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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通过对明清地方志材料的阅读整理以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试图在分工和交易效率互相作用循环演进的框架下，理解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经济，阐述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状况，分析其兴起的原因和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本文核心的着眼点在于指出明清市镇经济是传统经济内在演进的自然要求，它建立在交易效率改进的基础上并且推动了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同时提高了传统经济结构的分工水平，在其内部出现了现代性的因素。但与此同时，与传统经济的紧密联系使得市镇经济的专业化水平具有自身的瓶颈，最终没有使得传统经济内生出现代经济组织形态。 关键词： 明清 江南市镇经济 分工 交易效率 传统经济 现代性 引言 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萧国亮师认为，小农家族经济结构……是中国阶级社会中生存时间最为长久的一种经济结构[1]。小农家族经济总体上看是一种分散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形式，但国亮师同时指出“小农家族经济并不排斥一定发展程度的商品经济”[2]。 事实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在中国传统经济中，“市”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小农经济绝非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在传统经济内部，各个部门之间一直存在着广泛的分工和交易，并且这种分工和交易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发生着变化。到了明清时期，农业生产率最高，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商业市镇，这一现象引起了经济史学者的关注，从许多角度进行了论述。学者着重关注江南市镇带来的“早期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3]，也就是江南市镇经济的包含的“非传统经济”因素，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探讨十分热烈[4]。 而本文试图从传统经济演进的内在逻辑阐述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的兴起及其社会经济影响，而不纠缠于资本主义萌芽或者早期工业化这样的普遍时间概念之中。刘石吉先生在他的《太平天国后江南市镇的发展》文中早已指出“江南地区沿太湖周边及长江三角洲一带兴起的许多商业市镇……为中国社会‘传统内变迁’的主流”[5]。明清江南市镇经济深植于中国传统经济久已有之的市场经济传统之中，与小农家族经济结构密不可分，同时又与农业、手工业的专业化发展形成张力，为江南地区明清以来经济的持续繁荣及现代性的培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在我看来，传统经济演进的内在逻辑就是小农家族经济内部分工和交易效率改进在同一进程的不同侧面相互作用，不断展开的过程。所谓“分工”并非仅仅局限于生产的分工，而是整个社会的职业分化和技能专业化的过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开篇即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在劳动生产力指向或应用的任何地方所体现的技能、熟练性和判断力的大部分，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6]杨格用“每个人活动范围的缩小”来描述专业化的过程[7]。而交易效率的改进是分工扩大和专业化程度加深的前提，所谓交易效率改进，就是交易费用的降低和以前无法进行的交易的出现。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小农家族经济，不仅其家族内部的分工深化，而且区域间的整合与分工出现并不断发展，这些重要现象的出现与江南经济交易效率的提高有关，又反过来促进了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成为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这个交易效率改进－分工深化－交易效率进一步改进的过程中，市镇经济这种组织形态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市镇经济的兴起和影响的。本文的行文结构为：第一部分简要探讨“市”“镇”的历史沿革，理解明清江南市镇的来源。第二部分探讨明清江南市镇的特点和兴起的原因。第三部分讨论明清江南市镇的社会经济影响。最后一部分总结明清江南市镇的双重作用，并且反思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问题。 本文参考的历史文献以崇祯版《松江府志》为主，同时转引现代学者著作文章中其他方志的记述和其他材料。 一、“市”“镇”的历史沿革 中国的城市出现很早，但与欧洲聚集在城堡中的商人不同，中国的城市，“不是游离分化的结果，而是统治者或政府有计划的规划及建设出来的”[8]。因此早期城市的商业性质并不显著，受经济因素影响也不明显。直到唐代，城市的规划和发展仍然严格的受到政府的管制，经济因素的力量不能充分的发挥。 《唐六典·尚书户部》规定“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9]，对城市土地的用途和分配实施控制。而且大城市中尽管已经出现“市”，空间上却受到限制，并且城市中严格的“坊”“市”分离也阻碍的市的扩大。关于“市”的设立，《唐会要》中记载唐中宗“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10]。而农村中虽然已经出现草市和庙会形式的临时交易，却没有能够在空间上形成固定单位，“端州已南三日一市，谓之趁虚”[11]。大城市仍然是商品交易的主要场所。 到了宋代，一方面大城市的“坊”“市”界限打破，官府和朝廷的建筑规划也渐趋于内敛和精致，不再对大城市的布局做严格的限制，给予了“市”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宋在江南的长期经营和对大运河的维护使得江南地区区域交通联系趋于紧密，大城市与其腹地交往更加密切，促进了大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斯波义信指出“（杭州）150万人口规模……如果没有能足以经常、大量维持谷物输送的商业、运输机构，融资能力和资金储备，以及以低平价格吸纳谷物又有获利丰厚的回货屯集，这一城市难以成立和维持下去”[12]。 