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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佚简两通

http://www.newdu.com 2018-01-12 关东学刊 宫立 参加讨论


    蔡元培一生社交广泛,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蔡元培全集》总计收录蔡元培的书信多达1825封,高云叔、王世儒编的《蔡元培书信集》收录蔡元培的书信增至1872封。《蔡元培书信集》的编者在后记中说,“《蔡元培书信集》一书虽然已经整理出版,但是蔡元培著作、书信等的搜集、整理,尚未完全结束,必定还有相当的数量散存于个人或机构之中,今后仍然希望海内外热心之士留意搜集、抄赠或将信息函告中国蔡元培研究会,以便继续进行搜集与补充的工作”1。柳和城、钱斌、江小蕙、周雷鸣、陈伟欢等研究者在《蔡元培全集》和《蔡元培书信集》的基础上,又找到了蔡元培给个人(吴稚晖、王佐、陆费逵、舒新城、蒋梦麟、江绍原、徐宽甫、傅斯年、朱宇宙)和机构(教育部、马相伯先生纪念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厅)的信若干封。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民国旧期刊,在1931年的《山东教育行政周报》第161期上找到《蔡元培函谢赠国文教学概况》,实为蔡元培的一封佚信,照录日下:
    仙槎吾兄厅长大鉴:
    惠书并《国文教学概况》一册,敬悉。国文教学,在今日诚为问题最多困难最著之科目,范围既广,选择教材甚不易易。欲求美善之标准,自不能不先有周密之调查与批评。贵厅先其所急,条举许多问题,分发各校,征求其教学实况,以作改进之计,规划宏远,搜罗美备,蔚为巨帙,洵足应教师之急需。批读之余,曷胜欣喜。专此鸣谢,顺颂
    政祺
    蔡元培敬启 十一月十三日
    何思源,山东省菏泽市人,著名教育家,字仙槎,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8年——1937年间,时任山东教育厅长。蔡元培信中提到的《国文教学概况》全名是《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1931年10月由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印,何思源为该书作了序,讲述了这本书的编写缘起及其意义,他说“吾国今日之国文教学,必感受困难与分歧,如根于定义之转变,则旧文学应如何选取成问题;为求新旧文学之联合,则新旧文学之分量的分配成问题;为求中外文学之沟通,则选取外国文学亦成问题,且因教材不同,而教学方法亦须讲求其适合实际情形,学生为益最多者。窃有鉴乎此,故条列问题,发送各校,征求各校国文教学之实况以供研讨,今各校所条答者汇刊于此。其中可参考之材料既多,而于教学法之讨论,尤为详切。且各校条答,每多独到之语,足以互相参证。教国文者,若能逐条研究,取长补短,则为益必多,兹足贵也”,“国文之在今日,既当新旧之交替,复值中外之折冲,应有以环接古今,先培其根本:交换中外复繁其荣华,宗旨既定,方法斯立。然后于中小学培养其风气,师范中端正其师表。国文之前途,庶有望乎。此刊之行,原乎斯旨,本广益于众思,庶集腋以成裘。”2从蔡元培给何思源的这封信也可以看出,蔡元培对国文教学问题是很关注的,对《山东省县私立中等学校国文教学概况》的出版也是持肯定和赞赏态度的。此外,《蔡元培书信集》中还收有蔡元培1936年10月30日给何思源的信。
    笔者在1933年7月8日出版的《华年》周刊第2卷第27期读者来信栏又找到蔡元培致《华年》记者的一封佚信,照录如下:
    华年记者先生大鉴:
    迳启者,贵周刊第二卷第二十五期,有《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真相》一篇,对于六月十六日《时事新报》所记鄙人谈话,纠正六点,鄙人完全赞同。先生疑《时事新报》所载谈话,非鄙人意见,深佩先生之明察。该报所载,不但非鄙人之真意见,而适为相反。此次协会,凡对于我国学者征集论文筹垫旅费等事均由中央研究院办理,鄙人在研究院的立场,而发表谈话,乃如《时事新报》所载者,岂非言行不相符?犹忆十五日有两位通信社记者来访,谈及太平洋国际协会事,某记者陈述其意见,注重于帝国主义御用团体及东三省问题等,意颇不平;然是抽象的而非具体的。最后征询鄙人意见,鄙人告以此等团体,吾人固不能有何等奢望;然我国学者与邻国学者有交还智识之机会,终是美事。且我国学者乘此机会,表示我等工作之成绩,亦足以渐移世界学者轻视之旧习,而不至时作越俎代庖之野心。又藉此联络感情于国交上亦未尝无间接之益云:鄙人尔日谈话,所能忆及者不过如此。不意第二日见《时事新报》所载,于鄙人前日所说者,并未照录;而别有一番议论,全为鄙人所未想到者;不知是某记者个人之意见,抑或闻诸他人,而误以为鄙人之谈话耶?是日林语堂先生即与鄙人谈及此事,鄙人告以全非真相。本拟驰函更正,而为他事所擎,未暇著笔,及十八日而杨杏佛先生之变作,遂无暇想及此事矣。
    承先生提醒,谨以真相奉告,如蒙采如下期贵刊中,不胜感荷。专此
    并祝著绥。
    蔡元培启 七月一日
    据《蔡元培年谱长编》1933年6月16日记载,“据上海《时事新报》本日载称: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年会将于本年8月在加拿大举行。蔡元培先生不赞成我国派遣代表参加。指出:该会第三届年会在日本京都开会时,‘日人公然宣称日本之于满洲,犹英国之于印度,此等论调,置我国于何地!’又如第四届年会时,‘我国代表有涉及东北……战争者,日本代表即以退席为要挟’。‘故此种团体,于我国最少毫无意义。’”3为此,身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的潘光旦在1933年6月24日出版的《华年》第2卷第25期发表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真相》,他在这篇评论的开篇写到,“这一篇谈话究属能不能代表蔡氏的真意见,我们很可以怀疑。这期间有两层理由。一则因为所叙的种种和事实颇有出入,而蔡氏是一向极能够尊重事实的一位学者。再则蔡氏自己是该学会中国分会的名誉会长,要是会务不孚众望,他可以设法来把它改正,决不至于先向社会揭穿。但无论是不是蔡氏的真意见,社会上既有这种错误的意见在那里流行,我们稍知该学会的内容的,自不能不为之补正。”4蔡元培在《华年》上读到潘光旦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真相》后,于是给《华年》周刊的编辑写了这封信。最终,胡适、张彭春、陈岱孙、陈衡哲、刘湛恩、何永佶、梁士纯、吴贻芳等十五人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1933年8月14日至26日在加拿大的班夫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会议,会前,“中国分会照例需要四处筹措代表的旅费,此次国防设计委员会为中国代表垫付了旅费;金城银行赞助了中国分会支付给总会的会费美金1500元”5。
    无论是潘光旦、林语堂还是蔡元培,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的会员,他们之所以对《时事新报》刊载的虚假的蔡元培谈话格外关注,主要是因为当时国内舆论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存有质疑和责难的声音,最大的原因似乎是在它不能产生什么具体的对于中国有利的结果,但正如陈衡哲和潘光旦所言,“这个学会的性质不过是限于交换意见,而意见的交换又是一件微妙的事体,谁都是不容易断定它的失败或成功的”6,“如果我们不汲汲于一时的功利,我们相信此种讨论、交谊、与研究的功夫是不落虚空的,因为它们可以增加民族间的同情,可以促进问题上的了解,而同情与了解便是解决一切纠纷的先决条件。”7
    笔者也期待更多的有心人能将散落在民国旧报刊上的蔡元培书信搜集与钩沉出来,因为对任何一个现代作家、学者的研究,如陈子善所言,都必须建立一个文献保障体系,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在不断发掘、整理的基础上,编撰一部更为完备的《蔡元培书信集》,这是蔡元培研究文献保障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注释请参考《关东学刊》2016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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