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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鲁迅与蒋介石 鲁迅与蒋介石两人都是浙江人，绍兴和奉化都在杭州湾以南，离得并不很远，可称是老乡。鲁迅比蒋介石年长六岁，鲁迅1904年在日本加入革命组织同盟会的前身组成部分之一的光复会，蒋介石1907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鲁迅也完全可以称为蒋介石的革命师兄。虽有许多相近处，但两人又有很大的不同，鲁迅出生在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蒋介石出生在新兴的商人家庭，鲁迅背叛封建传统和上流社会，蒋介石向往上流社会和崇尚传统。 两人最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人际关系的派系斗争。鲁迅参加的光复会的干部章太炎是鲁迅的老师，与同盟会内的孙中山有矛盾；原光复会干部、鲁迅的朋友陶成章与蒋介石的革命领路人陈其美有矛盾，正是陈其美派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后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原光复会的蔡元培是鲁迅的重要社会关系，他们吸收鲁迅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主持鲁迅葬礼和出版鲁迅全集。宋庆龄和蔡元培组织的民权保障同盟是与蒋介石政府作对的，导致盟员杨铨被暗杀。二是关于两人的志趣，这点最为重要。鲁迅先学习自然科学，后来弃医从文，以文艺为志业，旨在批判国民性和“立人”；蒋介石学习军事，志在从政，酷爱权力，热衷于统一国家，建立威权政府。在鲁迅人生的最后十年，两人都事业有成，鲁迅成了中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社会批评家，左翼文学运动的精神领袖；蒋介石基本上统一了被军阀割据的中国，成了“以党治国”的党国实际最高权力的垄断者。 本文论鲁迅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时间当为1927年的蒋介石“清党”夺权到1936年的鲁迅去世。这十年里，鲁迅是文人，作家和社会批评者，蒋介石是他的国家的实际最高领导人，鲁迅对蒋介石的屠杀友党，维护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一开始便表现了他的不满，而蒋介石的政权更是滥施淫威，对鲁迅七年通缉，三次追杀（通缉之初，左联五烈士事件时，民权保障同盟杨铨被杀时），这是最糟糕的党国领导人和他的治下文人国民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的善恶分明，蒋介石为此臭名昭著，而引发这种关系的是鲁迅出于道义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本文标题之所以用“蒋介石政府”而不是“政权”的词语，是基于笔者深信的现代政治观，国家政权永远属于人民，它超乎一切政党和个人的权力之上，国家政权具体控制者的政党和个人所代表的都只是有时效性的政府，国家政权属于人民，属于人民自由组织的代表他们利益的各种政党公有，任何一个控制政府的政党迫害人民和代表他们的其他政党，都是非法的。但在本文其它一些地方，为了易懂，也随俗地用“政权”一词。蒋介石在1927年新建的政府正是以屠杀友党共产党来祭旗的，后来作为反对党被镇压；1931年后，蒋介石政府又对日本侵略者妥协退让，对人民和其他政党的抗日救亡运动无情打压，在1936年10月鲁迅去世前，他一直如此。对于一个文人和民众启蒙者、社会批评者来说，言论自由是最宝贵的，但鲁迅的时代，蒋介石政府使人绝望。 二 鲁迅批评一党专制 中国的现代革命屡遭挫折，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被封建军阀袁世凯夺了权，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后，中国出现了长达十年的军阀割据、内战不止和与此相应的有名无实的北洋中央政府的情况。中国的现代革命要想出现新机就需要新的力量来领导。 中国革命从内部讲，封建君主政权行不通了，现代立宪民主制下的政党政治也太超前了，被袁世凯轻易就破坏了，对军阀也毫无约束力，中国应时而生出现了全能政党政治，就是以政党取代了君主，执行全能的国家管理职能，从军队到官员到意识形态控制。并且，农民和工人应该成为革命的基本力量。这既是中国现实的需要，也是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从外部来讲，中国的革命力量需要的国际支持应该是反帝的，正如国际帝国主义国家都有选择地支持封建军阀而不支持孙中山，只有反帝反封建的苏联能成为中国的国际支持力量。因此，随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推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就换发勃勃生机了。对大革命的失败，后人反思的关键应是假如没有发生蒋介石的清党，理想的状态应是怎样？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以后，中国的立宪民主制就可以再次尝试了，国共成为议会斗争的两个政党，就像现在台湾地区宪政框架下的国民党和民进党一样，那中国就没有了后来的两次内战和半个世纪以来的台海分离。 鲁迅痛心于蒋介石的国民党背叛大革命，杀害友党，使中国的现代政党政治没有良性发展的机会，反而倒退。鲁迅偏偏接近当时代表工农民主利益的由友党到反对党的中国产党。1927年4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民众书》说：“我们所主张‘以党治国’为救中国的唯一出路”，“我国民党是负责的政党，所以我们不许共产党混杂在里面，……我们‘以党治国’的主张，自有苦心精义”。