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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创新和活力 ■文/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2005年5月底6月初推出“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该论丛是五十年来台湾学者在中国史领域的代表性著述的汇编，共分十三个专题，十四册，分别是：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制度与国家；政治与权力；思想与学术；社会变迁；经济脉动；城市与乡村；家族与社会；妇女与社会；生活与文化；礼俗与宗教；生命与医疗；美术与考古(上、下册)。 “中研院”史语所黄宽重教授、邢义田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邓小南教授担任总主编，每一专题均由在该领域有深厚造诣的台湾学者担任主编，每册书前有邢义田教授所作的序和分册主编导言。各册导言的宗旨，在于综论台湾中国史研究在不同阶段的内外背景和发展大势，并介绍当册作者和论文的特色。有些偏重于介绍收录的论文和作者或收录的缘由，有些偏于介绍世界性史学研究的大趋势，有些又以分册主编对某一领域的看法为主轴，各俱特色。每篇文章之后，都附有简短的作者小传和本文的原刊信息，便于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的查考。 丛书汇集众多国际知名学者的名作。老一辈学者，如严耕望、劳干、傅乐成、戴炎辉等，当代史学名家，如余英时、许倬云、禄耀东、毛汉光等，还有深厚的西学背景的中青年知名学者，如陈弱水、颜娟英、李贞德等，汇集了台湾半个世纪几代学者的代表著述，可谓名家荟萃，佳作琳琅。 本丛书的文章的总的选录原则是以近年出版之作为主，以展现较新的趋势和成果。但各册也有不同。有的分册收录的几乎都是近十余年的论文，如《生活与文化》分册；有的则收入较多几十年前的旧作，如《制度与国家》，这恰恰反映了台湾中国史研究方向和中心的转移。 由于各种条件所限，海峡两岸学者的交流，资料信息的利用和互通，相关论文的查阅，都存在着一定的不便。大陆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一直要求及时看到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这是促使本丛书出版的主要因素。台湾和内地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台湾学者一方面受西方汉学界影响很大，一方面又非常熟悉中国文化，有更多的创新和活力。在研究论题上，除了传统题目，台湾史学界树立了自己独特的议题，如医疗史、身体史，为国际史学界所注目。 “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的出版，应会给国内史学界带来新的资料、新的信息和新的关注点，对于两岸学术的交流和互动，将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这套书基本上能代表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的主脉，更重要的是反映当前台湾史学的方向。每个学界情况都是非常复杂的，这套书基本代表了主流。它的出版，对于大陆史学界了解台湾的动向很有帮助，每一个领域都能看到自己相关的文章，包括其他断代的，是非常好的一套书。这套书摆在我们面前，对于我们大陆学者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它把台湾学界现在最耀眼的明星打出来，给大陆学界看，同时又给我们以很好的启发。 新旧并陈的研究方法 ■文/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邢义田、林丽月主编的《社会变迁》收录论文16篇，内容均与社会变迁暗合。时间上从远古到对日抗战，在研究方法上新旧并陈，在论题上展现出不同的角度和样貌。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论文的作者包含了台湾最少四代的学者，这四代学者之间多为师生或师友，所以，其传承和转变可以多少反映出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台湾的部分动向。统览全书，作者认为其在研究动向上，具有以下几个方面： 转向基层社会和城市的研究。巫仁恕《明清城市“民变”的集体行动模式及其影响》和刘石吉的《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帮墨匠罢工风潮——近代中国城市手艺工人集体行动之分析》可为代表。巫仁恕一文，应用美国历史社会学家C harles Tilly的“集体行动”理论，利用丰富的明清笔记、方志、档案资料，归纳了明清集体行动的主要模式，反映了城市生活的特殊性，并且将群众的集体行动在现代的转趋激烈，与辛亥革命的成功联系起来，具有一定的创见。刘石吉一文，强调了中国近代的工运中，城市手艺工人与传统农业社会的共生关系的重要性。 打破了社会史、制度史和思想观念史研究的界限。如徐鸿的《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江、浙地区为例》、林丽月的《科场竞争与天下之“公”：明代科举区域配额问题的一些考察》和陈国栋的《哭庙与焚儒服——明末清初生员层的社会性动作》。徐鸿的论文，利用江、浙地方志“风俗”项目的记载，探讨商品经济冲击下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以及对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此文成功地结合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课题，是相关讨论中最深入而有系统的论述。林丽月一文，是透过“南北卷”制度和乡试解额的变化，探讨配额制度在明代科举区域竞争上的作用及其社会意义。陈国栋的论文，认为郑成功哭庙与焚儒服确为历史事实，“哭庙”与“焚儒服”不仅不是独立的偶发事件，而且是一种别致的时代语言，是明末清初流行与生员间的一种社会性的动作。 