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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四百余年的秦汉王朝，是中国历史序列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段辉煌的历史，足以令中华儿女为之骄傲。对秦汉史的研究，历来为史家所重视，有时甚至可以引发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传世文献有限，曾是制约秦汉史研究的一大因素。而五十年来，一大批重大考古发现，完全改变了秦汉史研究的格局。它对于推动秦汉史研究的作用，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嫌其过高。 首先，以秦史研究为例。在传统的学术格局中，秦史只是汉史的附庸。特别是谈秦朝制度，不得不上溯战国，下探汉代，难免带有约略、臆测之迹。自七十年代以来，三次重大的考古发现（云梦秦简、始皇陵兵马俑坑、秦封泥），为人们研究秦国及秦朝的法律制度、陵寝制度及兵制、官制及历史地理，带来了宝贵的新材料，借助于对秦律遗文及相关法律文书的研究，史学家不仅可以大致弄清秦律体系（栗劲《秦律通论》，堪称代表之作），并且还对一些重大的制度问题（如：始傅年龄、隶臣妾的社会身份、啬夫的种类与职掌、赋役制度、民族政策等）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而以秦俑秦陵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业已蔚成规模，以王学理、袁仲一、张文立、徐卫民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已利用占有资料的优势，做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如果说，林剑鸣的《秦史稿》一书，标志着秦史研究得以从附庸地位而走向独立，那么，九十年代出版的《秦俑·秦文化》丛书（计划30种，已出16种），则是这一领域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特别应予介绍的是，田静《秦史研究论著目录》一书，把本世纪的秦史研究成果，分“专著”“论文”两编，分列专题，以时为序，给以著录介绍，所收资料丰富（全书60余万字，收集下限到1999年6月），极便检索利用。近年新出封泥资料（分藏于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和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已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 其次，考古成果对汉史研究的推动，更是众所周知。其中，简帛文书材料最为珍贵。海峡两岸对三十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整理，谢桂华等合编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成为最便利用的好版本。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等四单位合编《居延新简》、薛英群等编《居延新简释粹》，已为海内外学界所赞誉和引用。新中国所获郭煌汉简数量巨大，已有林梅村、李均明合编《疏勤河流域出土汉简》、吴祁骧等人编《敦煌汉简释文》，公布了其中部分材料。其余有武威汉简、甘谷汉简以及散见于青海大通县、河北定县、江苏扬州、山东临沂等地的汉简。近年内地所出重要汉简有：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多涉汉代法律，其中部分内容，已以《奏谳书》为名发表；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墓简牍，为东汉东海郡的郡级行政文书档案，已由连云港市博物馆、中科院简帛研究中心等单位完成释读，公布于世。它对于研究地方行政建置、户籍与赋税制度及社会风俗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将提供全新的材料。七十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女性古尸、精美的漆器和丝织品、古代乐器、珍贵的古代佚书等一批稀世之珍。尤以12万字的古代帛书，最为引入注目。其中的黄老学派佚书，为研究战国至汉初盛行一时的黄老学派思想，开辟了新的途径。其后，吴光《黄老之学通论》、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两书，得以在学术上有所突破，均受益于对黄老帛书的研究。 重视简帛等地下新出文字资料的运用，并率先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陈直先生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的《居延汉简研究》、《摹庐丛著七种》等著作，给后继者以深刻的影响。李学勤、陈梦家、吴树平、于豪亮、裘锡圭、谢桂华、李解民、林梅村、李均明、何双全、薛英群等人都为简帛文书的整理考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外，咸阳杨家湾汉墓、和林格尔汉墓、满城汉墓、大葆台汉墓、徐州狮子岭汉墓、广州南越国王墓以及近年来颇为引人注目的商邱梁王陵园及汉景帝阳陵的考古发现，都对汉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大量考古成果的不断涌现，不仅提供了新的史料来源，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如，孙机所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在海内外学术界备受推尊，而大量运用考古所提供的实物资料，正是该书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