在大城市“市”的发展的同时，农村的“市”和“镇”在功能上和空间形态上也发生了变化，刘石吉先生指出“（宋代）农村地区草市及定期市逐渐演化为商业性聚落，居民贸易，日以增盛。而传统的城镇，随着商业化的影响，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则日渐浮现”[13]。 不过在这一时期，大城市的集聚作用仍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两宋的两个都城都是人口众多，工商业极为发达，消费力十分强大的都会城市，其腹地遍及全国，斯波义信描述杭州的市场圈“第一层：杭州及其直属郊区组成的通商圈，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杭州与整个江南乃至南宋的半壁江山联系紧密。而农村的草市和镇自五代起便受到管束和规制，“五代湖州的镇设镇将统治，就限制了草市、市镇经济意义的增长”[14]，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并没有太大的改观。 元代的市镇手工业发展迅速，“马可波罗从苏州南行进入杭嘉湖平原时，更多使用‘商业繁盛’，居民‘皆良商贾与良工匠’，‘恃工商以为活’之类的字句，表述沿途所见城镇的观感”[15] 而明清时期，农村“市”和“镇”的发展更为迅猛，刘石吉先生指出“自明清以来，已经多有不按宋代发令规定设立官监的‘镇’，而只是单纯的具备了商业机能而已。而市镇的增易消长，实视于工商业的兴衰”，经济因素到明清时期已经成为江南市镇兴起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在下一节对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的描述中会有更为详细的展开。 而赵冈先生敏锐的看到了明清市镇经济发展带来的传统经济的变化，“非农业人口分散化的确是中国近两三百年来城镇经济的极大特色”[16]，“城市的发展重心是靠近农村的商业市镇，尤其是江南地区，市镇数目大增”[17]。这个时候，靠近农村，位于专业化经济作物产区几何中心位置的市镇的经济作用，已经逐渐超过了区域的核心大城市，而大城市的功能也开始变化。刘石吉先生指出“有不少例子显示出某些大镇的重要性均超过了它所属的县城”[18]。而区域核心城市多数向行政核心的功能进行转化，将经济功能让予周边市镇。这一点在后文中也会有详细的阐述。 [1] 萧国亮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第108页 [2] 同上 第124页 [3] 参考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四期第60页 [4] 参考 叶依能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市镇经济》中国农史 2000年第19卷第3期 第57页 [5]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89页 [6] 亚当·斯密 《国富论》唐日松等译 华夏出版社2005 第7页 [7] 转引自 杨小凯 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第14页 [8] 赵冈 陈钟毅 《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9 第339页 [9] 转引自 赵冈 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9 第317页 [10] 转引自 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中华书局 2002 第271页 [11] 转引自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 中华书局 2002 第265页 [12]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第331页 [13]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157页 [14]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 2003 第315页 [15] 转引自 高荣盛《江南社会经济研究·宋元卷》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6 第745页 [16] 赵冈 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9 第337页 [17] 同上 第329页 [18]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135页 明清时期的“市”与“镇”渐渐不分，“市与镇之别，……大抵沿用旧时之习惯名称，以商况较盛者为镇，次者为市”[1]，到后期这样微小的区分也不复存在，可以说到了明清时期，江南的“市镇经济”才真正形成。 从上面梳理的“市”“镇”的沿革历史来看，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尽管具有现代性的诸多特征，也可以被理解为城市化的一种形态，但其本质仍然是根植于传统的小农家族经济内部，从后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楚的看到市镇经济与周边农村农业、手工业生产密不可分的联系和互动作用。中国的现代性和城市化进程的源起是传统经济内生的，产生于农业经济交易效率提高后展开的内部专业化过程，其特征也表现为高度分散的非农业人口和数量众多的市镇。刘石吉先生有非常精彩的观察：“以全国人口最稠密，工商业最发达的江苏省，其一万以上城人口比例尚远逊于日本，也比不上意大利和西班牙……江浙两省以农业之区，而其人口密度反超过工业化程度甚高之英、荷、比诸国”[2]。 下面一部分，我将以崇祯版《松江府志》为主要材料，描述明清市镇兴起的主要情形，在此基础上归纳明清市镇经济的主要特点。 二、明清市镇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从宋代即开始的农村“草市”空间固化和军事、行政性质的“镇”的商业化过程继续加快，江南农业区域几何中心出现了众多纯粹商业性质的空间单位，称为“市镇”，而在市镇进行的生产，交换以及市镇内部，市镇与周边农村乃至市镇与中心城市的贸易和互动形成了市镇经济。 松江府“后扆九峰，前襟黄浦，大海环其东南，长泖绕乎西北，益一都会云。”[3]，其傍江面海，土地肥沃。崇祯版《松江府志》第三卷专门记述镇市、坊表、桥梁和堰闸。其中记述了松江府崇祯年间的五十二个市镇，分布在松江府各保，大小不一，繁荣有异，择较有代表性的列于下： 朱泾镇一称珠溪，在四保，胥浦乡之里，古于此置大盈。 亭林镇在十保，此地有宝云寺为梁顾野王故居。 莘庄镇一名莘溪镇，在三十六保，北邻七宝，南近乌泾镇，其地产花少稻，本瘠土也，民居数千，指多诗书絃诵之家。居然称镇有春申。 萧塘镇一名萧溪，在南桥北。镇有崇福寺，卫文节之故居也。自昔富繁，近世宋瑮宋瑛兄弟相继登科，故其名益著。 乌泥泾镇……通志云宋季著姓张，百五居之富垺侯伯，至元间，张瑄以海漕显，治第其中。后又有张姓者，家累千金，称张有钱。……以故人民盛于他镇……嘉靖年间泾水淤涸寥落，益非旧矣。 闵行市在十六保，横沥东滨于太浦，在上海西南。乃南江陶宅诸处繇浦入府之通衢。 