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担任文史栏主任期间，夏鼐深感“来稿不少而可采用的来稿太少，拉稿不易而退稿更难”。由于退稿，可能会“得罪”投稿者。坚持半年以后，他只好辞职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夏鼐文集》（全五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去年出版发行。这套全集是在2000年出版的三册本基础上增订重编的，收录的夏鼐先生论著文字从141篇150万字，增加到213篇220万字，篇数和字数都增多50%。修订后的全集囊括了夏鼐半个世纪的中文论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为推进中国考古工作全面发展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1930年夏，夏鼐由光华附中高中毕业，放弃免试升入光华大学本科的机会，报考了燕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结果都被录取。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就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9月6日，夏鼐抵达北平，进入燕园开始了大学生活。1931年下半年，夏鼐又转学至清华大学历史学系，师从陈寅恪、钱穆、雷海宗、蒋廷黻等教授。
    当时清华校内有一份重要学生刊物——《清华周刊》，上至总编，下至发行，大都由学生担任。该刊是很多清华学子发表学术论文、书评译文、诗词小说等著述的重要园地。1932年初，夏鼐在《清华周刊》发表第一篇文章《言语和中国文字二者起源的比较》（载第37卷第1期），该文系林语堂著作的译文。翻译此著作，夏鼐自有一层深意，他在“译者附注”中提到，“因为它可以指示我们一个研究国故的新方法，并且可以破除那种中国文字创始于‘伏羲画卦’‘仓颉造字’的荒唐神话，所以特为译出”。同时他将“其中有些术语及专有名词”，“一一注释在下面”，又反映了他对国内外语言文字学著作的熟悉。
    1932年5、6月，夏鼐作《秦代官制考》一文，重点讨论了“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如何制定了它的官制，以求适合于这一新的使命”。该文以《史记》中的材料为主，考证了秦代的三公九卿、博士等中央官吏、武官、郡县官吏，阐明秦代官制的来源和作用，最后认为秦始皇所创的官制，“为后世所仿袭，历千余年而不衰，直到西洋的资本主义国家，用铁舰大炮击破了中国的闭关主义，中国的官制，才有根本的改革”。该文既有史料的详细考订，又对历史的长时段进行宏观思考。对于大学二年级的夏鼐而言，能写出这样有分量的一篇大文章，实属难得。该文投稿至清华周刊社，于1933年初在第38卷第12期刊载。
    正是因为向《清华周刊》投稿的缘故，夏鼐与时任该刊文史栏主任的吴晗相识。1932年11月24日，夏鼐与吴晗第一次见面，谈及现代史学社之事以及明清史的学术问题。次年2月22日，吴晗动员夏鼐接替他担任文史栏主任，夏鼐因自己人际关系不广、不会组稿等，加以婉拒。后经时任周刊总编辑马玉铭和吴晗的一道劝说，夏鼐也就答应下来。
    夏鼐担任文史栏主任期间，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审稿、校对及退稿。他在审稿中，表现了深厚的知识积累、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准确的把握能力。夏鼐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对稿件的审阅情况。经过审阅后采用的稿件，夏鼐的评论亦精准、到位。牛夕（张杰）的《西周官制考略》，认为该文“搜集材料颇勤，方法亦正确。盖吾人如欲研究西周制度，非以金文为主，而以《诗》、《书》为辅不可。《周礼》伪书，不可用也”。辰伯（吴晗）的《汉代之巫风》，认为“此篇虽以《汉代之巫风》为题名，而仍以西王母故事为主。虽篇幅不多，而功夫自见，可以采用”。孙毓棠的《西洋封建制度的起源》，认为“在中国研究西洋历史有种种困难，故罕佳作，此篇叙述尚流畅，条理亦清楚，可以登载。但在理论方面并未见深刻”。
    审稿时，如果感到拟采用文稿的部分内容尚有可商榷之处，或致函作者，或加编者按语。例如，1933年3月15日，夏鼐审阅辰伯（吴晗）的《读史杂记：明史》，即感到“辰伯君专治明史，此篇寥寥十条，然非多读书而精读者不能下笔。虽所举多细节，然具见苦心。……其中甘苦惟身经其境者始能知之，不足为外人道也”。又感到“惟此篇之划分方法未见佳。校记之编次或依原书，或分种类，此篇最好采取后法，以示典型的误错，将来成为专书则应该用前法”。于是写信将此意告知吴晗。第二天接吴晗复信，信中说“来示指出弟文编次不当，卓识精见，语语自学问有得出，清华园内治此，惟兄与弟二人，鲰生何幸，得拜面鍼”。夏鼐又作“编者案语”，依前函之意提出商榷。
