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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何谓游侠 游侠也可以称之为任侠。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由此可以知道，游侠与我们一般印象中凭借一身本领行侠仗义的侠客有一段差距。 据《史记‧游侠列传》的内容看来，游侠大部份是类似养士者，他们在乡里之中有钱或有权势并且豢养着一大批的食客，在当时就视做是客，或称作门客、宾客。这些门客中有刺客之流，像是荆轲这一类的人，而盛养这些食客或刺客的人叫做侠 (注1) 。 太史公在《史记‧游侠列传》中盛赞重然诺、济助贫困的游侠精神，则意味着发挥此种机能的场合，是某种支配重要社会关系的精神纽带。这些游侠们能为人报仇、庇护亡命的罪人，并能将这些人作为自己的门客，因此这些游侠们有着强固而且广泛的人际关系 (注2)。 游侠在地方上虽具有一定的势力，但游侠主要是在于维持地方上的秩序、排难解纷，并且济助困苦，有的甚至可说是急公好义者，并非单只是横行罢道的恶棍而已。 二、游侠产生之背景与原因 1、起源于养士 关于游侠的起源和产生的原因，太史公认为所谓游侠应与养士的公子是相同的。《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述道：“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侠的兴起，是正值古代封建社会的崩溃时期。孔子、墨翟的弟子来自于四面八方，聚集于私人之门下，而他们所议论的内容已不能由在位者所控制，此后便演变成公子养士，平民也逐渐崛起。如果认为公子养士跟游侠没有两样，那我们就可以说孔子与墨子就是侠的始作俑者了 (注1)。 2、封建制度崩溃，为求生存而相结合 其实不论侠的始作俑者是谁，游侠应说是一种社会现象。从《史记‧游侠列传》内容看来，游侠的起因是在于春秋战国时的乱世所造成的，因为社会秩序瓦解，人为求自保而相结合，《史记‧游侠列传》说：“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廪，伊尹负于鼎俎，傅说匿于傅险，吕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贩牛，仲尼畏匡，菜色陈、蔡。此皆学士所谓有道仁人也，犹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胜道哉。” 由此可见，所谓“有道仁人”在乱世中皆会遭遇困厄，更何况是一般人？普通人若不相结合则难以生存，因此便依附于有势力者而产生了游侠集团。 再者，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太史公也已很明显地指出游侠的存在是为求生存的必要性：“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譑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这就更清楚地让我们看出当时的国家秩序是如何地混乱，因此游侠若能在此国家社会秩序紊乱的时代中，为一般人民提供一种庇护的功能，他们就必然就会成为民间秩序的维护者与保护者。 游侠的产生也与封建崩溃有着密切的关系。“士”是封建的最低阶层，原本是做为卿大夫的家臣，而当封建制序被破坏了之后，这些“士”就和流民没什么不同。这也就是说原本以宗族秩序维系的势力逐渐随着新的政治情势没落，于是便产生了新的势力关系，包括“士”阶层和一般百姓的游民就必须要依恃个人才能寄食于强大的保护者，因此知识分子便成为文学游说之士，有勇力者就成为任侠好勇的刺客之流。因此，前面所提到的孔子、墨子或养士的公子们应该都是这个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我们理解战国时代的侠，应该是指以私剑武勇立于乡曲，聚集和自己有私交者，一旦遇到有侵害自己宗亲友朋者便提剑去报仇。虽然这么做触犯法禁，他们却成为地方上享有极高声望的人，因而此后游侠风气便在民间蔓延开来。附带一提的是，战国时期的任侠好勇风气到了汉兴之后并未衰退，这是由于汉武帝之前的中央政权并没有向下扎根至基层，同时也没有把原来地方性社会秩序加以改变的缘故。这一直得到汉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以上者于茂陵”之后，才有所改变。关于这一点，将在稍后再予以讨论 (注2)。 3.民间社会秩序的维持者 汉代社会秩序中最重要的是地方上的领袖，也就是所谓的游侠、豪杰之辈。如《史记‧游侠列传》中的郭解，“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可以指挥地方官，决定某人是否要当繇役，又能够为人排解纠纷，俨然成为一种公权力。虽然汉中央力求政府和民间秩序能够结合，仅丞、尉以上的官员由中央派任，地方统治机构郡县县掾以下的吏及乡官皆是由本地人担任，但是一般地方的行政事务还是必须交托由乡亭组织和三老来处理。乡亭组织和三老是地方上比较正式且合法的组织。