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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方学术文化活动的社会环境 对于南朝出现的学术文化总结活动，金克木先生进一步追问道：“为什么在王朝本身很不稳定，南方和北方分治的情况下，帝王有那么大兴趣提倡这些?这不能用帝王的个人心理和思想作解说，也不能把王朝的更迭作为文化的要因。六朝并无文化大变革，倒有武装冲突和杀戮。在那时，战争频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官僚文人虽能连在几朝做官却也纱帽不稳随时会被杀，这些人为什么热心著这类书总结文学艺术历史?可见必有客观历史原因和动力，以致不得不如此，才能形成潮流。”(18)他的追问涉及了文化活动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问题。这是需要讨论的。的确，自东晋中期开始的书籍整理与文化总结活动得以长时间持续进行必定是与社会环境有关系的。 金克木先生对这个时代的概括是“战争频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这是长期以来研究者对这个时代的普遍认识。这个认识已经构成了我们思考很多问题的前提。但是，这个传统认识其实是有很大片面性的，当时人并不是这样认为的。跨越宋、齐、梁三朝的沈约在《宋书》卷五四“史臣曰”中对扬州有这样的描述： 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 按沈约的描述，除了晋末“孙恩寇乱”这一短暂时期外，南方的核心地区扬州社会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沈约在“史臣曰”中还特别提到了元嘉之治：“自义熙十一年司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他在《宋书》卷九二《良吏传》序中又说元嘉之治： 太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傜，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 按此，“兵连不息”只是“自兹至于孝建”，即元嘉二十七年(450)到孝建(454-456)时期，只有几年的时间。关于萧齐，萧子显在《南齐书》卷五三《良政传》序中说：“永明之世，十许年中，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及建武之兴，虏难猋急，征役连岁，不遑启居，军国糜耗，从此衰矣。”萧齐存在时间较短，只有二十三年，近半时间社会也是安定的。关于梁代，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回忆道：“于时朝野欢娱，池台钟鼓。里为冠盖，门成邹鲁。连茂苑于海陵，跨横塘于江浦。东门则鞭石成桥，南极则铸铜为柱。树则园植万株，竹则家封千户。西赆浮玉，南琛没羽。吴歈越吟，荆艳楚舞。草木之藉春阳，鱼龙之得风雨。五十年中，江表无事。”(19) 众所周知，东晋有门阀士族之间的荆扬之争，宋齐宗室诸王之间动辄兵戎相见，但根据当时人的描述，这些局限在特定地区且持续时间较短的政治冲突对整个社会的扰动并不大。在很多时候南方社会是安定的，并非一直是“战争频繁，兵荒马乱”。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南方社会之所以安定，除了内部少有长期持续的动乱之外，也与外部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当时北方并未能够对南方构成很大的威胁。 关于这一时期的北方历史，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胡汉关系。就研究胡族汉化而言，关注胡汉关系自然不错，但是如果回到历史现场观察当时的政治形势，就可以发现胡汉关系并没有那么重要。永嘉之乱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0)，留在北方的汉族政治军事力量主要就是散布在各地的坞壁主。坞壁主通常互不统属，各自为战。他们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虽然可以抵御一些零星的滋扰，但没有力量抵御强敌的进攻。《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元海入都蒲子，“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晋书》卷一○二《刘聪载记》：“遣粲及其征东王弥、龙骧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轘辕，周旋梁、陈、汝、颍之间，陷垒壁百余。”《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石勒“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又“南寇襄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面对胡族军队的进攻，大量坞壁组织如同秋风落叶一般迅速陷落。 坞壁主不仅不构成对胡族的威胁，甚至还是各胡族可以借用的力量。《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元海命勒与刘零、阎罴等七将率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唐长孺先生分析说：“这些垒壁是被击破了，然而垒主的地位却没有变动，他们接受汉的官爵，成为汉的将军、都尉。”(21)坞壁主又得到了征服者的任命。这种情况可能是普遍的。《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置守宰以抚之。”《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恪进兵入寇河南，汝、颍、谯、沛皆陷，置守宰而还。”《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暐遣抚军慕容厉攻晋太山太守诸葛攸。攸奔于淮南，厉悉陷兖州诸郡，置守宰而还。”《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使慕容农略地河南，攻廪丘、阳城，皆克之，太山、琅邪诸郡皆委城奔溃，农进师临海，置守宰而还。”