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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南北文化差异的话语意义 首先，需要界定一下南北文化的具体含义。中国南北文化大致是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的属于北方文化，长江以南的，属于南方文化。 研究南北文化的差异，会有很多深刻的东西提供给我们。这是一个十分大的题目，内涵极为深广。它可以包括许多分支，如南北艺术差异、南北建筑差异、南北服饰差异、南北风俗差异、南北饮食差异、南北文学差异、南北性格差异、南北方言差异、南北商业差异等等。 杨义为申请博士学位而提交的论文是《京派与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这是在他的一本专著《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太白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有的大学，关于京派和海派文化的研究，是博士点的研究方向之一。 二、前人对南北文化差异的经典论述 ○马克思《资本论》 “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人的需要的增减取决于人所处的气候的严寒或温暖，所以不同国家的居民必须从事的各种职业的比重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的程度只有根据冷热的程度才能断定。因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维持一定数量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在气候寒冷的地方最大，在气候炎热的地方最小，因为在寒冷的地方，人们不仅需要较多的衣服，而且土地也必须耕作得更好。”因此，在文化发展的初期，在寒冷的北方就很难出现早期文明。而北半球中纬度地带，第一类富源的空间配置和组合十分优越，因此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出现在这一地带。 而在文化发展的较高阶段，第二类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爱尔兰的不幸起源于远古的时代；这种厄运从石炭系岩层一形成就开始了。一个国家，煤层被冲蚀，而又紧临一个煤产丰富的大国，因此好像大自然本身已经作出这样的判决：面对着这一未来的工业强国，它只好长期保持为一个农民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30页。）“使波兰恢复自由的那个铁面无情的铁的必然性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如果不同时获得独立的民族生存，不占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波兰各河流的出口地带，实行土地革命是不可能的。”（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7页。）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地理位置，尤其是靠海的远近，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恩格斯在《奥地利末日的开端》中写道：“资产阶级文明沿着海岸、顺着江河传播开来。内地，特别是贫瘠而交通阻塞的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这种野蛮特别集中于远离海洋的南部德意志和南部斯拉夫区域。这些远离海洋的地方因阿尔卑斯山脉而跟意大利的文明隔绝，同时碰巧又都位于欧洲唯一发动的河流的流域之内。多瑙河非但没有为它们开辟通向文明的道路，反而将它们和更加野蛮的地区连接了起来。”“多瑙河、阿尔卑斯山脉、波希米亚的悬崖峭壁，这就是奥地利的野蛮和奥地利君主国赖以存在的基础。”（[英]恩格斯：《奥地利末日的开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17页。）马克思还借用摩尔根的话说：“有一些（部落）在地理上是如此隔绝，以致独自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另外一些（部落）则受到外部的影响。例如非洲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处于蒙昧和野蛮相交错的文化混乱状态；澳洲和坡里内西亚则曾经处于十足的纯粹蒙昧状态中。美洲印第安人部落和其他一切现存部落不同，他们是三个连续文化时期人类状态的典范。”（[德]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罗家伦《历史的先见》：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所不能离开的特殊自然环境。这个环境也就从多方面给予这民族以莫大的影响。单就气候一项来说，比方俄罗斯那样苦寒的地方，人们时时感到受自然环境的压迫，郁积于心，结果就形成勇猛阴鸷的民族性。也许因为终年蛰伏的时候多，在屋子里静坐凝思，从炉边闲话中，许许多多的计谋便容易打好稿子。在印度则不然，终年炎热，精力蒸发，人们露宿的时候多，仰观星斗，近听恒河，而感觉生灭无常，生命渺小，于是崇拜宇宙发生印度教及佛教的思想。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长江流域。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在阐述地域环境与文化类型关系的时候，我们要防止两种片面、极端的观点，即“环境决定论”和“环境虚无论”。一方面，民族的性格特质和自然体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环境气候、土壤食物等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民族又具有在环境气候改变的情况下始终存在的而又不可磨灭的特质。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地域环境条件之外，还有更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 ○康白情《论中国之民族气质》： (东南之人)性浮而易激，故易为暴动，然为时不久，血气既平，则方悔前事之孟浪，不复思贯彻其初志矣。夫诈虞相习之国民，爱生较朴野之民远甚：欲其惺然蹈死，亦何可得?……不见鄂人苏人之角孽乎?