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近百年间的中国政商界，出没无数英雄豪杰，大多毁誉参半，面孔模糊，而真正以“毁国利己”为己任的人倒也并不太多。如果要提出一位，孔祥熙一定当仁不当。此人行迹，一言以敝之曰，国贼也。
    孔祥熙（1880－1967）出身在山西太谷县一个小票商的家庭，自诩是孔子的75代裔孙，早年在基督教会的资助下赴美读书，先后在欧柏林大学和著名的耶鲁大学就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他后来获得欧柏林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头衔，因此也被称为“孔博士”）。1914年，他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与宋氏三姐妹的大姐宋蔼龄结为夫妻，就此攀上高枝。他的英文名是H·H·CONG，所以时人叫他“哈哈孔”。他常以笑面示人，看上去庸庸碌碌，哼哼哈哈，但实际上，他一手抓权，一手抓钱，游走于各派势力之间，精明到了骨子里。其敛财才能之高，堪称民国第一人，因此有“无孔不入”的“美誉”。
    他有天生的经商才干，以他的名字注册的祥记公司长期包销美孚石油在华北的总代理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把老家山西所产铁砂出口美国，大获其利。秉承山西票商的传统，他还创办了裕华票号，并投资于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28年3月，他被任命为工商部长。与宋子文、蒋介石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同，他铁了心死跟蒋介石。当初蒋向宋美龄苦追求婚，宋子文和宋庆龄曾表示反对，他则一力撮合。蒋介石被孙科等人赶下台那阵，他辞去部长职务，与之共进退，更是深得蒋某欢心。
    1933年4月，孔祥熙被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旋即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两职，同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从此，他掌握中国财政金融大权长达11年之久，也是在这期间，他也让自己成了全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在中国经济史上，孔祥熙对后世最具影响力的举动是，一举掐断了中国金融业的民营传统。
    在1935年之前，中国金融业的主动权一直牢牢握在私人银行家手中。政府直接控股的银行只有中央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两家，它们的总资产只占全国银行总资产的11.7%，其余资产中的九成集中在上海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手中，其中，资本最雄厚的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家银行的总资产分别为9.75亿元和4.25亿元，占到全国银行总资本的三分之一，是中央银行规模的三倍，尽管官股在这两家银行中各有20％的股份，但是经营权仍掌握在私股那边。中国银行的大股东、46岁的总经理张公权俨然是银行业的魁首。
    就在1935年，中国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爆发产业危机。就在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孔祥熙施展合纵连横之术，突袭中国银行。他知道凭一己之力，还很难将张公权击倒，于是暗中联合了两大高手，一是连襟国舅宋子文，一是黑社会老大杜月笙。1935年2月初，孔、宋在汉口开秘密会议，确定了突袭步骤，此案得到蒋介石的认可。
    2月13日，由杜月笙出面发请柬，邀请上海金融界和实业界的大佬们开会商议应对经济危机的策略。有钱又有枪的杜老大邀约，谁也不敢不给面子。会上，作为政府代表出席的孔祥熙突然抛出一个动议，他建议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组成一个“三行小组”，对陷入绝境的上海工厂给予“尽可能的贷款援助”。此议一出，当然引来实业家们的大欢迎，他们如同久旱逢雨，一呼啦全站在的孔祥熙那边，杜月笙更是拍桌子大呼叫好。张公权等人甫闻此议，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如果反对，那就将与工厂主们势同对立，如果同意，却不知道孔祥熙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公权于是提出，贷款是当然的事情，不过要讨论细节，并且，所筹资金应全数贷给工厂。孔祥熙当场一口答应。
    15天后，实业界与金融界再度开会，还是杜月笙主持，为了形成舆论上的压力，孔祥熙这次没有到场，却通过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以电报的方式继续倡议成立“三行小组”。此时，宋子文则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等组织中频繁活动，还策动一些中小工厂主组成了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对银行家集团形成了强大的催逼压力。就这样，上海企业家被人为撕裂成实业与金融两个阵营，孔祥熙一时间成了上海经济复苏的“大救星”。3月9日，在他的主持下，各方人士第三次聚会，形成决议，由中国银行牵头组成援助财团，提供500万元的无抵押贷款和一亿元的抵押贷款。3月20日，孔祥熙郑重其事地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议案，决定发行一亿元的以海关税为保证的公债，张公权、陈光甫等人提出，此项公债必须用于援助实业界的抵押贷款，张还迅速开始安排贷款的有关细节事宜。