各胡族政权单靠本族的力量，难以有效控制地方，所以每攻下一地，往往只能是“置守宰而还”。这些“守宰”恐怕多数就是当地的坞壁主。《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记尚书左丞申绍上疏称：“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将之间，或因宠戚，藉缘时会。”申绍所说的“匹夫兵将”，可能就是指这些坞壁主。 从总体上看，十六国时期主要的政治军事冲突都是发生在胡族与胡族之间，前赵为后赵所灭，前燕为前秦所灭。淝水之战后，同为慕容氏的后燕灭了西燕，而给后燕以致命打击的则是鲜卑拓跋部。除了东晋刘裕先后灭南燕、后秦外，直到439年北魏灭北凉最终统一北方，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胡族政权多是为另一胡族政权所消灭。胡族与胡族的冲突是这一时期北方历史的主线。对此形势当时人是很清楚的。《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王猛临终前)，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陃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 王猛忧虑的是苻秦内部的其他胡族，这是隐患，必须小心对待。到苻坚发兵前，苻融出面阻止。《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载： (苻融)泣曰：“吴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忧，非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 与王猛一样，苻融也是对前秦内部的其他胡族不放心，以为内忧未除，不宜与南方开战。《苻坚载记》末附《苻融传》记：“及淮南之败，垂、苌之叛，坚悼恨弥深。”淝水之战失败后，北方大乱，各胡族纷纷复国，正反映了北方内部的胡族问题的确还没有解决。直到北魏时，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宋书》卷七四《臧质传》：元嘉二十八年，拓跋焘围臧质于盱眙城内，焘与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这虽然是外交辞令，但也反映了北方内部胡族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彼此并没有融为一体。 关于北方胡族之间的关系，前辈学者早有注意。陈寅恪先生说：“北朝民族问题极为复杂”，“问题的发生不仅在胡汉之间，而且在胡人与胡人之间”(22)。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在北方现实政治中，胡族与胡族的矛盾是主要的问题，而胡汉关系只能是第二位的。田余庆先生论及前秦形势说：“在前秦统治的时候，北方远未成为稳定的地区，由北方统一南方的历史前景并没有真正出现。”(23)本文所要强调的是，不仅在前秦统治的时期，而是在整个十六国北魏时期，北方都不具备统一南方的可能，原因就在于胡族内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以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更无力统一南方了。这是东晋南朝之所以能够获得长期和平环境的重要因素。 长期的和平环境不仅造成了南方的学术文化繁荣，也影响到了社会风气。《宋书》卷七六《宗悫传》：“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宗)炳素高节，诸子群从皆好学，而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24)宗悫的例子反映当时社会存在着重文轻武的风气。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说：“东晋以来士大夫惟以谈义为事，不习武备。”(25)此种风气反映在官制上就是所谓“南朝武位不逮文职”(26)。 应该说，侯景之乱的发生是具有偶然性的，最终酿成大祸而无法阻止，其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梁军事上的脆弱应该是最直接的原因。对此当时人以及稍后的人都有认识。颜之推后来在北方回忆南方社会情景称：“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纠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歕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27)前引《哀江南赋》紧接着“五十年中，江表无事”之后，庾信又说：“王歙为和亲之侯，班超为定远之使。马武无预于兵甲，冯唐不论于将帅。岂知山岳闇然，江湖潜沸。渔阳有闾左戍卒，离石有将兵都尉。”当时人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战争发生。徐陵也说：“昔我平世，天下乂安，人不识于干戈，时无闻于桴鼓，故得凶人侯景，济我横江，天步中危，实由忘战。”(28)唐初，姚思廉在《梁书》卷五六《侯景传》中说：“先是，丹阳陶弘景隐于华阳山，博学多识，尝为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化作单于宫。’大同末，人士竞谈玄理，不习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阳殿。”李延寿在《南史》中有如下一段文字：“侯景起于边服，备尝艰险，自北而南，多行狡算。于时江表之地，不见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释教，外弛藩篱之固，内绝防闲之心，不备不虞，难以为国。”(29)他又说：“是时梁兴四十七年，境内无事，公卿在位，及闾里士大夫莫见兵甲。贼至卒迫，公私骇震。”(30)亲历侯景之乱的颜之推、徐陵以及唐初的姚思廉、李延寿都认识到了问题之所在。正是由于存在着长期和平的环境从而导致了“不识于干戈”“不习武事”。不过，他们都是着眼于梁代，如果从更长的时段看，这个问题早就存在。 总之，长期的和平环境既造就了东晋南朝学术文化的繁荣，也促成了重文轻武社会风气的形成。影响所致，南方政权在军事上不堪一击，而军事上的失败又使得南方学术文化繁荣的局面不得不中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