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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7月庆贺蔡美彪先生八十华诞暨“元代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张掖两地举行。本年度元史研究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势头。就笔者目力所及，共发表论著30余部，论文300余篇。囿于篇幅，笔者择其要者略述之。脱漏之处，敬请方家同好批评。 一、专著 断代史著作方面，韩儒林主编的《元朝史》经过修补增订后再版(人民出版社)。研究性专著有李治安《元代华北地区研究——兼论汉人的华夷观念》(南开大学出版社)、周春健《元代四书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薛磊《元代宫廷史》(百花文艺出版社)、李莎《元代社会制度与人口》(海风出版社)、毛阳光《元代宁波的历史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李新宇《元代辞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树林《金元诗文与文献研究》(中华书局)。文献校勘与整理方面的著作有《黄溍全集》(王颞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草堂雅集》、《玉山璞稿》、《玉山名胜集》(杨濂等点校，中华书局)，《曾瑞散曲集校注》(李春祥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牛汝极，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农桑辑要》(马宗申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东鲁王氏农书》(缪启愉、缪桂龙译注，同上)。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推出《元朝别集珍本丛刊》，其中《刘敏中集》、《胡祗道集》、《吴师道集》、《张养浩集》、《戴表元集》五种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医籍有王好古《阴证略例》、《此事难知》，朱丹溪《丹溪心法》、《脉因证治》、《格致余论》、《局方发挥》、《金匮钩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元代珍稀针灸三种》(人民卫生出版社)等。译著有[俄]额邻真·哈拉一达旺《成吉思汗：一位统帅及其遗产》(陈弘法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美]莫里斯·罗沙比《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赵清治译，重庆出版社)，廉亚明、葡萄鬼《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姚继德译，宁夏人民出版社)，鲍培《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郝苏民译注解补修订，民族出版社)。论文集有《元史及边疆民族史集刊》第二十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集刊》)。 二、政治史 政治。赵文坦指出，蒙元提倡以孝治天下，表现在政治、礼制、皇位继承、官吏选拔、法制及社会教化诸方面，其实质是移孝作忠，忠大于孝(《儒家孝道与蒙元政治》，《孔子研究》第3期)。李星建探讨了元代的“汉法”和“国俗”(《元代政治制度中的“汉法”和“国俗”》，《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杨印民《禁弛之间的博弈：元代酒禁政策与弛禁》(《江海学刊》第3期)指出弛禁的反复反映了政府对国计民生的利弊权衡，是牵涉国家根本利益的博弈之举。 怯薛轮值是元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晓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找出7条怯薛轮值的材料，对皇帝怯薛的奏事地点及在场陪奏人员进行了考察，指出元朝除皇帝外，怯薛轮值在当时的后妃、太子和诸王中也普遍存在(《元代怯薛轮值新论》，《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分封制是元代的重要政治制度。