解衣挽袖，摩拳擦掌；口作赌斗之辞，身拟欲斗之势；然而指及人面而不敢竟抵人面者，恐真斗之不利于己也，又不闻革命之役乎?革命功成而享大名，据显位者，多东南之人：其冒锋镝，弃沙场，掷头颅，亲奔走者，鲜东南之人也。…… 东南既厚天福，复有舟揖之利输转其智识，故文化早冠各属。其人富于理想，尤长玄妙之思，与北方之一主实行者异。……唯好巫想，故上士多究道家禅宗，而下士则崇神仙巫鬼。其自由思想颇富。唯无毅力以持之，故复仇心弱，而黠慧者反尚妾妇之道以博其高人之位，屈宋而后，代产词人，——……寻常东南之人，实多乐天而鲜厌世也。其文学美术之盛，为各属之巨擘，又以其地营生之易，气候之暖，民习淫佚，——君子小人举多无行。淮海有渔盐之利，俗尚奢靡，成家不难，败家亦易：故破落之户，流为帮匪；是则势有且然，非性固善盗也。 (西南之人)含山谷气，饶自尊心，而富于‘个次’之独立性：虽有朋党，而不善群也；虽敢急人，而己之有难，不欲倩求人之急之也，虽无臂助，而苟有当于血气之私，则自任孤行亦所弗顾也。质言之，即自以其力，自图其存而已，唯自尊也，故酷爱自由；唯急人也，故特有乡土热，国家热，民族热，唯山境闭塞而民识固蔽也，故无野心，乏远虑，重习惯，偏保守，而以营目前之自存为止。……则诈虞佻达逸乐浮动之风，实未让东南之人独步，特不若其甚耳。其人喧于暖风，颇耽情于闺房……民多重目前之享受，而不重视储蓄；尝本其厌世之思，激而为肉欲乐天之想，有“吃些喝些，板板厚些”之谚(板板指棺材)：故民多尚勤，以博目前享受之乐而不果尚俭也。士人重文章经术，而美术亦优。近代学者多神秘之想。中人以下谄事鬼神。各地淫食祠最盛，巫觋之术，尤风行一世。是殆古俗之与苗化触接使然欤? 北人犷悍好斗，又有自杀之风，每年之自杀者，约当死亡总数千分之二，甚有以衰老为苦而出此者，其躁急而不耐可知也。……统其寻常之公性言之，以偏处帝都之故，积受专制之淫威，薰沐官化，故极富服从性而不甚爱自由；慑于兵威，怯言革命。如历朝外族入主，莫非首据北都，定鼎既久，南人犹蠢然骚动，而北地已寂无声息，几有抚我亦后虐我亦后之概；此虽心情沉静，不易激扬，抑亦抗力薄弱有以阶之也。暑暂寒久，居惯暖室，故习性偷懒，而畏寒转胜南人。黄壤弥目，风景板朴；故词宗哲人，向不多有，——即国内美术，多分南北二派，而北派率质胜于文。唯以地势坦平，日所触目者，唯块然之大地，故感于其心而令胸怀磊落，直率寡欢，——拙于作伪。亦羞于作伪也。……地较南瘠，文明之度未高，生涯简陋；故其人宅心恬淡，俭德可风，女子妆束，犹多数百年前之旧，可见其保守性之重，然唯其保守性重，故寡欲望，善储蓄，进步虽迟，而得寸守寸，败亡不易也。 (岭南之人)身体柔脆。充而为一身之恐惧，故畏死特甚，唯感官锐敏：冲刺其心虑，触处皆通，故充其畏死之情，而为畏余事之性，又充其畏余事之性，转而畏死之情反弱，以成其冒险蹈难之习：是故今日元气衰弊，则见(zi)窳偷情倦惫茫然之冷性；明日元气旺盛，又见躁急易怒轻死暴发之热情。……故希冀心重，而远涉重洋者多；侥幸情殷，而以赌荡家者众。又以体性之成熟较早，耽于淫佚，而盛行十姊妹之风。……其人猜疾心重，复仇心重，每有睚眦之怨，辄相率械斗，或掘家以泄忿。颇爱自由，不恤纠众而抗官吏。……其地海通最早，民智久开，群性固结，尤富于“群次”之独立性。……其民心思缜密，娴于工艺；文学之开化则较晚。上士颇洽佛理……下士迷信神权：盖居常懊恼烦冤，聊以是慰藉其无可奈何之情耳。 ○鲁迅《北人与南人》： 北人的卑视南人，已经是一种传统。这也并非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我想，那大原因，是在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 二陆入晋，北方人士在欢欣之中，分明带着轻薄，举证太烦，姑且不谈罢。容易看的是，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就常诋南人，并不视为同类。至于元，则人民截然分为四等，一蒙古人，二色目人，三汉人即北人，第四等才是南人，因为他是最后投降的一伙。最后投降，从这边说，是矢尽援绝，这才罢战的南方之强，从那边说，却是不识顺逆，久梗王师的贼。孑遗自然还是投降的，然而为奴隶的资格因此就最浅，因为浅，所以班次就最下，谁都不妨加以卑视了。到清朝，又重理了这一篇账，至今还流衍着余波；如果此后的历史是不再回旋的，那真不独是南人的如天之福。当然，南人是有缺点的。权贵南迁，就带了腐败颓废的风气来，北方倒反而干净。性情也不同，有缺点，也有特长，正如北人的兼具二者一样。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 缺点可以改正，优点可以相师。相书上有一条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这并不是妄语。北人南相者，是厚重而又机灵，南人北相者，不消说是机灵而又能厚重。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小小的自新之路。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 北方的中国人，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身材高大健壮，性格热情幽默，吃大葱，爱开玩笑。他们是自然之子。从各方面来讲更像蒙古人，与上海及江浙一带人相比则更为保守，他们没有失掉自己的种族活力。他们致使中国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割据王国。他们也为描写中国战争与冒险的小说提供了人物素材。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休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 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 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薰风’的‘薰’。”《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骈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已依旧保留着亲切感。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上海人不那么幼稚。 ○余秋雨《上海人》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意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请上海人来办较为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一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从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上海文明的另一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括上海人的心态。 ○赵无眠《南人 北人》： 不论什么原因，北人的赢多输少，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大大咧咧、满不在乎、昂视阔步的气势。他们认为这就是男子气概，他们认为应该自称“汉子”。你经常听人说：“北方汉子”，没听说过“南方汉子”。经常听说关东汉子、山东汉子、西北汉子、河北汉子、天津汉子，没听说过广东汉子、湖南汉子、福建汉子、江苏汉子、上海汉子。上海那地方娇滴滴的，还出什么汉子呢。鲁迅一头扎在上海住那许多年，结果也才住出来“四条汉子”。北人叫汉子还有一个原因，是北人身材比南人高大。北人为什么高大?据说是吃面吃出来的。南人吃米。西方人吃面，因而高大；同属一个种族的印度人吃米，相对就矮一些。南人与日本、东南亚一带吃米的民族相近，而北人则与西方欧美人相近。北人跑到国外，天天吃面包不会觉得有什么腻歪。南人就不行，非弄点米吃吃不可。 北人喜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南人要把肉切得细细的，煨得烂烂的，炒得嫩嫩的，把酒烫得温温的。南人喜欢吃青叶子莱，几天不吃就拉不出屎；北人无所谓，光吃肉也能拉屎。北人喜欢吃饺子，这是他们对中国饮食的最大贡献。南人喜欢吃馄炖。饺子用醋蘸蘸就行了，一口一个。馄炖要汤碗、调料齐全，一口只咬半个。南人喜欢吃葱，北人喜欢吃蒜；南人吃泡菜，北人吃咸菜；南人吃辣椒是为了祛湿，北人吃辣椒是为了驱寒。南人是咸辣、麻辣、油辣、甜辣，北人是干辣、酸辣。北人把吃读成“痴”，痴痴地只管吃。南人把吃叫“七”，叫“恰”，叫“食”，叫“噎”，叫“夹”，叫“塞”。南人喝茶也叫吃茶。南人吃各种各样的茶，北人只喝花茶就够了，觉得花茶既香且浓，殊不知那是花香而非茶香，是南人专门放进去骗北人的。北人不懂欣赏真正的茶中精品，比方龙井、碧螺春，以为太淡，要细抿慢嚼才似乎有那么点味，不适合牛饮。 北人吃得简单，与地域物产有直接关系。北方崇尚简朴，南方追求华美，很大程度上也是地域特点造成的。北方冷而干燥，把毛毯、彩染布挂在墙上，显得温馨暖和。南方则挂不出这种效果，看了会浑身燥热，还老去闻是不是有一股可疑的霉味。北人喜欢毛皮，耐寒。南人不喜欢，灰扑扑的见了就打喷嚏，容易生虫。南人喜欢竹制品，又凉快又经得起沤。北人洗澡叫搓泥，要积出泥一样的肥垢来了才去搓一次。南人洗澡叫冲凉，一冒汗就去冲。南人睡床，北人睡炕。北人来客都往炕上请，客人留宿与主人一大家子济济一炕。南方不兴这样睡觉，睡不踏实。最后南床统一了北炕，至少城市是如此。现在北人来客，也不是动不动就请人家上床。 北方唱戏热闹喧天，有些剧种干脆是“吼”出来的，如秦腔。南方唱戏抑扬顿挫、一唱三叹，许多剧种近似于民间小调，如黄梅戏、花鼓戏。北剧讲究真功夫，适合演帝王将相，演历史剧。南剧玩弄小情调，更适合才子佳人，民间传奇。北剧艺术的代表是京剧，特点是男人扮女人。南剧艺术的代表是越剧，特点是女人扮男人。北方的女人唱京韵大鼓，也能唱出一股英雄豪气。南方的男人唱评弹，居然咿咿呀呀嗲嗲的仿佛是小鸟依人。所谓北人比南人更具男子气，除了吃出来，还有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唱出来的。北人唱歌是燕赵悲歌，苍凉、悲壮、激越、凝重、悠远，南人唱歌是轻快、玲珑、婉转、亲切、凄侧。中国人可以根据不同的情绪分量唱南戏或北戏，唱南歌或北歌，哼南调或北调。 ○《南人与北人》 南人遇见南人，问：兄弟哪里发财？北人遇见北人，说：哥们在哪儿混？ 在家的南人为了挣钱，蜜月未度完便出门，一年半载不觉辛苦；外出的北人想媳妇，相隔千里也跑回家，花销再多心甘情愿。 南人中，男人挣钱比女人多，所以女人有依附感；北人中，男人挣钱跟女人差不多，所以女人有平等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点南人北人通用。 南人北人去动物园看孔雀。北人说：开屏时肯定好看；南人说：脱了毛绝对比鸡不如。 二十岁的北人想交友：我是一个二十岁的男孩子，喜欢唱歌打篮球听收音机；二十岁的南人想挣钱：我是个男人，二十岁，有力气，会打家具砌墙还能干点油漆活。 北人工作时跟同事说：我媳妇可疼我了；南人聊天时跟媳妇说：我们领导真烦人。 邀朋友吃饭，席散客走。北人想：今天喝得真痛快；南人想：又得洗一大堆碗筷。北人注重行为过程，南人注重行为结果。 南人骂人瘪三冲子二百五，一般从经济收入题；北人骂人骂磕碜贱得很下三滥，一般从道德品质入题。 北方男人称朋友父母为咱爸咱妈，偏重于自己与朋友的关系；南方男人称朋友父母为赵叔钱姨，偏重于双方父母关系。北方女人称公公为爸，顺着丈夫叫，南方女人称公公为爷爷，顺着儿子叫。南人不是倚父母就是靠儿女，北人依靠的始终是自己。 北人喜欢诉苦，分解了痛楚又赢得了同情；南人爱好吹嘘，满足了虚荣却落下吹牛的骂名。 南人找媳妇，看媳妇他妈：丈母娘胡搅女儿一定蛮缠；北人挑女婿，看女婿他爹：老子英雄儿子基本好汉。 南人忧愁时喝酒，高兴是唱歌；北人高兴时喝酒，忧愁时唱歌。 南人爱跟暴发户比，感到兜里穷；北人爱跟做学问的比，觉得心里穷。南人是经济人，北人是文化人。 北人说南人勤劳，并不为自己懒惰难堪；南人说北人豪爽，常为自己的小心眼惭愧。自省意识上，南人强于北人。 南人说北人太侉不讲卫生还爱吃生葱大蒜；北人说南人太蛮哼哼唧唧尽说鸟语。 经商的南人去北方，怕挨揍；经商的北人去南方，怕被骗。南人长于心力，北人长于体力。 ○易中天《北京人与上海人》 北京人的活法是哲学的，也是诗意的。因为中国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它并不来自逻辑推理，而来自人生体验。体验只能用诗来表达，生活也只有诗化以后才有艺术性。北京人的生活之所以充满艺术性，就因为他们总在做诗。或者说，总在做梦。做诗和做梦，有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也就是梦有噩梦，而诗多半是美好的。北京人便多半是生活在美梦和史诗之中。这使他们虽然难免不切实际，但也确乎大气磅礴；虽然难免自以为是，但也确乎圆润浑成。北京人是有点油，但不浅薄。他们也不避俗，但俗中有雅，而且是典雅和高雅。即便是最俗的俏皮话，也有历史典故打底子；即便是最底层的市井小民，也显得(当然也只是显得)相当有智慧学问。甚至就连他们的世故，也因为是哲学诗，以至于最世故处反倒显不出世故来，岂止是显不出世故?没准还有几分天真可爱。北京人毕竟是古老文明最正宗的承传者。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怎么也掉不了价。 上海人就两样了。他们的生活是世俗、实在的、精打细算和稳扎稳打的，是埋头做生计和精心过日子的，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职员和市民的社会里，一切都是裸露直白和谨小慎微的。