朱家角镇在五十保，商贾凑聚，贸易花布，宗省标客往来不绝。今为巨镇，有明达禅寺及太石梁，俱新制，颇雄丽。 下砂镇在十九保，去上海东南六十里……镇多巧工，精刺绣，称下砂绣云。 新场镇一名石旬里，距下砂镇九里……时海鲜不绝，歌楼酒肆，贾街繁华，县未过也。 川沙堡，嘉靖中倭寇蹂践最惨，里人乔镗王潭，建议筑城以为备御。 再看一下《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4]中一些典型的明清市镇的情状： 朱泾镇，一名珠溪，在胥浦乡四保，烟火稠密，商贾辐辏，有城市气象。 金山卫，濒海跨松江界，明洪武时建城，清初尝治此，昔极繁盛，号称富庶，今则居民寥寥，城市逊于村落矣。 金汇桥，在金汇塘东，距治三十里，棉花市最繁盛。 地方志中专门辟篇幅讲非官方行政设置的商业市镇，其篇幅甚至超过了行政中心城市，可见在明清人的观感中，市镇已经是极为自然和重要的空间单位。江南农村几乎每一寸土地都与商业市镇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市镇的兴衰也称为方志所津津乐道的话题。 从方志零散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粗略勾勒出明清市镇经济的一些特点： 首先是依赖交通线，多数市镇的名称中都有泾、塘、溪、桥一类的字，说明市镇多近水。而经过宋代经营，明清时候江南的水运交通已经非常发达，成为现代铁路建设之前，江南主要的交通方式。以商业功能为主的市镇，要想集聚客商，联络乡里，通达城市，必须处于水陆交通极为便利之所。像闵行这样的市镇，还位于上海市郊，是大户人家出入上海的必经之路。虽然不能讲水陆交通枢纽是重要市镇的充分条件，但一定是必要条件，交通条件的变迁足以主宰一个市镇的兴衰，如《松江府志》中所述繁华一时的乌泥泾镇，也因河道淤塞而寥落。刘石吉先生提到的一个例子也相当典型“彼时鹤王市的棉花主要从刘河港出口，但到了清初康、乾年间，娄江口陡涨横沙，刘河港渐被夷为平陆，于是‘花市萧条，远商不至，沃壤变瘠土矣’”。 其次是市镇并不趋向中心城市的周边，而是“位于人口稠密的农村之中心点”[5]。这一点最为明显的反应了市镇经济建立的基础是在于农村农业部门和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而非大城市的手工业部门的外移。市镇经济的起点便是从农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的收购点和交易场所发展起来的，初期的商人多数是亦农亦商的“农商”阶层，利用农闲时期前来交易，后来“坐商”的比重才慢慢扩大，因此选择人口稠密的农村之中心点，不仅可以最方便的征集周围农村的产品，也为“农商”们照顾自己的土地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到后期，手工业分工迅速发展时，这种空间布局也极大的便利了手工工场雇佣农村的劳动力。相比之下，靠近大城市布局的市镇则无法取得这种交易效率的改进优势，难以从分工本不发达的小农家族经济结构中获得足够的产品规模和交易规模，更加难以促进农村经济专业分工的深化，没有初期的“农商”阶层，市镇交易很难迅速的普及，而专业化的商人群体更是无从谈起，这一点将在后文展开。 第三个特征是市镇经济与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互为因果促进。这一点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土壤丰肥的地区，其市镇往往兴起于稻谷的交易，其二便是《松江府志》记载的莘庄镇一类，本为贫瘠土地，但因为明清时期大量经济作物引入中国，在江南试种，或者广植桑树，桑蚕木棉的产值远高于同样面积的稻谷，因此在交易条件改善的情况下，贫瘠土地地区的农民便可以专业种植经济作物，少种甚至不种稻谷，这本身也促进了盛产稻谷地区的专业化，而交换的大量出现催生的市镇经济的迅速发展。后文将会详述。 第四个特征是市镇经济兴盛时往往游商云集，逐渐替代半专业的“农商”，区域间的贸易开始兴盛。游商往往拥有更多资本，从事更大规模的交易，同时带动起市镇的消费行业，使得市镇迅速城市化，“时海鲜不绝，歌楼酒肆，贾街繁华，县未过也”。同时，游商也并非脱离小农家族经济的独立资本，事实上游商与本乡本土联系非常紧密，乌泥泾镇的张氏家族以漕运兴，拥有大量资本，但其产业仍主要置于本乡，没有形成大规模跨区域的产业实体和贸易机构。而傅衣凌先生也指出“中国商业资本具有自己的特点……商业与农业结合……以乡土为中心，形成一种排他性的组织”。因此市镇经济兴于游商，但整合发展的瓶颈也在于游商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始终不足。 [1] 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125页 [2]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140页 [3] 《松江府志》卷二 形胜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本书据日本所藏明崇祯三年刻本影印 [4] 《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9 [5] 赵冈 陈钟毅 《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9 第329页 三、明清时期市镇经济兴起的原因分析 3.1大城市规模的下降和农村交易需求的上升的矛盾 宋代的大城市是中国传统社会大城市的一个高峰，汴京和临安的城市规模和腹地面积在当时世界上为首屈一指，大城市可以为小农家族经济提供足够的交易组织力量和贸易的机会，也有足够的手工业生产能力为交易提供保障，尽管当时农村也存在大量的家庭手工业。以核心城市及其腹地这种结构构筑的贸易体系运行非常顺畅，斯波义信指出临安“日常生活需要直供商品和储备物资形成中距离商业运输圈”[1]，仅凭巨大的城市规模所创造的需求和城市手工业的生产能力就可以维系这个贸易体系。 而明清时期情况有所不同，首先是都城的迁移，政治重心的北迁使得江南的中心城市失去了从制度上聚集大量人口的机会，当时的江南的城市，按照傅衣凌先生的讲法，主要都是“苏杭型城市”[2]，即依靠工商业聚集人口的发展路径，尽管规模也十分可观，但缺乏政治力量的保障。 更为重要的一个原因来自于人均农产品生产量的下降，国亮师指出“小农家族具有内在的人口增殖趋势和精耕农业过度集约经营的趋势”[3]，而赵冈先生更为直白“耕地面积与单位面积产量两者都增加了，但是总效果还是追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据我们初步估算的结果，11世纪以后到19世纪中叶这一段时间，每人平均粮食产量下降达36%”[4]，李伯重先生也指出，“以亩产值较高的作物取代较低的作物，是提高亩产的一个有效的办法”[5]，这样就造成了大城市收集余粮的效率降低，需要更为广阔的集粮区域，而交易成本的限制使得大城市的集粮范围很快达到了极限。这样大城市的规模就受到了限制，不再能为小农家族经济提供足够的需求和交易机会，也不能聚集起大量的手工业生产，以通过规模效益弥补大城市造成的交易成本劣势。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后面将提到的一些因素，农村的交易需求却不断的提高，小农家族经济内部出现的这种矛盾需要新的交易形式和组织来进行协调，改善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交易效率，于是市镇的出现称为一种必然。 