薛磊指出蒙古汗国时期东道诸王参与蒙廷对金东北地区征伐的同时，积极向东北地区扩展领地，控制了东北地区中北部的广大地区(《蒙古汗国时期东道诸王东北领地考述》，《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张岱玉则探讨了元代亦乞列思部的领地(《元代亦乞列思部封建领地制度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 达鲁花赤一般由蒙古、色目人担任。蔡春娟对汉人担任该职的情况进行了梳理，认为蒙古国时期汉人达鲁花赤对蒙古国的强大和北部中国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入元后禁止汉人、南人担任达鲁花赤的诏令虽得以施行，但仍存在汉人怯薛出职，投下主任命，冒名出任等情况(《元代汉人出任达鲁花赤问题》，《北大史学》第l3期)。党宝海《蒙元史上的脱脱禾孙》(《集刊》)研究了元朝“脱脱禾孙”的词源、职能和钦察汗国、伊利汗国及高丽的脱脱禾孙，指出脱脱禾孙一职最早由元朝设置，高丽的脱脱禾孙是元朝制度传播的结果，随着蒙古的扩张，东起太平洋、西到南俄草原与西亚的广阔地域都出现了脱脱禾孙。张国旺对元代盐运司官吏的选任、考核、俸禄与迁除等制度进行了考察，指出元代盐运司官吏的铨选和迁除反映出蒙汉二元特点和多元化的趋向(《论元代盐运司官吏的选任和管理》，《中国史研究》第3期)。 地方行政研究主要集中在东北和云南地区。薛磊对辽阳行省的政区建置、基本职能和主要官员的身份地位等进行了考察(《辽阳行省刍议》，《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他认为元代征东行省大致可分为征伐型、常设型和增置型三种形态。为征伐日本，元廷先后设立了三次征伐型征东行省，之后由高丽单独治理的常设型征东行省是其主要形态，而通过增置征东行省来控制高丽政局并不是元廷主要采取的政策(《元代征东行省新论》，《内蒙古社会科学》第3期)。杨晓春对沈阳路的机构设置及其变迁进行了探讨，指出安抚高丽总管府是一虚设机构(《元代沈阳路的机构设置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期)0陆韧认为麓川的势力兴起与元朝边疆开拓、征缅战争和元末边疆控制减弱有密切关系，其结果导致西南边疆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元代西南边疆与麓川势力兴起的地缘政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3期)。周芳《元代云南政区土官土司的设置及相关问题再考察》(《云南社会科学》第5期)则分析了元代云南土官土司的设置。此外，郑彦卿探讨了蒙元朝廷对六盘山地区的经略及其影响(《蒙元经略六盘山地区及其影响》，《宁夏社会科学》第6期)。 军事。五投下军是蒙元时期的重要武装之一。谢咏梅指出五投下军和从五投下抽调出来镇戍一方的探马赤军的统领权，均经历了由木华黎家族到中央的转变，而这一变化是蒙元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表现(《五投下及五投下探马赤军统领权的演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刘晓对元代回回通事、放良通事、通事军和通事户等进行了考察，认为元代通事军多被收编进镇戍军系统——“通事汉军上万户府”，驻扎在江阴、许浦，万户一职由负责收编工作的李占哥之子李八撒儿及其后裔世袭，指出通事军当为独立于新附军序列的一个特殊军种(《宋元时代的通事与通事军》，《民族研究》第4期)。此类文章还有冯国富《蒙元帝国时期安西王与六盘山军事活动》(《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 法律。元史学界对“按答奚”这一刑罚名词历来有所争议。蔡美彪释读了公元l846年发现于俄国叶尼塞州，现存于圣彼得堡艾尔米达日博物馆的一件蒙古长牌上的文字，指出“aldaqu”一词本义是治罪，蒙古建国前的氏族部落时代，含意是依据公认的惯例，罚所当罚；蒙古建国颁布札撒之后，限于依据传统惯例即古约孙治罪，汉文音译“按答奚”。元朝颁行《至元新格》之后，泛指依元律治罪，用为一般性的动词或名词，有治罪、断罪、罪过等汉译(《叶尼塞州蒙古长牌再释》，《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齐木德道尔吉根据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所藏元代蒙古语八思巴文牌符，认为“按答奚罪过”只指对未曾根据罪过而实施的法律惩罚措施(《西南大学历史博物馆藏元代蒙古语八思巴文牌符释读及其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刘晓认为“断按答奚罪”是蒙古音译与意译的叠加，意为断罪，属于无任何具体处罚内容的措辞，“断按答奚死罪”则明确指向死罪。