    事件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演进，实业界当是最大受益者，银行界尽管承担了金融风险，也是应尽之责任。可是，接下来的峰回路转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就在一亿元公债被确定后，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布了一条让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政府出于管制的需要，要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增发它们的股票，一亿元公债将不再按原来设想的贷给工商业者作救济之用，而是要用来购买两行的股票。孔给出的理由是，这样可以增加两家银行的信贷能力，以更好地克服萧条的困难。他并且以财政部的名义，指定了购买金额的分配，其中2500万元和1000万元分别购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票，3000万元作为增加中央银行的资本，剩余的3500万元作为弥补政府的欠债，对工商业的直接救济贷款则一分钱也没有。
    这个方案最荒唐的地方在于，第一，银行的定向增发没有任何的溢价，第二，政府用来购买股票的钱正是它发行给银行的公债。这好比让猪吃自己的蹄膀。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股本分别为2500万元和1000万元，孔祥熙的增发购买计划，让政府一下子成了两家银行的绝对控股大股东。尤为霸道的是，孔祥熙直接宣布，总经理张公权被免职，董事长和总经理之职由宋子文取代。根据中国银行的章程，这两个职务的任罢，需由董事会集体决议，孔祥熙身为财政部长，根本没有这项任命的权限。张公权让人带话给蒋介石说，如果孔祥熙这么干的话，中国银行的钞票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一钱不值。蒋当然置若罔闻。
    在强行清理了张公权之后的一个月，交通银行董事会改选，孔祥熙的亲信如法炮制地再下一城。就这样，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尽入官家之手。
    事态演变之此。孔祥熙的棋似乎还没有下完。当时上海金融界，除了两大行，还有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三家较为重要的民营银行，它们的资产都在一亿元左右。孔祥熙继续鏖战。他拿下这三城的手法就要简单多了，在三个月中，他挟央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资金实力，大量囤积通商等三行的通货，然后突然一下子拿出来要求兑现，此举行同挤兑，原本已陷入困境的三行当然无法抵抗，于是只好乖乖投降。
    半年之内，孔祥熙利用经济危机的“大好机遇”，一举收编上海五大民营银行，张公权等人溃不成军。中国金融格局陡然乾坤逆转，国营资本在全国银行中的资产比例从不到12％猛增到72.8％。孔祥熙的“手术”做得十分彻底，10月，一直是中国金融界最重要的社团组织和喉舌的上海银行同业公会改选，领导权从职业银行家手中被剥夺，杜月笙、宋子良等人被选为理事，公会彻底变色，从此沦为政府的一个附庸。
    在当时金融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并称“四大行”，通商、四明、中国实业和陈光甫的上海银行并称“四小行”，国民政府和孔宋家族控制其中七家之后，民间再无话语。在1936年，“四大行”在全国164家银行中，实收资本占42％，资产总值占59％，发行钞票78％，纯利润占44％。其后，国营力量有增无减，到1947年，全国银行存放款总额的90％以上已为其控制。
    在百年企业史上，1935年3月的孔张之役具有非常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一次大决战。千百年间，自有货币流通以来，中国民间的金融组织就没有被官方控制，特别是明清两代的钱庄、票号十分发达，成为社会自由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自1935年之后，政府突然将金融业收入囊中，自由经济之脉从此断绝。
    美国学者帕克斯·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中认定，“这次对银行界的突然袭击，就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中最重要和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大变化。”民国史专家王业键在《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一书中的观点也类似，他评论说，“中国几个大银行家曾经是中国商界中最有政治影响的一批人物，如今他们的声望就这样消除掉了。这个事情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中国金融界的完全统治，而且也说明了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
