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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段祺瑞喜欢下棋，他下棋时安静的表情，让人几乎看不出他是个在战场上杀人如麻的屠夫。他生活简朴，既不敛财，也不收藏女人，甚至饮食，都异常节俭，尽管他并不戒荤，但除了米饭馒头，通常只吃一碟雪里蕻外加一点辣椒，对于山珍海味，看都不看一眼。仅从个人道德角度上讲，他几乎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人。方正的棋盘，似乎概括了他对生活的全部需求。在他的生命中，不知有多少个危难时刻，是守着一盘残局度过的，只要他的棋子一息尚存，现实中的他就能绝处逢生。 当芮恩施拜访这位后袁世凯时代的内阁总理的时候，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身穿朴素长袍的文弱的中年人———在大部分时间里，段祺瑞是不穿军服的。这是因为他对政局的兴趣似乎远远不及他对棋局的兴趣，而下棋，是不需要全副武装的。 二 黎元洪不属于北洋系，所以黎元洪是否曾与段祺瑞下过棋，现在已很难考证。留在历史中的，是两个人在现实中的搏斗厮杀。段祺瑞不与黎元洪下棋似乎还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在他眼里，黎元洪连个对手都算不上———他只是一具没有思想的木偶。 对于段轻视黎的原因，陶菊隐曾经做出如下总结:“第一，前清时期，他自己做过统制（师长）、军统（军长）和提督，署理过湖广总督，而黎不过是一个协统（旅长）;第二，袁世凯当权时期，他是北洋派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勇的政治俘虏;第三，目前黎的总统地位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因此，他认为对黎没有假以词色的必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2卷，第151、152页，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正因如此，在黎元洪这个中华民国副总统与段祺瑞这个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之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的。甚至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在他的老朋友张国淦的陪同下，前往北京东厂胡同黎元洪宅邸向黎副总统报丧，两人也只打了个照面，连一句话也没有说。 那一天，宾主面无表情地各自落座，会谈气氛一点也不亲切友好———段祺瑞一言不发，黎元洪也保持沉默，空气突然间凝固了。这场哑剧持续了大约40分钟，双方似乎都坚持不下去了，段突然站起来，向黎元洪半鞠了一个躬，表示告退，黎元洪也如释重负，站起来送客。段祺瑞临走时向张国淦交代:“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国淦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祺瑞回答:“有我。”说完，扭身跨入汽车。 实际上，黎元洪这个憨态可掬的大玩偶，已经得知了袁世凯过世的消息。但是，这个1913年12月被段祺瑞从湖北强行拉上前往北京的火车的黎副总统，在袁世凯的监视下，除了看书、写字、散步以外，没有任何事情可做。刀刃下的生活，练就了他的谨小慎微，所以，当袁世凯的死讯传来的时刻，素来谨慎的黎元洪是不敢轻信的。于是派女儿黎绍芬前往中南海打探消息，当黎绍芬说，她在中南海怀仁堂，看见尚未入殓的袁世凯尸体上盖上黄缎子的陀罗经被以后，黎元洪才相信，自己的出头之日，来了。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北京东厂胡同自己家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总统，像他的前任一样，在誓词中信誓旦旦，至于履约的可能性，似乎丝毫无须考虑。黎就职当天，段祺瑞身边的北洋系军官就聚集在段祺瑞的总理办公室，对于那个来路不明的人继任总统表达强烈不满，要求段祺瑞或者徐世昌就任总统。段祺瑞的回答不温不火———总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实行责任内阁制，削弱总统权力。 所有人都知道黎元洪是一颗死棋，动弹不得，只有远在南方的孙中山，从黎的继任中看到了一点希望。至少，黎元洪也算得上一个半路出家的革命党。黎就职两天后，孙中山致电黎元洪，促请迅即“规复约法，尊重国会……与国民从事建设”（上海《国民日报》，1916年6月11日）。 