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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领域里，张广达先生发表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学者们不能忽视的。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他的著述汇为三册，结集出版。借此机会，比较完整地重温他近三十年来的作品，使我们对于他念兹在兹的那种“极于高远而底于平实”的学术追求，产生出更深一层的理解。 对中国学术史稍有了解的读者都很容易体察出，张广达的治学风格中蕴含着极厚重的“国学”传统的影响。所谓“国学”，大体是从乾嘉汉学、尤其是西北舆地之学演化而来的中国治学传统与西方“汉学”之间相互交融结合的产物。作为欧美“东方学”的一支，西方汉学浸润着从欧洲殖民者的“族裔中心主义”立场出发而形成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偏见。但它在从事汉文资料与中亚和东南亚各种非汉语民族语文资料的对勘分析过程中发展出来的那一套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以及对中古及上古汉语所进行的近代语言学分析，恰恰又极大地弥补了中国本土学问仅只致力于不断地对汉文史料的固有处理方法加以精确化和细致化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讨论有关边疆史地或中外关系史的课题时，国学的上述跨越国界的学术品格，要求优秀的研究者不仅兼通英、俄、德、法、日等主要西方国家的语文，而且还应当具有独立解读某些东方语文文献的能力。我的老师韩儒林教授曾多次强调，多学一门外语，就是多开一扇朝外瞭望的窗。这只能靠苦功夫、甚至笨功夫磨练出来。读张广达的文章，时常使人有如临八面来风的感觉。这与他在语言训练方面的长期和艰辛的积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韩师生前最推崇的后辈学者，其中就有同为向达校注的《西游录》添加补注的陈得芝和张广达。当他偶尔采用极而言之的口气时，就会以后者为例评论说：“人要有学问，就要先被划成右派，像广达那样。叫你万念俱灭，只好埋头读书。” 花费了足够的功夫之后，学术研究上真正有价值的新发现，有时还要靠一点运气。张广达和耿世民合撰的《唆里迷考》，在1980年代初叶发表时曾令学术界为之一振。唆里迷是中亚的一个古地名，出现在中世纪的汉语、阿拉伯语、回鹘语、粟特语、和阗语等诸语种的文献里。关于唆里迷地理位置的勘定，可以说是由当日关于“吐火罗语”命名问题的争论引发的。由于缪勒、西格林等梵学家在焉耆文本《弥勒会见记》的回鹘文题跋中读出的“贵霜”、“那竭”等地名都位于喀布尔河流域，他们因而主张回鹘文题跋中的Toxri，可与《大唐西域记》提到的“覩货逻”（即“吐火罗”的异译）一名相勘同。出现在题跋里"Sulmi-da"，则被猜想为“且末”的对音。但是随着研究和发现的进一步深入，后来的学者们确认，被缪勒读为“贵霜”的那个地名，其实应当是“龟兹”（今音库车）。作为西域高僧圣月出生地的“那竭”，其实是对“阿耆尼”（今音焉耆）一名的误读！而Sulmi-da被更准确地考订为元代汉文史料里的“唆里迷”。那么它到底位于何处呢？著名的古代伊朗语学者亨宁倾向于认为唆里迷就是焉耆。可是因为缺乏证据，他仅仅把这个见解表述为一种猜测。1959年，在哈密发现了一件大约书写于十世纪的《弥勒会见记》回鹘文抄本。《唆里迷考》的作者们在1970年代末首先从它的回鹘文序里发现，高僧圣月的故乡，在其中恰被写作“唆里迷”。此人与缪勒解读过的回鹘文题跋所提到的出身阿耆尼的圣月，当然是同一个人。所以，使许多第一流学者迷惑多年的唆里迷的地望问题，终于获得了澄清：正如亨宁所猜想过的，它就是焉耆。 当你阅读文集中的这一类考据文章时，你可能会感觉到，作者就好像是一个在极漫长的战线上耐心而细心地布设其军事防御阵地的雄心勃勃的统帅。他的铁军都被放置在阵地的最前沿，时时处处严阵以待。一旦战线的某一点上发生什么新的有利情况，枕戈待旦的军队便立即从那里向外突击，迅速将前沿推进到一片新的地域。 学术上的“严阵以待”，意味着充分地把握所涉课题的学术研究史。原始史料是历史知识的源泉，这当然毫无疑问。不过，历史研究并不是只靠掌握这样的源泉就可以顺利进行的。这里还有一个“流”的问题。陈寅恪说：“一时代之学，必有其新材料、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谓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说者中或有人忽略了起首句里的“新问题”一语，遂以为整段话的意思是在强调隋唐史研究之亟需“取用”敦煌文献之新材料。可是看陈寅恪自己的隋唐史著述，并不见得篇篇都与敦煌学互为发明。他所主张的“预流”，实乃兼指新材料和新问题之结合而言。所谓新问题，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哪个聪明脑袋突发奇想的结果。它只能来自贯穿于以往研究之中的心路历程。