异族文化可以吸收、融合，对异族的排异性很小。在国内民族关系方面，汉民族以一种兼收并蓄的民族心理素质，与众多少数民族长期共处于一个大一统中，“‘汉族同化别的民族，别的民族也同化汉族’，汉民族经济文化高，自身根底厚，凝聚力又强，同化异族也多”。[6](P25)汉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是多族源融合的结果，“民族呈现出的趋同、吸纳与融合的倾向必然带来民族意识的淡化”。[7](P156)因而，长期民族融合所形成的汉人，族类意识很淡漠的。 其次，汉族大多数采用相对先进且稳定的农耕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一方面使汉族群体分散在小块土地上，家族意识很强，但是由于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机会较少，民族间的对比参照系数的缺失，使之难于构成一个整体的民族意识；同时，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使汉族文化发展程度远远超出周边其他民族，民族整体生存压力较其他少数民族要小的多，对于文化的认同要远远超出本族类的认同。正如梁漱溟所批评的，“中国人散漫无组织，家族意识乡里意识每高于其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甚且出国在外犹所不免”。[8](P209)汉族民族意识增强一般出现在异族大规模入侵时，但是由于庞大的人口群，这种民族意识的增强并不是出于一种集体的生存危机，而是关注于原有生存方式及其中原文化的传承问题。 由此，清初复杂的满汉民族矛盾更可以理解为一种国家认同的矛盾。在清入关以前，汉人认同于明朝，在其自我身份的识别上，是以王朝国家为标识，汉人就是明人，汉人服饰就是明人的服饰；由于明朝是大一统中国的代表，所以明人就是中国人，这样汉人、明人、中国人三者是一体的。清入关之时，明朝早已在农民起义中灭亡了，随着清在中原优势地位的确立，从文化与地域两个要素上实际已获得中国正统的地位，认同“清朝”与“大一统中国”之间是一致的。因此，“剃发易服”就普通汉人而言，实质上是完成一个由明人向清人的角色转换问题，而不是汉人向满人屈服的问题。对“薙发令”的不同态度，形成清初汉人南北不同的分野，体现了清初汉人国家观念的变迁。 三 北方汉人相对而言，对于“剃发易服”反应比较平和，清入关以后，一路直指燕京，阻力很小，所过州县官民剃发降清，“各百姓逃窜山谷者，无不大悦，剃发迎降” [3](P55)。北方许多官民剃发归顺表明，清的合法性得到了相当一部分汉人的认同，这种认同虽然具有被迫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对于明亡清兴的事实认同。明末李自成陷京师，崇祯煤山自尽以后，明朝天数已尽。清军入关，废除明末弊政，一改早期烧杀虏掠的形象，以替汉人“复君父之仇”为口号，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渴望安定的汉人认可。对于“薙发令”与破坏中原传统文化之间很少存在关联性的想象，大清正统与明朝正统有一个自然替代的过程。顺治二年六月，清朝重颁“薙发令”，全国爆发了抗清高潮，北方也出现了激烈的抗清斗争，但是从总体上看，是以李自成的大顺军残余和故明旧将的降而复叛势力为主，与“薙发令”本身的关联不是很大。“薙发令”引起的巨大的冲击是主要江南一带，清入关以后，尽管把“剃发易服”当作是否臣服新朝的象征，但对于江南人而言，面临两大困惑：一是长期忠于明朝，明朝灭亡以后，南明政府虽然对于中原地区而言是偏安，但对于江南地区而言是居中，剃发事清，一时很难接受；二是“剃发易服”对于江南士民而言，有一种莫大的罪恶感，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满人的习俗，这与北方汉人有明显的不同。同时更担心的是满人是不是尊重中国传统的文化礼仪。他们把束发汉服当作忠于明朝，恪守传统文化的象征，从而对“剃发易服”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阎应元笔题诗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人物。十万人同心杀贼，留大明三百里江山。”他所表达的是对于故国的忠烈，体现的是强烈的明朝认同，而很少民族情绪。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人对“薙发令”的抗拒，从表面上说是争发束衣冠，但在本质上说争的是明人的身份，争的是中原传统文化。随着清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满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大多数汉人由以往的明人转换成清人，这种转换尽管伴随着血腥，但是毕竟完成了国家观念的转变。汉人、清人、中国人在清初的中国至少表面得到了大多数汉人的认同。此后零星的反清活动，虽然也涉及“剃发易服”问题，但是很少再有向“汉人”、“明人”的回归，由于缺失王朝认同这一个人身份认同到中国认同的中介，这些汉人在对清朝统治的背离与恢复明统治的无望交织下，对中国认同出现了危机，体现出与中国分离倾向。郑氏集团割据台湾很能说明这个问题。郑成功以国破家亡为恨，愤而弃文从戎，至顺治七年，威震八闽，成为清强大的对手。顺治九年始，福临亲政，对郑氏集团实行以“抚”代“剿”方针，清与郑氏进行了多次的谈判交涉，清开出了诸如“封尔为海澄公，给海将军印”；“弁兵防地，原在泉、漳、惠、潮四府，即命住此四府地方”并拔给相应兵饷；“其管民文官，俱听部选，尔原属武官，听尔酌量委用”[3](P622)等非常优厚的条件，但是在“剃发易服”问题上双方争执不下。郑成功坚持不剃发，而清吏以剃发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前提，甚至提出“藩不剃头，不接召。不剃头，亦不必相见”，最终清政府因“屡经宽宥，遣官招抚，并无剃发投诚之意，[3](P684)对郑成功由“抚”改“剿”。双方这一时期就“剃发易服”的争执不涉及文化上的认同问题，主要还是对清的认同问题：郑成功要的是“和”，能实现就能保持对原有故明的“忠”，“和则有高丽、朝鲜有例在焉”[3](P68-69)，最终能有机会恢复明“国”；而清政府要的是“降”，只要降了，条件可以优厚，只有降清才能对清“忠”，而降清的标志就是“剃发易服”。郑成功不顾父子情分，拒绝清优厚条件，不肯“剃发易服”，除了其还拥有很强的实力外，更有一份复明的期望。但十多年以后，随着郑氏集团割据台湾日久，其国家观念发生了变化。一是认同了清朝中原王朝的地位，清与中国一体的观念已经形成；二是自认为台湾并非清朝统治区，也就不是中国之地。在与清的谈判中坚持“苟能如朝鲜例，则敢从议，若欲削发，至死不易”[10](P207-208)，即在承认清政府为中国之主的前提下，自己则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类似朝鲜一样的属国。与郑成功不同的是，郑成功如朝鲜例是指中国范围保持政权上的分治，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复明的基础。而郑经完全是要从中国分离出来，在这儿，剃发与否也即是否认同大一统中国，由此可见，缺失中原王朝认同的清初遗民在国家认同上的迷失。 由上论述可以发现，清初国家认同的基础还是文化与地域，对于汉人而言，明亡以前，淡漠的民族意识使得他们在自身的身份识别上更多地以国家认同代替汉族认同，即以明人等同于汉人，体现在头发服饰上，明服也即汉服。“薙发令”带来的冲击与其说是民族习俗上的碰撞，倒不如说是国家认同转换所带来的阵痛，随着清朝作为中原王朝统治巩固，汉人也逐渐完成了“剃发易服”，新的国家认同在文化与地域认同的基础上形成，汉人、清人、中国人形成了同一。这种国家观念的转换完成于清初，体现出传统民族观念在国家重构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戴逸．戴逸自选集［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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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as the Central Plains, Han Chinese, Qing Dynasty people and the Chinese people formed the same. Keywords: "Haircuts Act”, the Han Chinese identity, kingdom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