对家庭、家族和士族的关注。刘增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黄宽重《割据势力、经济利益与政治抉择——宋、金、蒙政局变动下的李全、李溍父子》、吕芳上《另一种伪组织：抗战时期婚姻与家庭问题初探》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他们关心的共通处毫无疑问在于家庭、家族、士族与政治之间，而黄宽重和吕芳上两文尤其展现了这方面研究上不同的思考和观察角度。 社会组成对社会变迁的影响。魏晋以下到元明，北亚民族的进入和王朝的建立，带给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冲击。萧的《东魏、北齐内部的胡、汉问题及其背景》、康乐《孝道与北魏政治》、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和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宋一章》，可以说从多重角度，深入分析了这不可或缺的一环。 另外，关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许倬云先生的《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一文，则是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研究方法，这是一篇对台湾史学界在方法上影响甚大的论文，也收录在《社会变迁》之中。剖析春秋战国的社会变动，在方法和角度上和许倬云都不相同的还有陈槃的《春秋列国风俗考论别录》以及严耕望先生的《战国时代列国民风与生计——兼论秦统一天下之背景》两文。 台湾学者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特点还表现在将文献与出土材料相结合，杜正胜的《从村落到国家》就是一例。文中剖析了中国文化从八千年前萌芽发展到四千年前粲然大备，城市国家出现的一段历程。这篇文章可以代表了台湾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变迁最早一个阶段的看法。 总之，这本论文集所涉及的问题，虽然各有大小轻重，但在研究方法上和资料扩充上则具有创新之功。其中若干研究主题的开拓，不仅理清了过去学术界习焉不察的问题，也扩大了传统社会史的视野，为近世中国的社会变迁呈现出更为丰富的样貌。 政治史研究的新取向 ■文/叶炜(北京大学历史系) 王健文主编《政治与权力》分册共收论文13篇，发表时间为1952至2002年，其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发表的占10篇，可见本册主要反映最近二十年来台湾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若以断代看，先秦2篇、秦汉4篇、魏晋南北朝3篇、隋唐2篇、宋元1篇、明清1篇，研究隋唐以前的论文占本分册的绝大多数。 在导论中，主编王健文先生指出，鉴于政治史传统课题局限于以政治人物、集团、事件、制度等为研究对象，所以本分册的选编的角度和传统政治史的范畴略有差异。本分册以“政治权力”概念为中心，精选从各种不同角度探讨与“政治权力”相关联课题的论著，《政治与权力》分册尝试提出一种新的“政治史”认知。在这样的选编考虑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13篇论文研究对象各不相同，研究角度各异，但无一例外都是关注着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这反映了台湾史学界近年来政治史的研究取向。在研究视角上，本分册论文中有从权力的社会基础或政权与社会的互动着眼的；有从制度层面探究的；有从空间形式的重组与地缘政治论述的；有从思想意识、儒学信仰或天文占星角度窥探其与权力之关联的；有从政权的支柱或统治手段(如军权)思考的；有从神权信仰与政治秩序的关联立论的；也有从家与国、父权与皇权的纠结来切入的。从研究课题看，张光直《中国考古学上的聚落形态——一个青铜时代的例子》从人类学“聚落形态”研究的理论出发，对青铜时代的城邑关系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理论。傅乐成的《荆州与六朝政局》则由地缘政治的角度，讨论荆州在六朝时代的特殊战略地位。杜正胜《“编户齐民”论的剖析》、许倬云《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探讨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王健文《学术与政治之间：试论秦皇汉武思想政策的历史意义》、张荣芳《牛李党争中史官与史学的论争》、张嘉凤、黄一农《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以汉相翟方进自杀为例》等四篇论文关注的是在不同时代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阴影下的孝宗》从一个特殊的个案，探究了皇权与父权之间的关系。林丽月《“击内”抑或“调和”？ ——试论东林领袖的制宦政策》从晚明东林士人与内廷宦官之间的冲突，为我们展示了政治斗争中士大夫与宦官之间复杂的关系。 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史研究 ■文/史睿(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 正如此书导言所说，思想史研究一直是台湾史学界的擅场。台湾思想史和学术史方面的杰出成果，仅仅一本选集是无法涵盖的。本册主编陈弱水和王森采取类似通史的结构，涵括了战国以下中国思想史的全部，每个断代都有文章选入，尽管这些文章贯串起来并不能构成完整的思想史论述，但是每篇文章都有代表性，仍然能令大陆学者尝脔知味。 黄俊杰《孟子后学对身心关系的看法——以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为中心》是台湾学者研究出土简帛佚籍的重要成果，此文结合传世典籍讨论孟子后学的身心观，从孟子兼顾内圣外王到孟子后学专注“心”的内敛和反思，这与秦汉之际儒学朝向宇宙论和本体论发展的思潮一致。