南方革命党在制订《临时约法》时，试图通过责任内阁制来限制作为总统的袁世凯的权力，此时，内阁制却成为北洋系用以限制倾向共和的黎元洪的制胜秘笈，这种因果关系的转换，仿佛历史的一场玩笑。 段祺瑞摆好了棋子，丝毫没有理会身边那些聒噪的军人们。只要棋子落定，他就进入一种临战的兴奋中，而将所有的忠告都抛在脑后了。 三 1916年6月28日，袁世凯出殡时，黎元洪表现出十足的冷漠。当灵柩运出新华门时，他才姗姗而至，向那具沉重的棺材匆匆行了一个礼，就转身回到他的办公室上班去了，整个过程，一言未发。本应由这位新任总统主持的公祭仪式，也由段总理代表了。 黎元洪对自己的处境了如指掌，此时，他这颗孤子，已陷入北洋系的重重围困中，随时可能被吃掉。为了结束自己的玩偶生涯，他开始落子了。他走出的第一步棋，是邀请南方护国军政府的人士北上入阁，他物色的人选，包括唐绍仪、孙洪伊等。只要恢复了约法和议会，响应孙中山关于拟按美国模式实行地方分治的倡议，中国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便是黎元洪当年的科学幻想。他开始为自己解围，一系列政策中，包括1912年12月26日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至于这纸任命在20世纪历史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黎元洪不会有足够的估计，当时任何一个人也不会充分地意识到。 芮恩施穿越东厂胡同黎宅的内院和一个明媚的花园，在第一时间拜访了黎元洪。那天，在陈设简单的书房里，黎元洪十分乐观地对芮恩施说:“我已经找到了获得各派合作的办法。我将宣布1912年的临时宪法生效并召开旧国会，但国会议员应该减少一半，因为它太庞大了。”（参见［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8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此时，由于袁世凯已死，黎元洪已继任总统，南方独立各省已陆续放弃独立。黎元洪于是果断地落下他手里的棋子，在1916年10月10日，袁世凯去世后的第一个“双十节”，授予孙中山大勋位，以表明国家已经统一，南北隔阂不复存在。其他革命领袖，如黄兴、蔡锷、唐继尧、陆荣廷等，也被授予不同的勋位。黎元洪经常与孙中山、黄兴、岑春煊、唐绍仪等文电往来，段对此大为不满:“来这些反对我的人都是你的好朋友!”（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2卷，第152页，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此时的孙中山，再次萌生了从事实业建设的念头。面对西南革命政府，段祺瑞认为只有一个对策，那就是武力统一。段祺瑞手里有兵，还有政权，可以凭政府信用向外国人借钱，这些都是孙中山手里没有的。 在一个善变的时代中，很少有人再笃信什么。因为人们深知，越是对什么确信无疑，就越要为它付出沉重的代价。然而，段祺瑞却从不讳言对武力的崇拜，在小站练兵时期就拜在袁世凯麾下的段祺瑞，认定强军是复兴国家的唯一方法，所谓先军政治，不是段祺瑞一人的天真和固执，而是他的盟友与敌人们的共识。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仅仅依靠枪炮与枷锁，是否足以驯服失控的时代，自己将因此被戴上荆棘的桂冠，还是被时代的烈焰无情吞噬。 对于黎元洪与孙中山之间的藕断丝连，段祺瑞还是不慌不忙地还了一着:在黎元洪力主的授勋名单中，加上了为数可观的北洋人物———北洋“三杰”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都得到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甚至清室的要人，也一个都不能少———世续得到勋一位，载涛得到一等文虎章，绍英得到二等宝光嘉禾章……这次授勋，由于光怪陆离、包罗万象，而被时人称为“勋章雨”，这是一种不杀之杀，将黎元洪授勋的法力在无形中消解。它在形式上制造了国家和谐的表象，但它的背后，是总统府与国务院“府院”之间无法掩饰的断裂。 10月31日和11月8日两天，刚刚得到勋章的黄兴和蔡锷相继去世，前者享年42岁，后者只有35岁。北京政府下令褒扬他们再造共和的功绩，并分别给予治丧费2万元。 为了表示与黎元洪政府的合作，孙中山于1917年1月，在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寓所举行了受勋仪式。 不知段祺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视黎元洪这个对手的。总之政局并没有按照他预想的路径发展。