    （中）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此时的孔祥熙正处在一生中最风光的时刻，他相继当上了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权势熏天，仅在蒋某一人之下，做起任何事情来自然是得心应手。
    先说他理财治国的表现。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后方的国民经济就日渐滑向崩溃的边缘。由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严密的封锁，物资极端短缺，据张公权的记录，“连正常的工业生产也维持不了，由于五金、金属制品、化学原材料的供应短缺，绝大多数工厂减产，其余少数工厂竟关闭停工。1940到1944年期间，各种基本粮食的供给量仅及1939年的10％，衣着类物品的供给量在整个中国都低于战前的水平。工业生产的消费品，1944年的供给量低于1938年的10％。而与此同时，大量人口涌进大后方，更是加剧了总需求的不断扩张。”
    一方面是需求远远大于供应，另一方面则是政府治理的无能，孔祥熙的治国水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延续而有任何的提高，他惟一的办法还是印钞票，反正四大银行的印章全部在他手上。国民政府的战时支出中，约75％是靠印制新纸币来弥补的，一度因为用钞量实在太大，中央银行只好委托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大东书局来帮忙印钞票。就这样，空前恶化的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据杨格、张公权等人的研究，零售价格的年上涨率分别为：1938年的49％、1939年的83％、1940年的124％、1941年的173％、1942年的235％、1944年的231％和1945年8月前（抗日战争结束前）的251％。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的计算是，从1940-1946年，中国大后方的物价每年平均上涨300％以上。《剑桥中国史》认定，通货膨胀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抗战八年期间，平均零售物价指数上涨了2600倍。
    接着再看孔祥熙理财治家的表现。在这一部分，这位山西票商的后代充分展现了他惊人的才干，史料证明，在抗战期间，孔家赚到了比之前更多的钱。
    孔氏在统管四大国营银行的同时，一直没有忘记经略自己的钱库——裕华银行。它是大后方最活跃的私人金融机构，在重庆黄金市场上，它是实力最强的交易客，被尊称为“西帮老大”，有媒体记载，“西帮是黄金最大的买主，他要买就是整砖（400两），资本大，势力厚，买来之后转运西安，再用牲口驼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孔祥熙专门在中央银行为裕华开了透支户，到1941年透支额就达3000万元，战前的裕华注册资本是200万元，迁到重庆后增为2000万元，到1945年，已增资到1亿元。
    以裕华为龙头，孔祥熙的生意做到了无数产业，据信，列在他名下的公司不少于28家，仅出名的商号就有祥记（综合性贸易和投资公司）、庆记纱号（专营棉纱买卖）、强华公司（从事运输贸易）、大元公司（专营五金电料）、恒义公司、升和公司（这两家是做洋杂百货的）、广茂兴公司（经营参茸药材）等等，此外，他投资办过《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及申时通讯社，俨然大后方的一个“报业大亨”。1941年，当时国内第二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发生危机，他乘机将之揽入怀内。
    孔祥熙还把手伸到了实业界，他采取的办法是暗抢明夺，其中最著名的是染指民生和控制华西两个案例。
    抗战初期，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承担了转运战略物资的主要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善于经营的卢作孚通过兼并及“以运费投资”等办法，迅速扩大了自己的产业，民生的大小客轮从战前的48艘，最多时增加到115艘，旗下还有了纺织印染、机器和钢铁工厂，成为大后方最显赫的民营企业。孔祥熙对民生颇为眼热，在一次邀约去民生演讲的时候，他向卢作孚提出，希望由中央信托局对民生投资200万元，当时民生的总股本为700万元，孔祥熙一旦进入，无疑将成一个不小的股东。卢作孚大骇，急忙求救时任交通部长的张公权，后者又转托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婉转向孔陈情说，“民生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由纯粹官办的中央信托局大量投资似非所宜。如果民生需要财务上的帮助，也应由商股性质的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适当投资为宜”。孔祥熙知道这是婉拒之词，卢作孚在四川的人脉很深，民望甚高，他也不敢强弓硬上马，只好暂时作罢。