他们直统统地问人家“侬几岁”，也赤裸裸地用“合算不合算”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当他们斥责别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时，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贫穷和乡气的蔑视。他们把交朋友叫做“轧朋友”，把不负责叫做“拆烂污”，把看重外貌叫做“吃卖相”，把假冒伪劣叫做“开大兴”，世俗气十足，一点也不高雅。他们骂起人来也不好听，不像北京人损人那么艺术，让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娱乐也充满了市民气，而偌大的一个上海简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只有密密麻麻的楼房，密密麻麻的街道，许许多多的上海人和许许多多手里拎着大包小包不得要领地蹿来蹿去的外地人。 ○Kopin《再论北京人、上海人与成都人》 北京人 北京人瞧不起外地人，特别瞧不起上海人和成都人．北京人恨上海人摆谱，又恨成都人会享受。北京人往往用北京土腔冒充国语，装作不知道成都。北京人一听外地口音就有首都式的优越感，动辄＂我们北京烤鸭＂，其实多少年没有尝过。北京人都是侃爷，对政治的热情高过米饭。北京人以为住在皇城就染了皇气，却一辈子没有吃过好味道，动不动就精神会餐，把皇宫的豪华当成自己的谈资。北京人一辈子都躲不了风沙，就将南方人划成奶油族，连上海人的小胃口也成了北京人嘲笑的佐证。北京人以有文化自居，但北京城的文化人都是外来户。北京人到了外地就要指点江山，说你们小地方如何如何…… 上海人 上海人在一起都说上海话，目的是将自己同外地人分出档次。上海人明白自己的繁华没有根基，就拼命领导潮流，以奇哗众。上海人永远穿得笔挺，但只有一套出门服。上海人住得狭小吃得小气却永远要摆出阔绰。上海人将上海之外的所有地方叫做内地，自己以海派自居，上海人哪怕活得局促活得艰辛也绝不肯迁出这块宝地。上海人除了巴黎和纽约实在比不过之外，对一切地方都不放在眼里。上海人叫外地人为乡下人。上海人精于算计，钱都要精确到分厘，但上海人总是富不起来，就怪外地人盘剥了自己。上海人大多精于技艺，有西方贵族的心理却没有正式册封的爵位。上海人把北京人看得很土，把广东人看成暴发户，把四川人看成蛮族。上海人到了成都就不服成都也这么繁华，本来以为到了穷乡僻壤可以大大优越一番，见此情景只好收刀敛卦。上海人总不肯融于外乡，白了胡须也要回家。 成都人 成都人从外地出差回来第一句话就是“还是我们成都好”。成都人明白成都并不是太好就举例说成都的肉多菜好。成都人满足于回锅肉和跟头酒，动不动就泡茶馆喜欢来点＂文化氛围＂，出不了什么大作家、大作品就只好举先人为例以为荣耀。成都人可怜北方人吃不来东西，又嘲弄上海人小气，对广东人的暴发也不以为然。成都人没有王气附身，就只好以刘皇叔自慰，虽然只是偏安一方的自封王，总算也是正宗皇族。成都人目光短浅，站在盆地里对外面要取仰视的角度，正因为看不见外面就自以为巴适。成都人最怕查祖宗，一家一户都不是土著，不是湖广填四川就是三线建设内迁而至或南下干部的后裔。成都人热衷于市民文化，哪怕教授们起劲地导向也没有把成都人贵族化。成都人又热衷于吃喝，大节大吃，小节小吃，无节也吃，以至于造成了成都的三多：厕所多、饭馆多、茶馆多。成都人更热衷于凑热闹，吐口痰就使交通堵塞，一个龙门阵全城人都在摆。 ○王英琦《南方的雨和北方的雨》： 通过对南北方雨的描述，来暗示南北文化的差异： 南方的雨，下得缠绵、温柔、纤细、持久；像南方少女的爱，羞羞答答，多情、含蓄；使人想起洞箫牧歌、春花秋月，想起酒香四溢的杏花村和青烟缭绕的山野、村舍……我曾在南方的雨巷，戴着小斗笠，踩着古老的青石板，领略过那牵丝的长脚雨的恩泽。那份只有雨趣，而无淋漓之感的温馨，令我铭心难忘。 北方的雨，下得豪爽、酣畅、粗犷、干脆。像北方小伙的情，炽烈如焰，热情、奔放。使人想起黄钟大吕，金戈铁马，想起浑厚的高原，平坦的沃土以及犄角般的玉米和火一样燃烧的红高粱……我曾在北方的阔野，赤着脚，打着一把软弱无力的小花伞，迎接过那如浇如注的倾盆大雨的洗礼。那份彻头彻尾的痛快，那份恨不能连灵魂也一块冲刷了的大愉悦，使我至今回忆起来仍激动不已。 我爱南方的纤纤细雨，也爱北方的湾沦大雨。南方的雨——像我的姐妹，北方的雨——像我的兄弟。 三、南北文化差异的制约因素 关于南北文化差异的制约因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1．特定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矿藏资源等客观因素。 内陆还是靠海，平原还是山地、湖泊，内地还是边境。是炎热的南方还是寒冷的北方，是干旱的内陆盆地还是湿润的湖海区域。是产大米还是产高粱、小米。是产石油还是煤炭矿藏等等。 北半球的国家，其南方往往代表着繁闹和温暖；北方则代表着寒冷和空旷。而从中国历史的发展上看，中国文明的中心最早是产生于西北黄河流域即陕西一带，随后它的重心逐渐向东移动，先是洛阳、开封一带，尔后到北京；再又自北向南移动。中国文化的主流发生在北方而不是发生在物产丰富的南方。中国历史上北人南迁，有三次大的变动：第一次是南北朝；第二次是“安史之乱”；第三次是宋代。通过三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南方得到开发。 为什么富饶、温暖的南方开发得最晚？因为当时那里的自然条件并不适合于人类居住，人类征服自然的水平是有限的，在寒冷的北方传染病更少一些，所以人类只有在近现代，生产力发展了，才能在南方生存。因此，直到到明清以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重心才逐渐转移到了南方，20世纪以后更是如此。很多人说京派和海派的冲突，表面上看是南北冲突，实际上是中心的冲突，即上海作为一种新的城市代表着新的文明，北京则代表着本土文明。 2．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积淀。 是历史故都还是原始乡村，是战争场所还是贸易港口等。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别是有历史渊源的。历史上北方（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便是其代表人物；南方则多风流儒雅的文人骚客，作《离骚》的屈原便是其代表。又如民谣：“东北虎，西北狼，南方人是只大绵羊。”过去，就连犯罪，南方人也是多以智力型为主，如诈骗活动等等；北方人则往往是刺刀见红，以暴力犯罪为主。 3．外来文化的影响。 如北方受俄罗斯风情的熏陶，西北受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的影响，南方受南亚国家的文化影响，沿海受日本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 4．宗教扩张、殖民战争所带来的文化包袱。 如东北受日本文化的强制性同化。澳门受葡萄牙文化的影响。香港受英国殖民文化的影响。 四、南北文化差异的实例解读 1.