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并非一时冲动
    坊间大多数论著，提及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大都会从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讲起。事实上，在中国近代现代史上，立宪救国绝不是一个新东西。根据夏新华等编的《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一书提供的信息，最早主张开眼看世界的魏源、太平天国的洪仁珄、洋务运动早期的郑观应等等，都提出过立宪之利。
    但也有一点不容否认的，那就是1908年立宪的思路，几乎全盘承袭于十年前的维新变法。康有为1898年7月的“请定立宪开国会折”、“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在前一折中，康有为指出，“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数大臣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而在后一折中，康有为针对大学士孙家鼐谏诤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之论，再次重申：“窃惟东西各国之所以致强者，非其政治之善，军兵炮械之精也。在其举国君民，合为一体，无有二心也。”
    如果说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激发了最高当权者变革改制的意志，那么1904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日俄战争，则在朝野各方掀起了轩然大波。事实胜于雄辩，立宪压倒专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1904年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战争持续了一年多，直到1905年的9月5日，日俄双方才在美国的斡旋下在《朴次茅斯和约》上签字。这场侵略者之间瓜分胜利果实的战争，在中国舆论界却被化成君主立宪战胜专制的活教材。舆论忽略了日本为了战胜俄国，在军事方面苦心孤诣的准备，只认为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清廷要想摆脱覆亡的命运，依宪治国乃是必走之路。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日俄战争尚未结束之时，晚清政府下定决心立宪救国。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发布上谕，“派载泽等分东西洋考察政治”。直陈朝廷的难局：“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其求治之情，跃然纸上。
    然而，正应了好事多磨那句俗话，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喜剧，一不小心就被革命党人吴樾的人体炸弹搞成了悲剧。1905年9月24日上午，五大臣率随员拟从正阳门火车站出发，前往东西洋取经。孰料，吴樾的袭击就在火车将开未开的那一瞬间开始。载泽等给朝廷的奏折这样描述当时情形：“是日巳刻登车，正拟开行，陡闻轰震之声甚为剧烈，并见烟气弥漫，窗檽皆碎。查系炸弹猝发，臣等赶即下车。臣载泽额角已受微伤，臣绍英耳后发际及臂上受伤略重，随员、仆从亦间有被伤者。”
    革命党人的此番行为，也将自己逼上了舆论的对立面，尽管他们没有宣称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端方致电上海报界：“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证立宪不可缓也。”而各地方大员也次第致电朝廷:“此事必是革命党人中所为，盖恐政府力行新政，实行变法立宪，则彼革命伎俩渐渐暗消，所以行此狂悖之举，以为阻止之计。当此更宜考求各国政治，实行变法立宪，不可为之阻止。”
    载泽等遭遇袭击后短暂疗养，再次秘密踏上了取经的行程。由于受革命党人的人体炸弹影响，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名单稍有调整，并分两路：载泽、尚其亨、李圣铎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奥匈、俄国、意大利。而其随员中，大都是后来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大腕儿，诸如施肇基、夏曾佑、熊希龄、伍光建等等。考察政治大臣出访约半年，考察了14个国家。其间参观议院、行政机关、学校、监狱、工厂、农场、银行、商会、邮局乃至博物馆、戏院、浴池、教会、动植物园等，拜会政治家、学者听讲宪政原理，调查各项政治制度，搜集各类图书和参考资料等。
    经过一大圈眼花缭乱、包罗万象的考察，1905年载泽领衔上奏的“奏请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折”，成为他们这一圈考察的政治报告。
    立宪之利
    国内外形势如火如荼，一番考察之后，出洋大臣们也终于可以依葫芦画瓢地告诉同僚与慈禧，宪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请求立宪的奏章雪片般飞向朝廷。