作者还研究了断案主和断案主户(《蒙元早期刑罚用语“按答奚”小考——兼论“断案主”与断没罪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集)。 胡小鹏、李羽中认为元代流刑源于蒙古法的流远、出军等惩治方式，仁宗、英宗整合后的新流刑具有适用范围广，惩治力度大，且渗透利用民族差别进行统治的精神等特点(《试析元代的流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申万里分析了元代粉壁的类型，探讨了元代通过粉壁进行社会信息传播的特点，指出元代粉壁成为辅助统治、扩大政治宣传、发挥惩戒职能及传播文化知识的重要工具(《元代粉壁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第1期)。 三、社会 经济 经济。张咏春对金元时期礼乐户的形成过程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东平在礼乐户形成过程中的地位《由“太常礼乐人”到“礼乐户”——金元之交“礼乐户”的形成》(《中国音乐学》第4期)。默书民利用基本史料并参照文集和方志的记载，对元代江浙行省的站赤路线作了考察，并依据各站交通工具的配置情浣对各条站道在交通运输中的作用做了分析(《元代江浙行省站道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集)，他还考察了元代的塞北驿道(《塞外元代驿道及其当代旅游开发刍议》，《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第4期)。姜东成利用《南村辍耕录》、《故宫遗录》等文献对元大都隆福宫的光天殿组群进行了复原，认为它是前阁后殿、中为重檐柱廊的工字殿形式，既是对宋辽金工字殿的继承，又是对斡鲁朵的模仿(《故宫博物院院刊》第2期)。郭珂对元代疫灾进行了研究(《元代疫灾述论》，《医学与哲学》第1期)。陈瑞对元代安徽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商业作了分析(《元代安徽地区的土地开发与利用》，《中国农史》第4期；《蒙元时期安徽地区的商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期)。此类文章还有申友良《元代粤西地区屯田研究》(《社科纵横》第2期)、吉成名《元代食盐产地研究》(《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第3期)、杨强《试论池神庙与运城的兴建和发展》(《盐业史研究》第l期)、李晓英《元代回回商人在甘宁青的活动特点》(《青海民族研究》第1期)。 妇女与婚姻。陈高华考察了元代的妓女、宫女、妾和婢等妇女的生活状态，探讨了元代女子的离婚与再嫁问题(《元代的妓女》、《元代的宫女》、《元代的离婚与再嫁》、《元代的妾和婢》，《文史知识》第4、8、9、10期)。 谢咏梅探讨了元明时期札剌亦儿部与黄金家族的婚姻关系，指出有元一代，札刺亦儿部作为黄金家族的“斡脱古·孛斡勒”坚持与黄金家族“世不婚姻”(《札刺亦儿部显贵婚姻状况及其与黄金家族婚姻关系的演变》，《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社会生活。服饰是本年度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焦点。陈高华探讨了元代妇女的服装、化妆、发式、首饰、缠足和鞋等(《元代妇女服饰简论(上、下)》，《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3、4期)。李莉莎认为质孙服可以分为帝王、大臣、贵族等上层社会人士所穿的没有细摺的腰线袍及直身放摆结构的直身袍和质孙宴上服务于这些上层人物的乐工、卫士等所穿的辫线袍(《质孙服考略》，《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乌云探讨了蒙古服饰的动态特征(《元代蒙古族服饰的动态特征》，《装饰》第8期)。苏日娜研究了蒙元时期的头饰(《蒙元时期的头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白秀梅分析了元代宫廷服饰制度形成的经济和文化因素(《元代宫廷服饰制度形成的经济因素》，《阴山学刊》第5期；《浅析元代宫廷服饰制度形成的文化因素》《赤峰学院学报》第3期)。