从上海人和北京人性格的不同看南北文化差异 余秋雨在《上海人》中曾对上海人作如下的评价：“精密、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漠、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市侩气……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另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吞木讷的傻样子。还有就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开放性文化追求。 北京人则津津乐道上海人的洋相笑话：半两粮票的小点心；一次买一个苹果，边走边吃。在菜场上买菜，常常买几毛钱的肉。涮羊肉，10个人只要2斤。有的人家一条鱼截成两段，吃四顿。说吃一点点，实际上比谁吃得都多。饭桌上抢食最好的菜。有一个小孩去买针，2分钱3根针，1分钱1根还要卖针的找2张草纸。结婚宴席上常常有四大件，全鸡、全鸭、全鱼和全蹄膀，客人一般不能动用，往往由主人带回家自己享用。东北人认为，上海人衣冠整洁，独来独往，不与同学一起看电影、吃饭，不言人恶、不涉是非，也不露个人隐私，与所有人都是“淡如水”的等距外交。和他们交往轻松和安全。北京人认为，上海人精明和算计，不独自己享用，有时也施与人。如问电车乘法，上海人会详细告诉你买多少钱的票在哪一站下车合适。一位日本客人形容上海人：口气夸张，有极度优越感，喜欢讲排场，好面子，惯于领先时代、崇尚时髦，自傲。具备实践能力。机敏、行动快，不拘泥于过去历史。有的人爱虚荣，外表气派重于实质内容，有刹那主义倾向。喜欢乘势推展步调，不习惯于朴实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上海人重秩序，重仪表。上海人好争斗，好诉讼，但“动口不动手”。 上海人的文明习惯，是近百年在西方法纪的约束下逐渐形成的，与欧洲文化有着历史的和精神的深刻联系。上海姑娘对女性魅力和自身价值的清醒自觉，使她们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爱情经过利益之网的严格过滤，是相当现实和冷静的。婚恋中的明码标价、待价而沽是公开无忌的。上海人总的性格特征是：工作和敬业精神、个人本位、法制观念、重视秩序和规则、健康意识、家庭观念、重视教育和子女、重视穿着和仪表、风俗的温和和宽容、讲究生活质量、乐意接受新事物的开放心态等，体现了通常所说的“中产阶级”的特征，经验较多的现代化因素。 从外国人的视野中，上海人的性格似乎更加鲜明。一位日本人这样形容和介绍上海人：他们口气夸张，有极度的优越感，喜欢讲排场，好面子，惯以领先时代、崇尚时髦而自傲。他们同时还具备实践能力，并且能够巧妙地利用他人的财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上海人的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大多数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其中有些人爱虚荣，外表的气派重于实质的内容，有刹那主义的倾向。他们创意优异，但有时也擅长玩弄技巧，也就是说，也有可能进行不负责任的交易。上海人还喜欢乘势推展，不习惯于朴实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1989年《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说，上海熙熙攘攘的街头，很像纽约的布鲁林区。 “在上海，人们非常注意生活，就连我这个不喜欢城市的人也能感受到这种气氛。上海与广州不同，广州显得粗俗而上海则显得拥挤不堪。”与纽约人相似，上海人有一种主人感，“纽约人把纽约看成是他们自己的，上海人也有这种感觉。他们对城市有烦恼有抱怨，尽管如此，他们仍旧热爱自己的城市，对城市有一种依附感”。一位在上海工作的美国小伙子认为上海生活更富于人情味。 苏州人接近于上海人，也具南方人的性格特征。苏州山温水软美人如玉，女人个个素面朝天不施粉黛，说话珠圆玉润，如夜莺百灵，令人肠回气荡，别有一种楚楚动人的风致。苏州女人蕙质兰心，读书、写诗、作画，没有一样输给男人。苏州女人顾家。她们把“世界大观”、“锦绣中华”的微缩景观全搬到家里，墙上挂的不是韩干的牛就是徐悲鸿的马，地毯上一尘不染，喝茶的壶是紫砂的，吃饭的碗是景德镇的，插花的瓶是景泰蓝的，连烟灰缸可能都不是凡品。她们要的只是祥和安宁的生活，所以，她们不会把男人当作印钞机，加班加点，还嫌印出来的钱面值不够大。苏州女人传统，坚持“男主外、女主内”的基本原则。在家里，她们要求男人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一切行动听指挥，服从需要，服从大局，不得闹情绪和顶撞；2.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除了针线可以不拿之外，其他的事都要以身作则；3.及时上交工资，不得私设小金库，一旦发现，坚决没收。她们不会像广州女人那样由得男人结交“鸡鸣狗盗”之徒，东藏着一个“二奶”，西包着一个小妹，狡兔三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她们知道男人关键问题就是钱包问题，必须两手抓，一手都不能软。苏州女人不盲从。当各地同胞一心一意跟着“李大师”转法轮的时候，苏州女人一句“阿拉勿练”，不但管住了自己也管住了男人。苏州女人的审美意识既前卫又传统。她们爱美，但决不会刻意去模仿“新潮”，她们一袭青衫一头秀发，洋溢着出众的品位和内涵，远离了浮华、外露、粗放和喧嚣，就像一尊精美的瓷器，值得人细细玩味，不忍释手。 北京人的性格，是北京这个特殊文化土壤孕育的产物。历史上的北京文化，一直分为宫廷的、贵族的、士大夫的文化和民间世俗文化两个层面。北京的城市人格，是在古都文化——华北文化和历史传统文化——的积淀上，在官—学两极的强大磁场中定型的。北京人重视宏观思维，这是处于中心和高层人士居高临下、从大处着眼的俯视角度。与上海和南方的理论研究注重实用、微观、可行性、可操作性相比，北京知识分子特别热衷于整体、宏观、战略和方案的研究。上海作家写作，往往以小见大，从凡人小事、日常生活中透析社会人生，大致是一种平视角度。而北京作家如王蒙、张洁、张承志、张辛欣等，多以俯瞰人生的姿态，居高临下，对芸芸众生嬉笑怒骂，追求超越现实的价值。 北京人的轻商观念，是服务行业落后和服务人员态度恶劣的根源之一。北京人有牢固的尊卑贵贱的世俗观念。下层劳动是清一色的南方人。他们热衷于挣大钱，不屑挣小钱，不知薄利多销的为商之道。北京人善于辞令、口才出众，相声艺术的发达是这才能的产物。能侃在北京是一种能力、一种值得骄傲的资本。北京人语言能力的最大特点是幽默。政治是盐，幽默是味精。文革期间，有一段林彪语录被谱成语录歌：“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好就不容易了……”北京人就调侃为：“老肝炎，不但战士会得，干部也会得。