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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纺织品消费水平

http://www.newdu.com 2017-12-29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李伯重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棉纺织品的消费已达到较高水平,年均棉布消费量应当在2.2匹以上,不仅明显高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全国平均消费水平1.5匹,而且也高于光绪时期乃至二十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甚至超过二十世纪中后期同地区的消费水平。
    [关键词]十九世纪初期;松江;纺织品;消费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8)02-0060-05
    [收稿日期]2008-02-12
    衣与食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要。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中人民衣食消费水平,是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表现。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国土广大,各时各地人民衣食消费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不能用一个一成不变的标准,来代表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实际衣食消费水平。不仅如此,也不能假定中国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在几千年的长时期中一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因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更不能创造出我们引以为荣的灿烂文明①。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人民的衣食消费,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衣食消费水平因时因地而异,我们对于中国人民的衣食消费的研究,也必须有具体的时空范围。本文选取的时空范围是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时空范围,是因为我正在进行此地区在此时期的经济结构研究②,而衣食消费水平问题的研究正是此项研究的一个部分。但是由于资料的关系,在必要时我也会使用超出这个时空范围的史料作为旁证。由于“食”消费的问题我已有专文讨论③,因此本文仅探讨“衣”的消费问题。古人在谈论衣食时所说的“衣”,实际上还包括了其他用以蔽体和御寒的纺织品及其加工产品如巾、帽、鞋、被褥等。因此在本文中,我们讨论的不仅是衣服的消费,而是纺织品的消费。
    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人民的纺织品消费,包括以下内容:
    1、棉布:普通人民日常穿戴的衣服、鞋帽、被褥等,以棉布制成,故以下简称棉布。
    2、丝绸:在明清江南,除了少数特别精工制作的高级丝织品之外,大多数丝织品已成为大众消费品④。
    由于棉布是十九世纪初期松江人民消费最多的纺织品,本文主要集中于对棉布的消费情况进行分析。
    一、前人的估计
    关于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纺织品消费,前人未有专门的研究。但是方行和徐新吾分别对清代江南以及十九世纪中国的纺织品消费量作了一些估计。因此,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些估计。
    1、方行的估计
    方行对清代江南农民的衣被消费量进行了探讨⑤。他根据崇祯间浙江德清县知县谭元礼所说“至人生所需,…岁不过布二匹”和乾隆时洪江亮吉所说“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江南棉布一匹一般长二丈,五丈即为布二匹半),认为农家用布,按男女大小口平均,包括衣服、被帐在内,每年用布二匹计,全家五口,每年约用布十匹⑥。但是徐新吾指出“一人之身,岁得布五丈,即可无寒”,是指富裕之家一个成年人的用布量,决非全国大小人口通扯的平均数。当时全国总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消费土布当不足3丈,折合标准土布1.5匹⑦。
    2、徐新吾的估计
    徐新吾对1840和1860年时中国棉布人均消费量作了估计,结论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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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江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棉纺织业地区,人民获得棉布十分容易,同时松江的生活水平也明显高于全国平均生活水平,纺织品的人均消费量比全国平均数高⑨。上述人均消费量,不论是城镇户、非农业户还是农村纺织户、非纺织户,肯定都低于松江的人均消费量。
    二、十九世纪松江节妇的棉布消费
    从十九世纪的松江地方志中,我发现了一些关于慈善机构收容的节妇的衣物消费的记载。这些记载颇为可信,可以作为第一手的证据来使用。
    1、道光时代松江府城全节堂⑩
    “节妇人堂,无衣被床帐者,各给棕榻一只,被褥一副,单被一条,枕一个,帐一顶,冬给棉袄裤一副,单布裙一条,五年一换,春秋时给单布衫裤一身,二年一换,夏日给夏衫裙裤一身,五年一换,子女同。