谢静研究了敦煌石窟中蒙古供养人的服饰(《敦煌石窟中蒙古族供养人服饰研究》，《敦煌研究》第5期)。宫艳君考察了鸽子洞出土的纳石失(《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中的纳石失》，《文物春秋》第4期)。 此外，李金强、翁敏华对元曲中的节令进行了考察(李金强《元杂剧中的元代节令》，《集刊》；翁敏华《元散曲里的元宵节》、《元曲里的清明节》，《文史知识》第2、4期)。 四、宗教史 道教。全真教是本年度元代宗教研究的热点。《道家文化研究》第二十三辑为“多元视野下的全真教”专号(三联书店)。其中赖炜芳、黄永锋《丘处机(摄生消息论)析略》对丘处机《摄生消息论》的文本源流、养生思想和价值进行了分析。张广保以全真教祖庭——大重阳万寿宫为中心，对金元时期全真教东西祖庭进行了研究，认为全真教宫观系统体现出七真门下派生的各宗派势力与以堂下为代表的全真教掌教大宗师的权力互相交织的特点(《金元时期全真教祖庭研究》)。程越对被视为全真教祖庭的白云观在金元时期的沿革作了探讨(《全真祖庭白云观在金元时期的沿革》)。张泽洪对金元时期全真道斋醮科仪进行了考察(《金元全真道斋醮科仪初探》)。张广保《蒙元时期全真教大宗师传承研究》通过研究蒙元时期丘处机之后的十二位掌教宗师的传承历史，揭示出政教之间的势力消长及全真教内部存在的诸问题。刘晓认为尹志平接任掌教并非丘处机遗愿，而其上任后多次受到攻击，最终成为全真教历史上首位生前离任的掌教(《全真教尹志平接任掌教之谜》)。陈金凤对元代四川地区全真教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考察(《略论宋元明清时期四川地区全真教的发展》)。此类文章还有申喜萍《元散曲与全真教》(《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郭树森、陈金凤指出玄教虽由龙虎宗分衍而来，但从建立、传教组织形式、思想内容、宗教作用看，实质上是元统治者分化、抑制正一天师道的产物，是一个独立发展的政治道派(《元代玄教与龙虎宗关系论》，《江西社会科学》第5期)。道教方面的文章尚有杨德明《浅析元代道教思想对倪云林艺术之影响》(《宗教学研究》第3期)、刘永海《论道教对士人的影响——以元代道教史籍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同氏《论(甘水仙源录)的史料价值》(《中国道教》第1期)、廖敏《从元代道教戏剧看道教济度主题》(《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佛教。刘晓探讨了北方的重要佛教派别——大开元一宗的发展状况，指出“大开元一宗”是由万安广恩开创的，以净土信仰为主、禅净结合的佛教派别(《元“大开元一宗”初探》，《中国史研究》第1期)。赖天兵利用飞来峰造像和题记对元代释教都总统所进行了研究(《飞来峰郭经历造像题记及相关的元代释教都总统所》，《文物世界》第l期)。张国旺认为元代五台山的佛教管理机构当为五台山总摄所，下设真定、平阳、太原、大同和五台山本处等五僧录司(《元代五台山佛教初探——以河北省灵寿县祁林院圣旨碑为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l期)。陈广恩研究了元代广东地区佛教的发展状况(《略论元代广东地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i期)。佟洵探讨了佛教在元大都的传布(《佛教在元大都传布的历史考察》，《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第6期)。 藏传佛教方面的文章有：陈广恩等《试论西夏藏传佛教对元代藏传佛教之影响》(《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陈楠《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人蒙古地区史事考述》(《古代文明》第4期)、朱丽霞《白马寺与元朝帝师关系述略》(《西藏研究》第2期)、蒲文成《元代的藏传佛教宁玛派》(《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第1期)。 其他宗教。邱树森《镇江“大兴国寺记碑”研究》分析了《至顺镇江志》所载“大兴国寺记碑”对研究基督教教义、景教在江浙地区的流传、景教在元代的兴衰、元政府对景教的政策及景教与佛道等教的关系等问题的意义(《东南文化》第1期)。陆芸探讨了伊斯兰教在东南沿海的传播和发展(《元代伊斯兰教在中国东南沿海的传播和发展》，《西北民族大学学报》第6期)。李占魁考察了元代穆斯林地位优越的原因(《再探元代穆斯林地位优越的原因》，《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 五、民族史与中外关系 民族。