鲁迅在《拟豫言——一九二九年出现的琐事》中说：“有公民某丙著论，谓当‘以党治国’，即被批评家们痛驳，谓‘久已如此，而还要多说，实属不明大势，昏聩糊涂’”。1930年初，鲁迅受友人邀请参加一个会议，便被中共宣布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签名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得到消息，呈请南京政府以“堕落文人”的罪名密令通缉鲁迅，风闻传来，鲁迅离家到外面躲藏了一个月。“左联五烈士”被害，鲁迅也被迫离家出外避难，1931年2月4日致李秉中的信中说：“老母饮泣，挚友惊心”，“生丁今世，正不知来日如何耳”。蒋介石还迫害民间人权组织中国民主保障同盟。据《中国论坛》（1933年7月14日）所载，蓝衣社六月十五日发出秘密通告的《钩命单》，该社计划暗杀除杨铨外，还有鲁迅等五十二人。1933年6月28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表达了对蒋介石政府的彻底绝望：“天灾人祸，所积案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在1934年11月28日致刘炜明的信中说：“现在当局的做事，只有压迫，破坏，他们哪里还想到将来”。 鲁迅对蒋介石的翻云覆雨地由国共合作到剿共进行了揭露。当时不断出版蒋介石等人的演讲集，鲁迅在1927年9月25日至台静农的信中说：“现在是大卖戴季陶演讲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这是《鲁迅全集》唯一一处提到蒋介石名字的全称；在《小杂感》第六节议论道：“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民国日报》评蒋汪合流的社论中，改引曾国藩的话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所应付之责任益大且难，这真要我们真诚的不妥协的非投机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联合”，鲁迅在第七节讽刺道：“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在《中国文坛的鬼魅》中，针对大革命时期国民党高级官员派子女到苏联留学，如蒋介石便派蒋经国去苏联的现象，认为他们后来的背叛革命当初也没料到。鲁迅深刻地揭示说：“他们以为中国只管共产，但他们自己的权力却可以更大，财产和姨太太也更多，至少，也总不会比不共产还要坏”，“假使共产主义国里可以毫不改动那些权力者的老样，或者还要阔，他们是一定赞成的。然而后来的情形证明了共产主义没有上帝那样的可以通融办理，于是才下了剿灭的决心”。鲁迅在1935年6月24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说：“其实现在秉政的，就都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 三 鲁迅批评压迫人民 鲁迅身在那段历史之中，他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破坏大革命，压迫人民，现代政党政治出现癌变极为不满，正如在旧体诗《赠画师》中写的：“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在《〈三闲集〉序言》中说：“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他的进化论思想因此轰毁，他也对这次“清党”的性质做了负面的鉴定。 鲁迅为被蒋介石政府迫害的朋友辩护。郁达夫在《洪水》上发表《在方向转换的途中》，批评“足以破坏我们目下革命运动的最大危险”，是“封建时代的英雄主义”：“处在目下的这一个世界潮流里，我们要知道，光凭一两个英雄，来指使民众，利用民众，是万万办不到的事情，”“且看你们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能够持续几何时”。便有蒋介石派的文人孔圣裔的《郁达夫可以休矣》联系上蒋介石：“我意料不到，万万意料不到郁达夫先生的论调，竟是中国共产党攻击我们劳苦功高的蒋介石同志的论调，什么英雄主义，个人独裁的高压政策”，“郁达夫先生！你现在是做了共产党的工具，还是想跑到武汉方面升官发财，特使来托托共产党的大脚？”鲁迅在《扣丝杂感》中就此而谈：“无非说旧时的崇拜一个英雄，已和现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又在《怎么写》里质问：“达夫先生我见过好多面，谈过好几回，只觉他稳健和平，不至于得罪于人，更何况得罪于国。怎么一下子就这么流于‘偏激’了？”后来鲁迅为被蒋介石政府杀害的“左联五烈士”写《为了忘却的记念》等，都体现了他对友情的重视，对蒋介石肆意迫害反对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的愤恨。 蒋介石篡改了孙中山的一些理论，在社会的压力下，他被迫宣称搞民主化。1933年，蒋介石声称要结束“训政”，准备实行宪政，3月拟定的“国民大会组织”的草案，其中第三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国民，年满二十岁者，由选举代表权，年满三十岁经考试合格者，有被选举代表权”。鲁迅讽刺道：选举人应称为“选举人者”，被选举人应被称为“被选之举人”，实质上还是秀才和举人，表面上叫民众看见民权，实质上仍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翻版。蒋介石政府的独裁专制的性质，和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迫人民的本质毫无新变化，变化的只是吸收利用封建专制的一套陈腐观念为自己的政权服务。