    1906年8月26日，载泽上奏“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可以说，正是这份密折，坚定了慈禧立宪的信心，因为在这份密折中，载泽以日本宪法为例，根据日本法学大家伊藤博文与穗积八束的讲解，归纳出君主立宪制中十七项君主大权，诸如立法权、操控议会权、人事权、两军统帅权、财政权等等。慈禧等当朝者当然会对此很关心，毕竟立宪事小，自身权力事大。这份密折还阐述了最重要的立宪之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同一天，端方亦上奏“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以俄国为例，鼓励清朝当局不光要积极立宪，而且还得积极脱离专制政体，“取任人而不任法者，一变为任法而不任人”，实行那个时代的依法治国。
    载泽、端方的奏折加强了清政府立宪的决心。但终究，清政府还是持观望态度，只是在这年的9月1日发布“宣示预备立宪谕”。上谕发布前后，朝廷诸臣纷纷上奏，为预备立宪出谋划策。江苏学政唐景崇提交了“预筹立宪大要四条”，认为立宪必须“先发明立宪宗旨”，“当断定立宪主权”，抓“国民普及教育，所以造成立宪资格”，抓“地方自治政策，所以培成立宪基础”等等。御史王步瀛奏议，认为改良政治必先统一事权，即通过开明专制的方式实现宪政转型。内阁中书刘坦也就预备立宪之方法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先行地方自治”“编辑宪法说明书”“各学堂增设宪法教科”“各省官绅设宪法研究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想从改革中央官制、抓好地方自治、推动普法教育等角度来推动立宪。
    反对之声
    即便朝廷中枢已经发布上谕，决定预备立宪，但反对立宪的声音依然不绝于耳。诸多诤谏者，试图以对抗中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忠贞，比如内阁学士文海。文海在一纸奏折中指出立宪有六大错：第一，五大臣以考察政治之名始，却以建议立宪终，属于偷梁换柱；第二，立宪者建议裁撤军机大臣，设置内阁总理，有回归日本立宪前藩镇割据之嫌；第三，中国法制纷繁详尽，立宪者动辄评议，属于剑走偏锋；第四，中国与西洋各国风土人情各异，不能照搬法度；第五，变法求速成，违背了立法宜缓不宜急的客观规律；第六，预备立宪一起，原先已有起色之筹饷、练兵之举全部废弛，造成浪费。
    内阁中书王宝田等，亦条陈“立宪更改官制之弊”，提出四大谬误之处：其一，日本实际情况与中国国情相别甚大；其二，德国实际情况与中国国情相别甚大；其三，俄国国势衰弱自有其理由，不全是政制之原因；其四，欧洲国家成败得失亦有其自己的国情。归根结底，王宝田等认为各国有各国的国情，盲目照搬外国经验并不足取。
    甚至连江苏巡抚陈夔龙这样的地方大员也明目张胆反对立宪变法。陈夔龙认为：“近来预备立宪之举，颇为海内外欢迎，而欢迎之故，无非歆动于地方自治一言。其实程度未到，自治恐为召乱之阶。即仅仅更改官制，似无大弊，而多更一制，即多一耗材之地。”
    立宪不可挡 清廷不可救
    然而，立宪终究还是大势所趋，那些反对的声音，只是为当时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做个精妙的注脚。
    在1907年开始更改官制、训练地方自治、设置地方咨议局等诸多措施次第颁行后，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也就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
    《钦定宪法大纲》在用十四条内容保证君主大权的同时，也附了一个中国版的《权利法案》，尤其是第二条表达自由条款：“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第三条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均表现出了前卫而又积极的意义。然而，晚清政府的昏聩腐朽，坐视革命党势力茁壮成长，人体炸弹一天多似一天，革命杀伐之声响彻华夏，一不小心楚望台军械库的擦枪走火，居然演绎成了影响中国百年命运的辛亥革命。
    关于《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中国清政府颁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共计23条，由“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构成。由宪政编查馆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删去了日本宪法中限制君权的有关条款，充分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立法旨意。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及在紧急情况下发布代法律之诏令。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不付议院议决，皇帝皆可独专。另外，又以附则形式规定，臣民有纳税、当兵、遵守法律的义务。在法律范围内，享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担任公职等权利和自由。《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但由于君权强大，议院立法权和监督权非常有限，臣民的自由权利微不足道并缺乏有效保障。
    □《民主与法制时报》特约撰稿陈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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