陈旭考察了元代西夏遗民的社会地位(《吸收与融合——元代西夏遗民社会地位以及民族融合的历史考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魏淑霞、徐悦分别探讨了元朝西夏遗民斡氏、高氏家族(《元代的西夏遗民——斡氏家族》，《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2期；《蒙元时期西夏遗民高氏及其后裔》，《宁夏大学学报》第3期)。彭向前《西夏遗民初到保定时间考》(《保定学院学报》第1期)依据去年首次全文刊布的《河西老索神道碑铭》指出，西夏遗民到保定的时间为元太宗灭金之战后和元代顺天路设置前，极有可能在元太宗八年。 对外关系。朱法武探讨了元代华夏世界秩序观确立的过程，指出元代外交政策带有军事征服色彩，较强的政治控制性、依附性，海外贸易的内向化、封闭化趋势及文化宗教政策的兼容并包等特点，并分析了成宗后外交政策向和平、收缩、保守转变的特点及原因(《简论元代封贡体制的建立及外交政策的变化》，《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山东大学出版社)。乌云高娃利用国书、牒状等原始资料对忽必烈诏谕日本的过程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一过程中，高丽一方面对蒙古告以海道远征的危险，另一方面对日本劝其速与蒙古通好(《忽必烈诏谕日本及高丽的态度》，《欧亚学刊》第八辑)。她还对元丽交涉中译者的出身和职能进行了探讨(《元丽交涉中译者的来源及其职能》，《儒家文明与中韩传统关系》)。 六、文化史 儒学与儒士。赵文坦认为武宗时封孔子为王并不表示武宗尊崇孔子(《元朝封孔子尊号“达成至圣文宣王”的背后》，《文史知识》第2期)。魏崇武认为蒙元初期“儒户”的创设使大批儒士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国家对儒户的实用责求与“文以载道”的思想传统相结合，使蒙元初期文论更加突出强调文学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功能(《“儒户”与蒙元初期的文学功用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9期)。周春健认为延祐科举将四书学官学地位制度化，这一过程是蒙古统治者追求政权合法性与汉族儒士追求文化优越性的需求(《延禧科举与四书学官学地位的制度化》，《内蒙古大学学报》第3期)。蓝武指出元代广西科举不兴与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广西的动荡局势有关(《元代广西科举不兴的社会原因探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李清凌勾勒出元代陕甘两行省的州县学和书院的状况，分析了西北教育的规模，指出元代西北教育具有区域反差大、出现进士的时间密度较唐宋高、少数民族人才辈出等区域性特点(《元代西北教育的特点》，《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 申万里指出元代京师大量江南儒士的存在传播了传统儒学文化，为元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也反映了江南儒士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努力(《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史学月刊》第l0期)。魏崇武探讨了元世祖、成宗时儒士的主要出路，儒吏矛盾及调和措施和儒者为学的目的(《元世祖及成宗时期的儒吏关系》，《文史知识》第12期)。牛海蓉考察了宋金遗民的心理差异(《宋金遗民的心理差异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上海大学学报》第3期)。展龙分析了元末汉族士大夫的民族认同意识(《试论元末汉族士大夫的民族认同意识》，《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虞云国通过元代杨家将杂剧探讨了民众思想(《元代杨家将杂剧所见之民众思想》，《河北大学学报》第l期)。 史学。陈瑞指出元代皖人关注辽、金、宋三史、元朝实录、典制等及方志、谱牒等，目的在于传承文明、经世致用及弘扬乡邦文化，保存地方文献(《元代皖人的史志编纂活动》，《史学史研究》第3期)。周少川分析了元朝的开放意识与域外史研究(《元朝的开放意识与域外史研究》，《河北学刊》第5期)。