3.2专业化种植经济作物的推广，农民税负的沉重以及农民的趋利倾向 之所以将这三个因素列在一点之中，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首先看专业化种植经济作物的推广。看《松江府志》的记载在卷六，物产篇： 吉贝即木棉花，本夷产，意亦前海外方言也……吾郡北乡植之，采以织布，细细如罗纱 松郡不力蚕事，树桑绝少，元时太守王至和刻栽桑图，劝民种植，一时成林，遂呼太守林。又钱庆余于蟠龙塘种桑千株。 在《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中也有相关记载： 田共计八十万亩，五十万亩为水田，三十万亩为旱田，大部分种棉花，年产约十五万担上下。 同治十一年，苏松太道归安沈秉成捐廉购桑数万株，分给邑民种植，而蚕桑之利始溥。 专业化种植经济作物的推广使得专业化的市镇出现成为可能，《松江府志》称为“松之布衣被海内，吴绫上贡天府”，田培栋先生也指出，“江南的市镇大部分都是与专业生产有关系的”[6]，专业化种植经济作物使得市镇的手工业降低了成本，同时使得家庭手工业有可能产生规模效益。很难想像如果市镇周边不存在相对集中的专业化农产品生产，市镇经济能够发展出手工业工序过程的分工乃至“机户－机工”组织结构，因为没有专业化农产品生产，原料的征集会耗费巨大的成本，而且一个市镇也很难形成统一的产业，达到贸易中的规模效益，使得市镇的交易效率改进作用充分发挥。 但是为什么一向以稻米为主的江南农村会出现专业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并且迅速推广呢？农民税负沉重和趋利倾向是两个原因。 前文已经阐述了明清人均农产品产量降低的事实，而明清对农民的赋税相当沉重。造成了种植粮食的收益非常低，“自后赋税日重，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大抵以十分百姓，已八九分去农矣”[7]。同时由于种植技术的改善，原本“夷种”的作物江南农民也能熟练种植，过剩的人口又为家庭手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农人纺经十之六，遂使家家置纺车，无复有心种菽粟”[8]，种植经济作物并发展家庭手工业的收入远远高于种植粮食，因此专业化种植经济作物的迅速推广也就理所当然了。 农民税负沉重的另一个作用是将农民推向了“农商”。“农作之民日耗，不得已而弃其本业，去为游手末作”[9]，游手末作即商业。小农家族完全弃农从商的其实仍是少数，更多的情况是部分家庭成员从事商业，其余成员继续农耕，以保障基本生活，这些在后面专门论述“农商”阶层的时候会有进一步论述。“游手末作”之民的大量出现为市镇经济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3.3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和白银的大量流入中国 前面提到市镇经济的出现是交易效率改进的需要，事实上市镇经济的出现本身也需要一定的交易效率改进为基础。斯波义信强调在宋代江南开发中“工学的适应”，即是指宋代江南经营中不断的水利建设[10]，水利建设不仅改善了灌溉和耕种条件，更是改善了江南的交通条件，使得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专业化生产才有可能。而蒙元的世界帝国促进中国的海上贸易，不仅改善了整个江南的外部交通环境，也为明代外贸的大力发展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提供了可能。大量白银的流入极大的方便了贸易的进行，从而成为市镇经济出现的交易效率前提[11]。 3.4四川和湖广的发展 这也是被很多学者所忽略的一个基本条件。前面的论述已经指出，江南市镇经济需要专业化的经济作物种植和专业化的特色手工业，才能使市镇经济发挥出交易效率的优势。但在宋代，江南地区是天下赖以仰仗的粮仓，“苏湖熟，天下足”的意识深入人心。如果到了明清这种状况依然严重，那么江南地区就不可能减少种粮面积来专业化生产经济作物，否则人口的压力和粮食的匮乏发作会导致整个经济的崩溃，而以中国的人口数量依赖外来输粮是绝无可能的，况且中国当时已经是世界上粮食生产水平最高的国家。 所幸明清时期的中国，湖广和四川地区已经迅速的开发，邹逸麟先生指出“明至清前期是垸田全面发展的时期，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都得到开发，在垸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粮食生产自明中后期开始显示其作用，……湖广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输出省”[12]。成都平原的发展也同样迅速，《宋史·地理志》称成都平原农业“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13]。刘石吉先生指出，“清中叶后，商业市镇的南浔变成严重的缺粮地区，必须仰赖客米来接济”[14]，而全汉晟先生指出，“江南各地每年从长江中上游各省输入的米粮量达一千五百万石，约有三、四百万人依此维生”[15]。供养天下的苏湖粮仓便成了需要全国输粮的地方，但这样的条件方才催生的高度发达的市镇经济以及由此产生的专业化扩大，使得传统小农经济内部出现的现代性的因素。交易效率的改善亦是这种机制能够实现的前提，全汉晟先生的另一个精彩论断是“当时以苏州为中心的大规模远程米粮贸易的市场结构，比之二十世纪‘现代’市场经济并不逊色”[16]。 3.5海外贸易的刺激 前文提到大城市规模的限制无法为小农经济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提供足够的需求，即使市镇出现之后这个问题依旧存在。而海外贸易的出现和扩大缓解了这个问题，市镇的大量存在提高了小农经济家庭手工业对外贸易的交易效率，而这个交易效率的改进进一步刺激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提到： 自海禁大开，夷商咸集上海，湖丝出口以南浔七里丝为尤著。 扩大了的市场范围能够进一步提高专业化水平，如果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达到的效率能够持续提升，并且出现大规模商业资本的整合与组织，在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冲击的过程中，当有实力进行抗衡甚至反冲击，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许会正常许多。不过由于后文将提到的市镇经济本身的诸多限制，这一过程最终没能完成。 四、明清市镇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4.1明清市镇经济、交易效率改进以及分工程度的加深 在阐述了明清市镇经济的特点和兴起的原因之后，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对明清市镇经济在交易效率、分工加深和集中交易整体过程中作用的讨论了。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一个模型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梳理。