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先生是近二十年中国思想界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者。 他最近在发表了一篇长文《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制度改革》（见10月7、8日《南方都市报》），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土地私有、土地兼并、集体化、土地的公共权益、农村林权、农村社会保障、土地调整权等，但万变不离其宗，核心还是土地问题。毛泽东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淡化了土地的价值。这些年围绕着土地发生的种种问题，比如工业化、钉子户、农村征地、小产权房等，已经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土地的价值。无论何时，土地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其重要性无论怎样估量，都是不过分的。这里只是摘录秦晖对于历史上经常提到的土地兼并的看法。此文虽不是严格的所谓的学术论文，但相信对我们这些学历史的人，还是有很多启发的。至少可以作为与平日经常接触的一些结论性认识很不同的认识，可以给久已不重视土地、农民问题的历史学界，带来较新的视野和思想上的挑战和刺激。 以前的主流意见否定土地私有制，我觉得其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说什么土地私有会导致土地兼并、导致社会危机，甚至说会导致农民战争。这应该说是个极大的认识误区。这个误区和我们长期以来的“历史”宣传有关。过去反复地讲，中国历史上周期性的社会危机就是因为土地私有引起土地兼并，引起地主和农民的冲突，然后导致农民战争，王朝灭亡。按照某些人的说法，农民战争以后土地就比较平均，然后出现盛世，然后又由于自由买卖，土地又集中起来，然后又来一次循环……这个说法似乎远不止在历史学中流行，现在几乎各方面的人都沿袭这个说法。 但这其实是个极大的误解。我已经写过不少研究著述，指出我国传统时代土地并不像传说的那么集中；租佃制也不像所说的那么发达；因租佃制导致的收入不均程度更有限，远非当时社会不公、社会危机的主因；当时如果说有“土地兼并”，其主要动力也不是什么“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而是政治性特权；所谓土地在一个王朝中由初期到末期越来越集中、在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由前期到后期也越来越集中的两个“趋势”并不存在；历史上的“民变”与“佃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现象，“民变”并非“佃变”的升级与扩大，导致王朝倾覆的大规模“民变”起因除了天灾就是“官逼民反”，与租佃制并无多少联系，其诉求也与佃农基本无关；把20世纪上半叶的那场革命解释为土改者与反土改者的斗争难以成立；甚至广而古今中外，在没有专制“圈地”的情况下初始平均的小农社会仅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的经济过程变成“两极分化”尖锐对立的危机社会，这种例子还从未有过。 以上便是抄录的秦先生的基本论点。应该说，由于是报纸文章的缘故，有些说法还比较模糊。比如“土地私有引起土地兼并”这样的说法，就比较模糊，唐朝实行均田制，无论如何，相当一部分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如何私有化，进而兼并，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另外，租佃制自然是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提出，自然是细化了问题，但在此反而与以往所说农民起义是由于农民土地被兼并有些矛盾之处，似乎有偷换概念之嫌。我平日读书很少注意到土地问题，但秦先生却是我国研究土地制度史和农民战争的著名学者赵俪生先生的弟子，一直也究心于与土地有关的制度问题，我上面举的两个例子，更多可能还是自己对问题的不了解的疑问。这样的疑问，是缺乏理据的。 不过，对于历来的民变，他归结为天灾和官逼民反，还是很有道理的。我曾经把竺可桢先生关于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名文以及邹逸麟先生所列举的历来黄河水患与古代农民战争相互对照，大致可说，天灾与民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政治的败坏，对于政局的动荡，其关系也是无可质疑的。但是，是否真的就如秦先生所言那样，很少关系呢？这只怕也是很可质疑的。政治败坏带来的官吏横暴，兼并土地，只怕也不能小视。当然，还需要充分的证据。 而这些理据，都不是我短时间内能够找到的，今后有时间，或许会多些关心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或许这就是秦先生这篇文章给我带来的最大收获，即很多习以为常的有关古代土地制度史、农民战争的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而非简单地人云亦云，拿着那些模式化的结论现眼。当然，也有可能，我们会在秦先生的论著中，发现更多的惊喜，同时也有更多的疑问，但这才是读书问学的目的之所在。 很遗憾，没有买过秦先生的相关论著，也没有读过。但还是从豆瓣把他的主要著作找来列在这里，以提醒自己，有空儿读读。 秦晖主要著作： 《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问题与主义》，长春出版社，1999年。 《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变革之道》，郑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 《农民中国》，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 《天平集》，新华出版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