所以，1934年蒋介石大搞“新生活运动”，鲁迅在1935年2月4日致杨霁云信中议论道：“新生活自有有力之政府主持，我辈小百姓，大可不必凑趣，自寻枯槁之道也”。 蒋介石政府控制思想，扼杀言论自由，更是法西斯政权可比。正如美国的著名亚洲史学者罗兹·墨菲在《亚洲史》（黄磷译）中所说：“蒋介石建立了一个特务组织，旨在加强‘思想控制’并肃清‘共产党同情者’，后者实际上指的是所有偏离国民党路线的人。人们被鼓励相互告密，新闻媒体被严密控制，数千中国人被监禁、拷打或处死”；“对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很多想法感兴趣”，他“强调儒教教义和独裁主义”。（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版第528页） 而鲁迅在这方面的揭露数不胜数，仅举两例。鲁迅在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的信中便说：当时的上海，“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在1933年6月20日致林语堂信中说：“天王已无一支笔，仅有手枪，则凡执笔人，自属全是眼中之钉”。 鲁迅也批评了社会上层贵族知识分子，原来与北洋军阀合成一伙，现在蒋介石政权取代北洋军阀维护上层社会的利益，他们也到蒋介石这里来投机了。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被蒋介石召见时，因为称蒋为“先生”而不是“主席”，被蒋介石以“治学不严”为借口予以拘押；后来蒋介石又召见胡适，胡适曾经被满清废帝宣统召见，回来写文章说：“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又在得到蒋介石青睐前发表《知难，行也不易》，批评国民党的“知难行易”，要蒋介石政府“充分请教专家”。鲁迅便也写了一篇《知难行难》，对胡适与蒋介石一道讽刺，说胡适“这回是‘我称他主席……！’”而“知难行易”倒过来垂询“知难，行也不易”，倒是被新政权接纳的先兆，揭示与蒋介石政权同流合污的贵族知识分子的面目。 四 鲁迅批评对敌妥协 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多灾多难，除了现代革命屡遭挫折，就是帝国主义的压迫甚至直接军事侵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深重的灾难。蒋介石政府由于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统治性质，特别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的利益关联，他对侵略者的反应消极，害怕人民的自发的抗日运动动摇他的政权统治而不断打击，使爱国的人民和政党强烈不满，到鲁迅1936年10月去世为止，都是如此。鲁迅是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以恐怖手段打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以了强烈的批评。 鲁迅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一味求助国联。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鲁迅在《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中将此与当时的热血青年志愿组团去东北抗战相联系：“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指斥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后来又在《观斗》中指责蒋介石政府留着“国产的士兵和现买的军火”打内战，“对于外敌，就一定非‘爱和平’不可”，对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感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俗话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鲁迅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蒋介石在1931年11月30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当时有人撰文反对大学生逃离北平，鲁迅在《论“赴难”和“逃难”》中指责说：“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但日本人并不因为蒋介石“安内”就不入侵了，而学生的逃难也与国民党的“教育”有关：“五四式”的学生，费了“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锻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信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 在名篇《“友邦惊诧”论》中痛斥所谓的与蒋介石政权勾结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友邦”：“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讯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好像失了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失了东三省谁也不响，党国倒愈像一个国”。表达了鲁迅对蒋介石政府的强烈不满。 