尽管经济史的变量关系复杂程度使我们不能直接用抽象的模型来解释经济史的演进，但一个模型的好处是使我们更清楚我们依托的概念体系究竟是如何作用的。 杨小凯在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指出：“集中交易能不能节省交易费用，同分工水平的高低有关，而均衡的分工水平又与交易效率有关。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交易效率、交易的集中程度以及分工水平三者是交互影响、在市场竞争中同时确定的”[17]，这个论述跟我们前面分析时提到的一个过程的不同侧面是一致的，在这个思想下我们尝试做一个模型将这三个概念的关系梳理清楚。 [1] 斯波义信 《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第331页 [2] 参考 李伯重 《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1250-185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第377页 [3] 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第112页 [4] 赵冈 陈钟毅 《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9 第336页 [5]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1250-185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第329页 [6] 田培栋 《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 第301页 [7] 《四友斋丛说摘抄记》 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6页 [8] 转引自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1250-185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第246页 [9] 万绳楠等 《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黄山书社 1997 第320页 [10]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第45页 [11] 关于明代白银流入问题，参考 张卫华《浅析银两在明代得以盛行的原因》 经纪人学报 2006年第2期 第116页 [12] 邹逸麟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第253页 [13] 转引自 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第251页 [14]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38页 [15] 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60页 [16] 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61页 [17] 杨小凯 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第127页 模型一：讨论交易费用与分工水平问题 假设经济中只有两个个体A、B，只有两种产品X、Y。 1、假设他们的效用函数为： ； 2、假设A生产一单位X耗费1的资源，生产一单位Y耗费2的资源。 B生产一单位X耗费2的资源，生产一单位Y耗费1的资源。 3、A和B具有相同的资源禀赋I。 4、两者自给自足下不产生交易成本，两者贸易时才产生交易成本。 在两者选择自给自足状况下： 解得 同理解得 于是 在A专业生产X而Y专业生产Y的状况下，假设无交易成本。 A可以生产出I的X，而B可以生产出I的Y。根据对称性，交换价格为1。 因为A、B对X和Y的偏好相同，因此会各自用一半的产品换对方一半的产品。 于是： 。 假设交易成本对双方相同，只要对每一方总体交易成本 ，则双方会选择分工并交易，否则双方会选择自给自足。 因此，交易效率的改进会在一个不连续的意义上使分工水平提高。 模型二：讨论在什么情况下集中交易会改进交易效率 假设有A、B、C三个个体，分别专业化生产X、Y、Z，假设交易成本等于为交易而移动的距离，A、B、C位于一个边长为1的等边三角形的三个顶点上。 如果三个人两两交易，假设交易点位于两人中点，则总体交易成本为 ，而如果三个人集中到三角形中点交易，则总体交易成本为 ，集中交易可以改进交易效率。 如果降低他们的专业化水平，假设A专业生产X，B专业生产Y，C生产X和Y，那么根据文定理，必然只有A和B交易，而C自给自足。仍然假设交易成本等于为交易而移动的距离，则此时两个人到中点交易与集中到一点交易没有差异，集中交易并不能改进交易效率。 因此专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的程度时，集中交易才能改进交易效率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市镇经济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起的作用。 前文已经论述过市镇经济产生的交易效率改进条件，那就是交通条件的改善，白银的大量流入乃至专业化生产经济作物带来的空间集聚。这些条件的具备才使得市镇经济成为一种较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方式。 而市镇经济形成之后进一步的改进了交易效率，由于市镇经济的集聚作用使得交易更加的集中化了，不同的专业化区域间市镇的交易扩大的市场范围，带来了分工水平的提高，在传统小农家族经济结构内部带来了分工的深化，而分工的深化使得集中交易愈发的有利可图，这种循环的路径使得明清市镇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市镇经济的产生对分工扩大的影响，也就是很多学者津津乐道的资本主义萌芽。 首先要指出的是市镇经济的发展对小农经济的基本单位――家庭――内部分工水平提高的作用。李伯重先生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伯重先生分析了我们一直以为贯穿于整个传统经济的“男耕女织”现象，认为在明清以前，“男耕女织”并非小农家庭唯一的分工方式[1]，“男女同工”是更为常见的组织形式，女性参加大田劳动是非常常见的现象。“自明中后期以后，农家妇女逐渐脱离农作而专力于育蚕与棉纺织，男子脱离棉纺织而全力耕作的趋向已很明显”[2]。 市镇经济的出现，一方面创造了许多对家庭手工产品的需求，而集中交易提高了交易效率使得家庭手工业更加有利可图，“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工商者，三倍于前矣”[3]，趋利倾向的激励使得小农家庭内部通过分工来提高家庭手工业的熟练程度和效率，以获取更大的利润。当时的农户已经有相当强的市场意识，刘石吉先生指出，“近代江南农民对于外在市场反应的敏锐性是勿庸置疑的”[4]，引温鼎《见闻偶录》的话讲“近市之黠农，专时鲜瓜时蔬，逢时售食，利市三倍”[5]。 