两个人不动声色地绞杀，已使手下的棋局一片狼藉，民国的政局更是一地鸡毛。段祺瑞终于动怒了，他甚至大吼道:“我是叫他来签字盖印的，不是叫他压在我的头上的!” 在总统府与国务院胶着的对抗中，段祺瑞决定走出关键性的一步棋———提名自己的亲信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让总统府秘书长张国淦向黎元洪转告这一决定。黎元洪这个滚刀肉，终于表现出他刀枪不入的内功，面对来自段祺瑞的施压，他不温不火地对张国淦说:“请你告诉总理，一万件事我都依从他，只有这一件办不到。”（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2卷，第152、153页，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黎元洪的下一步棋是提出一个交换条件，即以后院秘书长因公到总统府，必须与总统府秘书长偕同来见。但这步棋使他陷入被动。徐树铮到职不久，专断态度立刻显露无遗。根据陶菊隐的记载:一天，因发表福建三个厅长的命令到公府办理盖印，黎偶然问到这三个人的出身和历史，徐树铮很不耐心地说:“总统不必多问，请快点盖印，我的事情很忙。”他走出总统府后，黎元洪气愤地对手下人说:“我本来不要做总统，而他们也就公然目无总统!”（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2卷，第152、153页，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 随着徐树铮这颗棋子的落定，段祺瑞的心情安稳了许多，至少，他可以更加安心地下棋了。芮恩施说:“虽然段氏在政府中有着极重要的影响，但他却把一切具体的事情交给他的助手曹汝霖先生和徐树铮将军处理。他宁愿下象棋，然而他始终愿意对部下所做的事承担责任。往往当他棋兴正浓、把全部思想都集中在那变化无穷的玩意上的时候，徐将军走到他身旁向他报告事情，这位总理只是不大在意地听着，随即会回答说:‘好，好。'但当像这样采取的行动没有取得好的结果，这位总理要求作出解释时，人们才提醒他那是他亲自批准这样做的”。（参见［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1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他从来不让为自己卖命的部下承担责任。 当黎元洪将他拟请张勋进京、为自己撑腰的决定透露给芮恩施时，芮恩施陷入一种无言的沉默。那天，黎元洪在与芮恩施午餐时对他说:“张勋将军会帮助我。”芮恩施的表情凝住了，不知该如何回答。在芮恩施看来，张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匪，他的脑袋里根本就没有代议制这个东西，不可能支持黎元洪重新议会政治的理想。面对芮恩施的满脸疑惑，黎元洪又重复了一遍:“真的，你可以相信我。我能够依靠张勋将军。”（参见［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3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他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招昏棋，导致了他的满盘皆输，张勋率领他的5000辫子军进京后，连黎元洪自己都险些成为他的俘虏，最终在外国人的帮助下，才逃出纷乱的北京。 四 当溥仪在养心殿聆听张勋奏请他重登皇位的唠叨时，段祺瑞已经作为一介布衣，隐身津门。随着黎元洪签署了一道打发段祺瑞回家的命令，第一次府院之争告一段落，双方似乎各得其所———黎元洪获得了他想象中的总统权力，而段祺瑞则可以在家安心下棋了。 中国的掌权者，从来不乏华屋巨宅，从阿房宫到紫禁城，建筑的宏伟已经成为对于权力欲望的直观表达。而对于段祺瑞来说，向来不聚私财的结果，却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段祺瑞的清廉，似乎与他北洋军阀首领的头衔对不上号。他在北京的第一所宅院，是袁世凯在受载沣排挤、开缺回籍时送给他的;而他在天津的落脚处———一座精美的米色欧式建筑，也是他部下的产业，暂且借给他用。 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够打扰段祺瑞下棋的心情了。被公众和各派政治人物所瞩目的那个段祺瑞消失了，阡陌纵横的棋盘仿佛一张网，将他罩起来。他乐于自投罗网，因为只有这张网，才能躲避现实的网。在当时的政治版图中，军阀政府占了北方，革命政府占了南方，外国人占了租界，而每个势力的内部，又可以细分、再细分，分成若干个细胞似的利益集团，每一个小集团，都有自己的山头、自己的手段，而更加广大的民间社会则更加成分复杂，有左翼，有右翼;有激进派，有保守派、温和派，如再细分，还有极左、极右、中间偏左、中间偏右，等等等等。