    不过，从此之后，民生要到银行借款却变得很难，据当过民生总公司财务处襄理的王世均回忆，当他去各行“跑头寸”的时候，每每有人暗示，“如果要彻底解决民生财务上的困难，最好找孔先生投资和出任董事长”。有一次，孔祥熙设法弄到了民生主要股东的名录及占股表，便暗中派人去上门收购，卢作孚得悉后，马上通知财务处对股票过户严加注意，此计又没有得逞。孔祥熙没法从民生那里得到好处，总是心有不甘，重庆中央银行的隔壁是民生总公司财务处的办公所，为一栋四层大楼，建筑很是气派。孔祥熙便要求卢作孚把大楼让给央行，卢提出能否给予适当的代价，让民生另选一地造楼。孔大大的不高兴，下令财政部和央行将到期应付民生的差运费及拨款全数扣下，还四处对人说“卢作孚太不够朋友”。卢百般无奈，只好将大楼拱手让给了孔。这一轮回合下来，孔祥熙才算是赚到了一点面子钱。
    如果说卢作孚从孔祥熙的铁爪下侥幸逃生，那么，四川的另外一个民营大企业华西兴业公司则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
    华西兴业由胡仲实、胡叔潜两兄弟于1932年创办，旗下有机器厂、炼钢厂、木厂、砖瓦厂、汽车修理厂等多家企业，并有自营铁矿、煤矿、耐火材料矿和一家专科学校。在战前，华西承建了西部众多的电力厂、水泥厂和自来水厂，是西部规模最大的重型工业联合体，其中的华联炼钢厂是西部最大的钢铁企业。国府入川后，拟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策，提出“群策群力，建设大西南”，胡氏兄弟很想借此东风，依赖政府的“扶植与奖励西南实业”政策，把华联炼钢厂进一步扩建。他们想尽办法与孔祥熙搭上了线，后者亲率众多亲信到华西视察。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引狼入室”。
    胡氏兄弟的想法是将华联扩建成日产30吨钢的炼钢厂，全部建厂资金为300万元，胡氏可筹一半，另外一半希望得到政府的贷款。孔派人前去试探，希望投资合办，胡氏担心后患，坚持申请贷款，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关系。”孔祥熙表示同意，不过，中央信托局给出的第一期贷款额只有60万元。胡氏以到账的200多万元启动了扩建工程，当基建动工及国外订购设备相继到来的时候，中信局却以种种借口再不肯贷款，华西顿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当胡氏兄弟再度找到孔祥熙的时候，他明确提出官商合办的办法，他更威胁利诱，如果胡氏顺从，投资以及未来的政府采购订单无庸担心，如果不从，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后，他很有深意地说，“钢铁、电业、矿业均属重工业，与抗战建国息息相关……（合组）此举深荷总裁（指蒋介石）赞许”。
    话语至此，胡氏兄弟除了极度惊恐之外，已别无选择。然而，当谈及具体的入股条款时，孔祥熙的居心还是让他们大感意外，他提出的股本总额一下子提高为1200万元，胡氏把华西体系内所有的工厂、矿场和现金折合起来，也不过200多万元，而孔祥熙最不愁的就是资本，他以“西南经济建设为中央急需进行之政策”为由，由行政院指示财政部命令四大行联合投资，他自己的裕华、祥记也顺搭入股，双方资本一合并，1939年7月，一家“中国兴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了，国营及官僚资本占到了81％，胡氏股本仅19％。到1942年春，孔祥熙再出新招，提出将资本额再增至6000万元，商股表示反对，认为扩建工程大体快告完成，已没有必要增资。孔亲自主持股东大会，以绝对大股东的身份通过了增资决议案，并要求在十天内所摊认的资金都要到位，胡氏兄弟当然无法一下子拿出数百万元的现金，只好放弃，至此，商股比例下降到了11％。又过了一年半，孔祥熙第三次提出增资要求，中兴资本额翻倍为1.2亿元，情景再度重演，商股放弃，官股增持，股权比例调整为5：95。胡氏近乎出局，兄弟两人先后黯然离开了企业。
    官僚资本控制中兴后，如果真能把企业搞好，倒也是一件利国之事，然而，情况正好相反。中兴公司的董事会阵容可谓空前强大，孔祥熙亲自出马担任董事长，常务董事十人，其中包括经济部部长、财政部次长、央行副总裁、中国银行经理、交通银行经理、中央信托局理事长、大学校长等等。可是到了具体的经营层面，却是一团乱局，用一个叫宁芷村的见证人的话来形容，是“既垄断又虚弱，在企业管理上十足衙门化，腐朽透顶，在企业内部争权夺利，相互倾轧”。钢厂的扩建工程拖拖拉拉，到1943年才告完成，开炉炼出了几百吨的低碳工具钢，却因质量不佳没有销路，孔祥熙只好下令由他儿子孔令侃担任理事长的中央信托局全部购下。从此以后，中兴再没有炼出新钢，到1945年11月遣散工人，宣告停工。“重工业之霸”的梦想就此鸡飞蛋打。
    （下）
    孔氏贪腐跋扈，耽误国政，到1941年底终于因为一起“飞狗事件”而成举国皆曰可杀的国贼。
    这一年的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随即进击上海和香港，18日，驻港英军1.5万人宣布投降。当天，国民政府派出最后一班飞机抵达香港机场，困等在机坪上的有众多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其中包括国民党中常委、一级陆军上将陈济棠、国民党元老廖仲恺遗孀何香凝、国民政府检察院副院长许崇智以及郭沫若、茅盾、陈寅恪等等。然而，这架飞机却被孔祥熙的二女儿孔令俊和她的十多个保姆、保镖、宠物狗和随带的马桶塞满了。陈济棠登机，孔二小姐把宠物狗放在座位上，不让他落坐。陈上将大怒叱责，谁料孔二小姐竟拔出一支左轮手枪，顶着陈的额头喝令他下机。