    “节妇人堂,每人给帐一顶,六年一换,新棉花被褥一副,枕一个,有子女者被褥加阔,三年一换,冬给厚棉袄裤一副,春秋给薄棉袄裤一副,仍各给冬布大衫裙一副,小衫裤两副,夏给夏布衫裙裤两副,均定二年一换…,母、姑、子、女皆同,子则添给帽袜”。
    此标准是道光21年制定的,因此可以表现十九世纪初期的消费水平。
    2、光绪初期南汇县清节堂⑾
    “节妇中有家伙衣服带入,听其自便。如无衣被者,由堂各给棉被褥一套,单被一条,枕一个,帐二顶;冬给棉袄裤一副,单布裙一条,夏给夏衫裙裤一副,草席一条,俱四年一换;春秋给单布衫裤一副,二年一换。子女同”。
    “极贫嫠妇御寒无具,本堂制备棉衣,查实给发”。
    (3)光绪初期川沙厅全节堂⑿
    “每年十月,按名给蓝色厚絮小袖布袄一件,有孀姑稚子者,亦准带给;次年五月收回存堂,袄里印如意为记,禀明饬典不准当钱”。
    三、二十世纪中期上海农民衣着用品的消费
    依照徐新吾等1962年采访上海郊区农妇、土布业职工、原工商业者所得到的结果,一个农户的土布消费情况如下⒀:
    短衫裤:农夫每年需布30尺,农妇24—25尺(兹以24.5尺计)
    棉袄裤:农夫每年需布10尺,农妇10尺弱⒁
    棉背心:农夫与农妇每人每年需布各6尺左右⒂
    夹鞋:农夫每年需布2尺,农妇1.6尺
    棉鞋:农夫与农妇每人每年需布各1尺
    老布被面:农夫与农妇合计,每年需布1尺⒃
    被里:农夫与农妇合计,每年需布5尺⒄
    褥单:农夫与农妇合计,每年需布2.5尺⒅
    枕头:农夫与农妇合计,每年需布1尺⒆
    袜子:农夫每年需布2尺,农妇1.5尺
    面巾:农夫与农妇合计,每年需布1尺⒇
    帐顶布:农夫与农妇合计,每年需布1尺
    作裙:农夫每人每年需布5尺
    围身裙:农妇每人每年需布2尺
    饭单:农夫与农妇合计,每年需布1尺[21]
    缠脚带:农妇34尺(兹以3.5尺计)
    以上共计127尺,合标准土布6.3匹。
    徐新吾等的采访没有谈农家老幼用布情况。从一些方面来看,小孩和老人衣物可以用农夫和农妇的旧衣物改制,因此用布量较少;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小孩衣物需要经常洗涤,因此消耗较快。因此这里以成人的消费量之半计,即每人每年大约用布1.5匹。清代松江一个农户大约有4.5口人[22]。因此大概而言,一户每年共用布10匹,即平均每人每年用布2.2匹。
    此外,徐新吾等的采访还指出:除了上述衣物外,农户用布还包括罩衫裤、夹袄裤、棉膝裤、门帘、窗帘、包袱、包头巾、包脚布、风帽、腰兜、褡裢袋等。因此各种用布合计,一户每年用布应当在10匹以上,亦即人均2.2匹以上。
    四、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人年均棉布消费水平
    对以上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将道光时期松江府城全节堂节妇的衣物更新年限与二十世纪中期上海农民衣物更新年限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前者更快。慈善机构赡养的节妇(及其母、姑、子、女)的消费水平,通常比一般人家低一些。因此可以推知道光时期松江一般人民的消费水平,可能比二十世纪中期上海地区农民消费水平高一些。其原因大约如下:首先,这里所说的二十世纪中期的松江人均棉布消费量,来自徐新吾等对“年老职工特别是土布的从业人员”进行的关于“早年每人必需的衣着品种”进行采访的结果,实际上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上海郊区农民的消费量。但是我们知道,1937-49年是一个战乱时期,这时农民的棉布消费肯定不如和平繁荣时期。其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上海郊区,土布业已经日薄西山,只是在苟延残喘,许多农家已不织布,其消费的棉布必须从市场购买,而在十九世纪初期,家家户户都织布,从而使得棉布更加容易获得。
    第二,光绪初年松江府正在处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之后,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因此棉布消费水平应当低于经历了长期和平繁荣的十九初期的水平。这一点,从府城全节堂收容节妇人数的变化和看得很清楚。府城全节堂(亦称全师堂),始建于道光9年,扩建于道光21年,道光30年规定接收节妇名额为700人。但是太平天国战争后,民生凋敝,孀妇人数猛增,全节堂接收的节妇人数,同治4年增至800名,光绪初年更达到1200人,而且还有许多因全节堂经费不足而不能接收,须“俟经费稍充,再议曾[增]额”[23]。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该堂衣物配给标准是道光21年制定的,明显高于光绪初年南汇、川沙的标准。
    考虑到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十九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人年均棉布消费量,应当在2.2匹以上,不仅明显高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全国平均消费水平1.5匹[24],而且也高于光绪时期乃至二十世纪初期松江地区的平均消费水平。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将此消费水平与二十世纪后期松江地区的消费水平进行比较。后者见于1991年版的《松江县志》,该县志汇集了1978—85年的统计资料,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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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此,1978-86年松江县(清代华亭与娄县)人均消费棉布3.29平方米,化纤布2.96平方米,合计6.25平方米,相当于标准土布2.1匹[26]。换言之,十九世纪初期松江人民的纺织品消费,已达到甚至超过二十世纪中后期同地区的消费水平[27]。