罗炳良探讨了元代义理史学致用和求真的特色(《宋元义理史学的“致用”与“求真”》，《史学史研究》第2期)。时培磊考察了元代官方史学与蒙古体制的关系《试论元代官方史学对蒙古体制的继承》(《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殷振则分析了元代史学的多元趋向(《论元代史学的兼容并包性》，《海南大学学报》第2期)。 语言学。刘迎胜《中古亚洲双语字典编纂传统》(《集刊》)分析了燕京回回字学使用回回字的状况，考察了元代编纂的《辽史·国语解》、《金史·国语解》和《至元译语》等双语字典的情况和12—16世纪中亚和西亚的对译字书。张军探讨了蒙元时期语言认同建构的历史过程(《蒙元时期语言认同建构之经历与经验》，《新疆社会科学》第1期)；《认同与建构：蒙元时期语文建设的历史考察》，《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 宗族。常建华对现存元人文集中所存族谱序跋的数量和地区分布重新统计，指出元代“族谱“一词的流行和江西地区修谱的盛行表明了特定的社会历史特征(《元人文集族谱序跋数量及反映的谱名与地区分布》，《史学集刊》第6期)。万安玲《宋元转变的汉人精英家族：儒户身份、家学传统与书院》认为元初那些有着家学传统的汉人精英家族通过资助、兴办或以其他形式与书院联系，借以获得入仕机会，儒户也借以维护特权。具有教育传统的家庭兴办的书院和自南宋就存在的家塾为元代的书院奠定了基础，而书院既是国家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是南北方汉族士人及非汉族人通过坚持儒学教育传统而保持地位的手段(《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章毅认为元初科举的中止和注重“出身”和“功利”的铨选方式促进了元代理学的广泛传播，并使理学中独特的鬼神观成为宗族观念的内在基础。元后期徽州豪强世家对理学的接受最终刺激了理学社会化的实践，宗族观念应运而生，具体体现在地方精英的言论、家谱编纂的普及和祭祖方式的变化(《理学社会化与元代徽州宗族观念的兴起》，同上)。此外，赵一兵分析了巩昌汪氏在进攻四川战争中的作用(《试论巩昌汪氏家族在蒙元时期进攻四川战争中的作用》，《内蒙古社会科学》第6期)。 艺术。刘中玉以钱选、赵孟頫、何澄三画家为中心，分析了元初绘画中存在的陶潜情结(《元初绘画中的陶潜情结——以钱选、赵孟頫、何澄为例》，《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第1期》；《钱选绘画中的陶潜情结》，《荣宝斋》第2期)。相关论文尚有吴秋野《“米氏云烟”成说于明及米点山水形成于元考》(《文艺研究》第8期)、林梅村《元宫廷石雕艺术源流(上、下)》(《紫禁城》第6、7期)、李素娥《(马可波罗行纪)所载元代音乐史料钩沉》(《中国音乐学》第l期)、苏日娜《试析元代的统一对音乐文化与交流的促进》(《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 七、人物研究 林梅村探讨了马可波罗在大都的活动(《马可波罗在北京》，《中国历史文物》第2期)。陈广恩认为忙哥刺之死和汗位之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元安西王忙哥刺死因之谜》，《民族研究》第3期)。何启龙利用审音与勘同的方法，指出《世界征服者史》中的 与《元史》中的“哈只儿·只兰秃”是同一个人(《审音与勘同：〈世界征服者史〉 与(元史)哈只儿只兰秃的再研究》，《集刊》)。马明达、陈彩云对沙可学的研究、高荣盛对许衡的研究、王颞对刘伯温的研究，张金铣对陈泰的研究都值得关注(《元代回回人沙可学考》，《回族研究》第4期；《元代大儒许衡：传扬汉学，促进一统》，《人民论坛》第7期；《元唐兀人刘伯温的家事与仕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第6期；《元诗人陈泰出身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第3期)。此外，其他人物研究的论文有于磊《(癸辛杂识)之贺诗风波——论方回的人品及其他》(《集刊》)、许敬生《元代名医滑寿的生平与医学成就》(《江西中医学院学报》第3、4期)、盖建民《略论玄教门人朱思本的地图科学思想》(《宗教学研究》第2期)、高栋梁《鲁明善的家世及其生平事迹考述》(《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李秋丽《胡一桂易学观研究》(《周易研究》第4期)、余来明《元代文人胡助卒年考》(《文学遗产》第6期)、王红梅《元代畏兀儿翻译家安藏考》(《敦煌学辑稿》第4期)。 八、文献研究 《元典章》是一部元代诏旨、条画和案例的汇编。