另一方面，市镇的出现加强了家庭手工业的竞争，李伯重先生指出，“在产品主要是自家消费的时代，农家棉纺织业生产确实可以由欠熟练的人手，利用农闲时间来进行，但在外界对棉布需求很大，市场竞争强烈的时候，这样就不行了”[6]。而且随着人均耕地的减少，到明清时，“一夫十亩”以成常见定制，水稻与春花一年二作制下，男丁专事大田劳作成为可能。而由于耕地减少，家庭收入中农耕收入降低，大量的家庭更加依赖于手工产品的收入，“湖州民以蚕为田，故谓胜意则增饶，失手则坐困”[7]，手工业已经成为小农家族必须仰赖的经济来源，因此家族内部的专业化水平提高也是竞争压力的要求。 市镇经济刺激了小农家族内部的分工，不仅提高了家庭手工业的生产率，也使得纺织技术和产品质量有了提高，《松江府志》讲“各村镇自立各色，不能殚述。其最者曰飞花曰赛锦绸，大要细密匀净而已”，更为手工业的更深化分工提供了前提。 下面来看一下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对手工业的行业分工水平提升的作用。按照李伯重先生的观察，“与明清江南棉纺织业有关的社会分工包括两种：一是棉纺织生产各主要工序的相互分离，另一则是棉纺织业与农业的分离”[8]，这两者体现了生产阶段的社会分工水平提高。在棉纺织业，木棉的种植与棉纺织相分离，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前面叙述的小农家族内部分工实现的，而棉纺织主要工序的分离，主要指纺业和织业的分离，《松江府志》描述黄婆教授纺织之法，“教以造杆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工序的分离成为可能。 而有了生产上分工和专业化，商业资本进入手工业生产领域，大规模的组织劳动力生产成为可能。此时市镇与乡村的联系益发的紧密，乡村的劳动力要素与市镇的资本要素结合，产生了学者经常谈到的“城乡连续统”，江南地区的城乡要素壁垒逐步打破，市镇对交易效率的改进得到加强。两段经典的记述： 纺织不止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顷刻间。织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田家收获，输官偿息外，不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9] 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10] 市镇经济促进手工业的分工水平提高，使得江南传统小农家族经济出现了某种现代性的因素。传统的小农家族经济组织结构被打破重组，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的可能性已经从传统经济的内部产生。事实上当时苏杭地区商业资本介入手工业生产而发展起来的规模化生产组织已经有相当的水平，如果商业资本可以更自由流动，产生出规模更大的生产组织，或者政府对家庭手工业的保护加强，使得清末民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工业品涌入时，家庭手工业有相当的组织化和生产能力，不至于猝然间便被击垮，我们本土固有的生产组织形态，不迅速的被机器生产的工厂所替代，那么近现代的农村经济将不至于如此凋敝，农民有了生计便不至于起而暴动，那么中国近代化的步骤和进程可能会顺畅许多，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工业化的完成也会从传统经济内部延伸出来的力量而自然完成。可惜历史不能假设，当然，如果近现代不是因为家庭手工业破产，农民单靠土地生产无法维持生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建立起我们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区域内整合之后，区域间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出现的特色产业区域和区域间分工及贸易也迅速的发展，这一点有众多的学者关注。刘石吉先生指出，“不少市镇其他手工业或商品的专业生产而发展起来……成为区域间经济整合的主要趋势”[11]，各种文献在许多学者的记述中已经多有引用，前文所引《松江府志》也有提及，在此不再过多表述。 4.2市镇经济对商人阶层的影响以及其出现的自我局限性 市镇经济的发展培育了江南的商人阶层，出现了一种江南皆商的局面，其机制主要有两个，一是市镇的出现本身提高了交易效率，交易变得便利而有利可图，田培栋先生指出，“各地农民因居地分散，去大城市从事交易不便，遂因地制宜，选择就近的市镇举办定期或临时性的日期进行交易”，[12]“农商”阶层事实上一直存在于传统经济结构中，本身小农家族经济就需要商品交易的支持，亦农亦商属于传统经济内在要求。但是由于交易效率的低下，“农商”中“商”的部分始终不发达，交易规模和水平不能大幅度提高，造成专业化的商人阶层难以出现，而市镇的出现使得交易日益频繁，规模日益扩大，水平日益提高，集中化的交易提高了“农商”中“商”的比重，甚至超过了“农”，也为专业化商人的生长创造了条件。 二是土地和人口压力的逼迫，万绳楠指出，“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不给”[13]傅衣凌先生也指出，“徽商、闽商、晋商等，都是出于地租苛重，土地不足，人口众多，而农家副业，地方特产较为发达之区”[14]，事实上明清时期的江南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前文已经有详尽的描述，不再赘述。 市镇商业之盛，起初为周边“农商”半专业化的聚集。“为了增加收入，庙会时，差遣小孩去卖吃食，应该是当时贫困家庭的普遍做法”[15]，“在市集或墟场上，每逢集日，从附近农村涌入的赶集或者趁墟人潮，肩舆塞路”[16]。“农商”阶层就近交易，利用农闲空余，在初期的商业竞争中拥有成本的优势，成为市镇商业的主力。 但之后的发展逐步向四方游商汇集的局面发展，标志着商业专业化的提高，可以利用更大规模的资本，在更大范围的市场内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易，甚至提供对外贸易的可能。当时盛泽镇的丝织，“络纬机杵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布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17]。南浔镇的丝绸巨商贸易网络遍及全国，“外商对南浔辑里丝的需求日多，丝价因而看涨”[18]，区域市镇经济的整合与扩大分工网络的形成由于专业化经营的游商的出现成为可能。 如果这种专业化的商人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将明清时期本来已经相当发达的江南经济组织成一种更具现代性的生产、贸易形式，打破传统小农家族经济的组织结构，利用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手工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传统经济内部自身可能就能够生长出工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这样，中国的近代化就是一种自身内在的要求，而不是后来看到的外部强行的介入了。 