老肝炎，最容易得，真正治好就不容易了……”有人讽刺秃顶者一缕头发覆盖头顶为“地方支援中央”；长发滑落下来为“中央下放地方”。北京人性格豪放，包括豪爽和粗放。他们豁达、坦荡，从大处着眼，不计较小事的生活态度，是从道义出发而非小利益出发的立场。在北京人的价值系统中，义气、勇敢、大度备受推崇，而精明、乖巧、圆滑、怯懦、利益的算计为北京人所不齿。北京人还追求狂，如在海湾战争期间要求参加多国部队、穿着圆领衫去赴盛宴、穿旧军衣裤腿一高一低等。另一方面比较粗犷，顺其自然、返朴归真、不刻意雕琢，生活简单粗放。和上海人比，时间和效率意识较差。但他们更讲义气而不重规则。北京男性的时尚，向痞和颓的方向发展，与上海尽可能的雅、打扮得香喷喷的完全不同。痞成为一种新潮、一种文化特征。它包含不趋时尚，反规则、反礼仪，自由洒脱，跟着感觉走，怎么舒服怎么过之类价值观。北京姑娘性格开朗、自然大方，大大咧咧，敢说敢做，敢恨敢爱，遇事不往心里去，拿得起放得下，自称“没心没肺”。北京姑娘更重感情和道义，更多节高义重、肝胆相照的友谊和爱情。她们无疑更热情、主动，更有献身精神和更敢于承担责任。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经济和文化中心却是北京人自己封上去的。北京人自己养活不了自己，同样北京人也没有能力建设北京。北京的发展完全是靠全国财政堆上去的。就是这样，北京人仍然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一副唯我独尊的嘴脸。但是他们却忘了，在北京真正做“大官”的，却都是北京以外地方的人。北京人的排外情绪是最强烈的，尤其是对民工及流动人口的排斥远远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北京话≠普通话，六朝古都传下来的京字京韵，就是要摆这“谱儿”，岂可轻易就改？他们舌头尖子往上一卷，发出高人一等的儿化音，让人听了很不舒服。中国最难听的话，是北京人“发明”的。民间有言“不到北京不知自己官小”。北京人对做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痴迷，因为在他们看来，权＝钱＝一切。北京人对政治是最敏感的，因为这是侃大山，吹牛皮，表明自己“派头”的一种资本。想当年，上海发行了一种“半两”的粮票，曾遭北京人的耻笑，认为太小家子气。但它表明他们更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富而不骄”这才是应有的美德。北京人讲究“大气（霸气）”，因为这能为自己“长脸”；广东人讲究“实际（利益）”，依靠自己的才智挣到尽可能多的钱是他们最快乐的事情；上海人讲究“精细”，素质高、反应机敏、办事认真，是中国真正的希望。建国近五十年，北京代表过去的中国，广东代表现在的中国，上海代表未来的中国。 北京人具有某种贵族精神，身上有贵气和霸气。它不可能产生在农村及一些中小城市，而基本上只会是皇城文化、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对应物。它也可以说是北京城的灵魂。正因如此，北京才成为中国最大气的城市。北京从来就是一个敢于独立思考同时也敢于发表见解的城市。唯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一种高贵之气，一种幽默之气！北京的痞气也是一流的。贵族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致，它需要长时间的培养、积累与熏陶。尤其趣味的培养和生成，更非一日之功。这也是北京人看南方人，有欧美人看亚洲人、世家子看暴发户的味道。毕竟，江浙沪要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总不敢望北京之向背。北京人对南方人态度，似乎主要是基于一种传统观念，即人与人是有差等的。这就是“士农工商”，贵族与平民之分！北京是士族、贵族的城，上海、广州是工商的市，这本身就有高下之别。北京冠盖如云而南方小贩成堆，北京人当然看不起南方人。明白这一点，也就大致能弄清北京人霸气的来历了。 不同地域的人，在性格上存在着明显的文化差异。有人说“东北虎，北京狼，南方人是个大绵羊”。云南建设兵团的成都青年说：北京知青秉性开朗，豪爽旷达，字正腔圆，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四川青年个头不大，聪明机警，热情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唯上海知青韬略在手，城府于胸，不轻举妄动，也不锋芒毕露。但容易轻慢别人。东北兵团的北京知青说，上海人固然精明，但精到明处，也许不可交朋友，但却可以共事。他们贪小便宜，但并不坑人。一般没有什么背景，自我料理能力强，干净，办事有规律，有准备，靠一技之长改善自己社会境遇。一般不搞政治小动作、玩小阴谋，而北京人中反而较多。哈尔滨人最野，打架厉害；形象最次的是天津人，他们最会斗心眼，打小报告。韩国有一个杂志，比较了中国各地人的性格和作风：黑、吉、辽等地人喜欢喝酒，一口喝一大杯65度的烈性酒，很讲义气。上海人会算计，尊重地位高而有钱的人。强调物质利益，经济头脑也很灵。福建人特别小气，下雨带两把伞，自用一把卖一把。广州人不仅会吃，也有韧性，还很聪明。四川人性格比较外向，缺乏理财技术。有的美国人认为：北方人豪爽，上海人细腻。上海人文化水准比较高，有教养。精明能干。缺点是太看重利益原则，人于人交往以利益为基础。有时还看人头。上海女性评价京沪两地的男人：上海男人是瓷器，北京男人是毛坯——前者太细，后者太粗。二者的融洽渗透，兼济南北的类型，可能是较为理想的：能干大事而不失于粗疏，有健全的男子气而不失温柔。一个人如果南北异地求学或工作，文化的互补性将使他终身收益。 2．京沪两地律师行为比较看南北文化差异 北方律师特别是北京律师在办案的总体风格上讲多习惯于从整体、从宏观、从战略上去考虑问题，谈问题喜欢一针见血，他们强调对案件全局的把握；而对证据、文字修饰等问题的研究往往停留在有无的层面上，缺乏更进一步的探究，或说是不愿意进行深入的探求。以上海律师为代表的南方律师则突出体现在对具体证据研究上的功夫和精细，偏重对证据效力，文字表述，证据与法理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讲究和侧重。可以说北京律师对战略问题考虑得比较多，而上海律师则对战术问题则考虑得比较细，其结果形成南北律师不同办案风格。造成对手在阴沟里翻船的往往是上海律师，其步步为营的战术确实令对手难以展开；而强功猛打的方式多为北方律师所偏爱，直捣黄龙的手法似乎更符合北方人的性格。 究其原因与两地人的性格特点有关：北京人的特点，第一是盲目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到了外地就像中央首长一样；第二是官本位严重，重视社会地位、门第、学历、轻商。