陈高华通过与《通制条格》相关条目的比较，说明了《元典章·户部》对于研究元代社会和经济的重要史料价值，指出《元典章》任意删改，错漏现象严重，阅读和使用时应引起足够的注意(《(元典章·户部)简论》，《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他与张帆、刘晓共同发表了《(元典章·户部·婚姻)校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集)。 《至正条格》的出版受到中国大陆相关学人的关注。张帆考察了《至正条格》的发现和整理、内容特征及其史料价值(《重现于世的元代法律典籍——残本(至正条格)》，《文史知识》第2期)。陈高华逐篇分析了《至正条格》中的“条格”与《通制条格》相应篇目的异同，探讨了若干新增条目的背景和意义，指出《至正条格》“条格”部分应为42卷，甚至更多，其篇幅较《通制条格》有很大增加，新增条文对于研究元代后期的社会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然从“条格”的角度来看，《至正条格》只能看成是《大元通制》的修订本，难以视为新法典。《条格》所列诸多加强对蒙古、色目人种种法外特权的限制措施已在《大元通制》中提出，是中原传统法制的体现，与“游牧民族的法文化传统”无关(《(至正条格·条格)初探》，《中国史研究》第2期)。 陈得芝根据《宾王录》对高丽使团成员及其到达大都的日期、高丽王京至大都的行程、元世祖自上都回銮的日期和高丽使者的朝见及至元朝仪和朝班进行了研究(《读高丽李承休(宾王录)——域外元史史料札记之一》，《中华文史论丛》第2期)。杨讷根据《刘尚宾文集》探讨了徐寿辉政权的国号、年号，陈友谅事迹，大义年间的瑞州路，袁州欧普祥事迹及元末农民战争后期阶级关系的演变(《徐寿辉、陈友谅等事迹发覆——〈刘尚宾文集〉读后》，同上)。默书民推定《析津志·天下站名》的成文时间在至元十八年二月至次年三月之间(《〈析津志·天下站名〉成文时间考》，《中国史研究》第3期)。李之勤对《析津志》中的《天下站名》作了校正(《元熊梦祥〈析津志·天下站名〉校正稿》，《集刊》)。吴志坚《〈析津志辑佚〉句读订误九则》(《集刊》)指出，《析津志辑佚》中九处因元代硬译公牍文体而断句不当的错误。沈仁国《〈嘉定钱大昕全集·元进士考〉点校补正》(《集刊》)对《嘉定钱大昕全集·元进士考》点校本出现的错误逐条更正，指出钱氏手稿存在误抄、年代有误、脱字、与清影元抄本《元统元年进士录》有异等问题。 黑水城文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张国旺对《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编号为TKl94号文书重新定名，指出它对研究元代俸禄制度、亦集乃路总管府官员任职状况的重要价值(《俄藏黑水城 TKl94号文书(至正年间提控案牍与开除本官员状)的定名与价值》，《西域研究》第2期)。马顺平对俄藏编号为TK204V的文书进行了考释(《北元“宣光二年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亦集乃分省咨文”考释》，《内蒙古大学学报》第2期)。《俄藏敦煌文献》中也有一些黑水城文书。魏郭辉对其中被定名为《提举司牒》的ДХ．16714号文书进行了考察(《俄藏敦煌文献ДХ．16714(提举司牒)校释及相关问题考略》，《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许生根探讨了英藏黑水城出土的，发掘编号为K.K.Ⅳ.(a)(Ⅱ)、K.K.0150(b)、K.K.0119(Ⅰ)、K.K.Ⅰ 0231(e)的四件军政文书(《英藏黑水城出土四件元代军政文书初探》、《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王亚莉对《黑城出土文书》中的Fll6：W578、Fll6：W570两件文书作了考释(《黑城文书所见元代两份整点站赤文书考释》，《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刘永刚考察了编号为Fl3：Wl30的婚姻文书(《对黑水城出土的一件婚姻文书的考释》，《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潘洁对黑城出土文书中的记数符号进行了研究(《黑水城出土文书中的记数符号初探》，《宁夏社会科学》第2期)。徐悦利用黑城文书对亦集乃路的屯田面积、户数、类型、屯田户的构成及管理机构作了分析(《元代亦集乃路的屯田开发》，《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吴超根据黑城文书探讨了亦集乃路的税务管理《亦集乃路税务管理初探》(《阴山学刊》第5期)。 