可是在市镇经济当中，商人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由于市镇经济本身的局限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我称之为“分散化交易成本的节约对更高层分工的制约”。赵冈先生指出，“参加集市的商贩大多是农民，每隔数日便担挑着自己的产品到市集上去售卖，既无须假手商人，又不需大量固定投资。市集上的贩卖者实际上是农夫兼商人，等于是利用剩余劳动从事副业。……唐以后市场制破坏，他们逐渐侵入城市。汴京有名的相国寺定期市集以及其他城市的庙会，都属此类……社会正常分工下的专业商贩便不免相对萎缩。”[19]由于市镇经济的空间分散特性，这样的“农商”阶层会因为交易成本的优势而长期存在，专业化的商业资本无法形成规模效应，政府也没有任何措施保护和鼓励商业资本（相反多数时候是抑制大商人），使得本来出于交易效率改进需要而出现的市镇经济本身阻止了其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傅衣凌先生指出，“这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相流动，变换，商而兼士，士而兼商或者农商兼业，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缓和了矛盾，然却很不利于本阶级的成熟成长”[20]。 第二个原因就是整体的需求不足。前文已经叙述了明清大城市的发展相对缓慢至于达到极限而停滞，而农村和市镇本身是提供不断的需求增长以刺激分工深化和技术变迁的。市镇经济的需求能力达到一个程度以后就会逐渐停滞，分工和技术的提高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就会停止，而需求的不足使得工业化生产根本没有出现的必要。海外贸易虽然是市镇经济产生的重要条件，也是市镇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强力限制使得它也无法提供足够的需求使得分工和技术水平持续的提高。 与此相关的就是商业资本投资激励的问题，由于需求的不足和“农商”的竞争，专业化的商业资本投资的激励相当不足，加上“游商”与本乡本土的密切联系，游商在家乡置土办业是非常常见的。傅衣凌先生指出，“清代闽北建阳、崇安两县的大地主，多系茶商”[21]。这些固定资产的购置尽管对当地的开发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造成了流动商业资本的不足，无法组织起更大规模的手工业生产和贸易网络。另外国亮师在《清代两淮盐商的奢侈性消费及其经济影响》[22]一文中详细阐述了商人聚集其资本后的另一方面行为，也就是奢侈性消费，这里我不再赘述。 这两个主要的因素导致明清市镇经济中崛起的专业化商人无法承担江南经济近代化的任务，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整个中国受外力冲击，强行的被塞入了机器大生产的工厂，传统市镇经济被摧垮无力维持，才终于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努力，不过那已经不是传统经济自身逻辑的要求，也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给这些商人们积累和发展了。 明清江南市镇经济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有其他很多方面，如大城市功能的变迁，市民心态的渗入，通商口岸出现的空间条件等等，其他学者已经有许多著述进行阐述，在此我不再重复。 [1] 参考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1250-185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第288页 [2]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1250-185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第288页 [3] 靳辅 《生财裕饷第一疏》 转引自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1250-185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第246页 [4]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16页 [5] 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9页 [6]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1250-185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第293页 [7] 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31页 [8]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1250-1850》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第353页 [9] 转引自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16页 [10] 转引自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33页 [11]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第68页 [12] 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 第301页 [13] 万绳楠等 《中国长江流域开发史》黄山书社 1997 第320页 [14] 傅衣凌 《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 人民出版社 1956 第26页 [15] 刘铮云《城市的过客――档案中所见的清代商贩》，选自李孝悌《中国的城市生活》新星出版社 2006第375页 [16] 同上 第375页 [17] 转引自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 第301页 [18]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第41页 [19] 赵冈 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1.9 第362页 [20] 傅衣凌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 1989 第10页 [21]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 1956 第36页 [22] 萧国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第353页 五、市镇的兴衰与区域经济的整合（代总结） 在交易效率改进和分工水平提高的框架下充分展开了市镇经济在明清江南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之后，我们再从整体上看一下市镇的兴衰起伏，从中寻找对现在我们的区域发展有启示意义的材料。 