    当这架飞机降落在重庆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正在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会议鼓掌通过了一个名为《增进行政职能厉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的决议案，与会要员前往机场迎接陈济棠、何香凝等人，谁知从机舱里钻出来的却是孔二小姐和她的宠物狗、保镖及保姆，在场诸人目瞪口呆。四天后，《大公报》披露了这条新闻，举国哗然。西迁到重庆、昆明的大学生上街游行，西南联大学生在“讨孔宣言”中写道，“今日，我国贪污官吏有如恒河沙数，而其罪大恶极者莫如国贼孔祥熙……嗟夫，铜臭冲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贻举国之害。此贼不除，贻害无穷，国事危急，奚容缄默”。
    在声讨怒吼中，声音最响的人是历史学家、时任政府参议员、后来当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傅斯年教授。此人五短身材，体壮如牛、脾气暴烈，人称“傅大炮”，在20多年前的“五四运动”中，是北大学生的总指挥，至今尚留存一张当年照片，他手擎一面大旗带队冲在游行队伍第一列。“飞狗事件”曝光后，他大呼“杀飞狗院长以谢天下”。其实，早在几年前，他就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的罪证，把所有材料装在一个箱子里，藏在枕头底下，寸步不离。他给自己的老师胡适写信说，“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分无惭于前贤典型……至少可以说，他（指孔祥熙）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近则成一溺桶，人人加以触侮耳。”
    有一次，蒋介石为了替孔祥熙缓颊，专门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问：“孟真（傅斯年的字）先生，你信任我吗？”傅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傅闻言当即脸涨得通红，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见傅斯年欲作拼命状，蒋一时默然。
    1943年，重庆召开献金大会，孔祥熙担当主持，在发表了言辞堂皇的演讲后，当场有商绅高呼，“请孔院长先拿出来点，给我们做做样子。”孔笑嘻嘻地说，“我哪里有钱，我是一个穷公务员，财政部长的薪水才800块，我捐一点，也超不过800元”。满场众人哄笑。
    尽管因“飞狗事件”而弄得声名狼藉，但是扳倒孔祥熙还是花了两年多时间。
    1944年，傅斯年披露了孔祥熙倒卖美金公债的丑闻。在1942年，美国国会宣布将贷款给民国政府5亿美元，孔祥熙随即宣布提取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金。当时，美元的黑市价为110元兑现1美元，因此，储蓄券一出，就受到黑市的追捧，后来随着通货膨胀的严重，储蓄券的保值性更是突显，到1944年初，市场的公债价格为每美元兑现273元。孔祥熙私令手下将350万美元的储蓄券按官价购进，然后在黑市十倍抛出套利，另外还有799.5万美元则由中央银行的其他大小官员购进私分。在这起贪污案中，呈现出了系统作案的特征，首先是，中央银行的相关机构在账务处理时，不按常规的会计准则和责任程序操作，在各个环节都做了手脚；其次，购买储蓄券的价格已是极低，而即使如此，也是由中央银行垫支，而不是孔祥熙等高官们自己拿出来的。这一化公为私的官僚行为模式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公开揭发此事，引起举国公愤。1944年底，孔祥熙被迫辞去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等一干职务。
    祥熙祸国，难以例数，其罪之大，要在两则。其一，他以山西票商后人的娴熟财技，一手掐断了民营金融业的千年血脉，中国自先秦以降就有民间经略钱庄的传统，孔氏断脉，遗祸百年；其二，他把官商模式运作到了极致，以至于在乱世中形成了一个游离于一切社会阶层之外的特权集团，它让国民经济陷入低效，更令民众对政权丧失信任、无比厌恶。
    被免职后的孔祥熙退出了政坛，他开始专心打理自己的财产，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转移到香港和国外。1947年夏天，他回了一次老家山西太谷，在那里大宴各路亲戚本家，然后与他们揖手告别。到了秋天，他让夫人宋蔼龄先赴美，几天后，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发出一电，以“忽接家人自美来电，谓夫人染患恶病，情况严重”为由，不等批准，就飞往美国，从此不归。1962年，思乡心切的他到台湾住了3年多，随后又回到了美国。1967年8月，孔祥熙病逝于纽约，时年88岁。此人到底从中国带走多少财产，一直是个谜。1951年，他对人说：“我在中国大陆丢掉的，比我在这里有的，多了千倍以上。”
    从孔祥熙、宋子文等人身上，人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观感：一个拥有绝对公权力、却怀藏私心的名牌大学经济学博士，对于一国的经济来说，也许是最大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