戴君仁《董仲舒不说五行考》是大陆学术界注意不够的一篇文章，他从《春秋繁露》的辨伪入手，依据可靠史料，指出董生只说阴阳，不说五行。林丽真《论魏晋的孝道观念及其与政治、哲学、宗教的关系》抓住了魏晋时期最为重要的核心观念，揭示当时所讨论的“仁孝先后论”、“忠孝可否两全论”、“生孝死孝论”、“孝道本于自然论”、“沙门孝道论”五大课题，分析魏晋时期士人所面临的伦理难题与其解决之道和智慧，此文的个案分析非常精到，值得我们学习。罗联添《论唐代古文运动》讨论了“古文运动”这一名称的合理性，指出唐代古文家多是北方经学传统深厚的士人，主张“文以载道”，大多崇信佛教，惟韩愈特立独行，极力排佛。韩愈的道统说源于孟子，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贡献极大。陈弱水《柳宗元与中唐儒家复兴》从柳宗元这位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入手，分析了当时儒士对于儒家义理的基本看法，描述了中古时代的一般思想状态，指出中唐的儒家复兴只是旧儒学的复振而非开新。史学正统论一直是大陆学界不甚重视的问题，陈芳明《宋代正统论的形成背景及其内容——从史学史的观点试探宋代史学之一》对此抱同情态度，发掘宋代正统论的思想史意义。张元《马端临对胡寅史论的看法》分析了宋代经学家和史学家的不同史学观念。从祀孔子是学术界追认先儒的一种重要方式，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研究了著作流传对于学说发展和价值追认的意义。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突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分法的框架，抓住了儒学义利之辨的变化和士商转化的内外因素，勾勒了明清时代思想大势。王森《明末清初的人谱与省过会》研究王阳明心学影响下士人的道德意识以及表现方式。黄进兴《清初政权意识形态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统观”》指出，宋代以降“道统观”逐渐形成，赋予士人与代表政统的朝廷相抗衡的担当，但康熙帝时的“治教合一”使士人失去了批判政治权威的理论立足点，是中国思想史的重大转折点。杜维运《清乾嘉时代之历史考据学》讨论清代考据学的两大特点，即证实精神和客观的研究方法。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看到近代中国文化取向危机、价值取向危机和精神取向危机下知识群体和传播媒体的转变和特殊心理结构。林毓生《鲁迅思想的特质及其政治观的困境》从鲁迅的个案分析近代中国知识群体的悲剧。 三代学者学术视点的变迁 ■文/李梅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美术与考古》卷收录了美术史和美术考古方面的一组论文，分上、下二册，共14篇。这组论文极具代表性，既代表了老中青三代学者学术视点的变迁，也代表了不同学术背景下学术思想的差异。颜娟英为本卷撰写的《导言》，以细腻的文字，将台湾在此领域的学术史娓娓道来，细细研读之后，自可对台湾美术史和美术考古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台湾的美术史与美术考古研究，始终离不开台湾故宫博物院这一厚重的根基，20世纪60年代开始，江兆申、傅申诸先生，即以其深厚的人文修养，将目光专注于故宫的书画藏品，开启了台湾的美术史与美术考古学研究。收入本卷的江兆申《六如居士之书画与年谱》、傅申《邓文原？莫是龙！现存日本之问题中国书迹研究之一》，是两篇着眼于古人的创作世界，以研究其作品风格的代表作，梳理古人生平行迹，把玩作品点滴特色，考其源流，辨其真伪，不惟体现了研究者扎实的考证之功，还提出了一套科学可行的书画真伪鉴定方法，于不经意间将现代考古学通用的类型学方法融入书画研究之中，以已知推未知，体现了作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石守谦、李玉珉、谢明良、邢义田等作为台湾第二代美术史学界的领军人物，由于具有美、日的教育背景，其研究也自然带有西方艺术史的印记，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不再将美术品视为孤立的人和事，而是充分挖掘美术品背后的社会、历史、风俗乃至思想世界；此外，重视考古新发现的美术作品，努力将艺术史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是这一代学者的共同点。 李玉珉近作《山东早期佛教造像考——刘宋到北魏时期》，是在长期的田野考察基础上，对佛教艺术与文化进行地域性和阶段性考察的典范；谢明良《从阶级的角度看六朝墓葬器物》，在充分消化庞杂的墓葬考古材料的基础上，条分缕析了六朝墓葬的形制结构、随葬器物与墓主等级三者的关系，并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探讨了晋室南迁之后，士大夫葬俗、丧葬礼仪的变迁。邢义田《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以一个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则是以山东莒县发现的汉画像石为着眼点，重新检讨了汉画研究中的一些图像学问题，通过探讨画像榜题、格套、文献、画像与时代思想之间的互动关系，使汉画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收入本卷的陈葆真和颜娟英论文，也充分体现了第二代美术史学者的旨趣，陈葆真《图画如历史：传阎立本<十三帝王图>研究》，对这副传世名画作了深入的剖析与复原研究，不乏新意；颜娟英《北齐禅观窟的图像考——从小南海石窟到响堂山石窟》，仔细检讨了北齐统治核心地区两处石窟的形制、造像、刻经等内容，进而探讨了北齐佛教的特质，称得上是一篇石窟寺美术考古的佳作。 王正华、马孟晶、赖毓芝是台湾最新一代的美术史学者，均有西方艺术史的教育背景，收入本卷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对宋代院画、晚明版画、近代艺术的一些特质作了深入的探讨，或代表了台湾新一代美术史学者的兴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