不过，像游侠、土豪这一类的人已成为地方上官吏无法控制的力量，并且对于一般百姓以及自己的隶属者有着一股强大的社会约制力。 对于汉代游侠、豪杰何以能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提出了“小家庭制”的解释 : 汉初沿袭自商鞅以来的小家庭制，就是男子成年后必须分户的规定。由于家族的组成型态是小家庭，个人并不像后世以世家大族做为社会团聚体来寻求个人的保护和帮助。而战国时代封建社会崩坏，个人从封建中游离出来，自然游侠集团就成为了掩护个人的结合体。这也就是说汉初地方社会秩序的基层结构是由游侠集团来维持的。当然，这些集团的领袖如同今日的黑社会领导者一样，必然是中央政权所极欲铲除的对象 (注3)。 三、游侠的特质 钱穆先生分析《史记‧游侠列传》中的游侠行径大概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种是取予然诺；第二种是振人不赡，趋人之急；第三种是躯借交报仇；第四种是藏命作奸。而太史公亦曰：“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所以，并不是专指养一批具有武士之勇的刺客的人就能称做侠。 《史记‧游侠列传》中鲁的朱家，就是一个“振人不赡”的游侠：“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朱家就是这么一位济助贫困而且还不希望别人知道的游侠，然而他本人却也不富裕，“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但他仍是“专趋人之急”，以济助别人为先，不求回报，甚至连季布将军也曾受其帮助。也难怪他能做到“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如此地受人崇敬了。 而“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的，则可以《史记‧游侠列传》的主要人物——郭解做为代表。郭解在年轻时无恶不做，杀人、偷铸钱、盗墓等坏事都曾干过，不过郭解的运气很好，没有被杀害，又遇到天下大赦，后来才得以成为游侠。郭解的势力极大，不但是地方事务的仲裁者，也是行为的标准，举个例子来看：“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直。’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地方上的私斗杀人事件，竟然是由游侠来裁决，而非交由官方处理，可以看得出郭解在地方上的威望。此外，游侠处理事情的能力与公正无私的态度，也是获得地方人士称赞、信服的一大原因。 郭解既能裁决地方上的刑事案件，权力远胜过地方官吏自是可想而知。郭解出入时，人人都会自动回避，曾经有人“独箕踞视之”，差点被郭解的门客击杀。郭解“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也就是免除了此人的徭役，后来“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乃益慕解之行。”郭解不但是权力的象征，更是道德的标准及受人仰慕的对象。 即使是像郭解这样影响力量遍及全国的游侠，郭解也还是尊重其它游侠的势力范围。例如雒阳地方有仇家要求调解，当地贤豪无法解决，后来郭解出面了：“解乃谓仇家曰：‘吾闻雒阳诸公在此闲，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去，令雒阳豪居其闲，乃听之。’” 郭解不但劝告他们接受当地豪侠调解，而且不公开露面，真是给足了当地贤豪者相当的面子。但是“之旁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郭解并不会轻易到其它地方帮人请托事情的。此外，“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郭解并没有因为他的势力很大，就对官方有不敬或是公然对抗的情事。但是，正如前面曾经述及，地方势力必然是中央政权极欲铲除的，郭解的“恭敬”很可能是为了避免立即遭到铲除的命运，不过，这也仅是臆测而已。 四、汉中央与游侠 汉初中央政权并未深及地方，游侠在地方上强固的人际关系就成为统治者爱恨交加的一大问题。不论中央或地方官员，均极欲拔除之，但又经常不得不利用之。吴楚七国之乱时，前去征讨的太尉周亚夫，“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当剧孟的母亲过世，“自远方送丧盖千乘”，真够风光的了；而当汉武帝欲“徙豪富茂陵”时，游侠郭解也在被徙者之列，竟能使得中央高官在武帝面前说情，最后虽然还是得迁徙，但当地“诸公送出者千余万”的金钱。由此就不难体会出游侠所能掌握的人际关系是如何地强固。 游侠的势力范围有时不仅仅只限于地方，更有甚者如郭解，他的影响力不仅在地方，甚至在中央都有一定的力量，《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述：“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赀，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 汉武帝打算“徙豪富茂陵”时，郭解竟能使大将军帮他讲话，也难怪汉武帝会不肯相信郭解的生活贫困了。