所有的细胞，杂乱无章地运动，不能组成一个有机的肌体，相反，它们互相排斥、互相抵制、互相消解，而权力顶峰的人，必将成为众矢之的，成为所有人共同抨击的对象，这也是实力雄厚的段祺瑞对总统宝座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后来他以大执政的名义坐上去时，果然身败名裂。作为一颗棋子，他不知该将自己落在何处，只有落在自己寓所的棋盘上。他累了，不屑再去趟民国的浑水了，只有那个命运交错的棋盘，让他乐此不疲。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像段祺瑞这样的政治强人，也会生出避世的念头，他不是以退为进的袁世凯，而是当年躲进金石书画里再也不想出头的端方。 但6月里，他落子的时候，心绪还是有点纷乱，总是举棋不定。果然，军车的声音由远而近，带着一声尖利的刹车声突然停在他的门口，一个不速之客，来了。他，就是张勋。张勋率领他的辫子军于1917年6月7日，自徐州一路北上，8日，抵达天津，黎元洪派专使、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前往迎接。但张勋没有忘记专门下车拜访段祺瑞。看着客厅里的张勋，段祺瑞没留情面地对他说:“你若复辟，我一定打你!”这句忠告果然应验了———张勋复辟了，段祺瑞把他打得屁滚尿流。 6月里，芮恩施的家人照例到北戴河度假去了，芮恩施和刚刚抵达北京的同事F.L.贝林先生留在原来的寓所。7月1日是星期天，早晨天气阴凉，芮恩施睡了一个懒觉，很晚才起床。但当刚刚起来，就从他的男仆那里听到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 “皇帝又回来了!”（参见［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18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 天亮时，警察开始挨家挨户地督促悬挂龙旗，假辫发和红顶花翎又成了市场上畅销商品，中华门又被改为“大清门”，到夜晚6时，整个北京城已经变成一片龙旗的海，只有总统府，依然飘扬着一面孤独的五色国旗。 黎元洪悔之晚矣。无论府院之争怎样惨烈，毕竟是在民国的体制下，而此时，国家已经倒退到革命前的帝王时代。现实又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句古语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解。现在，黎元洪的全家都成了张勋部队的阶下囚，身家性命早已控制在别人手里。后来，在法国驻北京使馆三等秘书圣—琼·佩斯的帮助下，黎元洪全家才得到解救。当“皇帝”的“谕旨”像雪片一样四处下发的时候，黎元洪拟定了重新启用段祺瑞的任命书，命令他率军讨逆，并发出了命冯国璋在南京代理总统职权的电报，因为危难之际，他想起来的，仍然是段祺瑞这个把持武力的救命稻草。电报发出后，黎元洪悄然出逃。 7月2日凌晨两点，段祺瑞正在棋桌上与朋友激战不止，在这座借来的官邸里，突然响起刺耳的电话铃声。紧接着，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他的门口，这个人就是梁启超。此时，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正陷于复辟成功的狂喜之中，3天前，康有为就抵达北京，参与复辟的密谋，连张勋为皇帝准备的复辟上谕，都是康有为起草的。自戊戌年的君宪梦破碎以来，只有这天晚上，康有为睡了一个好觉。而他的学生梁启超，则与他渐行渐远，随着复辟的发生，二人更反目成仇。梁启超来找段祺瑞的目的只有一个:兴师讨贼。 7月6日，孙中山率领驻上海海军、部分国会议员，偕同章太炎、廖仲恺、朱执信、陈炯明等乘军舰南下广州，决定武力讨伐张勋，捍卫约法。 在梁启超看来，能打败张勋的只有段祺瑞。尽管身为一介布衣，他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但他的影响力一刻未减，只要他把手一挥，北洋的力量就会在他麾下重新集结。面对梁启超的苦口婆心，段祺瑞一直沉默着，目光紧紧锁定了眼前的棋盘，终于，他哗地一声，推开了他面前的棋盘，站起身，说了一声:“走!” 守着棋盘的轻闲岁月是他的梦，但是没有了权力的保证，他的梦将像这个国家里所有人的梦一样不堪一击。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他在后来的执政府里下棋，才是最惬意的。但即使如此，混乱的现实仍会将他的梦分割成一堆碎片———连最高掌权者都是如此，普通国民的处境，可想而知。在形势的逼迫下，他最终顶着骂名，永远退出政坛。 后来著名的“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时，已经成为中华民国实际的国家元首的大执政段祺瑞，照例还在吉兆胡同的宅邸里下围棋。