市镇兴衰之所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因为它在观感上非常容易被觉察，是一个区域经济起伏的风向标。本文整个前面论述的目标，便是利用交易效率改进和分工水平提高这样的内在循环路径，来解释传统经济自身生长出来的一种带有现代性的经济组织形态，试图论证即使没有近现代的外来冲击，从我们的传统经济结构中也能够内生的出现现代化的经济结构。 我们必须看到，由于市镇深植于传统小农家族经济中，与周边的农村经济联系十分紧密，因此只要这种联系不被交通等因素中断，市镇经济的生命力是极为顽强的。刘石吉先生在他的《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市镇的发展》一文中深刻的阐述了这一点： 吾邑自粤匪平后，休养生息，民间元气渐苏，至光绪中叶，村落相望，鸡犬相闻，已渐有升平气象。 即使如战争这样的破坏，只要市镇经济的基石不动摇，恢复的速度都是十分惊人的，甚至可能因为战争造成的人口流动促进繁荣，这在刘石吉先生的文章中有非常详细的阐述，在此不再赘述。 但是市镇经济这种与传统小农家族经济的紧密联系，阻止了它进一步的专业化和规模化，商业资本很难整合大量分散的市镇经济形成现代的生产贸易组织。因此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大量廉价商品涌入，而政府又缺乏必要的保护的情形下，江南市镇经济因为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的不足，产品在拥有交易成本优势的情况下仍然无法同工业化的西方产品竞争，造成大量的倒闭。《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中提到： （民国十九年前后，江苏嘉定唐家行）唐家行，濒黄姑塘，街道南北不足一里，东西一里余，多居民，商店只十余家，每日两市，无大宗交易，市况大不如前。 而在外来冲击下，传统经济内生的组织形态被瓦解，以大城市为中心，雇佣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机器生产成为新的组织形式。但由于资本积累受到前文所说问题的限制，中国无法迅速形成商业资本力量，于是必然依赖外资，形成一种半殖民式的现代化路径。 今天我们的城市问题面临的与明清时期恰恰相反，正是大城市规模过大，资源过度集中，同样造成交易效率的下降。大城市过度发展，使得它的规模效应和分工效应的收益，不足以弥补它造成的交易成本损失，城市中心地价飞涨，环境污染严重，生活费用上升，交通效率低下，这种“大城市病”最终将妨碍大城市的区域经济整合效应。一个区域的经济过度依赖中心城市，会造成这个区域经济发展持续性上的问题，同时引起的收入差距问题又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而近年来江南一些地区小城镇迅速崛起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这种情形与明清市镇类似，又有不同。昆山、萧山这样的小城市临近上海，以长三角地区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而言并不损失太多的交易效率，但是分散组团的区域经济布局，可以充分利用周边农村的劳动力资源，又避免地价飞涨和生活费用提高这样的大城市问题。现在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避免陷入明清时期市镇经济的“规模瓶颈”，以中心大城市的组织力量整合带动小城镇经济，形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同时为小城镇提供足够的需求，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高度分工并且有效整合的市镇经济将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后记： 喜欢历史，然而并不常常去上经济史。大概还是习惯了系统的历史展开方式，对一个对于经济史并没有太多整体上的把握的初入茅庐者来说，大量的方法论和专题式的、问答式的讲法意义不是太大。 从大一开始上过许多的历史课，基本上把中国的历史梳理的三遍，不同角度的展开。我始终认为并不存在经济史，或者所有的历史都渗透着经济史。我们的历史并不建立在一个外在的客体之上，尽管我不否认我们的历史有着某些必然性的倾向，但那必须是在后人不断的解读中被展开的。 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就是思想史，或者说体验史，因此我关注的经济史，也是经济史中人与人关系演进和展开的历程。最重要的问题始终是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而不是人与物的问题。那么经济史是在描述人与人之间特别的关系吗？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种类上可以截然分离吗？至少从这个意义上，经济史并没有什么单独出来的必要，经济史可以宽泛到理解历史上所有人际关系的演进过程，而那几乎就是整个历史。 另外一点就是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我不认为在经济史研究中提出理论和模型是触碰了某根高压线。我们从来也不认为经济学理论就是世界的本质，或者说我们从经济史中提炼出来的理论就可以认识世界的本质，理论只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可能机制的一种理解方式，我们需要理论来梳理我们头脑中的概念框架。至于试图完全基于“客观史实”对经济史进行一个纯粹的展开，不带理论先见的整理历史的经验和启示，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时不刻不生活在我们的先见中，既然如此，何不选择一些更有逻辑力量的先见？ 这篇论文花去了我大量的时间，比我听课的时间多出数倍。我翻阅了图书馆几乎所有比较容易找到的明清江南经济的书籍，从中寻找明清市镇经济的演进脉络，同时借阅了崇祯版的《松江府志》和《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没有这些资料，本文只是空中楼阁。从题目拟定到论文完成，之间只跟李翱和郭思旸有一些交流，他们给了我一些启示，在此表示感谢。更应该感谢的是刘石吉和李伯重两位先生，他们精彩的著作让我找到了明清市镇经济背后很多关键的点。刘石吉先生的研究之严谨差点让我放弃这个题目，而李伯重先生独出心裁的多角度解读给了我很多的旁证信息。另外还有杨小凯先生卓越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和超边际分析框架，他使我理清了市镇经济影响的几个关键概念，我坚信这个理论的发展会是整个经济学理论构架发生质的改变。 另外还是感谢萧国亮老师的课，因为没有这个课，我便没有动力写这篇论文。 遗憾之处在于，尽管我想到了，但是出于精力所限，我没有很好的论述近现代市镇经济继续演进的过程，于是对明清市镇经济的继续发展中所体现的问题便没有一个深入的把握，留待以后的研究继续吧，不过不知我会不会还有机缘写经济史的论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