广东人到北京很不自在，有很多地方不许进出，不让停车。另外，北京人说的比做的好，想的比做的多。北京服务行业基本上全被外地人占领。北京人不愿干小事，不愿挣小钱，轻商，这既有价值观念上的问题，又有行为能力方面的问题，缺乏踏踏实实做事的能力。这造成北京人好高骛远，吃不了苦。所以有人说：北京人怕苦不怕死，南方人怕死不怕苦。 相比之下上海人的人格特点要理性得多。上海人做事是经过利益算计的。过去认为这样不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看来，算计不是缺点，是必须的。经过算计的生活会过得更有效，最小的成本可以获得高回报，生活质量会好。花同样多的钱上海人可以比北京人生活得好。有人说，北京人敢于生活，上海人善于生活，这话一点没错。 在婚姻态度上，上海人浪漫的婚姻比北京人要少。上海姑娘重在选择能过日子的好丈夫，而不是可供审美的男子汉。上海人在谈恋爱时要了解对方家庭的所有情况，父母收入有多少等等，然后做出选择。北京人较少考虑这些，比较追求浪漫。上海的婚姻比北京稳定一些，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婚前解决了。北京的路是直的，分南北东西的，就是那些叫斜街的路也是直的；上海的路是弯的，直路不多，当然，这与黄浦江苏州河等河道有关。但上海的建筑的外立面弯曲的多，北京的建筑的外立面平面的多，这就不能说是不受两地的审美情趣和性情因素的影响了，弯曲的线条体现的是圆润与亲和，平直的线条则体现的是硬朗和率直。 此外，上海人比北京人更重视秩序和规则，上海马路上十字路口维护秩序的都是穿黄夹克衫的退休老人，望着他们手持小红旗指挥自行车的样子，不禁会使人们想起早些年那些坐在商店高脚凳上招呼人们“当心袋袋”的老人们，上海人就是那样信服这些年迈的老人，这说不清是当年工人纠察队的遗风，还是上海民风的温驯，这些任务在北京却都是由那些身着保安制服的精壮小伙（其中不少是退役武警）担当的。在上海火车站，维持秩序和进行行李检查的是身穿蓝大褂的女性，而在北京则是一水儿的公安民警！这当然显露着保卫首都的庄严和慎重，但若北京的市民和上海的市民一样地守规矩，又何劳让北京的警察如此如临大敌呢？ 3．从“人体摄影展”看南北文化差异 “中国人体摄影巡回展”沈阳展览了五天，并没有产生预期的轰动场面。若大的展厅里，观者稀稀落落，售票者神情不振。这次估计得亏五万元左右。 这一展览是由中国艺术摄影协会、福建省艺术摄影协会和“炎黄鼎”展示组委会联合举办的。到沈阳举办是这一巡回展的第十四站，此前已经在广州、贵州、杭州、上海、郑州、西安、大连、哈尔滨等地展过。在南方城市展出时十分火暴，可谓观者如云，平均每天都有两千多人赶来观看，其中杭州一天可达四千人，门票一般都是三十五元；而沈阳尽管票价比南方少了一大截，但这几天平均一天参观者也就四、五百人左右。 为何“人体摄影展”在沈阳遭到冷落?有的说是由于此间人们文化素质低的原因。但有人马上反对说，要说文化素质高低，那“孔圣人”应该是算高了，但他会来看“人体摄影展”么？恐怕还是一个观念开放不开放的问题。也有人反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观念开放的人应该对这种事情无所谓，观念不开放的人反而备感好奇，恐怕还是一个艺术欣赏水平的问题。随即有人批驳说，这个展览“炒做”的重心就是人体的摄影，其次才是人体摄影的艺术，对主办者而言，来看的人越多越好，管他是以艺术的眼光看、还是以别的什么眼光看，我看主要是宣传不到位。主办者说这次展览，事先开了新闻发布会，电台、电视台、报纸都报道了，开展后每天都有记者来采访报道，还上了互联网，比在南方的宣传力度大。这时有人说，我看还是南北方收入差距和经济承受能力的问题。主办者说这个展览在大连刚好不赔不赚，到了哈尔滨就赔了四万多，看来在沈阳更惨。记者在展厅看到，零零落落的参观者以中老年居多，其中以男性占绝大多数，而且基本是身材发福的人，多数戴眼镜，有少数青年男女结伴而来。这一展览共展出人体摄影一百多幅，绝大多数是青春女性人体。 4.由“的哥”比较北京、上海两地文化差异 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地域环境的不同，京沪两地有着太多的风习差异和性格差别。表现最为明显的，莫过于“的哥”对待客人的态度。 北京的哥热情豪爽、外向健谈，既关心政治，又关注隐私，和客人几乎不需过渡，自来就熟。同时也有点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爱谁是谁。看气度和口气，不像政治局委员，起码也像候补委员。 上海的哥则不然，他们话不多，更不谈政治，如果客人不先开口，他们一般不主动攀谈。客人有问题，他们能做到有问必答，但有点“惜墨如金”，决不多说半句。服务永远在规范之中，但似乎少了一点热情，多了几分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漠。 北京的哥似乎从来没有统一着装的习惯，穿着随随便便，往好了说，是生活态度潇洒随意，往坏了说，是过于邋遢，更谈不上企业形象。早些年“面的”风行的时候，甚至有的的哥光着膀子开车。与之相对应的，是出租车里也不太卫生，坐垫儿和椅套儿大多黑不溜秋、脏了吧叽，有些客人外出参加重要活动，穿着比较正式和体面，落坐时分就不免有些踌躇。 上海的哥有没有统一着装的要求我不知道，但扎领带、带白手套的却经常可以见到。秋冬时节如此，盛夏时节也同样如此。与之相对应的，是车内大都干净清爽，窗框没有灰尘，坐垫儿和椅套儿也基本是本色。 如果用一两句话来概括两地的哥的特点，我以为北京的哥是热情之中有点絮烦，豪爽之中有点不拘小节；而上海的哥是规范之中有点刻板，正规之余不无冷漠。两地的哥的不同特点很难说孰优孰劣，对于不同的服务对象，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一般说来，性格外向、见谁都熟的人，可能会比较喜欢北京的哥；而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的人，可能比较喜欢上海的哥。 北京的哥健谈之中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优越感，特别是在外地客人感叹北京的壮观和美丽时，他们往往有点得意忘形。说出话来就是这样：“好看吧没见过吧下次还来吧”而上海人以往给外地人的印象是排外，除了南京路、淮海路那一小块地方的人是城里人，其他都是“下只角”，都是“乡下人”，只有“阿拉上海人”才是城里人。而现在，这种形象正在逐渐改变。上海城市建设、管理水平有长足进步外，感触最深的，就是服务水平日益提高。作为客人，在上海你不难感到做“上帝”的感觉，从商店、宾馆、餐厅的服务员，到本文谈到的的哥，都给人周到体贴、彬彬有礼的印象。如果你在出租车中称赞上海漂亮，的哥也会自豪，但决不会像北京的哥那样说“好玩儿吧没玩儿过吧下次还玩儿吧”，而是不无谦卑和真诚地表示感谢，末了还要加一句“托全国人民的福”。 上海毕竟是中国近现代工商业的发源地、具有市场经济的传统，在的哥身上，不经意间就能流露出些许现代意识、服务意识，而少有等级观念。来的都是客，招待十六方，不卑不亢，很能与国际接轨。