文献方面的论文还有杨镰《顾瑛与玉山雅集》(《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第9期)，魏崇武《许衡(与窦先生书)考论》(《文献》第2期)，邓瑞全、谢辉《刘敏中(中庵集)考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6期)，成一农《〈永乐大典·潮州城图〉成图时间考》(《中国地方志》第4期)，纪宁《袁桷〈延祐四明志〉人物立传问题浅议》(《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黄小峰《瑶池庆寿——〈阆苑女仙图卷〉年代与内容小考》(《中国历史文物》第2期)，张文澍《东瀛所藏元代冯子振(居庸赋)述略》(《文献》第3期)，曹炳建、黄霖《(唐僧取经图册)探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葛仁考《酌古宜今之策：刘秉忠万言书初论》(《邢台学院学报》第3期)，刘怀堂《(永乐大典)之(张协状元)应是元初作品》(《中央戏剧学院学报》第4期)，沈克《元代王祯(农书)异版插图考辨》(《新美术》第5期)。 九、文物考古 现存于浙江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明州碑林的《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是一通附有八思巴字的元代公据碑。章国庆对公据碑的汉文部分进行了研究，照那斯图、罗·乌兰则释读了其中的八思巴文(《元(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碑考辨》，《东方博物》第3期)；《释“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中的八思巴文》，《文物》第8期)。李俊义对藏于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博物馆的《全宁路新建儒学记》作了考察(《元代(全宁路新建儒学记)考释》，《北方文物》第l期)。许婷婷对溧水发现的容国公容国夫人墓碑进行了考释(《溧水元代容国公容国夫人墓碑摭谈》，《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第6期)。此外，王世英墓、靳德茂墓出土的墓碑、葛法成墓出土的买地券都是重要的文字资料(王久刚、王磊《西安南郊元代王世英墓清理简报》，．《文物》第6期；焦作市文物工作队等《焦作中站区元代靳德茂墓道出土陶俑》，《中原文物》第l期；张家日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元代葛法成墓发掘简报》，《文物》第7期)。壁画墓的发现对研究元代社会生活有着特殊的意义(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邢台市邢钢元代壁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4期；刘善沂《山东长清、平阴元代石刻壁画墓》，《文物》第2期；戚世隽《明应王殿元代戏剧壁画新探》，《中山大学学报》第6期；侯新佳《试析山东元代砖雕壁画墓》，《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第l期；于宗仁等《榆林窟元代壁画黄色颜料初步研究》，《敦煌研究》第6期)。河北省平乡县郭桥村出土墓葬年代经研究确定为元代(郭少青《河北平乡县郭桥村元墓》，《文物春秋》第5期)。 此类论文还有扬之水《元代金银器中的马盂与马杓》(《中国历史文物》第3期)、翁雪花《江苏江阴出土元代银器》(《文物》第12期)、李海《出土元代玉器及工艺特色综述》(《东方博物》第3期)、侯杜文《试析元青花上新发现的蒙元摔跤手形象》(《文博》第3期)等。 综述方面的文章有刘迎胜《中国蒙元史学术研讨会暨方龄贵教授九十华诞庆祝会述评》(本刊第2期)，陈秋速{2006年蒙元史研究综述》(本刊第1期)，武小平{2007年蒙元史研究》(本刊第8期)，葛仁考《元代河北地区研究综述》(《历史教学》第12期)，张红宣、张玉珍《黑城出土元代汉文文书研究概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第2期)等。书评有刘迎胜《巴尔托德(突厥斯坦)汉译本读后》、华涛《迟到的贡献——(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中文译本初读札记》(《西域研究》等4期)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