    吴晗一文，后刊于《清华周刊》第39卷第3期（1933年3月29日出版），该文从缺佚、误文、套句、重出、互异、矫诬、事讹、简略、偏据、舛套十个方面，指出《明史》的“疏漏”之处。夏鼐在文末“编者按”中说：“辰伯先生治明史有年，此文虽仅涉及校勘学一方面，数量上仅寥寥十条，然颇多创获。用力之勤，令人拜服。惟篇中将明史之误，分为十项，各立名目，并系以例证；分合编次，似尚可斟酌。鄙意以为本篇既将明史之误，依其性质而分类，则性质相似者，应并入一类，性质大同小异者，可并入一纲，而分为二子目，然后各系以例证，以示各种‘典型的错误’（Typical Errors）。如是则本篇后段，可分为四纲、九子目。”“四纲”即“脱落字句”、“疏忽致误”、“考据不精，仍前之人误而未改”、“体例未善”。“私意以为如此分类，较原来十项并列，不相统属，似为稍胜。不知辰伯先生亦以为然否？”此按语，不仅反映了夏鼐治学的谨严，也表现了他商榷问题时谦虚的态度。
    此外，夏鼐在此期周刊的“编后”中说：“本刊第三九卷已经出了第三期，编者到这个时候应当说几句话了”，“我们惟一的希望，就是希望本刊本卷尽量地‘学术化’”；“关于文史，在理论方面，作者应当有自己的新进解，切勿抄袭前人之言”；“考据，这是研究史学一种必须的工具……我们认为考据并不是史学最终的目的。史学研究是多方面的，绝不是单方面的。考据不过其中一种工具而已”；“科学对于现代中国是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应当努力研究，介绍”；“各派的主义，苟无关于政治的活动，离开宣言标语式的鼓吹与呐喊，仅作学术上的研究者，这种稿件，我们也非常欢迎”。可以看出，“学术化”是夏鼐所坚持的一项重要的办刊标准。
    《清华周刊》第39卷第8期（1933年5月8日出版）又出“文史专号”，刊有钱穆、顾颉刚、朱自清、郑振铎等人文章。夏鼐在“编后”中，指出此期刊物编次的准则，以及各篇文章的“亮点”，“这期的编次，是依时代的早晚为准则的；始于周前，而迄于清末。中计讨论先秦的文章凡五篇，占了最大的多数”，“名为文史，是为‘亦文亦史’而言。就本期内容观之，文史二项皆具备了”。他希望读者读了钱穆《战国时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说》之后，“能引起剧烈的讨论”，又指出顾颉刚《五德终始说残存材料表》“继续他的前次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的名著《五德终始说》而作，其名贵可想而知”，郑振铎（署名“西谛”）《姚梅伯的“今乐府选”》“尤为难得”，“这篇短文，阐明历来传说‘今乐府选’有五百卷说之非当，复进而讨论此书好处和坏处，实启示我们喜欢研究中国旧曲人不少”。夏鼐不仅对该期历史类的文章评论得当，亦能阐发文学类文章的学术价值。
    在担任文史栏主任期间，夏鼐深感“来稿不少而可采用的来稿太少，拉稿不易而退稿更难”。由于退稿，可能会“得罪”投稿者。坚持半年以后，他只好辞职不再继续干下去了。
    在此期间，夏鼐也在《清华周刊》发表了多篇有分量的文章。《宾辞数量限制说之批评》（载第39卷第4期）一文，表明他对逻辑学也下过工夫。《〈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订误一则》（载第39卷第7期）一文通过比证相关材料，指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的一条误论，文末的“作者附识”详细阐明了写作这篇文章的两点目的：一是重新评价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和琦善的“形象”；二是“指示史料鉴定的必要及其方法”，认为“我们如果想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则非先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不可。用谨严精密的方法，细心来搜集和鉴定史料，然后才能做综合的工作，将组织完美的历史显示于一般读书界”。《魏文侯一朝之政治与学术》（载第39卷第8期）一文是对于钱穆“战国史”课程中“井田制”意见的讨论，文中详细分析了魏文侯时代的社会风俗、学术特点、政治情形，指出“井田制的废除”是当时“社会上的重大变迁”，“不可不详细叙述”，“这件事普通一般人以为商鞅开始做的，但实际上商鞅以前已遭破坏”，进而从“公田的废除”、“爰田制的施行”、“开封疆阡陌”三个方面加以论证，认为“商鞅在秦所行的新法，是仿法魏文侯的。魏文侯时封建制渐坏……所以阡陌也成为累赘物”，“商鞅开阡陌，不过是把这方法搬到秦国来实行而已”。《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资料》（载第39卷第11、12期合刊）一文系翻译皮克著作，夏鼐在“译者附言”中提及今后的中国史学界必将用较多的精力研究近代史，以及新史料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作用。