他对属下的绝对信任终于害了他。那天，除了著名的刘和珍等人以外，还包括陈毅、林语堂、朱自清等北京师生的游行队伍到达段执政府大门时，段祺瑞把“维持北京治安”的任务交给北京卫戍怀念李鸣钟后就不管了。当卫队旅少校王子江看到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时，突然对附近的士兵说:“开枪吧!”枪响的声音，令段祺瑞心头一惊。他立即赶到现场，面对满地的尸体，他当场长跪不起，自言自语道:“一世清名，毁于一旦。”（《段祺瑞有没有下过开枪令?》，原载《北京晚报》，2011年5月27日）从此决定“终身食素”。1936年，他因多吃了几片西瓜而导致腹泻，医生劝他开荤以增强体质，他回答说:“人可死，荤绝不能开。”终于不治而死。 很多年后，当苏联档案解密，“三一八”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整个事件，都是由苏联人操纵的，苏联人的策动，无论是运动的支持者李大钊、鲁迅，还是被鲁迅痛骂的段执政、章士钊，居然都毫不知情!（详见《冯玉祥与国民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段祺瑞在天津市以南的马厂誓师，率领北洋军进京讨逆，通电复任国务总理。那段时间，北京的市民时常被黎明的炮声和步枪声惊醒。流弹不断打在城墙上，发出非常尖锐的声响。不到一周，张勋的辫子军就扛不住了。7月12日上午10时，聚集在天坛的张勋的部队就挂起了中华民国的国旗，投降了。这一天，北京城又恢复成了五色旗的海洋，段祺瑞“三造共和”的事业，至此功德圆满。被匆匆剪掉的辫子满地狼藉。 1924年3月，北京大学为了纪念成立25周年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根据得票多少，北大学生选出的“民国大人物”依次为:孙中山、陈独秀、蔡元培、段祺瑞、胡适、梁启超、吴佩孚、李大钊、章太炎。其中，段祺瑞名列第四。在这份名单中，文化人十占其七，表明了当时青年学生的价值取向。此时，距离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中身败名裂，还有两年。 厌倦了府院之争的段祺瑞决定以代总统冯国璋取代黎元洪的总统之职。由于黎元洪是根据“约法”继任的总统，孙中山发表护法通电，下令“通缉乱国盗贼首逆段祺瑞”。护法军与北洋军之间展开激战，护法战争开始。 而冯国璋并没有走进段祺瑞为他铺设好的政治轨道，黎元洪的继任者，也继承了府院间的矛盾。他们都习惯于在“约法”这块蛋糕上为自己分出最大的一块，何况手下有兵的冯国璋，远比黎元洪这个政治玩偶更加强势。由于缺乏一个成熟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体制，在对抗帝制这个共同目标消失以后，他们再度成为彼此的敌人。民国这盘棋，已成不可收拾的残局。 如同与黎元洪的争执一样，这对亲兄热弟分道扬镳的原因，并非仅是权力之争，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分歧:段祺瑞依然执着于武力统一中国，而冯国璋则继承了黎元洪的衣钵，主张和平统一，西南方面的实力派如陆荣廷等，也向冯国璋频频示好，南北和平统一在民国旗帜下的可能性大增，所以，尽管他们表露出的合作愿望不失真诚，但在府院这个政治泥潭里，两个人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不出半年就走到了尽头。当冯国璋终于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段祺瑞的棋盘上一个棋子的时候，内心升起了一股寒意。他决定出走。1918年元旦刚过，冯国璋就突然对段祺瑞说，他同意对南方军队进行武力征伐，又说，自己要亲自南下督军。当冯国璋踏上开往南京的火车时，段祺瑞才恍然大悟，命令倪嗣冲将这个即将脱网的大鱼捉回来。当年袁世凯派段祺瑞“护送”黎元洪的一幕重演了，冯国璋从此成为段祺瑞的政治玩偶，直到1919年病死。 直到1920年吴佩孚打到北京，段祺瑞才第二次下野。当“三一八”以后段祺瑞第三次下野，完成他政治生涯中的三起三落，他才真正地隐遁津门，可以安静地下棋了，从此闭门不出，与政治再无瓜葛。连后来权倾中国、曾是他北伐中的对手蒋介石前来探望他从前的段老师，都在门外受到冷落。他每天清晨绕着院子里的大草坪散步，然后回到佛堂，面对释迦牟尼像虔诚地诵经，忆及血淋淋的往事，不知他是否会幡然悔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已成他今生的最大愿望。除此，他还有一个世俗的愿望，那就是每天等待一个小孩前来与他下棋，那个小孩后来成为围棋大师，他的名字叫:吴清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