1935年蒋介石以徐道邻的名字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鲁迅虽不知道是蒋介石的亲作，却知道代表政府的立场，在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作者是“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要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 五 结论：鲁迅问题的答案 鲁迅对蒋介石政府的批评多是就事论事，没有如政治学者般的学术专题宏论，这是由鲁迅写作的特点决定的。在《〈伪自由书〉后记》中鲁迅坦白自己说“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在《〈准风月谈〉后记》中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上面鲁迅的批评文字散见《鲁迅全集》各处，合起来，依然可以看到鲁迅对蒋介石其人和政权批评看法的全斑。 鲁迅批评反对蒋介石的政府，中华民国的招牌虽被蒋介石所继承，但鲁迅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中华民国是热爱的。鲁迅感到辛亥革命后，汉族人不再被异族压迫，剪了辫子，曾经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又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中说：“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中说：“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 鲁迅对蒋介石的反对也有个发展过程。1927年4月后，鲁迅对蒋介石政府不满，但还不是完全不合作态度。如当鲁迅听他的学生说江北一带有军阀的散兵如土匪带来民患，在1927年12月6日去信蔡元培建议国民党政府“招之使来，略加编练，则内足以纾内顾之劳，外足以击残余之敌。其于党国，成为两得”。在1927年12月19日致邵文熔的信中还说：“近两月来，凡关涉政治者一概不做”，并且“所由大学院函聘为特约撰述员，亦应之矣”，愿意在蒋介石政府的大学院挂一个名义上的职务。但随着1930年的被蒋介石政府以“堕落文人”罪名通缉，三次追杀，鲁迅与自己本国的政府已经完全绝交了。蒋介石政府对鲁迅玩诱降的把戏只能充作笑料，如鲁迅在1936年1月17日致沈雁冰的信中透露：一个署名寿昌的人寄给鲁迅一枚明信片，因听人以鲁迅已经转变为例劝他转变，他要鲁迅告诉内中细情。而招降更不可能，当1936年鲁迅的一个在政府当官的学生李秉中提出愿意出力为老师解除通缉令的时候，鲁迅已经觉得毫无必要了。正如十字架成就了耶稣，本国政府的通缉令更显示鲁迅的伟大。 对鲁迅时代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性质，从其中生活过来的曹聚仁承认：“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比北洋军阀时代还不如”，“蒋介石的统治，一方面接受了苏联的集权方式，以党统军，以军统政，他在政府中的地位，虽有变动，而其掌握党军的实力，则自始不曾变动。一方面接受了德意志的法西斯主义，推行特务统治。”（《鲁迅评传》，复旦大学版第155，76页）。而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和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中写道：“一旦掌握政权，国民党就放弃了它曾用来动员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的苏维埃式组织，该党转而反对学生运动，不再详察地方行政，而且丧失了使命感，总之，该党成为官僚和反革命派的一翼”。（江苏人民版第478页） 因此，鲁迅与本国政府的冲突，责任和过错完全在蒋介石一方。 鲁迅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中国民主问题，蒋介石政府的走上歧途是从迫害友党到镇压反对党开始的，那么鲁迅问题的答案首先从世界现代政党政治的成功经验里找。美国政治学者苏珊·邓恩在《姊妹革命》中比较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获得现代民主政治的成功的启示。书中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英美的民主制度已经接受了冲突的原则，便学会了怎样使用。他们正将冲突融入其制度中，并使之标准化，仪式化，以便最终驾驭它。他们已经制定出了相应的规则和程序，分化和解决冲突”；“朴素的教训证明，合法的反对派和对抗性的政党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它远比‘人权’的口头嚷嚷更能稳妥地援助大多数国家——因为对于独裁者来说，人权的口头应承所付出的代价小于准许公民组成反对党来合法地挑战他们的权力垄断”。（上海文艺版，249，251页）有了这个最根本的答案，独立知识分子就有了言论自由的可能；再就是，知识分子坚持批判精神，在斗争中将这种可能变成完全的现实。 世间的事物总是可以以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法国狄德罗领导的思想启蒙运动惊动了保守的封建王朝，法国国王要如蒋介石通缉迫害鲁迅一样地对待狄德罗，但他手下的能臣劝阻说：“尊敬的国王，这件事应该祝贺，在您领导的国家里，有这样一位编撰了《百科全书》的文化巨人出现，这是你的光荣呀”。从同样的意义上，蒋介石政府统治中国的时代，出现了鲁迅这样的世界文化巨人，这也是蒋介石的光荣。鲁迅如蜡烛一般照亮在黑暗的蒋记民国历史的隧道中，它也使蒋介石政府在烛光的衬托下更加黑暗。历史已经过去，要紧的是面向未来。 2008年9月23日槟郎于江宁书香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