    从上表可见,松江人民还消费一定数量的呢绒与绸缎。十九世纪初期松江人民基本上不消费呢绒,但丝绸已成为大众消费品。早在明季,范濂就已指出:在松江,“贫者必用紬绢色衣,(纱或熟罗)包头不问老幼皆用”[28]。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曾到中国旅行的英国人巴娄(John Barrow)也看到江浙人民(特别是城市居民)普遍穿绸[29]。在江南,松江也属于比较富裕的地区,人民穿戴丝绸肯定也很普遍。由于缺乏具体的记载,其人均消费量难以估计,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消费量相当可观。
    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十九世纪初期松江人民的纺织品消费,正如他们的食物消费一样,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30]。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参阅李伯重:《“最低生活水准”与“人口压力”质疑》,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1996年第1期。
    ②此项研究题为《华亭-娄县地区的经济结构,1823—29年》。华亭县与娄县并为松江府的首县。
    ③见李伯重:《“乡民们吃得不错”——十九世纪初期松江食物消费水平研究》,收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邓广铭先生百年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北京)2007年。
    ④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28-29页。
    ⑤方行:《清代江南农民的消费》,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北京)1996年第3期
    ⑥方氏还指出:这十匹布中,大约为棉布六匹,麻布四匹。
    ⑦徐新吾主编:《中国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1992年,第193-194页
    ⑧徐新吾主编:《中国土布史》,第229页。详细计算见同书第196-199页。
    ⑨徐新吾主编:《中国土布史》,第198页。
    ⑩光绪《松江府续志》卷9建置志“公建”条
    ⑾光绪《南汇县志》卷3建置志“义举”条
    ⑿光绪《川沙厅志》卷2建置志“善堂”条。
    ⒀徐新吾主编:《中国土布史》,第194-196页。
    ⒁以不用罩衫裤的情况计,如计罩衫裤,其数更多。
    ⒂每件用布16-20尺,使用时间以棉袄裤时间计,即5-6年。
    ⒃每条用布24尺,一般可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
    ⒄每条用布2-3匹(40.50尺),没有小孩的可用10年,有小孩的要经常洗晒,只能用5-6年。兹以前一情况计。
    ⒅每条用布24尺,一般可用10年,有小孩的只能用5-6年。兹以前一情况计。
    ⒆以两个计,用布8尺,一般可用6.7年。
    ⒇一条可用一年,无用布量,兹以1尺计。
    [21]一条用布2.3尺,可用34年。
    [22]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年》,中文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2007年,第25-26页。
    [23]光绪《松江府续志》卷9《建置志》“公建”条。
    [24]1860年的全国平均消费水平见前。我们把上述结果与华北农民的消费水平作一简单比较。据徐浩的研究,清代北方农民衣被的年消费量水平相当抵。如直隶望都“居民率衣土布,自织自用,只取其蔽体御寒,不求华美。寻常衣服,棉改袷,袷改单,敝而后已,虽褴褛之衣,方作鞋履之用,不肯轻于一掷”;山西孝义“乡民则布絮缕缕,终岁不制衣者十室而九”;五台“农人夏一袷,冬一袄一裤,商贾隆冬走山谷,布袄之外,袭老羊皮马褂,士类一棉布袍,一棉马褂,无衣裘衣帛者”。华北农家平均棉布消费量,徐氏估计为土布5匹左右,亦即人均1匹(转引自张研:《清代农家收支研究》,刊于《古今农业》[北京]2006年第1期)。
    [25]何惠明主编:《松江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1年,第956页。
    [26]1匹标准土布=3.6337平方码(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第209页),1平方码=0.8306平方米,因此标准土布1匹=3.0182平方米。
    [27]我国在1953年开始实行纺织品限量配给制度,行用了将近30年的布票到1983年才废止。因此1978-82年的松江人均纺织品消费量较低,是可以理解的。1983-86年间人均纺织品消费量没有增加,原因大概是当时化纤布比棉布更受欢迎(或者说更为“时兴”),而化纤布的使用年限比棉布长,因此人均纺织品年消费量也没有出现增加。
    [28]范濂:《云间据目钞》,收于《笔记小说大观》,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3辑,卷2。
    [29]John Barrow:Travels in China,the second edition,London,1806,printed for T.Cadell and W.Davies,in the Strard, P.P.572.
    [30]食物消费的水平,见李伯重:《“乡民们吃得不错”——十九世纪初期松江食物消费水平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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