    自《清华周刊》第40卷起，夏鼐虽然不再担任文史栏主任，但他被聘为“校内特约撰述人”，之后他也有文章在该刊发表。夏鼐曾对社会科学理论十分关注，在就读于燕大社会学系时以及转学清华历史学系之后，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现代社会学名著。他的《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载第40卷第5期）一文在详细介绍奥本海默的国家起源学说之后，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论断，对其学说进行了批评，并指出国家的起源“不一定由于暴力的侵占，有时是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且又不一定是一种族对于他种族的征服，而可以是社会内部分裂的结果”。《洋书辨伪》（载40卷第9期）一文是对W.F.Mannix的Memoirs of Li Hung Chang加以“辨伪”，从“编著者的人格之不可靠”、“著作传授来源之不足信”、“书中所载事实之错误矛盾”三个方面来“检讨这书的真伪”。《二程的人生哲学——读〈宋元学案〉札记之一》（载第41卷第1期）一文“专就二人的人生哲学方面来讨论”，从“程明道的‘物来顺应’”、“朱熹批判程明道学说”、“程伊川的严肃主义”三个方面展开具体的论述。
    夏鼐在《清华周刊》所发表的文章，表现了他学识的渊博和治学的谨严。夏鼐治史，精于考据，而又不限于考据。他不仅对上古时期的“井田制”、中古时期秦代的官制、宋代思想学术、中国近代外交史等有所研讨，也认真研读过逻辑学、社会学理论名著并能提出自己的观点。针对当时的史学流派及学术界流行的治史方法，夏鼐则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治学方面，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在担任文史栏主任时，亦提倡一种坚持“学术”的严谨学风。
    考察夏鼐的学术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一直坚持勤奋读书、善于钻研、勇于挑战、自强不息的治学精神，同时极力提倡一种严谨求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夏鼐之后发表《新获之敦煌汉简》等闻名史坛的“历史时期”中国考古学研究著作，与他在清华期间养成的扎实、严谨、科学的史学方法和治学精神是分不开的。他后来主编《考古学报》、《考古》时，切实担当主编职责，十分重视审阅来稿、校阅样刊，细查纠正，一丝不苟，有时也以撰写“跋”、“读后记”、“编者按”等形式提出不同意见或新的问题。1984年，他在《回顾和展望——〈考古〉二百期纪念》一文中又明确强调“实事求是、认真负责、保证质量”的办刊方针。《考古学报》、《考古》成为国内乃至世界学术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刊物，与夏鼐等老一辈学者的勤恳工作、甘于奉献是紧密相联的。
    夏鼐作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对新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以身作则，为中国学术界树立了良好的学风。今天的研究背景和学科发展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夏鼐所坚持和倡导的谨严学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夏鼐在《清华周刊》所发表的论文，均已收入《夏鼐文集》。研读《夏鼐文集》，对于重温夏鼐的学术经历，学习和研讨夏鼐的学术观点和理论思想，回顾和梳理近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均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