上海的“洋气”不仅表现在姑娘的会穿着打扮上，更体现在的哥无处不在的规范服务上。 5.北方男人和南方男人看南北文化差异 北方男人多傻大粗黑有棱有角，仿佛造物主当初心不在焉忘了打磨抛光；南方男人多纤细精绝圆活灵转，仿佛造物主心旷神怡灵感袭来时得意的小品。正因为造物主的心不在焉，充塞天地的浩然大气浸淫了北方男人，故尔历朝历代卓有建树的开国君主多是北方男人，神机妙算参透天地玄机的军师多是北方男人，力可拔山勇贯三军的将帅多是北方男人。或许是过多地秉承了造物主的灵秀之气，三百六十行，行行的状元多是南方男人，而在读书上更是占尽风骚，苏州吴县仅清一朝267年间便出了15个状元。 白酒是北方饮食业的支柱，北方男人以酒自雄，笑南方男人轻量级。茶为南方居家必备，南方男人多通茶经，笑北方男人小儿科。 北方男人沾了酒就成了打虎武松，豪气干云，我叫你喝你不喝不行！你真醉了你真够朋友今后凡遇酒阵他奋不顾身替你冲锋。南方男人设宴各色酒水齐备，随心所欲，让客人各取所需，喜欢往客人面前夹菜，也劝酒，但不喜欢往醉里劝酒。你真醉倒他家他心里还不高兴从此对你敬而远之。 北方男人有事喝酒无事也喝酒，喝起酒来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要办的事须要酒醒之后才蓦然回首。为办事而喝酒的北方男人办起事来常走极端，要么让人欣喜战果格外辉煌，要么让人咋舌横生枝节后果荒唐。南方男人有事不肯喝酒，无事更不喝酒，即便为了办事不喝不行即便与同饮的北方男人同归于醉也绝不会忘了自家的使命。 北方男人抽烟的装烟，不抽烟的也装烟，碰见场儿碰见人敬烟劝烟一个不落，以至南方男人惧怕烟熏火燎，惧怕浪费唾液，干脆在办公场所挂牌“谢绝敬烟”。 而南方男人到北方办事也学会入乡随俗，敬起烟来能漏一村不漏一家，因为南方男人知道千里长堤溃于蚁穴，或许正是你无意中忘记敬烟的那位（或许他根本不抽烟）也会使你功败垂成。 北方男人安土重迁，信奉哪里跌倒哪里爬起，削足适履，忍辱负重。南方男人见异思迁，相信“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你可炒我鱿鱼我也可炒你鱿鱼。 北方男人如山，厚重无言，然而蓊（wěng）郁茂盛；南方男人如水，涌流不息，同样蔚为壮观。 6.旗袍的京派与海派看南北文化差异 京派与海派代表着艺术、文化上的两种风格。海派风格以吸收西艺为特点，标新且灵活多样，商业气息浓厚；京派风格则带有官派作风，显得矜持凝练。 海派文化完成于本世纪的30年代，海派服饰也在30年代达到辉煌灿烂的顶峰。而海派旗袍则在30年代的海派服饰中一统天下。只要提起30年代，人们无疑会联想起旗袍美女的绰约风姿来。 近代上海的开埠，“中体西用”、“西学东渐”，促使旗袍西化。海派旗袍最大的特点说在于对传统样式与西式服装的兼收并蓄。当时不仅把西式外套、大衣、绒绒衫穿在旗袍外，更采用洋装中的翻领、“V”形领、荷叶领，袖型则有荷叶袖、开衩袖等。到后来还出现了改良旗袍，结构更趋西化，一反传统地有了胸省、腰省和装袖、肩缝，甚至加入垫肩以追求完美的身材。旧式的大襟和繁琐的装饰则逐渐消失了。旗袍面料棉布、呢类、纱罗应有尽有。某一段时间旗袍流行“透、露、瘦”，于是就采用镂空织物和半透明的化纤或丝绸；其次，旗袍廓形修长紧身，尤其适应南方妇女消瘦苗条的身材特征。 20、30年代的海派旗袍，是一种既稳定又变幻无常的时装。摆线高低来回更迭，稍不留神便会落伍，这种时髦确实是需要“追赶”才能及的。时尚是商业的催化剂，作为商业化大都会的产物，海派旗袍不仅顺应社会心理，更切合商业利益。 相对于海派的创新，京派就显得守旧一些。旗袍的京派自是指区别于海派，不为流行所动的传统式样。一方面北京的地理位置当时并不有利于西洋文明的引入；另一方面，旧京的官僚军阀又阻碍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与包容。京派旗袍的特点不是中西合壁的艳丽，而是本位本土的拙朴。旗袍款型通常平直宽肥，有大襟。面料偏厚重，可单可夹。印花面料比海派要少，花色也未受到西方的影响。相反，旗袍的装饰却比海派来得丰富。 海派旗袍由于特别显示女性身段，因而服装在于表现人而非衣服本身；京派旗袍衣身的宽大使得人体退居第二位，所以在装饰上就不得不考究起来，服装以繁复和刺绣纹样或织纹为美，充分展示旗袍自身的魅力。 京派和海派各有千秋。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如摩登女郎；京派是古典，海派就是浪漫。但随着历史变迁，具有现代特点的海派逐渐成为主流。海派旗袍的廓形一直流传至今没有什么改变。中国妇女的传统形象也与之紧密相联，难以割离了。 7．从上海女人和东北大妞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上海女人的“嗲”是外在的，也是表面的；“作”是关起门来的事，只有丈夫知道。作是（上海女人）为赢得某个特定对象的爱成为了表达对某个特定对象的爱，而采取的无理取闹、不按牌理出牌的行为。” 上海女人的“嗲”与北方女人的“撒娇”略为相似，但上海女人的“作”却与北方女人的“撒泼”颇为不同。而且撒娇和撒泼都是一种偶然的行为，而嗲和作却是一种恒久的情态。女人撒娇，是因为知道地位不如男人；女人发嗲，却是因为知道自己的性别优势。而撒泼近于怒，毫无美感；发作则近于嗔，娇嗔的美感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深知这一切，出嫁前的上海姑娘，差不多都是嗲妹妹；出嫁后的上海女人，差不多都是作女人。 古代文化的男性气息极端浓重，以战争和蛮力为中心。而近代文明女性气息极端浓厚，以商业和学术为中心。中国明清时代，对女性的压迫，比唐宋更甚。对待女性的办法，从关押发展到缠脚，以无才为德。以守寡殉葬为美。家居女性还能有什么文化可言？只有苏杭妓女，还能有一点文化创造的空间。但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嗲文化，只可能是底层文化或二奶三奶文化。正是由于上海女性嗲文化的这种缺点，现在外埠（包括香港台湾）男性，有舍上海小姐，追东北大妞的倾向。其原因据说不只在身体方面。也是因为在精神方面，东北大妞虽然利害却也让人提神。即使“作”起来也虎虎生威。有歌谣为证：四大利害——大盖帽，国土税，东北大妞，黑社会。 这只是年轻女性之间的比较。对于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成熟女性，以笔者的有限经验，还是北京女性在智慧和魄力方面，占领领导地位。上海女性的嗲术，不知道会不会象上海男性的精明一样，被时代降级。 五、关于中国南北文化差异的参考资料 孙 荪《论中国人现象》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辛向阳《人文中国》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 金振邦《从传统文化到网络文化》 东北师大出版社2001年 《南北文化差异信息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