且当“解入关，关中人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驩解”，郭解的声名远播，而且不因为他被迫迁徙而顿减。 不过，郭解的下场并不好，因其兄之子杀害了押解迁徙郭解的杨姓县掾，杨家人上书控告者又被杀害，因此武帝下令拘捕郭解，郭解只有逃亡一途。郭解冒名骗过了临晋的籍少公而出关，后来捕吏追踪到籍少公处，少公知是追捕郭解，乃自杀灭口，所以过了很久才抓到郭解。轵地有儒生批评“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被郭解的门客杀害，并断其舌。这些事郭解确实完全不知情，而杀人者竟然也不知去向，可见郭解的影响力到了多大的程度。不过，到最后郭解还是难逃一死。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公孙弘的奏议真的是颇为中肯。 汉武帝打击地方势力，游侠集团也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之一，此后地方社会秩序就被破坏了，因此地方趋于混乱。昭宣时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因而逐步改善中央对地方的关系，并实行了一些措施，例如昭帝询问贤良方正民间疾苦，宣帝禁止官吏暴虐等等。 五、结论 游侠集团自从汉武帝破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之后，是否就消失无踪？《史记‧游侠列传》中，郭解被诛杀以后，反而“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这大概是因为在太史公著《史记》之时游侠集团尚未瓦解的缘故。增渊龙夫先生以为，任侠习俗应该是影响了民间秩序，当中央统制力放松之时，他们便伺机蜂起，像东汉光武帝或东汉末的袁绍都是“好游侠”的人，可是个人觉得他们与《游侠列传》中的布衣豪侠还是有所不同，这是指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而言(注2)。另外，孝廉和博士弟子员的察举，使得地方上的豪杰们逐渐变成了汉中叶的士大夫(注3)。因为中央的太学和地方上的智术之士有正式的训练机构、确定的思想和定期的选拔方式得以进入权力结构中。而这个时候其它的势力如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已臣服于政治权力结构之下了。这一条较狭窄、却稳定的上升途径反而使各处俊杰之士循规蹈矩地力求上进，这是一个人认为较合理的说法。当然，更有人认为游侠并没有消失，只是往后的史家们认为已经没有符合太史公标准者，因而不再加以记载。 对于太史公做《游侠列传》的评价亦有正反两面的说法。在《游侠列传》一开始，韩子即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而荀悦也说：“此三游者（指游侠、游说、游行之徒），乱之所由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而班固在其《汉书‧游侠列传》中提到：“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并批评太史公“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但是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有言：“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太史公对于游侠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予以立传，这个原因便是他肯定了游侠的社会约制力。虽然太史公也承认游侠行径多是不合法禁的，可是当时民间对于游侠所产生的社会秩序却是相当信赖，当时有着这么一句谚语：“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就是很明显的例证，这个因素就是前述一般百姓是为了生存而相结合所产生的。可是班固等人的批评观点是不同的，他们认为游侠的存在是违反了国家统治的秩序。简而言之，太史公认为游侠是一种社会现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功用，所以为其立传；而班固等人则是认为这些人破坏了社会道德及规范，所以是采批评的态度。 总之，游侠的产生是基于它特殊的背景，并且为一般人提供庇护，使得人求生存的基本要求能达成，这点我们并不能忽视。因此，我们若是用一般的道德标准去衡量，而忽略了游侠的正面功能，这是相当不合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