在当下学位论文中最常见的情况是，研究史作为学位论文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往往被写成相关专题的研究目录清单，或者至多再逐篇加上一段对其内容提要的毫无新意的复述。读一读张广达笔下的学术史回顾，你就好像在目验一个个侦探故事的展开。《唐代禅宗的传入吐蕃及有关的敦煌文书》一文，叙述了禅宗入藏这段“本来已如过眼烟云”的史事，怎样由于几代学者群体持续解读汉文、藏文敦煌写卷的不懈努力，终而得以重新呈现。作者谦虚地说，他所能做的，不过是仅就“管见所及，略作介绍”而已。实际上，这篇针对三四十年内先后发表的、涉及六七种语文的大量原始及第二手研究文献所进行的详尽评述，依然生动地显示出作者充满个性的抉择力，以及他博大深厚的学术视野和治学功力。张广达的个人见解，总是从他对相关课题研究史的理解之中有机地、自然地生发出来的。只是在最后一名“前任侦探”的止步之处，作者才胸有成竹地开始属于自己的前沿性探索，并且最终将问题引向一种更合理的解决途径。新问题必须有一个根。妄想跳过以往研究的脉络，一厢情愿地从零开始切入原始资料，这种“不入流”的做派，并没有随陈寅恪的告诫而销熄，反而因为追求“大部头”、“多卷本”或“系列著作”之类的学术“可显示度”而在近几年来大行其道。张广达文集的出版，为对治此种顽症提供了又一贴警醒剂。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谈谈“国学”。国学对于中国历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它赋予历史学一套从五花八门的历史资料中尽可能多地榨取各种信息的有效方法。但是，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以及如何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分析等方面，国学所能提供的知识与方法相当有限。因此，历史学为深入考察和剖析某个特定的人类活动领域的过去，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于研究该活动领域的相关专业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等的知识、概念和分析框架。然而，出于对多年推行空头理论的厌恶，很多学者干脆以“实证史学”为标榜，走到否定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相反立场上。他们甚至懒得翻一翻柯林武德的《历史的观念》一书。其实柯氏早在六十多年前就说过：被实证史学付诸实践的，只是“实证主义纲领”的前一部分，即收集和确定事实；最早试图将实证主义纲领完整贯彻到对于人类社会的科学研究之中去的，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近代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因而实证主义留给近代历史编撰学的遗产，是“空前地掌握小问题和空前地无力处理大型问题这两者的一种结合”。对于“事实证据”任何一种概括，都会不可避免地含有这种或那种理论预设。声称不需要理论的“实证论”史学家，很可能在不自觉地沿用某种最陈腐的理论。如前所述，张广达的治史风格显示出他在国学方面的良好训练。他向来主张，对《唐六典》一类的基本典籍，必须做到“倒背如流”。但他并不是一个“实证史学”的片面拥护者。文集第三辑取名“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深意在焉。他在“总序”里写道，历史学不仅应注重对个别史料、史实、史事进行批判性分析，而且必须对整体的史学思想传承和史学发展脉络作出“自反性的或反身性的批判思考”。他又说，为了赋予自己研究的课题以历史学的意义，必须力求从具体研究之中去提炼某种属于历史知识学层面的认识。从他讨论王国维、讨论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在极珍视实证史学的精致考据方法的同时，又要超越实证史学，“时时捡视并修正过去身在国内形成的单向思路”的不倦进取的精神。 作为一名后学，我曾有过一两次面聆张广达先生教诲的机会。记得有一次我和陈得芝老师一起到张老师家中作礼节性拜访。那时他住在按当日标准来说是相当豪华的中央民族学院一幢教授楼里。著名的学者如王钟瀚、吴文藻和冰心夫妇等都是他的邻居。告别时，他将我们送出家门口，又抬腿跟着我们下楼。走到两层楼房中间的楼梯拐角处，我坚请他留步，不要再往楼下送。不料他看了我一眼，轻声说：“我不是送你，是送陈老师。”他说话时那副不紧不慢的神情，我至今记忆犹新。大概很少会有人像他那样，向一个恳请他留步的后辈声言，自己要送的其实不是他。我钦佩他矜持与率真的为人。这种矜持与率真如乳水交融般不可分割的个性，后来也给他带来一些原本或许能避免的麻烦。不过，显然也同样是由于此种性情，才驱使他葆有一种近乎坚贞的精神来对待他所钟爱的学术，在艰苦曲折中志存高远而愈臻平实。他的三册文集，尤可看作是这一精神境界的写照。 《东方早报》2008-8-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